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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國攝影家來中國拍些紀實照片并不難，難的是大半輩子都來拍中國，從未停歇。法國攝影家馬克·呂布就是這樣的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中國仿佛是他的一位“哥兒們”，令他惦念。他自己也說過——“地方就像朋友，你會常想去看他，了解他的變化，知道他的近況，在六、七十年代，我常去中國大陸、越南、印度，這些地方都經歷著重大的歷史變化。我的自然反應就是回去看看，事先不會想碰到什么事，對驚奇，我們不能預存成見”……

▲馬克·呂布肖像，肖全拍攝

文 | 蕭沉

在攝影上，馬克·呂布厭煩的第一個字眼兒是“巧合”。對于能獲得一張完美的照片，他并不認為攝影師靠的是運氣，所以他說“我不喜歡巧合這個字眼，讓人以為是偶然的”。馬克·呂布只強調攝影師的“好奇心”和照片能給讀者帶去的“驚奇”，他六十年代跑到越南去拍越戰，就是抱著強烈的好奇心；來拍中國也如此，甚至還有一個更為簡單的原因，就是——他比較偏愛“動的東西”，因為動態的人物與情景變化多端，具有豐富性與不確定性，很有趣，因此他說“我之所以去中國大陸而不去澳洲，只因為我覺得中國大陸動的多一點”。

馬克·呂布厭煩的第二個字眼兒是“客觀”，并認為“不論在攝影或其他事情上，都沒有客觀這回事”。他有一句名言說得好：“我們不是握著機器的機器”。但有意思的是，他同時也反對帶有主觀成見的攝影，并以為“攝影是一種日常小工作，但要以狂熱去從事，要保持好奇，為了滋養它，必須切斷與居住地的某些關聯，因為這些關聯常是成見的來源。一有成見，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兒童看得最真切，所以不識字的人所見過的事/都記的很清楚”……

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馬克·呂布所說的主觀“成見”更多其實是“道德”意義上的，他反對攝影師在拍攝之前、通過間接的介紹或宣傳材料便對拍攝對象先入為主地產生“是非觀”，比如對某個被攝人物的認識與判斷，在攝影師尚未見過或接觸過此人時，即使你所獲悉的那人的信息是戰犯或殺人狂，也請忘記。另外，有人或許會問：既然他討厭“客觀”，為什么又說“我認為攝影的角色在記錄發生的事，不加表演”呢？

他這樣說，我以為并不矛盾，因為攝影師在面對被攝對象時，是需要對其保持客觀與尊重的；而主觀選擇卻不可避免，所以，我們看馬克·呂布的照片，基本是抓拍，很少干預被攝對象。個別照片即便是他提示被攝人物移動了位置或姿態，也不是“表演”——“我讓他演的仍在他自己的環境，他自己這個人物之中”。

馬克·呂布厭煩的第三個字眼兒是“見證”。他從不認為自己所拍的紀實照片是見證歷史，并說“我一點也沒想去見證世界，我到世界各地去，或應該說去繞繞地球，我做的是很簡單的事，不能用這些堂皇的字眼兒……自以為在為歷史提供見證，完全是一派胡言，一張照片并不比任何一個人在公共汽車里隨便說的一句話更重要。我們拍攝的只是些細節，是這個世界的一小角而已。即使把許多細節拼起來，也不能產生一個觀點，更不是一種價值判斷......我認為絕對不可背架相機到處逛，就說是做見證，要擺脫這個念頭”云云。

我覺得馬克·呂布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想表達他看待紀實攝影的一種心理態度和思想境界。不過，無論主觀客觀、紀實攝影的“見證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照片一不留神便起到了“見證歷史”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好呢？他評價布列松的攝影時，已透露了他自己其實并不拒絕使照片能夠“見證歷史”，甚至以為照片能夠“見證歷史”是至高無上的——“只有他一個人（布列松）的作品，能稱得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見證，正因為他從未想做見證”。

馬克·呂布厭煩的第四個字眼兒是“情感”，他之所以反對攝影師在拍照時過多投入主觀的情感色彩，其理由是——“現實里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情感，何需費事讓人注入情感”。是的，他先前所說的“狂熱”激情，其實是強調攝影師對攝影所應抱有的熱愛與敬業精神，并非是指攝影人對客觀被攝對象的情感投入。盡管他贊揚布列松的偉大“是他對這個世界的熱情使他的作品豐富博大”，但布列松的“熱情”是宏觀意義上的，而具體到每一幅照片的拍攝，卻是客觀的、冷靜的、美學的；這一點，馬克·呂布并未看錯。

當代中國的紀實攝影家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或多或少皆受過馬克·呂布的影響，這主要是因馬克·呂布拍攝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紀實照片數量很大，中國攝影人看著親切，于思想立場、主題內容、攝影技藝、視覺審美等方面也較易認識與理解。

是的，馬克·呂布的照片不僅為五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留下了異常經典豐富的歷史圖鑒，也間接影響、培養、教育了眾多中國攝影人投身到偉大的紀實攝影中。由此，我們真該向他深鞠一躬！今日中國（甚至一直以來），攝影人對自己這個國家與民生雖然僅存一孔沉默觀看的權利，但只要有人在不斷觀看，歷史在未來便會自己說話，說真話。

本文來自于藝術國際蕭沉博客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