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要有豐富的文化構成

任何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對公眾負有責任的作家，在面對人民群眾發言的時候，在發表自己作品的時候，要有自己的文化修養。這種文化修養，同時也是政治修養，是一種世界觀。不僅在國境以外，也包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土地。

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今天，應該在世界哪怕一兩個角落，一兩個國家或民族，有自己獨特的觀察和知識。同時在中國的土地上，又有兩到三處像自己的根據地、堡壘戶一樣的真正基地。這樣才能使自己在踏出國門，或者說放眼世界的時候，有一種大致的獨立思考。這樣才具備總結自己獨特觀點的可能性。同時當面對中國土地的時候，能從自己熟悉的、可信任的、有深刻關系的、有情感的人民群眾那里，獲得可靠的觀點和信息。

這樣的知識分子，才具備寫作的基礎。這不光是對一個穆斯林知識分子的要求。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必須這樣。當然我們必須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具備這樣基礎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當然，這跟中國過去整個教育體系存在的問題，跟和這么多年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顛簸和不平靜都有關系。但我想在今天，在近30年以來，當全體人民都在一味學習英語，只崇尚歐美文化的風潮下，我們提出這樣一種對自己修養的要求，就更重要了。

我想再重復一遍：在世界上要對一兩個——兩個以上而不是“一”、因為單一的經驗可能導致偏狹———民族或國家有獨特的觀察和了解。在國內，也要在兩個以上不同文化、不同地區建立與自己的血肉關系。你了解它，它信任你，你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深刻的共同體的關系。你是能夠代表這個共同體發言的知識分子。在這樣豐富的文化構成基礎上，一個作家才可能建立像樣的觀點，才可能建立起自己對世界的觀察。否則，嚴厲地說，他是不具備寫作資格的，他的作品至少是不全面的，他甚至可能在散布一種有害的觀點。

必須說，今天，不光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世界上的知識分子，夠條件的人都不見得多。歐美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現在擁有在世界發言的絕對強權，他們的發言覆蓋世界，從政治觀點到文學作品，甚至強迫世界聽他們的聲音，但這并不說明最終歷史將證明他們是有力的和正確的。相反，最終歷史很可能會判斷他們的文學、觀點、政論、文章、以及作品實際上是膚淺的。因為他們并不擁有一個對自己的文化與政治思想的支撐。

面對這一盤巨大的歷史，由于年齡大了，又缺乏基礎，尤其沒有掌握當地民族語言，我只能望洋興嘆了。但我依然堅持多少學習一點梗概。而要深入了解，在這個領域做出一番事業，要靠年輕一代。

我們希望的，只是在這樣的思路上，抓住根本，修正偏差，糾正中國的畸形教育造成的大片知識空白、偏見、以及認知上的愚昧。

我為什么要脫離體制

脫離體制,應該說這是被動的。換個術語：背后有無形巨大的手的撥轉，才導致一切的結果。當然，也有自己體內血性的催動。

但在當時都有具體的原因。總之既是一個被動的選擇，也是一個前定的使然。自己天生的血統中肯定有這樣的一種基因，早晚我要走上這樣的一條道路。在當時，正團級的待遇、軍隊里最高級別的創作人員、受寵的精英作家、全國作家協會理事等等，也不用往上爬，只消閉上嘴對太壞的事能夠裝作沒看見———今天也就不是這樣的局面，所謂物質地位等待遇也會大大不同。但是我相信，如那樣我就不是我，人就不清潔了。

我們穆斯林一輩子只求要做清潔的人。心至少是清潔的。大多數人都會這么說，但不一定會這么做。但我們山東這一家人，幾輩人說得到做得到，因為我們抗拒不了體內血脈的沖動。

這是回族的一種驕傲的民族基因。就像歷史上，明朝的思想家李贄、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雖然他們都已沒有踐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但他們抗拒不了肌體內這種“異端的血液”。他們有抗拒一切不潔凈的沖動。所以李贄到了七十多歲，被關押拷打最后割喉而死，但在遺囑中留下的，卻是一種含混的、依稀兒時的埋葬記憶。海瑞，明清歷史上再沒有出過像他那樣的清官，還居然敢罵皇帝。他一輩子的行為，他清潔的精神，都是由于一種偉大的血液的搏動。

