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海商 江南的產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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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館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弦,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這種直言無忌的批評,令那些引導皇帝四處巡

游的佞幸們懷恨在心。

更為棘手的是,那些佞幸們都想搶奪平定寧王叛亂的功勞,策動武宗任命安邊伯許泰為總督軍務總兵官,平露伯江彬為提督軍務,太監張忠為提督策劃機密軍務,查勘宸濠反逆事情,太監魏彬為提督,兵部侍郎王憲督理糧餉,前往江西征討。行至半途,獲悉宸濠已被活捉,佞幸們為了搶奪戰功,秘密奏請武宗親征。武宗也想乘此機會顯示自己的殊勛,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后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欲往江西御駕親征。朝廷大臣極力勸諫,一概不聽,甚至杖死了幾名勸諫的官員,一意孤行。

這就使得王守仁的處境極為不利。江彬、許泰等先領兵由大江至江西,入居南昌城中,散布流言誣陷王守仁“始同宸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宸濠以脫罪”,欲一并逮捕王守仁“各為己功”。 那些佞幸們“既聞公已擒宸濠,甚不喜,蓋不以擒叛為功,而以不待上親征,輒擒(宸)濠為擅”。王守仁正由南昌前往廣信途中,太監張忠竟然要他把宸濠釋放到酃陽湖,等待皇帝來“親擒示武”。他據理反駁:“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誰敢以叛藩戲?”不久,他在杭州對御用監太監張永說:江西人民久遭宸濠茶毒,經受大亂,又遭旱災,困苦之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形成土崩瓦解之勢,然后再來平定,就困難了。張永頗以為然,回應

二《別景·奏歐四》 四《明)王守仁:《奏聞藏濠偽迪檄榜碗(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五日)》《王文成全書》卷十

@(明)黃縮:《陽明先生行狀》。《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附錄六·世德紀》。③ (明)徐開任;《明名臣言行朵)巷五十《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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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此番前來專為鉗制那些佞幸,欲從中調護,默默軸佐壁上,并非掩蓋你的功勞。王守仁隨即把宸濠交給他,押赴朝廷論處。。

王守仁回到南昌,從容應對張忠等率領的京兵、邊兵的騷憂搶掉。出榜宣告:“北軍南征,跋涉數千里,勞苦萬狀,我民念其來為我,直客事之,毋有所慢。”并且設宴犒勞將士,將士喜嘆:"王都堂好官,我等條何受人嗾,辱好官耶?”@張忠等見軍士不肯侮辱王守仁,且思北歸,不得不班師回朝。

江彬、許泰、張忠圖謀奪功,誣陷王守仁“將叛逆”。張永洞悉彼等陰謀,發誓說:“王都御史乃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天理何在?我若不為一明其冤,何可當也?他日朝廷有事,何以使臣子之忠?”回京復命時,當面向皇帝說明王守仁盡心為國盡忠之功,以及江彬等人意欲加害之意。不久江彬等人果然誣陷王守仁“無君欲叛”,武宗不信,說:“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你等如何好這等說!”@

因為這樣的關系,武宗皇帝打算破格冊封他為伯爵--新建伯,由于突然駕崩,來不及付諸實施。世宗皇帝即位,召王守仁人朝接受宴賞,六月十六日下達圣旨:“昔能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④六月二十日,王守仁奉旨啟程。不料遭到內閣輔臣反對,暗中指使言官制造輿論,借口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舉行宴賞之事。王守仁行至中途折返,請求回鄉省親。十二月,大行皇帝喪禮過后,世宗皇帝冊封他為新建伯,賜與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

①(明)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附錄六·世德紀》。② (明)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③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三十《南京兵部尚書行實·王守仁》。

