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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亞太國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是日本海洋戰略的重點，包括南海主權聲索國、其他東盟國家和區域海洋安全合作機制等三個方面。

1.日本與菲律賓的海上安全合作

2011年第四季度是野田內閣“繁忙的外交季節”。2011年9月27日，野田首相與到訪的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發表以加強南海安全合作為核心內容的聯合聲明，同意將兩國關系提高到“戰略伙伴關系”，雙方確認“連接世界與亞太的南海極其重要，該海域的和平與穩定是國際社會共同的關注事項”，“擁有確保海上通道安全等共同的戰略利益”，強調“航行自由、無阻礙通商、遵守現存國際法及沖突的和平解決符合兩國及整個地區的利益”，為此要繼續進行兩國事務級海上安全保障磋商。“共同擁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觀，并作為自由而活躍的市場經濟國家共同發展”以共同的“戰略利益”和“價值觀念”作為支撐和維系雙邊合作的兩大支柱。日菲簽署《日菲安全保障合作聲明》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日方決定提供數百億日元貸款和10億日元無償資助，向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提供兩艘全長100米、1000噸級的巡邏船和10艘長40米、200噸級的小型巡邏艇，幫助菲海岸警備隊提高行動能力。 將日菲海洋安全合作及戰略伙伴關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菲加強海洋安全合作的戰略因素主要是都與中國存在領土主權爭議，其雙邊軍事合作、經貿往來、建設戰略伙伴關系的現實做法、基本動因、主要影響和未來走向主要有以下內容：

2012年，日本不斷利用“軍事手段”與菲律賓等國加強軍事聯系。日菲迅速落實雙邊海上安全合作的具體安排：將副部級政策協商升格為戰略對話，舉行第五次日菲外長+防長的“2+2”會議；推進防務交流與合作，實現日本海上自衛隊幕僚長（參謀長）與菲海軍司令互訪、海上自衛隊艦隊訪菲、建立兩國海軍參謀磋商機制；加強海警合作，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巡邏機將幫助菲訓練海岸警備隊、提高其作業能力；建立有關南海問題的情報交換體制，達成共享海上情報協議；在菲律賓建立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的基地港。國際媒體普遍認為，日菲加強海洋事務合作以應對南中國海問題、目標指向中國的意圖不言自明。 按照上述雙邊海上合作協議,2012年1月，日本第十一管區那霸海上保安總部所屬的巡邏機飛抵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國際機場，雙方就南海局勢交換意見，請菲海岸警衛隊隊員乘坐海保飛機體驗飛行，指導菲方人員收集海上信息以及“警戒監視”。 3月，日本政府正式決定通過政府開發援助(ODA)方式，在2012年度向菲律賓提供包括1000噸級大型巡邏船在內的多艘船舶，協助菲在與中國有分歧的南海海域加強海上控制能力。日本外務省承認，這是自去年日本政府決定放寬武器出口限制之后，首次向他國提供武器。4月16日，日本自衛隊首次參加美菲定期聯合軍演。5月18日，菲國防部長加斯明宣布：“日本正在提供援助，以(提升)菲律賓的海上能力”，將從日本采購10艘長約40米、排水量200噸的巡邏船，以提高在南海的“領土防衛”能力。菲海岸警衛隊司令埃德蒙·陳稱，這批巡邏船只將被分配給菲海岸警衛隊使用。 加強菲律賓羸弱的海軍能力有助于保護日本的海上交通線，能力提高的菲海岸警衛隊無疑也將幫助日本在南海監視中國，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處理方式可能暗示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態度。雖然日本明知這些艦艇不可能改變南海的力量平衡，但力圖借此喚醒菲律賓的海洋領土意識，提升菲律賓的海軍實力，幫助日本實現在中國南海的戰略目標，同時希望菲在南中國海部署更多可用的艦艇，使中國海監機構在東海與南海之間分散注意力。菲律賓信息署（PIA）網站5月27日宣布，日本海上自衛隊3艘訓練艦28日抵達菲律賓進行“友好訪問”。 當日出席在馬尼拉灣克雷吉多島舉行的會議，29日出席菲海軍舉行的歡迎儀式，還將訪問馬尼拉警察局、港口管理局、海關、海岸警衛隊和軍隊。日本軍艦此次訪菲一是表示支持美菲同盟，顯示美日海軍的戰略一致性，二是意圖打造與中國爭奪島嶼以及海洋主權的日菲同盟，進一步滲透南海。

日本利用中菲南海爭端不斷通過“軍事手段”與菲律賓加強軍事聯系，以進一步滲透南海。菲律賓雖極力遮掩，但日本3艘自衛隊軍艦前往馬尼拉“親善訪問”，其目的不言而喻。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日本担心自己在東南亞的地位受到威脅，因此一方面不斷加大對東盟國家的援助，另一方面盡可能地淡化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尋求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渠道，影響該地區發展，確立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為實現政治大國奠定基礎。同時謀求通過與美國以及東盟各國的海洋安全合作牽制中國。4月7日，菲軍方發言人宣布，菲律賓與美國將于4月16日至27日在菲律賓呂宋島和巴拉望島以西的南海海域舉行第28次“肩并肩”聯合軍演。軍演將分三個階段進行，旨在加強兩國在應對恐怖主義、海盜、走私以及自然災害等方面的合作。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表新聞公報說，這次美菲聯合軍演將首次引入多邊參與機制，來自其他東南亞國家的20名代表將列席軍演，日本自衛隊也派代表參加了模擬指揮演習。日美兩國還開始探討共同使用菲律賓軍事訓練設施的問題，靠近南中國海的巴拉望島被認為是“最有利的候選基地”。 在美國積極重返東南亞之際，日本不斷強化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其牽制中國、防范中國崛起的意圖彰顯無遺。

