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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者眼中有兩個劉瑜——作為文藝女青年的劉瑜，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劉瑜。早在時評文集《民主的細節》出版前，劉瑜就已經被稱為“傳奇網絡才女”。她在留學生論壇上連載發生在紐約的愛情小說，被讀者拿來和亦舒、李碧華比較。專欄作家黃佟佟甚至在2006年時就做出如下判斷：劉瑜奇特的寫作風格與華麗的意象讓人難以忘記，這異于常人的才華，如果沒有意外，必然令她成為未來五年最出色的女性小說家。這句話她只說對了一半。

采寫 | 新京報特約記者 阿布

小說書寫：從開始到結束

3年后，劉瑜憑借對政治話題的專業剖析和生動解讀，成為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是她沒有再寫小說，甚至拒絕小說集《余歡》的再版和電影改編。“說得難聽點，就是個小女孩無病呻吟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價值。當然對我個人來說是有歷史價值的，但不太合乎我現在的狀態和心情。”劉瑜如是說。

《余歡》中的第一篇小說叫《孤獨得像一顆星球》，是關于三個女孩的愛情故事，讓人聯想到美劇《欲望都市》。文筆活潑幽默，充滿調侃。比如描述三位主人公——她們有過的男朋友分別是3個、2個和0個。她們平均每哭一場的間隔分別是3天、5天和4天，但平均一天微笑的次數是29次、15次和138次。她們的政治立場分別是“自由主義”、“什么他媽的政治觀”和“我希望熊貓永遠不滅絕”。她們的理想分別是“一個悄悄在夜總會唱歌的著名學者”、“MaxStudio總裁的情婦”和“12個孩子的奶奶——這12個孩子的頭發要有各種顏色。”

當時的劉瑜，把寫小說當作是學術生活的一種暫時出離，“寫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興趣和愛好，從來沒有一個成為職業作家的人生規劃。當時有一些空閑時間，在網上看到別人寫，覺得我也能寫，就這樣開始了。”

《余歡》里的兩篇小說，語言風格截然不同。《孤獨得像一顆星球》，完全是短句，語調灰暗，讀起來有種在巷道里迷路的感覺。《那么，愛呢》，長句多，而且語言濃度高，是子彈筆直向前飛行的感覺，讀起來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劉瑜認為，這和自己的個性有關，“說得好聽點，是豐富；難聽點，是分裂。我覺得精神分裂讓我獲得了更多的精神自由，我是個對自由很貪婪的人。”而正是這種對自由的追求，讓劉瑜的寫作方向在偶然中再一次轉向。

專欄寫作：從啟蒙他人到自我啟蒙

因為朋友的約稿，當時還在美國念政治學博士的劉瑜開始為國內的雜志撰寫專欄。她的題目大都是有感而發，出于一個異鄉人在近距離觀察美國社會時的新鮮感。她對美國的電視節目天天在罵總統感到奇異、對美國的前司法部長跑去給薩達姆做辯護律師感到奇異、對一些老百姓自發掏錢買偏貴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農感到奇異、對美國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稅交得太少了還是感到奇異。她試圖在政治體制的框架下來理解這些“奇異”，于是這些小故事成為了民主社會的腳注和觀察窗口。

《南方周末》在2008年把劉瑜評為年度專欄作者，在致敬語中稱贊：“在專欄精英化的時代，深刻并不稀缺，深刻且好看才更為難得。劉瑜潤物細無聲的寫作無疑已達此境界。”相比于其他論述民主體制的作品，劉瑜的文字更生活化，注重從細節、從權利的實際運行出發去談論“民主”這些大話題，而非從意識形態出發去做判斷、論是非、發感慨。談到個人寫作風格的形成，劉瑜表示，“當時并不是抱著寫一本書的目的，就是生活中觀察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故事，編輯也沒有任何要求，寫著寫著才覺得有可能變成一本書。”

這些“零碎”的故事在2009年結集出版，成為《民主的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營銷活動的情況下，半年內加印8次，成為年度暢銷書。還在國外的劉瑜被貼上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簽，成為很多人眼中的啟蒙者和“民主女神”。2010年夏天，劉瑜在北京做了第一次讀者見面會，場面的火爆出乎她的意料。但是劉瑜的寫作速度并沒有加快，只是在4年之后推出了另一本專欄作品結集《觀念的水位》，并在后記中表示，自己將暫停專欄寫作。