④ (明)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附錄六·世德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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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1522),父親王華故,王陽明辭官回鄉丁憂守制。伴隨染譽而來的,是一片妒忌與誹謗之聲。一些言官迎合內閣大老之意,老酒重彈“勾通宸濠”,又搞出新花樣,攻擊他的學術是“偽學”。雷禮寫道:“嘉靖元年,丁父優,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眾。科道官迎當路意,首以為學劾之。服闋,例該起復,輔臣忌其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禮部尚書席書為疏,特薦守仁及石淙楊一清,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后見一人,曰王守仁。時江西輔臣(楊廷和)嘗有私憾于守仁,乃密讒于上曰:守仁將宸濠妃二人取歸為妾。致上疑,以沮其進。”@嫉妒其才高望重,權臣們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無端捏造娶宸濠妃子為妾這樣的謊言,來阻止他的復出,不免令人想起南宋時,詆毀朱熹為“偽學逆黨”的佞幸們,為了敗壞其名聲,居然捏造“納其尼女”(娶兩個尼姑為妾)的謊言。手段盡管卑劣,目的還是達到了。王世貞對此感慨系之:“守仁優居,而從游者益眾,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寧王府)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莢其不勝而背之者。”“張岱也說:“守仁故以才略為王瓊器任……用是,其形跡不能無疑于士大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益蜂響丑詆。至謂守仁陰附宸濠,莢不勝而后背之者,至請黜守仁爵。”@誹謗王陽明暗中依附宸濠,串通謀反,畢竟毫無事實依據,世宗皇帝雖然有所動搖,鑒于他“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不敢貿然取消他的封爵。但是,當他丁憂守制期滿,輕信內閣輔臣之言,遲遲不讓他起復。

污蔑陽明心學為“偽學”的急先鋒,就是因大禮議而得寵的宵小之徒桂萼。毛奇齡寫道;“時上議大禮,張(璁)、桂(萼)之徒如霍韜、方獻

(明)黃館:《陽明先生行狀》(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附錄六·世德紀》② (明)王世貞:《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傳》,《國朝獻征錄》卷九。③(明)張岱;《石通書》卷一百三十(王守仁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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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朱子“早年未定之論”;所謂“終同”,就是朱子晚年定論,已經兼受陸子之學。鄧志峰提及此事時指出:元明之際,學術上逐漸有朱陸合流的傾向,“在這股潮流中,活躍在成、時代的程敏政尤其值得重視。此人不僅在理學上的見解影響甚大,他的作品《道一編》他為真德秀(心經》所作的附注,都對朱陸合流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程氏《心經附注》旨在發明朱子之心學多引程子之論。盡管仍未超出朱學范圍,但對心的關注使其影響自不可小覷。《道一編》則明標*朱子晚年所以兼受陸子之學,誠不在南軒、東萊之下’,力主'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把二人不同的觀點看成是"早年未定之論’,開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的先河。”@由此可見,朱子晚年定論云云,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經學史上的學術問題,桂萼把它上升為政治問題,企圖證明王守仁是“偽學”、“邪說”。皇帝接受了這一指責,下令禁止傳播、學習,理由是蒼白無力的。

4.漫長的昭雪之路

統治者總以為動用政權力量打壓一種思潮或一個學派,立刻可以收到萬馬齊喑的效果。其實不然,一種思潮或一個學派一旦為人們所信仰,它的生命力強大無比,決非政權暴力所能消解。陽明心學就是如此。門人為他編撰的年譜,記錄了門生故友對他的追思,以及對朝廷禁令的蔑視,讓人們看到了不屈服于威權高壓的希望之光。一些文人與官員并沒有被皇帝“重治不饒”的警告嚇倒,依然我行我素,令人敬仰,也令人五味雜陳。讀者諸君不妨耐心閱讀以下的記錄:

嘉靖八年(1529)二月四日,陽明先生的靈柩運抵家鄉余姚,弟子門人為他舉行祭奠儀式。

① 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318-

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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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終于以極高的規格得以平反昭雪,朝廷以“學術純正”“紹堯孔之心傳”,洗劇了“邪說”、“偽學”的誣謗;以“勛名嫖烈”“追呂伊之懿績”肯定了冊封伯爵是應得的獎賞。人們認為,按照陽明先生對于孔孟之道的貢獻,理應給予更高的榮譽:從祀孔廟。隆慶元年(1567)六月,禮科給事中趙乾、御史周弘祖題請已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大理寺右丞耿定向也題請王守仁從祀孔廟。皇帝命禮部集議,禮部尚書高儀把商議結果上報:“薛瑄相去百年,輿論共服;王守仁尚近,猶恐眾論不一,宜會官集議,以俟圣斷。"①