安倍內閣上臺后，繼續推進與菲律賓的海洋安全合作。日本力圖分享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紅利，而菲律賓渴求地區聯盟加強國防實力，故在東京的戰略重組中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2013年1月，日本外相與菲律賓外交部長在會談中表達了對中國的“共同關心”。菲總統阿基諾表示強大的日本可以挑戰中國的地區威脅，為平衡中國在亞太的力量，將堅定地支持日本修改和平憲法。2月22日，日菲在馬尼拉進行了外交官和海軍高層會晤，商討在中國南海進行軍事安全、反海盜、漁業和海洋科學研究等合作問題。日本政府的潛在戰略意圖是，加強日菲伙伴關系有助于菲將南海問題國際化，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菲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和主要投資國，將對菲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日菲2012年雙邊貿易額130億美元，日資占菲所獲15億美元外資的35%。同時日本擴大對菲政府開發援助(ODA)，建設馬尼拉地鐵和機場等基建項目，還向菲南部棉蘭老島注入ODA資金，幫助阿基諾對抗菲最大的反政府組織“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日本還是監督菲當局與MILF和平談判的兩大組織“國際監督小組”和“國際聯絡小組”的成員。 總之，日菲雙邊關系已經從陳詞濫調和花言巧語發展到真正的軍事經濟援助和海洋安全合作，未來走向不可忽視。

中菲在黃巖島對峙期間，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公開選邊站，但卻在背后積極援助菲律賓。日本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期、地點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域高調介入的戰略意圖主要有三點：一是密切配合美國戰略重心向亞洲轉移，作為美軍在亞太地區重新部署的一環，駐菲日本自衛隊可以與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遙相呼應”。二是積極拉拢菲律賓等與美國有歷史淵源、與中國有利益摩擦的亞洲國家，背靠美國、狐假虎威，形成共同應對中國的多邊機制。三是利用地區沖突，擴大在國際問題和地區問題上的發言權、主導權，證明自身的國際存在和影響力。四是通過插手南海爭端問題，給中國施加壓力、制造麻煩，牽扯和消耗中國的戰略資源，在東海和釣魚島問題上謀取有力地位和實際利益。菲律賓在南沙群島問題上與中國存在矛盾，日本則在侵占中國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存在沖突，這是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動因。日本外務省官員就此指出：“日本與菲律賓在安全問題上存在共同利害。”

2013年7月，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的會談是日菲兩國防長近10年來的首次會晤，討論的一個重點便是所謂的兩國同中國存在的“領土爭端”。加斯明表示，日本是菲律賓在防務領域重要的“戰略伙伴”，正在準備修改相關法律，將菲軍事基地更大程度地向美軍和日本自衛隊開放。“允許美國軍隊在菲律賓基地停留更長時間，同時還允許美軍將軍事設備帶入菲境內，以便菲律賓和美國軍隊今后可以經常舉行‘高水平’的聯合軍事演習。”同樣的待遇也適用于日本。小野說，他同加斯明一致認為應該“依據法律和規則”解決有關問題；日菲兩國將加強在“防衛偏遠島嶼、領海以及保護海洋權益方面的合作”；日軍將配合菲律賓軍方采取相應行動。菲律賓《詢問者報》報道，根據達成的協議，日本海上自衛隊和菲律賓海軍的高級將領將進行互訪；允許日本海上自衛隊船只使用菲律賓港口；加強兩國軍方在人員培訓和情報搜集方面的合作；促成兩國軍方定期舉行副部長級高官會晤。日菲兩國都認為，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非常重要”，兩國將加強合作，幫助美國實現在亞太地區“再平衡”戰略。

迄今為止，日本已經與菲律賓開展了具有實質行軍事內容的海洋保障合作，除了計劃向菲律賓出口海上巡視船之外，還幫助菲律賓海岸警備隊重建部隊機制，并派出教官培訓菲律賓警備隊員。日菲在加強雙邊海洋安全合作的同時，共同參加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軍事演習，建構區域性、制度性的多邊安全機制，成為日菲共同戰略、利益需求以及安全合作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日本政府公然插手南海問題，挑撥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拉拢與中國有領海爭端的國家共同對付中國，一方面在東海海域寸利必得、與中國爭奪海洋利益，另一方面在南海問題上高調介入，配合美國、拉拢東盟國家，積極參與圍堵中國的姿態已經昭然若揭。

2.日本與越南的海上安全合作

2011年10月24日，時任日本防衛相一川保夫與來訪的越南國防部部長馮光清在防衛省舉行會談，這是越南國防部長時隔13年之后的首次訪日。雙方會談結束后簽署并交換了有關強化防衛合作與交流備忘錄，特別提到中國在東海、南海的活動“不斷擴大”，意在對中國進行聯合“反制”。一川稱：“簽署備忘錄具有重要意義，這也將成為日本與東南亞大國越南加強防衛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基石。希望借此機會進一步深化日越兩國的合作。”馮光清表示：“日本與越南成為戰略伙伴，這種關系的發展非常重要。”日越還簽署了海洋戰略安保協議，一致同意在南海問題上采取統一協調的政策，應對中國在南海主權問題上的“強勢動作”。雙方在會談中還就制訂多國間海洋安保協定的內容等交換意見。 10月31日，越南總理訪日期間，日越雙方再次確認開展海上安保合作的方針，越南希望日本等地區外國家積極參與解決南海問題。2012年7月14日,日本外相玄葉在河內會見越南外長,表示將幫助越南訓練海岸警備人員、增強海岸防御能力。這是中越在南海問題上爆發新的沖突后，日本繼續通過援助支持東盟國家與中國對抗的政策，是日本外交抗衡中國之方針的再現。

2013年5月，日越舉行首次以海洋安全保障為主要議題的雙邊協商，日方出席者為外務省、防衛省的審議官級別的官員。日本將越南視為擁有共同利益的戰略伙伴，越南也如此看待日本，希望雙方共享關于中國動向的情報和分析。越南政府人士表示，將與正在應對中國在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威脅的日本加強聯合與合作。，并期待日本提供巡邏船。越南希望日本海上保安廳提供10艘舊巡邏船。由于日本并沒有現成的舊巡邏船可以提供，打算新造巡邏船供給越南。 越南與日本的對話將首次具有建立“對華牽制包圍圈”的共同目的，出席者的組成及議題都將與日菲海洋對話類似。日本政府欲借此強化日越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密合作，稱“要與越南聯合對抗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日本政府計劃用ODA資金援助的方式，向越南出口1000噸以上的高性能海上巡視船，以協助越南加強“在南海的維權力量”。由于日本的ODA資金只能用于非軍事項目，因此，日本政府將在本月舉行的日越首次海洋安全保障會議上，建議越南政府將其海上警察部隊從越南人民軍中分離出來，建設為單獨的非軍事組織，以便實現日本海上巡視船的對越出口。 日本政府要求外國軍事機構改變組織結構，在戰后日本外交史和安全政策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這一事態表明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進一步密切，作為充實“有共同利益的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不僅實現雙邊對話的機制化、制度化，而且級別提高至副部級；更有甚者，日越雙方都不再諱言其海洋安全合作的動因和目的，公開宣稱希望通過對話密切協商，加強雙方戰略關系，進一步牽制在東海和南海加強領土主權要求的中國。以中國最為假想對手、以遏制中國為政策目標來加強雙邊安全合作，不僅是日越關系發展的動因和趨勢，也是日本介入南海問題、開展東南亞外交的新重點。