我們作為穆斯林，身懷這樣一種血性我覺得自豪。今天看來，當你拋棄了一部分東西時，也在收獲另外一部分東西。至于到底丟掉的多，還是收獲的多，因人而異見解不同。1989年我離開海軍時，當時相熟的作家中，今天沒有一個不是少將軍銜。但是究竟誰真正得到的多、誰更受到命運之神的寵愛?比比學到的真知，比比與人民的關系，我覺得我得到的最多，而不是他們。

我感謝前定，我感謝當年的勇氣，更感謝安拉在我的背上推了一把的無形之手。因為那一步，我既對得起作家的名字，也對得起穆斯林的稱號。否則我也可能會是一個庸俗的人，因為體制有最強烈的腐蝕性。我沒有莫名其妙的清高，我相信如果還在體制內，腐蝕一樣會來到自己身上。但是，1989年自己從那個臺階上跳了下來，現在看來一切都順理成章。

那以后，我必須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就像農民工到北京打工一樣解決生存的需求。在作協開會時，一個維族作家弄不懂我的方式，我告訴他：“你沒看見維族人在賣葡萄干嗎?我和他一樣。不同的是，他賣葡萄干，我賣散文。

1989年我只有41歲，到今天我已經67歲。這么多年，我不僅沒有窮困潦倒，而且在精神上也包括物質上，我富足而快樂。不僅沒有被缺少差旅費等束縛，而且整個中國乃至世界，只要興之所至，只要想去學習，我們就能自費前往。包括這次在馬來西亞，人們在猜是誰接待，而你很清楚我們堅持自費。我愈來愈看清楚了：一切都是預定——安拉不讓我當可笑的暴發戶，但卻一文不少地給了我吃飽穿暖、走遍天涯、幫助窮人的給養。

這一切，通過我們對身邊所有發生事情的認知，表述有信仰的中國作家并不都是金錢的順奴;我還進行了以《心靈史》珍藏版收入援助巴勒斯坦難民的天課行動。我和妻子以及最親密的戰友，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把自己著作收入的十萬美元，按照古蘭經關于施散者更要謙虛的教導，把它們手遞手地、謙卑而真心地放到了476戶親人的手里，那是我對金錢的一次暢快的論述：金錢，當它不以私有為第一原則的時候，人會獲得真正富足的感覺。而且那一刻，錢才實現了它的最大價值，當你手遞手地把它送給巴勒斯坦親人時，你會覺得這錢很可愛!

就這樣，由于從體制內掙脫而出，我不僅沒有窮困潦倒，而且在時時感受著富有。當然，這種深刻的富裕感，是一種穆斯林的幸福。在這過程中，我接觸到了體制外的含義。

1989年之后，我站到了體制之外，似乎體制也在對我孤立，什么學會、學報、出國、進修、評獎、“國家津貼”，各式各樣的便宜，都清除得干干凈凈。

那以后我憑借的東西只有一樣：文章的水平。如果不管因什么原因水平降低，我就會失敗而且招致嘲笑。如果失敗，以前一切清潔的選擇就似乎變成否定，因為這個社會唯以成敗論英雄。

我不愿讓自己的生命被嘲笑，我絕不能在最后讓人覺得：他多么可憐啊，窮困潦倒，連拉面都吃不起。我在和流行天下的價值觀，作一生的比試。我可以公開我的訣竅：我只有一條路，就是以學習保持水平。

世界上良知還是存在的，當你經過奮斗(jihad)完成了你的提高，寫出領先的作品時，不僅學術與文學的地位得以保障，而且面包也會有，牛奶也會有。我們要吃得溫飽、過得富足、還要拿出一部分錢財幫助他人———這種全面的富裕，這種體制之外的幸福，千金不換。

如果要我對年輕的回族知識分子說一句什么，我想說的唯一就是這一句：

作為自古就在體制外的回族群體的一員，警惕你對體制的夢想!有人說，體制是最大的“設立殼”、是最大的以物配主。從體制高層脫離的我，感到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當你的手指摸著鍵盤時，要記住最危險的就是歪著嘴摹仿體制內的腔調。靠取悅別人、學別人的腔調，獲得的所謂話語權可悲至極。它注定要失敗，因為，削尖腦袋往體制里鉆的過程，常常也是對伊斯蘭背離的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