隆慶二年(1568)五月,朝廷追錄已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也就是說,王守仁之子王正億可以承襲伯爵,子孫世世相傳兩年后,皇帝又賜與鐵券,券文寫道:“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朕甚憫焉。因念勛賢,重申盟誓諸語。"@

既然是“兩間正氣,一代偉人”,耿定向提出來的從祀孔廟,應該是順理成章之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不久,徐階致仕,繼任內閣首輔的高拱對王守仁并無好感,此事自然不了了之。到了萬歷元年(1573),張居正取代高拱出任內閣首輔,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官員們陸續上疏提議王守仁從祀孔廟。浙江巡按御史謝廷杰在奏疏中主張“崇祀大儒”,在他看來,“孔孟周程之后所謂大懦,未有過于守仁者也”。先前廷臣屢次請求王守仁與薛瑄從祀孔子廟庭,薛瑄已經得到朝廷允準,而守仁仍然“欲待事久論定”,結果是“遲而未決”。原因何在?“不過疑守仁之學專主尊德性,與朱熹之道同學不同而已”。他認為這個理由是不能服人的,因為“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公學而公言之,則其議論固自不能無

@《明實錄·明穆宗實錄》卷九,隆慶元年六月丁未,

Φ 《明)吳瑞登;《兩朝憲章錄)卷十九,隆慶二年五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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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奉圣目: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題復照先年例,敕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諸臣,各直抒所見,核議以聞。奉圣旨:從祀重典,著各該懦臣及九卿科道,從公品駕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據手本,該科道諸臣疏言: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吳仲韶,布衣胡居仁,陳真晟、王艮等,并令從祀。部復:照前例行各該衙門一并擬議具奏。奉圣旨:"是,欽此欽遵。”看來事情比想象的復雜多了,除了王守仁、陳獻章,還提出了章懋、蔡清、鄒守益、吳與弼、羅倫、吳種韶、胡居仁、陳真晟、王艮等九人,似乎過于寬泛。陳于陛則主張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人,“皆無愧于從祀”,仍然有點寬泛。不過他對于陳獻章、王守仁的品騭還是公允的。

關于陳獻章,他說:“獻章之學,以致虛立本,以主靜養為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忍之則,以無所安排、自然應用為實得。蓋始嘗求之圣賢典訓,而無所湊泊也。然后舍煩之約,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真見心體隱然,參前倚右,日用應酬,闔辟卷舒,無不自得,庶幾乎圣人之道知而好,好而樂者也。”

關于王守仁,他說:“守仁之學,以圣人為必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謂圣,以萬事萬物之理皆不外乎心。其致良知之說,大意謂:心之本體即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人能實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天下事雖千變萬化,以此應之,更無遺缺滲漏。其道明達而易簡,其工夫直截而灑脫;其文又取之《大學》、《孟子》,而稟裁于靜虛動直,大公順應之指,于圣人之道可謂識其大矣。”

他的結論是:“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樹標幟于獻章之后,而擔荷甚重。獻章之遇詘矣,然實啟關鑰于守仁之先,而造詣最醇。今遺書具存,諄諄乎仁義忠信之談,娓娓于子臣弟友之際,其于弘闡圣教,醒寤后學,為效卓爾。世之譏獻章者曰“偏于靜’,譏守仁者曰“偏于知”。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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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陸九瀾、楊簡之緒而近禪。臣以為非篤論也……使二臣得事圣門,方且蹦游夏而希回賜,向疑于一從祀載?”@陳于陛是篤信朱子學的,以為朱子學是正學,如欲垂范天下,非朱子學不可,能有如此境界極力主張陳獻章、王守仁從祀孔廟,實屬難能可貴,也可見當時輿論在這一點上也已取得共識。