3.日本與緬柬老泰及文萊等五國的安全合作

這些國家與中國沒有海洋權益糾紛，日本對他們以加強雙邊關系為重點，具有為整合東盟集團對日立場而“提攜后進”的意義。（1）對緬甸經濟安全合作并舉。對蘊藏巨大商機、戰略位置重要的緬甸，安倍繼承野田政府恢復日元貸款大力促進日企進軍緬甸的經濟合作政策，同步推進經濟與安全合作。2013年10月，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訓練艦首次停靠了仰光港，實現兩國防衛人員的交流。兩個月后，安倍向吳登盛總統表示：決定為建設緬甸鐵路、上下水道和灌溉網等４個項目提供632億日元貸款，進一步促進“防衛當局之間的合作交流”。日本針對中國早期參與緬甸經濟開發的優勢，鼓勵日本企業“抱團”出擊，在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過程中，誘導緬甸進行海上安全合作，加強在緬甸戰略要地的存在。同時在政治上支援緬甸的“民主化”。（2）拉拢柬埔寨和老撾。11月16～17日安倍“為防止兩國完全倒向中國”，排除異議出訪柬、老，分別與兩國首腦進行會談并發布了所謂的共同聲明。安倍此行主談三個議題：1.向兩國提出派自衛隊支援清除戰爭時期遺留的地雷和啞彈。兩國總理分別對該建議的“重要性”“予以確認”、“共有認識”，均未接受自衛隊前去掃雷，柬方同意日本幫助其培養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人員。2.安倍希望與兩國建立“2+2”框架，日柬首腦同意“充分利用兩國外交與國防當局間的協商”，促進“支援能力建設”等兩國防衛當局之間的合作，日老首腦關于“追求外交與防衛當局的安全保障（PM）對話達成一致”。3.安倍力促在“南海問題”上合作，日柬“希望早日締結在南海有利于有效解決爭端的有實效的行為準則”；日老“希望早日締結有利于切實保障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的行為準則”。安倍的隨行者向媒體吹風：“曾經反對在東盟系列會議上提出南海問題的柬埔寨，在兩國首腦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明確寫入早日締結中國持消極態度的‘行為準則’，是此次外訪的最大成果”。媒體聞風而動，共同社說：日柬共同聲明的主要內容“被認為是針對擴大海洋活動的中國”。《讀賣新聞》斷言：安倍承諾向老撾提供90億日元的貸款，“兩國首腦加強合作與中國對抗”。然而，外務省公布的兩份“共同聲明”皆為自編的“首腦會談主要成果總結”，不但沒有聯手抗中的表述，而且證明安倍與兩國建立“2+2”框架的目的仍未實現。12月15日安倍再次與柬老總理會談，向通邢承諾提供約100億日元貸款用于老撾基礎設施建設，力促老撾與日本建立“安全保障對話”框架；對洪森表示新增3個援助項目提供總額138億日元貸款，雙方還簽署了3份無償資金合作文件。過去13年間沒有日本首相訪問這兩個“親中”的國家，安倍將兩國作為遍訪東盟十國的最后兩站，力爭提升安全合作不留死角。此外，安倍還向文萊國王提出加強能源合作與防衛對話的希望，對政局持續動蕩的泰國幾乎“零”投入。

安倍對柬老緬三國不惜投入巨資促進經濟與安全合作，普及“2+2”框架，竭力在各國與中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中打入楔子，破壞中國地緣政治優勢的企圖昭然若揭。日本為拉拢利用東盟打造“中國包圍網”，將中日東海爭議擴大到南海，用經濟援助拓展日本經濟的發展空間，換取各國支持日本對抗中國，不能不使與中國保持長期友好關系的多數國家提高了警惕。

另外，日本早在2008年10月9日就與印尼簽訂了《日本與印度尼西亞關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聲明》。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2011年11月14日在雅加達與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馬蒂會談，雙方就構建多邊框架解決南海紛爭達成共識，在11月印尼巴厘島召開的東亞峰會上共同提出該主張。《日本經濟新聞》社論特別指出，作為三個與日本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東南亞國家，菲律賓與越南、印尼一樣，都是在海洋管轄權問題上與中國存在糾紛的國家。 日本政府的東南亞外交突毫不隱諱開展對外海洋合作，拉拢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抗衡、圍堵中國的戰略意圖、政策措施和明確目標。

4.與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

與印度的全面合作，是日本政府基于地緣戰略的考量，從亞洲的東、西兩個方向遏制、圍堵中國之戰略構想的主要內容。日印兩國一直在海洋安全問題上展開密切合作，2004年11月26日《關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共同聲明》、2006年10月13日《日本與印度關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聲明》，建立了定期的安保與外交對話機制。對于日本來說，人口眾多的印度不僅是巨大的市場，還是與日本沒有歷史恩怨的國家，更是擁有共同價值觀念和戰略利益的國家,是日本天然的戰略合作伙伴，借助對印外交牽制中國是日本亞洲外交的重點。

近年來，印度與日本在海上安全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2011年10月28日，印度外長克里希納訪問日本，與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舉行自2007年以來每年一度的“日印外交部長級戰略對話”，并為野田12月訪問印度做前期準備。玄葉外相在會談一開始就強調：“日本與印度要作為戰略伙伴在經濟、安全等廣泛領域加強合作。”如何防止崛起的中國并為此進行防衛交流成為會談的主要議題，雙方一致認為，考慮到中國的海洋活動，有必要在南海地區建立安全規范和行為準則。日本希望通過與周邊國家的戰略合作來促進中國成為一個‘有責任的大國’。”從會談內容看，日印兩國“戰略合作” 的新變化在于：焦點話題從經濟中心轉向經濟、軍事并重，不僅討論了締結核能協定等經濟領域合作，也深入討論了軍事合作的方式和內容；11月2日，印度國防部長與日本防衛相舉行會談，話題包括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舉行聯合訓練。2011年12月28--2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訪印與印度總理辛格舉行會談，就如何確保印度洋的“航行安全”、擴大兩國貿易和投資等問題進行協商，簽署了“加強全球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確認了全面廣泛的合作關系。野田發表演說時也突出海洋安全問題，宣稱：日印兩國都是亞洲的海洋國家，海上安全對于兩國而言是事關生死的利益，要進一步擴大海上安全領域的合作。在經濟合作方面，日本承諾投資45億美元建設1483公里長的“德里--孟買間產業大動脈”，向印度提供17億美元的日元貸款；雙方簽訂了15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決心共同努力使日印貿易額從2010年的150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250億美元；達成了加快簽署原子能合作協定的共識。 日印合作進入到一個全面深入發展的新階段。

