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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育部責令整改后，清遠市某中學的初一學生領到兩本英語教材。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一位自稱是該校初一英語老師的網友“我愛老師110”在天涯發帖，圖文并茂地展示了上述滑稽一幕。

事情起因，是清遠、河源的教材更換決定。2014年7月初，兩市教育局先后貼出教材選用情況公示，決定用人教版替下使用了七年的仁愛版。此舉招致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的舉報。

教育部不久通知：兩市行政干預教材選用、違規更換，應予糾正。仁愛版105936冊英語課本在新華書店前停留兩夜后，如愿以償送到了兩市學生手里。

吊詭的是，雖然拿到了仁愛版教材，但“教育部沒有指示如何處置開學第一天發放至學生手中的人教版教材”，于是十余萬名學子人手兩本教材。至于教學時該用哪一本，沒有任何一方告訴學校。至今，清遠市田家炳實驗中學的學生上課依然使用“違規選用”的人教版。

這不是偶發事件。

2010年，安徽省五地市學期中途更換學生教材。

2011年，黑龍江省三市多年使用未獲批教材。

2013年，海南省教育廳更換中小學教材。

……

更換風波背后，折射出自2001年教育部啟動教材多元化改革以來，所伴生的教材選用亂象。

2001年，全國教材市場大門洞開，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單位、團體和個人編寫教材。這項舉措最初希望打破人教社“一統天下”的壟斷格局，以無形的市場之手激發教材“百花齊放”的競爭活力。推行至今，極大地豐富了中小學的課堂內容。但在教材編寫、審查、選用過程中，也出現了某些亂象。

甚至，一些潛規則滲入到教材市場，它們就像教材圈子的生物鏈，一環扣一環，形成一座座灰色的高墻。墻內，每一個參與者彼此心照不宣，在默默遵守游戲“規則”的前提下，為教材展開一場場攻城略地的較量。

楊英所在的出版社被無情地排擠在墻外。在她看來，因為隨著市場的異化，教材漸成一片江湖，不遵守游戲規則者，似乎難以存活。

若不是教育部一紙責令，清遠與廣州教材的對接計劃還將繼續。今年暑假，清遠市決議將初中物理、初中化學、小學英語、初中英語、高中英語5個學段的教材全部替換為人教版教材。給出的解釋是：“按市政府關于廣清一體化的戰略要求，我們計劃教材將分步實現與廣州的對接”。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廣東省江門市。去年7月，江門決定將市內184所中學使用的仁愛版初一英語教材悉數更換，被教育部連夜叫停。

在這幾起事件中，仁愛自稱“受害者”，矛頭指向違反教育部通知擅自行政干預教材更換的各市州教育局，以及它的出版社競爭對手。

“對這個事情，教育部和省教育廳都已經定性了，我們就不好再說了。”一開始，江門市教育局黨委副書記黃明亮對教材一事有些回避，但說到仁愛，黃明亮卻似乎來了底氣，“把仁愛教材替換成外研版的，是因為前者有硬傷。”

黃明亮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該市2011年和2012年英語中考成績表，120分的滿分卷，平均分為59分和65.5分，優良率僅19.6%和21.74%。江門市教育局認為，成績差和仁愛版英語教材有很大關系。

“仁愛版初一英語課本從26個字母開始零基礎教學，而江門小學三年級就已開設英語課，這等于到了初中又重復小學階段學過的內容。到了八年級，仁愛英語課程難度突然增加，當事校方表示學生難以適應。”黃明亮這樣解釋。

于是，在該市于2013年6月19日舉行的“2013年秋季初中英語教材選用工作會議”上，7名初中英語教材選用小組成員一致舉手表決，贊成“廢掉”仁愛版英語教材。

黃明亮拿出當天的會議紀要，上附有7人親筆簽名。此后該局把做法上報給省教育廳有關部門備案，“廳里有關部門負責人并沒有持反對意見，相當于默許了。”

但顯然事情的發展證明，上級主管沒有站在江門這邊。

業內人士王華難以理解。他認為江門基于教學考慮更換教材，無錯可言。

清遠市教育局也不認為本市更換違規：教材選用履行了評審、投票、公示、報省教育廳批準等程序，每一學段安排9名選用評委，除高中英語外，其余各學段參會人員全票通過，完全符合教育部教材選用的有關規定，經得起教育部檢查。

雙方各執一詞，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誰又是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似乎難以厘清。

幾乎同時，仁愛所卷入了另一場風波。

“英語課本里竟有活頁廣告，介紹錄音帶、語法講解、點讀筆、英語字典……這些產品均由課本的出版單位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研發。”一條憂心母親的帖子，自2014年9月開學季伊始，在網絡上掀起風浪，至今未歇。截至發稿前，仁愛所以各種理由“婉拒”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2014年11月26日，廣州市北京路新華書店教材專柜前，一位家長在幫孩子買教材。五花八門的教材讓學生和家長有些無所適從。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幾年前，教育部曾做過一項有關教材選用情況的調查，發現有的地方教材選用委員會幾年沒開會。