其中最有影響的莫過于耿定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耿定向向皇帝呈進長篇奏疏,主張王守仁、陳獻章應該從祀孔廟。關于王守仁,他說:“守仁之學,措之行履,信在鄉邦;發之事業,功在宗社。臣不具論。乃其講學淑人,單揭要指曰致良知。夫曰良知云者,即孔子之所謂仁,是人之所以生者也。本諸身,而能視能聽能言能動;顯諸倫,而為忠為孝為弟為信。是非淑慝,靈昭不昧,乃蒸民之所同具,無圣凡古今一也,特有致有不致耳……皇上今綏其猷,此非千載一時哉!臣等集議咸切切焉。皇上俎豆守仁于孔廟之廡者,非曰祀其人已也,蓋藉此以樹杓的。將令天下臣庶率由于其道也……蓋守仁從祀之舉,蓋彰明道術之微機。化成天下之上務也。顧往往請者數矣,間有異議者,或膠于言論意見之異同。而未求諸心;或眩于傳聞疑似之群吠,而未核其實耳。”關于陳獻章,他說:“若獻章,當訓詁汩溺之余,名理棼呶之日,而學以靜觀默識為務,以致虛立本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直明懿之履,抑可謂乎醇者矣。昭代學術反約而求諸心,不為口耳支離之鶩者,實其開先也。”他的結論是:“若王守仁、陳獻章二臣者,其議祀已久,輿論已孚,伏乞敕下該部先行從祀,庶令后學知所向往。”②

耿定向早在隆慶元年就提出過這一問題,過了十多年再度提及,他感受到“異議”壓力之巨大,即他所說的“或膠于言論意見之異同”,“或

《明)陳于陛:《議從祀以崇圣道疏(萬歷十二年九月)》《萬歷疏鈔》卷三十五。② (明)歌定向:《議從祀疏(甲申左院草)》,《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二。284

眩于傳聞疑似之群吠”。這次依然如此。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給禮部尚書沈鯉,要他召集廷臣集議,廷臣意見分歧,難以取得結論。幸虧內閣首輔申時行及時插手,才促成此事。申時行在看到耿定向奏疏時,就向神宗皇帝遞上奏折,支持耿定向的意見。他向皇上分析說,王守仁的思想出于《大學》和《孟子》,陳獻章的思想出于宋儒周敦頤、程顆,并非自創一個門戶。因此他認為,王守仁和陳獻章從祀孔廟,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他在題為《遵明旨析群議以成盛典事》的奏疏中說:“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或又訾詆守仁,議者紛紛,迄無定論。今該部巍復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為未盡也。彼訾詆守仁、獻章者,謂其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圣,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祖述經訓,羽翼圣真,其自創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為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后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圣門者,豈必著述而后為功。夫圣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并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辯,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隙,今并祀學宮,朱氏之學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弊,沉痼久矣!今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圣化豈不大有裨益乎?"①

① (明)錢一本:《萬歷邸抄》,萬歷十二年甲申卷,十一月庚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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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時行并非偶臣,也沒有徐階那樣的王學背景,這篇奏疏卻寫得氣勢如虹,邏輯嚴密,極具說服力。神宗接到他的奏疏,為了開創不同于張居正的新局面,不等禮部上報集議結果,就依據申時行的建議下達圣旨:“皇祖世宗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與陳獻章、胡居仁既眾論推許,咸準從祀孔廟。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實,操修經濟都是學問,亦不必別立門戶,聚講空談,反累盛典。禮部其遵旨行。”1其后又有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大理寺少卿王用汲、光祿寺丞李禎相繼詆毀王守仁,都遭到神宗嚴詞批駁:“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神宗對他們的批駁還算客氣的,這些人反對王守仁從祀孔廟,極盡詆毀之能事,言論相當尖銳。例如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在奏疏中說:“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后儒之誤。守仁言良知,俱系邪說,系新學惑世誣民,立于不禪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似之行。功已成而議者不休,骨已朽而忿者愈熾。工于護短,巧于盜名,終日招朋聚黨,好為人師,而忘其身之可賤。乃稍知廉恥之士所不肯為,后人效之不為狗成,則從鬼化。”@通篇都是人身攻擊,用謾罵取代說理比當年的桂萼有過之而無不及。神宗寬大為懷,只給了他降三級調外任的處分,以示警告。這些小插曲已經難成氣候,王守仁從祀孔廟已成定局。