2012年是日本與印度建交60周年，日印兩國借助這一契機進一步深化經濟合作、擴大海上安全合作，印度與日本的“戰略接近”通過舉行首次雙邊海上軍事演習以及日本參與印美聯合海軍演習而得到明確體現。2月28日，日印雙方為落實上年11月防衛大臣、國防部長會談和12月日印首腦會談達成的協議，開始磋商夏季雙邊聯合軍事演習事宜。日本防衛省官員明確指出：兩國加強軍事合作是為了牽制積極進出海洋的中國。 從這一輪日印兩國“戰略對話”與互相合作的重點可以明顯看出，日印戰略合作的新變化：一是話題從經濟中心轉向經濟、軍事并重，二是以共同的意識形態作為紐帶，三是明確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戰略認同。4月27日,日本決定向印度出口水上飛機，以加強印度的海洋監視能力。 這是日本政府2011年決定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允許防衛裝備轉為民用和出口以后又一次事實上的突破，證明了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從文字協議到落實行動的速度和深度。日本海上自衛隊6月5日宣布，9日與印度海軍在神奈川縣附近海域的相模灣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日本海上自衛隊幕僚長（海軍參謀長）杉本正彥稱：“希望此次聯合軍演有助于維護亞太地區穩定。” 印度海軍司令庫馬爾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通過聯合軍演加強海軍兵力和艦船實際運用方面的合作。雙方一致認為確保海上航路安全是兩國共同利益。很明顯，兩國首次舉行雙邊聯合軍演旨在制約海上活動日益活躍的中國。對于日本來說，人口眾多的印度不僅是巨大的市場，而且還是與日本沒有歷史摩擦的國家，在亞洲國際格局中占有重要戰略地位。野田強調指出：“日本和印度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在眾多的領域實現互補互惠的可能性很大”。《朝日新聞》等日本媒體指出，日本政府拉拢印度共同插手南海問題，與印度強化關系的背景就是中國在經濟、軍事兩方面同時抬頭。 對日印戰略合作、海洋安全合作以針對中國的潛在動因作出了準確的解讀。

2013年1月安倍訪問印度，雙方達成多項經濟援助和安全合作的協議。日印安全合作包括：國防部長年會、副部級國防政策對話、三軍參謀長會議、2+2（國防+外交）會談、部長副部長和局長級的多層次會談，形成了不同層次的制度性定期對話機制，并在印度總理辛格訪日期間共同提出海上安全合作倡議。《日本經濟新聞》援引日本外務省官員稱，美國將日印擴大安保合作“視為深化日美同盟的一環而表示歡迎”，從確保海上交通線安全及牽制中國的角度出發，美國期待印度行動起來成為南亞的一極。美國的幕后支持更增強了日印背靠美國展開安全合作的信心。日印兩國已正式啟動局長級海上安全磋商機制，于2013年1月29日舉行了首次海洋對話，討論外交和國防部門如何開展海洋合作，將考慮聯合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對立的有關東盟國家共同制定對華戰略。日方介紹了日中釣魚島爭端的情況和日方立場，印方則熱心于南海資源開發，對日本先進的海洋科學技術感興趣，雙方對于海洋合作的重心顯然存在分歧。但這并不妨礙日本對印外交將以共同戰略利益為基礎，以經濟援助為杠桿，以共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為紐帶，以加強海洋安保合作為重心，全面加強戰略合作關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印近年來都大肆進行海洋擴張，日本企圖把“日本海”變成“日本的海”，印度也圖謀把“印度洋”變成“印度的洋”，把上述海域變為排他性海域，獨占海洋性權益，是日印海洋合作的動因之一。同時日印還分別插手本來與他們無關的“南中國海問題”，試圖拉拢更多的外部勢力進入南海海域以抗衡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使南海問題“國際化”，納入多國對話機制框架以制約中國。可見他們并不滿足于“日本的海”與“印度的洋”，更要把“日本的海”與“印度的洋”通過南海海域連接起來，在海洋安全理念、海洋權益獲取和海洋戰略構建等各方面，試圖通過海洋包圍大陸、圍堵中國，在日趨激烈的海洋權益爭奪中掌握先機、占據主動。

同時，日印兩國都積極與美國展開軍事安全合作。美印日三邊對話于2011年12月在美國華盛頓啟動，2012年4月在日本東京進行第二次對話，10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第三次對話，會談之頻繁、議題之廣泛，極為引人注目。在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大棋局中，戰略核心是美國與多個傳統盟友的同盟關系，戰略重點是拓展伙伴關系、編織各種“三邊安全網絡”。在亞太國家國際影響力上升、美國權力資源下降的國際格局中，美國必須依托傳統盟友并拓展伙伴關系，通過構筑多結點伙伴關系與制度性安全網絡，維系并加強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日本政府非常關注與美國和印度的對話，期待就加強合作以防范海洋活動日漸活躍的中國達成一致，共同牽制中國。日美印三國海軍聯合訓練機制就是三邊安全合作的實現路徑之一。三國間的安全戰略合作通過制度性定期對話機制和定期聯合軍事演習，正在不斷的加強和深化。美日印在亞太的共同利益與目標包括：確保經濟增長與繁榮；和平解決爭端；確保規則被遵守，以及“政治與經濟行為遵循開放模式”。三方認為在西起波斯灣、經由印度洋與馬六甲海峽直至中國南海的國際航道上擁有共同利益。在美印日三邊關系框架中，美日是傳統盟友， “美日確認兩國正在加深同印度的戰略關系，而發展中的美印、日印關系更加引人注目。美國在敦促日本提升安全能力的同時，也希望印度承担更多的安全責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伯恩斯2013年2月26日在華盛頓發表講話時指出，隨著世界經濟與戰略重心的東移，隨著印度的經濟崛起及其在國際體系中日益增長的影響，美國將印度視為“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印關系必須成為亞太世紀的基石”。美印日三邊對話機制符合印度增加區域內影響力的戰略需求和一直以來堅持的“向東看”政策，也符合日本從亞洲西南方面遏制中國的戰略圖謀。隨著美國推進“重返亞太”戰略，美印日三國之間的互動日趨頻繁，戰略合作水平逐步升級，三邊對話為美國向其戰略合作伙伴深入解釋“重返亞太”戰略提供平臺，海上安全合作日益成為一個重要議題，盡管目前美印日三邊對話級別不高，但隨著三方共同利益的逐漸匯合，三邊對話的內容將不斷充實和擴大，制度化、常態化程度也會有所提升。