當地方行政干預教材選用已成常態，這就像一個狼來了的故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高凌飚說，選用委員會形同虛設，“領導說用哪個，就是哪個。”

課改之初國家的預想是，由縣區一級教育行政部門或學校選用教材。但這招致各地市教育局的非議，他們提出，如果各個區（縣）用不同的教材，整個市不好做調研。逐漸地，區縣一級的選擇權被架空，主要是地市教育局說了算。

“到最后就是一兩個人說了算。”蘇教版科學教材副主編盧新祁說，決定權把控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有關負責人手中。

一般是教育局分管中小學的領導，比如基礎教育科，而紙面上規定有權選擇教材的選用委員會最終流于形式。

有了不透明的選用制度做保護傘，出版社將公關對象鎖定在地方教育部門中“能拍板的人”，各種公關手段擺在明面上。

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前，一些出版社隔個一兩年就組織省里頭能說得上話的人去旅游，近則省內，遠則中國香港、海南、臺灣，日本……

聽說某市教育局副局長的母親生病住院，某出版社發行人員趕緊登門，日夜守候病床前悉心照料。如此各種故事在各地真實上演。

以至于在2009年，教育部做關于全國教科書質量水平的調查也僅限于內部。“不敢公開，這一公開有些出版社勢必跳出來加緊公關。”高凌飚說。

按照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中小學教科書選用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選用委員會由課程教材專家、教研員、中小學校長和教師組成，一線教師不少于一半。但江蘇教育出版社科學教材副主編盧新祁卻担心放開后，出版社可能派大量的人去公關老師。

在美國，負責選用教材的教育委員會成員囊括各界人士，包括教育官員、教學專家、社區領袖、校董、校長、教師、學生、家長等，同樣也是教師比例最高。他們通過公開遴選產生。而后，由教育委員會建議選用的教材，必須公開展示，并舉行公眾聽證會。

連續幾年，教材出版業都躋身于“中國十大暴利行業”排行榜。

據業內人士透露，全國中小學教材的總碼洋（定價總額）每年在300億元左右，教輔書總碼洋每年在600億元左右，再加上試卷等有關費用，這是一塊市場價1000億元的美味蛋糕。

正因如此，新《辦法》比過去新添了一條“情節嚴重、涉嫌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為了讓教材選用更加順利，出版社需要“能說話的人”。而這個角色往往由教研員扮演。

教研員是學科教學中的骨干分子，同時身處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可通過其在當地省市的人脈，幫助出版社教材擠入當地教學用書目錄，是出版社打開市場的重要棋子。

游離在行政與學術之間的雙重身份，使之成為出版社教材編寫組成員的完美選擇。

鄂教版科學教材編輯向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般情況下，20個人左右組成的編寫組里，成員絕大多數是各省級、地市教研員，少數大學學科教育研究專家，只有三五個是一線教師。

“教材主編一般是高校中權威的學科專家、有一定知名度，可能是教授，甚至是院士。很多主編只是掛個名。”向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般情況下，執行主編才是真正的組織者。

業內人士王華說，“教材編寫是有圈子的。”

“說好聽些，編寫組成員叫利益伙伴，說不好聽點，就是利益團體、小圈子。”曾參與過某次教材編寫的李東說，圈子外面的人很難進。他就因不是“圈內人”，名字被悄悄從編寫人員名單中抹去。要知道，編寫人員可以根據發行量和出版社談報酬。

但更多時候，一些一線老師甘當無名“寫手”。“這里頭是有利益交換的，教研員和寫手教師之間心知肚明。”李東透露，教研員因頻繁活躍在評優課、說課評比、教師職稱和榮譽稱號的評審席中，對一線老師的晉升可施加影響。

“到最后，就是一個草臺班子，不可能有高質量的東西出來。”李東說，編寫是教材生產的第一步，一旦摻入利益，覆水難收。

如此一來，書本中出現錯誤亦不足為奇了。2006年，某地方出版社小學課本被發現有六十余處錯誤，某中央級出版社語文教材上：“韓愈生卒年顯示他只活了15年”，“課本插畫上，戰國時代的荀子‘穿越’到了漢代，看起了紙質書”……

2014年11月26日，廣州北京路新華書店內，教材專柜雖然面積不大，但頗受人關注。小小一本教材，卻幾乎與每個中國家庭相關。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2011年，依據新修訂的課程制定標準，全國小學英語26套教材進入初審。兩年后，也即2013年3月，全國小學英語教材初審告一段落：19套進入復核，4套需要次年重新送審，余下3套不通過。某省出版社的一套英語教材被刷下。