王守仁的昭雪之路,以從祀孔廟而達到高潮,可謂功德圓滿。

毛奇齡對此頗為感慨,發了一通議論,頗能令人深省,值得一看。他說:“今陽明事功則直是三代以后千百年一人,即令無學,亦既在孝悌忠信正誼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學復如是,雖使親入圣門,亦應不出由賜下,而只此從祀一節,尚齟齬論辯,謬之謬矣。史稱,神宗定從祀,有

①《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一百五十五,萬歷十二年十一月庚寅。2 (明)錢一本:《萬歷邸抄》,萬歷十二年甲申卷,十一月庚寅。③ (明)錢一本:《萬歷邸抄》,萬歷十三年乙酉卷,三月,謫唐伯元條。286

"王守仁有用道學’一語,真圣人之言。宋學惟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為圣學輕事功之言……陽明龍場節操總廢,何況事功。"有用’二字,非深知圣學者烏能言之。間嘗嘆陽明一生,其事功學術每敗于宵人,而成于圣人。世宗、穆宗已定勛爵,而神宗復表其學術。今世宵人其姐齬者不乏矣,順治末年,竟言王學非宋學,然其合圣學安在?賴世祖皇帝有言:“守仁之學,有似孟子’眾便翕然。”他特別提到,陽明先生逝世后,各地為了紀念他,先后建立書院七十五所,祠堂四百二十所,感嘆道:“若夫門人相繼,總屬善類,雖學問各出,或不足以導揚師說,而攻者如彼,歸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斯可見。”②

誠如毛奇齡所說,從晚明到清初,對于王學始終有譽有毀。作為學術爭議不足為奇,但是,為什么學術的是非功過一定要由皇帝來當判官,一錘定音?難道學術就是政治,或者等而下之,不過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皇恩浩蕩再次降臨之際,人們不禁要追問:對中國以及周邊國家影響幾個世紀的“陽明學”,和先前的“朱子學”一樣,都曾經受到政治權力的粗暴干預,被誣為“偽學”,這是為什么?張岱的話是發人深思的:“(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行,而人猶營天下無學術矣;平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猶訾天下無事功矣。讒口濤張,易白為黑,陽明先生猶不免,而況其他乎!”@令才子張岱深深感嘆的是,陽明先生事功與學術兩者都如此杰出,在明代無出其右者,仍然不免于誣陷--“讒口濤張,易白為黑”,何況其他人!人們有必要追問一句:癥結究竟何在?

① (清)毛奇齡:《王文成傳本》卷二。② (清) 毛奇齡:《王文成傳本》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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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明) 張岱:《石匱書》卷一百三十《王守仁列傳》。

強動電書張貴、雄祖、李廷相,御史王廷相守中,少卿李開先戴佛.調制經,司業王間祖大計罷不緣復進"。在夏言看來,減賢彈動初中權臣,引薦“偽學小人”,顯然是“肆意安言,變亂邪正”。王鼗當然不是“偽學小人”,班如陽明學說并非“偽學”“邪說”。黃宗魏把王酸與王守仁的師承關系,比輸為楊簡與陸九淵的關系:“先生(王畿)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陸九淵)之后不能無慈湖(楊簡),文成(王守仁)之后不能無龍溪(王畿)以為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于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王門弟子中,最得老師心傳的當推王畿,直到八十六歲去世之前,始終致力于講學,光大師門學說。