從日本政府爭奪東海資源和島嶼、介入南海問題、開展安全合作以及“繞行中國”外交的一系列動作來看，日本的海洋戰略及亞洲外交的戰略意圖和政策目標，就是實施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南亞的“南進戰略”，在地緣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各個方面，形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網”，并基于這一戰略態勢展開對中外交。日本以中國為戰略對手,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及遏制的政策，不僅將使中日兩國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也必將危及東亞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

1.日本政府發表《海洋基本計劃》大綱

2012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綜合海洋政策總部會議，發表《海洋基本計劃》大綱，其海洋戰略進一步法制化、制度化、明確化。這份大綱包括7個方面，以“確保海洋安全”和“開展與海洋相關的國際合作”為重點，列舉了主導制定海洋秩序相關國際規則的必要性，強調 “為確保日本周邊海域、海上交通之路及離島安全的強化解決措施”等內容，探討了建立保護日本籍船只免遭海盜襲擊的新機制，以及利用人造衛星進行海洋監視等內容。根據《海洋基本計劃》，日本政府將在距離中國最近的與那國島部署自衛隊“沿岸監視隊”，增強對中國的“警戒監視”力度。《海洋基本計劃》于2013年年初啟動制定，作為2013年至2017年日本海洋政策的指南，以保證海洋安全和資源，強化海上安保體制，提高應對中國等外國船只的能力。

加強西南方面軍力、防范中國，是日本近年來國防政策調整和軍力重新配置的重點。日本防衛省在2010年《防衛計劃大綱》中就曾明確提出，為應對軍力不斷增強的中國，將通過一系列措施強化其“西南海域”的“動態防御力”，在“距離中國最近”的與那國島部署陸上自衛隊“沿岸監視隊”。2011年11月，野田政府召開說明會，提出強化“日本西南諸島動態防御力”，首次明確2015年實現在與那國島部署大約100人規模“沿岸監視部隊”的計劃，并將相關費用計入2012年度日本預算草案。2013年2月，在日本圍繞釣魚島問題與中國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安倍內閣正式提出作為今后日本政府海洋政策指導方針的《海洋基本計劃》方案，明確寫入為守衛“日本領土和領海”，強化對“日本離島”的“保全警戒體制”，要在與那國島部署陸上自衛隊“沿岸監視部隊”。方案明確表示，為“維持海洋秩序”，要“切實推進海上保安廳以及自衛隊艦艇、飛機的部署計劃，在確保持續性活動的同時，努力確保人員配備工作”。方案要求日本相關部門在未來3年內加強海底稀土等海洋資源蘊藏量的調查工作，努力實現在2018年海底礦產“商業化”的目標，還新增了有關加強“日本專屬經濟區（EEZ）”法制化管理等內容。

《海洋基本計劃》作為一份計劃性、綱領性的文件，主要規劃未來5年日本海洋發展戰略，屬于階段性戰略文件，戰略意圖在于強化海洋綜合安保管理體制，維護海洋秩序，確保海上運輸安全，打擊海上犯罪，確保日本周邊海域和海上通道的安全。但值得關注的是，其針對中國的指向性非常明顯：一是強調海洋安全保障，其重要考量就是針對釣魚島可能發生的不測事態完善國內法，明確提出要對進入“日本領海”的外國政府船只采取行動，所謂“外國政府船只”顯然包括中國在釣魚島海域維權執法的公務船，此舉無疑將增加中日海上摩擦沖突的風險；二是把推進國際協商、保證海洋安全列為戰略重點。聯系到近年來日本插手南海問題的所作所為，日本很可能以“日本周邊海域”、“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等模糊概念，攪局南海事務，使南海問題進一步國際化、復雜化。然而，單方面強化國內立法、而不是對話協商來解決與周邊鄰國的海上爭端，不僅無助于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緩解或解決，而且有加劇東亞地區安全危機之虞，從長遠看，對日本的海洋安全利益也毫無裨益。

2013年7月，日本與英國簽署了交換軍事和反恐情報的“情報保護協定”，日本將日英軍事合作定位為“僅次于日美同盟關系”的軍事安全合作關系。日本認為，英國對于東南亞地區和南中國海的情況有長期深入的了解，日英軍事合作有助于獲取更多關于中國的情報，有利于遏制中國在南海的活動。日英雙方還商定于11月舉行聯合海上軍事演習，并盡快簽署雙邊海上安全合作協議。 顯然，日本與老牌海洋大國英國的海上安全合作有著鮮明的戰略目的和現實的利益需要，即以中國為假想對手，通過雙邊或多邊的海洋安全合作，無論是空間的擴展，還是內容增加，或是措施的強化，竭力達到遏制中國的海洋戰略目標。

毫無疑問，安倍的海洋戰略試圖推動更多的國家卷入與中國的海洋糾紛。他聲稱：“南海日益變成北京的內湖，就像是鄂霍次克海之于蘇聯。這片海域之深，足夠讓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停泊他們的核動力潛艇、發射他們的核彈頭，中國最新擁有的航母也足以讓鄰居們感到害怕。如果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退讓，那么南海局勢將更加嚴峻，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貿易國的自由航行將受到嚴重威脅。美國海軍將發現自己難以進入這個區域。” 安倍的海洋戰略并不僅僅局限在東南亞，他認為：“當下的東海和南海爭端意味著日本的首要外交任務是擴大戰略邊界。”而“印度是毗鄰東海的力量，它的阿曼達和尼科巴群島坐落在馬六甲海峽的西端。馬六甲海峽是40%的世界貿易的通路。日本和印度正在建立定期的雙邊軍事對話關系，并開始著手推動包括美國在內的三邊會談。”安倍這樣描述其戰略構想的空間范圍，“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組成了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維護海洋共同利益的四邊形。我做好準備付出最大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發揮日本在這個四邊形中的作用。當然，沒有什么事比重新構建對美關系更重要的了。在美國重新追求亞洲戰略平衡的今天，美國需要日本，正如日本需要美國一樣。” 在地緣戰略的構圖中，這個所謂的“菱形戰略”構架，針對的難道不是中國嗎？