對于很多公共知識分子來說，微博、專欄是個人觀點傳播的重要渠道，劉瑜卻選擇將其一一關閉，“所謂的啟迪民智，這并不是我寫作的主要想法。我也不認為任何人需要背負對公共議題發聲的義務。如果說寫作真要有一個目的的話，那還是自我啟蒙。寫《民主的細節》和《觀念的水位》，讓我自己學到很多東西，對一些事情的運轉邏輯有了新的發現，這是一個很愉快的過程。但是目前，專欄這個形式對于我想表達的東西有一定的束縛，而學術論文是個更適合的文體。

“業余”作家：從“偷情”到偷心

從哥倫比亞大學到哈佛，再到劍橋，劉瑜一直走在一條正統的學術路線上。她說自己對于寫作沒有規劃也沒有野心，更多的是出于文學青年的愛好和自娛自樂，這讓她寫得很自由。

在一個公共論壇上，劉瑜談到女性寫作，認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女性在生命的某一個階段都是戀愛專業戶，這種對自己精神世界的特別關注，讓女性作者在起步的時候傾向于寫作愛情故事，寫的東西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傳性質，“當一個人有寫作的興趣但又沒受到很好的文學訓練的情況下，從自己寫起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雖然對我來說是一個彎路。”

在早期出版的小說中，劉瑜曾在后記寫道，“異鄉的冬日，似乎僅此一點，就足以成為寫作的理由。更何況我對自己進展緩慢的畢業論文，開始感到厭倦，需要為自己的無所事事找一個更高級的形式，所以想到了寫東西。開始寫的時候，只想寫個短小精悍的東西解悶，后來寫著寫著，竟然拉長了，成了一個中篇。”

正是接踵而至的意想不到，讓劉瑜跳出了網絡寫手drunkpiano(醉鋼琴)的身份，跳出了那個名為“情書”的博客，跳入了公共寫作的舞臺，用政治學掀起一陣民主啟蒙的旋風。起先，劉瑜還認為自己是一個“具有文學特色的憤青”，“到底文學是我的正房、政治學是我的二奶，還是相反，這個事情，她倆還在頭破血流地掐著，難見分曉……”。但現在，文青的身份已經徹底冬眠，專欄化的公共寫作也無法繼續承載思想的重量，劉瑜給自己的作家生涯劃定了學術寫作的新路線。劉瑜曾說，寫作從來都不是她的正業。只是為生活所煩躁時，就跑過來透透氣，像是偷情。但偷了這么多年，偷到了堅貞的境界，也算是有點真心。這真是一個作家最分裂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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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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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學術作品像偵探小說

新京報：你最近暫停了專欄寫作，出于怎樣的考慮？

劉瑜：專欄這個形式對于我想表達的東西有一定的束縛，所以就停掉了。我最近在寫論文，主題是第三波民主化。關于民主化的動力和發生方式很多人在談，但是關于民主化的后果和績效，談的人比較少。我覺得這個題材不是你一拍腦袋，或者基于個人的價值判斷，就能得到一個有說服力的、客觀性的看法，需要做一些研究，所以學術論文是一個更好的寫作形式。

新京報：但是這可能意味著閱讀門檻的提高，很多人對于公共知識分子會有一個啟蒙大眾的期待，你怎么看待公知這個身份？

劉瑜：這是別人貼給我的標簽，我不會主動去追求，但是別人貼給我，我也不會特別奮力地去抵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對我來說，只在乎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搞清楚。不管是公共知識分子，學者還是文藝青年，這些身份都不重要。而且我覺得“啟蒙”，或者說對讀者有所啟發，這不是寫作人的目的，這只是一個效果。說服人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說清楚。

新京報：大家通常會覺得學術論文比較枯燥，你如何避免這個狀況？

劉瑜：論文也可以寫得非常好看，像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好的學術作品像偵探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原理是一樣的——作者提出懸念，拋出線索，誘導讀者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現的論據給它打上問號，直到最后的解釋浮出水面。我不會刻意追求某種寫作風格，重要的是把一個事情說清楚。