王畿,字汝中,號龍溪,紹興府山陰縣人,弱冠之年得中舉人。此時,陽明先生在姚江倡導良知之學,士人們驚駭不已,他欣然前往受業,與錢德洪成為及門弟子。人試禮部不第,焚毀京兆所給路券而歸,毅然放棄舉子業,只求卒學于師門。一年后大悟:“'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明年復當會試,陽明命他前往,他不答。陽明解釋道:“吾非欲以一第榮子,愿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樸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無逾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王畿于是遵命前往應試。他與妹婿錢德洪都通過了禮部考試,鑒于對時局的不滿,二人一致認為“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此后,他專注于陽明夫子之學,深得真傳,對于夫子的“四句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有獨到的領悟。錢德洪認為“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

①(清)萬斯同:《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戚賢傳》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二《浙中王門學案二·郎中王龍溪先生授》。③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六《道學·王畿》。④(明) 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六《道學·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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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他卻認為:“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休用感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語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感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叫服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物…“錢德狀表示反對:“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他圣定地主張:“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腳跟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潛于含詮,亦非善學也。”①兩人的爭論,顯然王畿略勝一籌,更符合陽明學說的本意。陽明先生一貫主張“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王畿所說的“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腳跟轉”,深得師門真傳。錢德洪所說的““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與“學貴得之心”有一段距離。

錢德洪不以為然,希望當面就正于老師。當時王陽明即將受命前往兩廣執行軍務,臨行前的晚上,師生三人在天泉橋上座談,于是就有了陽明先生一番宏論。他講了這樣幾層意思:

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

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筒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

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

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

①(明)王畿:《龍溪王先生全集》卷-《語錄·天泉證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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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中所見,我久就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藏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把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遭得眾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著執西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思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本無從按授。

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調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卻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①

看得出來,陽明先生對于兩位大弟子都很器重,不想輕易表態,分出伯仲,希望他們互相取益,相得益彰。但是,言談之中不免流露出高下之分:王畿屬于上根人,可以頓悟;錢德洪屬于中根以下人,可以漸悟。對于王畿所見尤為激賞,他自己早就想提出,恐怕人們不信,故而含蓄至今,想不到這樣的“傳心秘藏”,被王畿說破。這是何等高的評價!

王畿思想的精彩之處就在于,他始終堅信“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腳跟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于言詮,亦非善學也”。如果不能自證自悟,一味追隨前賢的腳跟轉,人云亦云,重復前賢的語錄,或者執著于師門權法,不敢超越,那就沒有發展,沒有創新,思想界豈不成為一潭死水!王畿在給友人的信中,一再強調這樣的思想:“若不是自已真有個悟人處,雖盡將先師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說,

道記)中為一段,今以層析之,便于讀者閱該。

中 《明)王徽:《龍溪王先生金集》卷-《語錄·天泉證道紀》。按:所引文字于《天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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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成剩語,班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于己也。諾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個關挨子,默默體低,方

得相應。”①

他所說的““自己真有個悟入處”,而不是“無得于己”,與陽明先生主張“得之心”是一致的。陽明的《《五經臆說)字》,用色與簽、醪與糟粕的關系作比喻,來說明如何看待五經,如果把捕魚的工具(簽)當作魚,把釀酒(醪)的糟粕當作酒,就不可能得到魚與醪。因此他說:“五經圣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同樣。對于他自己的學說,也應該如此:“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是亦筌與糟粕也。”?希望弟子們要有自己的心得,不要受他的“胸臆之見”所束縛,正因為如此,他把洋洋巨著《五經臆說》付諸“秦火”。杜維明說得好:“陽明所以不愿意公開他的《五經臆說》,一方面因為他心懷如此深邃的內心經驗,以至于他自己也無法用詞句恰當地表達出來;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教育哲學強調,每一個學生在讀經時通過體驗獲得的個人知識都是個人的。”@顯然,陽明先生不希望他的學生跟著他的腳跟轉,王畿是深知其中三昧的嫡傳弟子。