日本海洋戰略的軍事對策和作戰預想，在實施上大致分為三個程序和步驟：一是使用海上保安廳這一準軍事力量打頭陣力爭控制局面、不使擴大；二是出動自衛隊應急反應部隊，應對局部中低烈度的武力沖突；三是出動陸海空三軍，進行大規模海空一體反登陸作戰，確保在沖突失控升級情況下，獨立堅持3天以上，等待美軍介入和馳援。平時則不斷強化和展示日美軍事同盟的有效性來威懾和嚇阻中方動武并作為以上三個步驟實施的政策支持。

日本海洋戰略和安全防衛政策的嬗變動向和演進趨勢，對地區戰略平衡和中國安全環境來說是一種“負能量效應”。“國防正常化”雖被日本解釋為內政問題，但具有特定歷史經緯并在右翼思潮和狹隘民族主義指導下“正常化”及其未來走向，卻是世人不能不關注和担心的。日本海洋戰略和安全防衛政策在國家政治領域，體現為一條推動修憲、擺脫“戰后體制”以便為發展軍力和對外動武松綁的“正常軍事國家”路線：在對外關系領域，則體現為一條推動保守親美以及加強日美軍事同盟、以渲染中國威脅并以“防華”和“制華”為主要目標的“武裝崛起”戰略。這些政策所帶有的越來越多的軍事成分，愈來愈明顯地以圍繞防范和制衡中國而展開，是造成中日安全關系陷入困境的主動性原因。

目前，日本的保守勢力、民族主義者正試圖利用釣魚島以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上的對峙，挑動公眾情緒，進行國內政治動員。安倍在日本政論月刊《文藝春秋》2012年12月號一篇題為《走向新的國家》的文章中指出：“民主黨執政三年，與中國、韓國以及俄羅斯的領土問題，是日本外交敗北的象征。”因此安倍選擇繼續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對抗，他說：“我担心有那么一天，侵入日本領海的中國艦艇的數量會超過日本。到了那時，中國很可能會對外界宣稱已經實際控制了有關島嶼。或許并不獨自占領，而是退一步要求與日本共同管理，共同開發……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態發生，(日本)有必要以法律手段應對侵犯領海主權的中國船，必須增加防衛預算，利用海上自衛隊的舊軍艦巡邏。”雖然安倍在文章中也表明不會讓局勢惡化：“有民主黨的某閣僚抹黑我說‘安倍晉三當了首相，中日就會發生戰爭’。這實在是一個非現實的担憂。別忘了，我第一次執政時首次出訪的就是中國。為了嶄新的中日關系，我與中國領導人達成構建戰略互惠關系的共識……兩國有必要堅持這個共識，并且以此作為考量，去解決發生的政治課題。”安倍對“戰略互惠關系”一詞作出以下注解：“中日之間的老關系是‘友好第一’，即便那不利于日本的國家利益也要維持‘友好’。但我認為友好應該是通往利益的一種手段而非目的。若將本來是手段的東西當成是目的，就是本末倒置。”他說：“中日兩國以海為國界，為追求各自的利益，自然會有起沖突的時候。不過，中日兩國在經濟上有著切不斷的依賴關系，日本企業投資中國固然從中獲利，但也為中國創造出超過1000萬個就業機會。” 言下之意，日本處理中日關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首先要考慮和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一旦中日關系的發展與日本的國家利益發生抵觸，日本為了維護本國利益不會顧及友好而投鼠忌器，將堅持不讓步、不妥協、不友好的強硬對抗立場。在外交理念上把友好與利益對立起來，用二者必取其一的哲學思想和行為方式處理中日關系，體現了傳統日本外交“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僵化狹隘的思維方式和作繭自縛的行為模式。這種外交思維和安全理念，不僅缺乏對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潮流以及和平外交的真正認知和理解，也不具備廣闊宏大的天下襟懷和高瞻遠矚的國際視野，不僅難以通過靈活的外交政策行為把矛盾、對立轉化為協商、互利，也無法用來維護日本的長遠國家利益，更不能為世界和人類的和平與發展貢獻出具有普世意義的公共產品。

2.關于日本海洋戰略的分析

綜上所述，日本的海洋戰略依舊遵循冷戰時期的傳統地緣政治游戲規則，其“冷戰對抗型經濟結構”也需要一個外部對立沖突的冷戰式國際環境，“冷戰式的對抗型思維”將成為日本制定和實施海洋戰略的主導性、長期性思維方式，而對抗型思維也就決定了其應對國際局勢變化所制定和實施的海洋戰略和外交政策，在行為模式上更具冒險性、破壞性、投機性與功利性。

作為一個在歷史上曾經熟練地利用東西方力量對比變化，習慣在東西方之間選擇戰略伙伴的老牌帝國，日本十分清楚和善于利用外部大環境的變化為自身謀取最佳的戰略發展契機。島國生存經驗告訴日本，對處在經濟停滯、國力下降，卻20年來始終難以走出困境的日本來說，美國的戰略東移不啻于一次千載難逢的巨大戰略機遇。因此日本不僅對美國的重返東亞戰略給予了異乎尋常的密切關注和巨大支持，而且還以超過任何一個美國盟國的巨大熱情和綿密心思，對美國的東亞戰略進行了自我預期式的過度詮釋，創造性地發揮著特有的戰略想象力和對未來結果必將有利于日本的無限憧憬。被傳統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念和冷戰式思維所扭曲的安倍政府，給日本走出困境開出的藥方是：聯合海洋國家，牽制、圍堵大陸中國。