3月20日下午3時55分，一條短信發至該省教育研究院教學教材研究室原英語科主任黃云的手機：“我社的教材今年一定能進入目錄，請您一定放心！”

該套英語教材沒有通過初審的消息，在圈內已是眾所周知。對方這么說的底氣從何而來？這讓黃云頗有些疑惑。

待到4月中旬，所有參與初審的專家再次被召集進京，對教材進行復核評審。一位當時參與評審的專家事后告訴黃云：原先的19套變成26套，增加的7套正是當初“生死簿”上已畫叉的教材。

雖然這名專家還是一一投了反對票，但無法阻擋7套教材“咸魚翻生”的腳步。該套英語教材從教育部初審“死亡名單”中“復活”了。

組成中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成員們，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從學科專家、中小學教研人員及中小學教師中選拔產生，任期四年。

按規定，委員們組成一個信息庫，每年參與審定的委員從信息庫中隨機抽取，不對外公開。

可事實上，“抽取并不是太隨機。”一位不愿具名的審查專家說，往往“審查還沒開始，大家就知道名單了”。這是業內公開的秘密。

因此每年3月或9月，正值教材編寫申請立項，出版社就拿著還未送審的教材，上門拜訪委員“求指導”，或者請委員講課。

“委員不能白干活，捎個禮品，給點辛苦費，在業界稀松平常，但并沒有明碼標價。畢竟是搞學問的，談價錢有辱斯文。”鄂教版科學教材編輯向春說。

有錢還不見得能辦事。“走關系，要靠熟人，不熟委員都不搭理你。”人教社某教材編輯劉勇說。這些劉口中的熟人，大都是編寫組的主編。一般情況下，請哪位委員“看教材”，“表示多少合適”，這些出版社都會一一詢問主編，甚至拜訪委員也需要主編開道引薦。

未被公關的委員的確有。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材審查專家說，他也曾多次接到出版社請求“拜訪”和講課的電話，每一次都回絕。

小小的教材審查圈，已然形成一套運作有序、成熟的潛規則。潛規則之下，“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被無情打破。

“我的教材質量高，但還是怕你走關系。”向春說，圈內人心里普遍筑起這樣一道防火墻。盧新祁就深有感觸。

2001年，新一輪教材立項申請在全國鋪開。曾主編《自然》的盧新祁希望沐浴著改革的新風，編一套高質量的新教材。次年，他的教材很快由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遞交立項申請，與此同時省內競爭者還有另一家出版社。

當時盧新祁并沒有嗅到風險，反而覺得勢在必得。誰知，立項階段就被刷下。圈內人告訴他，“你們出版社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從編寫、立項到審查通過，公關的作用逐步凸顯，它直接決定一本教材的生或死。它的花費自然也不小。”鄂教版科學教材編輯向春說。

正式印刷前，一本書的成本至少在一兩百萬，甚至可能三四百萬，其中編寫者的來回吃住費和稿費均是小頭，公關費占了絕大頭。

公關大戰的背后，拉扯出的是一條交織復雜的地方保護利益鏈。

2014年9月，仁愛所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宣稱，雖然清遠教育局振振有詞，但更換教材背后，是赤裸裸的地方利益保護。

“為何更換后得到使用的教材，都是地方出版單位‘租型’教材？”仁愛所負責人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質問。在清遠，原計劃替代仁愛英語課本的“人教版”是廣東省“租型”教材。

何為“租型”？課改前，人教社編寫的教材是國家唯一指定教材，受生產能力所限，為保障每年9月學生開學能拿到書，人教社就將教材的膠片“租型”給各地出版單位，后者則委托地方出版社印刷，由新華書店獨家配送。而各地出版單位只需按照教材總碼洋（定價總額）的3%-4%向人教社支付“租型”費，余下96%-97%全收入囊中。

“如果某個出版單位獨攬某個省教材發行，那么一學期教材的總碼洋有十幾個億。”一位教材審定專家說，這么肥的市場，各個地方都想實現壟斷。

果不其然，教材市場放開后，各地地方出版單位想盡辦法保留“租型”。他們冠之以“招投標”的新名，要求教材出版發行機構由競標方式產生，未中標的出版社，繼續走“租型”的老路。

金鐘罩有了，各地方于是迅速劃分領地。

2013年，江蘇連云港市突然決定將一直使用的蘇教版科學教材換成湘教版，得知消息后，江蘇教育出版社緊急前往連云港“做工作”。

“畢竟是省里頭的自家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后來蘇教社還是守住了連云港。”該出版社科學教材編輯馮宇說。

“地方保護主義、利益集團等多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夾雜其中，導致今天教材之亂局。”高凌飚認為，這個問題要解決，絕非教育部門一家的事。

教材市場亂象，早已不僅是教育問題。

（文中楊英、李東、劉勇、向春、王華、馮宇、黃云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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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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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