有鑒于此,清朝的四庫館臣對王畿的品評,如果不是出于偏見,便

是失之片面。四庫館臣說:“畿傳王守仁良知之學,而漸失其本旨。又

說:“王學末流之恣肆,實自畿始。《明史》雖收入《儒林傳》,而稱: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溪弟子’云云,深著其弊,蓋有由也。”所謂“漸失其本旨”,顯然與事實不符。至于“王學末流之恣肆,實自畿始”,頗有衛道士的陳腐氣息,從反面理解,恰恰是為思想解放推波助瀾。《明史·

①(明)王畿:《答李克齋》,《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九。

② (明) 王守仁:《《五經臆說》序》,《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二《外集四》。③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家》,第 167 頁。④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十八《龍溪全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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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言之鸚雞,與離獸何異?”他還認為,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文士,還不如農工商賈:"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于素餐,或華攀于刀錐之間,較量盜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這種觀點與后狼李贊何其相似乃爾!

在人們的眼中,追求“掀翻天地”、“打破牢籠”的王象,似乎有些狂他始終認為,“狂狷”總比“鄉愿”好:"狂者之意,只是要做還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回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恥不茍,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圣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行之,像了圣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像了圣人,混俗倉荒。”這樣的鄉愿,“既足以媚君子”,“又足以媚小人”。所以他寧愿做一個“行有不掩”的狂者,因為“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回護”,而不愿淪為“求媚于世”的鄉愿,即使它表面看來“完全無破綻”。理由很簡單:“吾人學圣人者,不從精神命脈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枝節,趨避形跡,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于鄉愿之所,而不知其可哀也。”②

這或許是“不從人腳跟轉”的王畿可愛之處。因此《明史·儒林傳》所說“其后,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溪弟子”,四庫館臣以為“深著其弊”云云④,都應從反面理解。也就是說,王畿以及那些“浮誕不逞者”,都在為思想解放推波助瀾,在歷史畫卷中綻放出不同尋常的奇異光彩。在正統派人士眼中,覺得非常異議可怪,是不足為奇的。從長時

①(明)王畿:《申約后語》,《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五。⑦ (明)王畿:《與梅純甫問答》,《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一。@《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儒林傳·王畿》。

④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十八《龍溪全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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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歷史眼光來看,振翻天地”“打破牢籠”,恰恰是他們最大的貢獻。李費對這位前雜推索備至,萬歷十一年(1583)十二月十六日,他獲悉龍演先生讓網,沒靈蔡楚,旅然嘆息:“先生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

理,黃金百煉,今其沒矣,后將何仰?"①

2.“六經皆注腳”的王艮

王門弟子之中,王艮是最為奇特的一人,他出生于地位卑賤的“灶了”之家,只在熟師那里識了一點字,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師從陽明先生以后,卓然成為大家,創立名聞遐邇的泰州學派,畢生“扁舟于村落之間”,為下層民眾授道解感,門人弟子遍天下。據袁承業所編《名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王艮的五傳弟子共計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進士為官者十八人,以貢士為官者二十三人,截人《明史》者二十余人,載人《明儒學案》者三十余人。“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袁氏慨嘆道:“心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心他的學生王棟這樣贊美他:“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在晚明思想解放的浪潮中,王艮是不可多得的推手。

王艮,初名銀,王守仁為他更名為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安豐場,是濱海諸多鹽場之一。。他從小就跟隨父親在鹽場勞作,

①(明)焦敗:《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郎中王公》。

448 頁。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47-

@(明)王棟:《會語正集》,《王一庵先師全集》卷上。

8泰州濱海鹽場有富安場、安豐場、梁垛場、東臺場、何垛場、丁溪場、草堰場、白駒場、角

法》,以及卷首(多言》。

斜場等,乾隆三十三年析置東臺縣后,鹽場劃歸東臺縣管轄。參看嘉慶《東臺縣志》卷十八《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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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8: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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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2016/11/22 上午 09:37:46 | 暫無
謝謝您的分享,很感動,也很讚賞您的正直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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