隨著亞太地區安全結構的演變，日本的海洋戰略把南海與東海掛鉤，應對中國崛起的安全考量比重日益增加。從地緣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看,美國將兵力配置后移到關島一線，而日本前出到中國近海,為美日聯盟承担更多的防衛任務,充當了遏制中國的前哨和先鋒。日本之所以敢于與中國在海洋問題上積極爭奪，跟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密切相關。與東南亞國家相比，日本政府的戰略考量更具非限定性、多樣性、前瞻性，具有超越海樣問題和中日雙邊關系，兼顧地區安全格局、外交資源配置和長遠戰略目標的深遠意義。日本海洋戰略將目標轉向亞洲、把重心鎖定中國，爭奪東海、插手南海，其深遠戰略意圖在于，在地緣戰略上從東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等多個方向包抄中國，對中國形成多邊制約的機制網絡，確保日本在亞太地區新格局和新秩序的建構進程中的優勢地位和主導作用。為了實現上述戰略目標，日本的對華政策也是多管齊下：鼓吹“中國威脅論”，挑動或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將區域性歷史性的遺留問題多邊化、國際化；推行價值觀外交，以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為支柱，構建地區多邊機制圍堵遏制中國；強化日美同盟關系，為美國承担更多的地區安全責任；與相關國家進行軍事演習形成軍事安全方面的區域化合作機制，形成對華進行軍事威脅和遏制的網絡。以前日本介入南海大多是民間企業的經濟行為，比如參與石油開采；如今其介入方式已經上升到政府主體、擴展到戰略層面，涉及到外交安全和軍事援助等各領域。很明顯，日本的海洋戰略有意形成牽制中國的南海、東海兩翼策應之勢，制造南海和東海的聯動效應，借擴大南海問題的國際影響給中國的海洋政策施加壓力，力圖將有關南海問題的爭議擺上國際論壇，拉拢更多的南海主權聲索國壯大聲勢，讓中國的海洋政策陷于以一對多的孤立和被動的局面。

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日本在海洋擁有的利益可謂生死攸關。日本位于東北亞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北邊與俄羅斯在北方四島的問題上懸而未決；西邊跟中朝韓都有歷史遺留的領土爭議和由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情感問題，與中國在東海還有地緣戰略利益矛盾；在東邊，日美同盟始終具有美國担心日本強大以后會威脅美國利益、對日本進行制約的“瓶塞”作用。考慮到日本資源匱乏，南海是日本走向世界的必經之地，日本對南海的戰略利益需求不言而喻。重大戰略需求產生結構性戰略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侵略東南亞地區，侵占南海諸島，正是為了爭奪南海，太平島上至今還留有日本戰時修筑的棧道，日本在南海采油也有很長的歷史。今天，盡管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日本所處的地緣政治困境及擺脫這種困境的戰略企圖和實現路徑仍未改變。南海連接著有“世界海運咽喉要道”之稱的馬六甲海峽和可以直通內陸的臺灣海峽，這條航線是日本進口中東石油以及日本與東南亞國家、歐洲、西亞與非洲國家貿易往來的必經航線，堪稱是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能源與經貿大動脈”。據中國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南海有含油氣構造200多個、油氣田180個，潛在石油總儲量約為550億噸，天然氣為20萬億立方米，絕對堪稱“第二個波斯灣”。早在1978年，日本就與越南就南海海底石油開發進行合作。在越南已經開發的白虎油田、青龍油田、大熊油田、東方油田的勘探開發歷程中，幾乎都可以看到日本石油企業的身影。南海周邊多國既為日本提供大量資源，也充當日本產品消費國的重要角色。因此，日本在南海絕不是“邊緣角色”，而是一個隱藏極深的重要角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日本介入南海的程度甚至比美國還要深。

從國際關系的理論來看，日本政府的海洋戰略有著內在的矛盾和先天的不足。作為海洋島嶼國家，日本的生存仰賴于海外資源的進口，其外交必須能夠確保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順利運行和海上航行的自由安全；但日本依靠自身力量根本無法保障對國家生存性命攸關的海外貿易和海上航行的安全；因此外交戰略的理性選擇無非是：既保持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和平穩定，維系地區格局的力量對比均勢；也與全球最強大的海上霸主結盟，依靠外部力量保證海上航線的安全。一百多年來，日本的海洋戰略基本上選擇了后者，20世紀前、后半期，先后與當時全球最強大的海上霸主----英國、美國----結成日英同盟、日美同盟，并在同盟關系的框架內設計、制訂和實施海洋戰略。冷戰期間，日本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海外戰爭，從朝鮮到越南，從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國主導的戰爭幾乎沒有日本不參與的；冷戰后，日本全面加強日美同盟關系，配合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和軍事力量配置，強化雙方在軍事安全方面的通聯性和一體化，以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方面的廣泛合作來平衡和抵消日本在經濟貿易方面對亞洲國家的不對稱性依賴，在積極配合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名義下，讓美國為日本的戰略冒險背書，妄圖制造中美戰略沖突，將東亞戰略格局拉回到冷戰的對立對抗中（或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半冷戰，或演變為一場局部性的熱戰），讓中美在對抗中互相削弱國力，為日本的冷戰型經濟結構創造得天獨厚的國際環境，從而走出長達20多年的發展困境，成為新冷戰的最大贏家而再度崛起。如果說，作為海洋島嶼國家與全球最強大的海上霸主結盟是利益所在、勢在必行，那么日本政府海洋戰略及其外交政策的意識理念、政策方針、策略手法，卻恰恰與其維護海上航行安全的戰略目標背道而馳。因為日本總是刻意制造海權與陸權的對立，以海洋國家對亞洲大陸邊緣的管理控制為前提，以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緊張作為與全球海上霸權國家結盟的條件，以替美國分担安全責任義務和成本為利益交換，依靠盟國的強大海上力量確保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結果造成了與亞洲大陸國家的關系緊張和對立。這個地緣戰略目標與政策策略方針、戰略利益考量與外交行為能力的二元背反，構成了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及海洋戰略的兩難選擇。

因此從長遠觀點看，日本外交和海洋戰略試圖通過在釣魚島的挑釁和在南海的攪局來升級中日危機，以迫使美國在釣魚島主權歸屬上傾向日本，并加強日美安保同盟防范中國的政策傾向，實行“促美壓華”政策方針，在戰略上是錯誤和危險的，對日本國家的根本利益并無裨益。

首先，日本認為美國為了維護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同盟關系，關鍵時刻會選擇支持日本的邏輯是不可靠的。美國一直以來的態度是：在領土歸屬上不持立場，但同時又提及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這反映了美方既不愿同中國對立，又需要顧及同盟伙伴的復雜心理。對于日本來說，始終因為沒有得到美國終極承諾而心存疑慮。中日危機升級惡化，美國就會面臨不得不干預的局面。在中日之間美國不可能選擇中國，這是日本某些人士的邏輯。但是曾担任奧巴馬政府國務院亞洲事務高官的貝達在回憶錄中明確寫道：“設想中日會為了這些島嶼開戰是荒唐的，或者認為美國會被迫卷入同樣荒唐。”而且很有可能，美國在危機可能失控之前，就會轉向遏制日本從而避免戰略攤牌。2012年年末美國邀請中國參加2014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即表明了奧巴馬政府希望進一步加強美中軍方合作，防止戰略誤判的意愿。