新京報：但是學術寫作的一些特殊要求和規范天然就會拒絕很多讀者。

劉瑜：不是所有寫作都以受眾最廣為目的。有人會把學術規范理解為對閱讀造成障礙，但我認為正是這些規范提高交流的效率。如果看非學術著作，一些作者表面上在談同一個概念，但其實他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甚至是雞同鴨講。但是在學術寫作中，當談到民主的時候，作者會給出定義。也許我不同意你的定義，但是我知道你的出發點在哪里。反而是這些啰嗦和規范，讓交流更有效。

新京報：你現在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看你之前的文章，寫專欄的時候好像很焦慮？

劉瑜：任何作家如果對自己有一個比較高的要求，在寫作中都會焦慮，但也有充滿樂趣的一面。能夠不斷地對自己好奇的東西有新的發現，這是寫作能帶來的最大樂趣。這也是一個自我啟蒙的過程，比如寫《民主的細節》，我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未來想寫政治小說

新京報：你最近寫了一個小說《哦，乖》，講一個秘書為了升遷掙扎的故事，這是怎樣的契機？

劉瑜：徹底忘了為什么要寫。好像是哺乳期，當時寫不了任何學術性的東西，專欄也都停掉了，閑得無聊，就讀了不少小說。讀的過程中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個，就動筆了。

新京報：聽上去小說寫作像是學術生活的一個調劑？

劉瑜：調劑這個詞不太嚴肅，只能說寫小說的這個自我現在處在一個休眠狀態。寫小說需要達到一個作家的狀態，要在生活中不斷地觀察，具備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我現在每天都在閱讀學術文章，沒有這個寫作狀態。但以后肯定還會寫，不過沒有具體的日程安排。

新京報：如果再寫小說，主題會是什么？

劉瑜：可能會寫政治小說吧，這是我目前的一個想法。這和我的專業興趣有關，我眼里的世界很難擺脫政治這個維度。我希望能寫一本反烏托邦政治小說。或許等到某個階段，60歲以后，再寫一本關于私生活的，純感受型的小說，也有這個可能。

新京報：很多讀者喜歡《余歡》，你還會再寫類似的愛情小說嗎？

劉瑜：其實對于《余歡》的出版，我有些后悔。我回國以后，不斷有出版社找我重新出版，都被我拒絕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小女孩無病呻吟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價值。當然對我個人來說，是一些感受的總結，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但是不太合乎我現在的狀態和心情。女孩在年輕的時候，喜歡寫作愛情題材很正常。但是現在愛情故事完全不在我的寫作興趣范圍之中。

好的作家是中性的

新京報：你覺得有沒有所謂的女性視角，或者女性作家在寫作中有什么特點？

劉瑜：我沒有特別地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覺得人性的視角比女性的視角重要。比如依法治國有沒有落實，言論權利的邊界何在，女性看或者男性看會有什么不同嗎？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對錯的判斷不會因為性別就有所區別。

新京報：但是有些人會覺得女性寫作可能更加感性，而男性更加理性，這是一種偏見嗎？

劉瑜：我覺得好的作家是中性的。性別在生理上是一個二分的概念，一個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但是在心理和精神的角度，我認為性別是一個連續譜，沒有一個人是純粹的女人或純粹的男人。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把男性和女性的維度都表現出來。像是特別直覺性的，感受性的，有憐憫心的，對細節的觀察，這是在女性身上看到的優點。而男性維度，傾向于更理性，更有邏輯，更抽象，這些不同的維度其實可以結合在同一個作家身上。

新京報：相較于男性作家，人們可能對女性作家的私生活更加關注，你有過這樣的困擾嗎？

劉瑜：是，不過目前我不喜歡那樣的狀態，以至于對《送你一顆子彈》這本書的出版都有些后悔。那是我2004-2008年左右博客文章的結集，當時博客寫作就是講私生活的嘛，我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電影，去哪兒旅游，都是一些個人的瑣事和感觸。因為一些機緣巧合，出版成書了。我沒有想到之后會有那么多人讀，甚至喜歡。現在看來，其實不過是個人生活的痕跡，沒什么意思。所以2010年以后，當我有了所謂的名氣之后，對于把自己私生活的一面發布到任何公共平臺上就越來越謹慎了。

來源：12月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03版，轉載請標明出處。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