實際上，美國需要在亞太地區維護四點戰略利益：一，盡最大可能維護貿易開放和航行自由。二，加強同盟軍事實力維護地區安全。三，避免因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而引發中美之間的戰略誤讀甚至沖突或戰爭。四，促進地區穩定，建立規避、管控和解決海洋爭端的機制，合作開發海洋資源。由于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存在的分歧，同為地區大國的中美之間的沖突并非不可避免，而最小規模的中美軍事沖突也會極大地破壞地區安全與穩定。因此，地區內各國為維持穩定需要減少猜忌、進而規避沖突：一，避免外交冒險政策，停止激化事態的單邊行動；二，專注于共同利益，尤其是漁業協定、油氣開發和貿易等資源和商業問題；三，擴大安全互信機制（CBMs），包括漁業和商業協定的執行、海洋安全和危機管理，以及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助（HARD）的雙邊或多邊的合作等。但日本政府有意忽視中美戰略利益，故意夸大中美矛盾分歧，試圖逼迫美國在中日爭端中選邊，制造美國力挺日本的戰略局面，終將害人害己。

第二，日本忽視美國國內對于中國崛起討論的多元性，放大美國國內“中國威脅論”將導致戰略誤判。日本國內知識界和輿論對于“中國威脅”的認知呈一邊倒傾向，他們似乎認為美國的對華認知也與日本相同，殊不知這種判斷來自一廂情愿的自我期許和有選擇的報道。美國國內對于中國崛起的認知是多元的，信奉“中國威脅論”的僅是其中一種。奧巴馬政府既高調“重返亞洲”，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也高度重視中美高層互動和戰略與經濟對話，正好體現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多元訴求。美國的亞太戰略在如何管控東亞海洋爭端、處理一系列重大利益分歧時所考慮的問題也是多元的：一，中國的東海和南海戰略是什么？中國日趨強硬的態度是否是中國的一種新戰略？新一代領導層是否會采取一種新的方式？是趨于保留上一屆政府的強硬方式，還是尋求新的外交途徑？二，美國應該如何判斷中國的外交行為？是否所有行為都代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策？如對待民事執法機構、資源勘探平臺、商用漁船是否應該與軍艦區分？如果是的話，該如何區分？三，美國在基于不損害地區穩定和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能在多大范圍內理解并接納中國的安全困境、不斷上升的影響力和其他利益？美國政府一貫清楚地闡述其戰略思考：美國理解中國行使領土主張的權利，但不能以破壞地區穩定為代價，為維護地區安全，美國需要加強與亞太國家的安全合作，并準備通過一種廣泛的軍事、外交和經濟手段實施"再平衡"戰略。美國戰略家們在冷戰時期的威懾理論，過于夸大了蘇聯威脅，不僅造成大量戰略資源的浪費，也無助于自身安全，美國政府在看待今天中國時不會不吸取這些教訓。而戰后以來缺乏戰略思維訓練的日本卻很容易情緒化、選擇性地用放大鏡看美國對華警戒防備，用顯微鏡看美國對華合作意愿，進一步強化日本已經一邊倒的對華負面認知，從而做出錯誤的戰略判斷和政策決定。

第三，日本在對外關系上過度依賴美國，回避或拖延制定長遠的對華戰略，不僅會失去同中國建立長遠關系的戰略機會，而且可能會失去美國的信賴。日本為了應對所謂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近年來主要采取強化日美同盟、建立自由國家聯盟、構筑歐亞“自由繁榮之弧”、“菱形框架”、價值觀外交等政策手段，說到底其著眼點都是針對中國，但缺失的正是日本對華外交的長遠戰略，上述外交政策行為短期內可能會給日本帶來某種“安心感”，但日本不可能永遠回避如何定位中日關系遠景的戰略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決定日本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恰恰是如何處理與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在中美關系朝著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明確遠景目標邁進時，日本政府的消極回避態度只會使自身在急劇變動的大國關系格局中處于孤立境地。

最后，從國際戰略的層面分析，所有發生在東海和南海的海洋爭端都可以視為地緣戰略格局和大國關系結構變化所導致的表象。隨著爭端各方在戰略上重估目標、建構角色、自我定位，各國的外交方式也出現了變化。中國、日本、東亞各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如何演變遠比專屬經濟區的劃定或島嶼歸屬權問題更具深遠的戰略影響力。因此，有關各國都需要就管控海洋爭端制定出一個更具統籌性、包容性的戰略，不能讓政策聲明、外交對話和軍事部署各自為政、互相干擾。東海和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的關切點，隨著美國"再平衡"戰略的逐步推進，未來東亞地區的海洋爭端將會更加復雜。鑒于日本政府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提出的“海空一體戰”新戰略，對中國的發展構成強大的制約，有利于強化日本在地緣戰略層面上與中國的競爭態勢，因此力圖在日美同盟體制框架內，作為美國亞太戰略的強有力支撐而積極配合，全力遏制中國的海洋進出。在日本眾議院大選前夕，日本媒體更是鼓噪：海洋國家戰略應成為大選的主要議題，確保海洋的自由與安全事關日本的生死存亡，日本海洋戰略的目標是確保周邊海域對有所國家的開放性，而不被特定國家所支配，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保障則是日美同盟。可見，所謂“海洋自由與安全”的冠冕堂皇之背后，是日美合作、主宰海洋的真實意圖。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完成，隨著釣魚島爭議升溫、中日關系趨于緊張，隨著日本國內政治的新變動，日本將更為積極地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和拉拢與中國有海洋權益爭端的國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加大與中國爭奪海洋權益的力度和頻率。中國的周邊海洋戰略形勢將可能進入一個更為嚴峻的多事之秋。中國若想要解決東海和南海爭端，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同樣也需要一個能夠統籌協調、妥善處理好周邊關系和大國關系的戰略，同時必須作好必要的充分的心理、政策和物質等全方位的準備！

作者簡介：林曉光，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教授；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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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林曉光 2015-08-23 08: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