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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頭有一本《中國文化史詞典》,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撰的,閑暇無事,隨手翻翻,卻見到這樣一條辭目--驛站,詮釋為:占時供傳遞公文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歇宿、換馬的住處。后面還有一系列與此有關的辭目:羽檄、軍臺、置郵、驛丞、火牌、金字牌、急遞鋪、會同館,林林總總,凡20余條,在惜墨如金的詞典中占去了差不多三頁的篇幅,可見這辭條的負載是相當沉重的。
漸漸地,心頭也跟著沉重起來,窸窣翻動的書頁,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劇,云煙漫漫,翠華搖搖,在車輪和馬蹄聲中連翩而過。那快馬的汗息挾帶著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煙;凄清的夜雨浸潤了整整一部中國文學史;車轔轔,馬蕭蕭,灑下了多少瞬間的輝煌和悠遠的浩嘆。合上書頁,你不能不生出這樣的感慨:這兩個藏在詞典深處的方塊字,竟負載著多么恢宏的歷史文化蘊涵!
于是,我記下了這兩個古樸的方塊字:驛站。
一
詞典上的解釋似乎過于矜持。感覺深處的驛站,總是籠罩在一片緊迫倉皇的陰影之中,那急遽的馬蹄聲驟雨般地逼近,又旋風般地遠去,即使是在驛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絲毫懈怠,輪值的驛官匆匆驗過火牌,簽明文書到達本站的時間,那邊的驛卒已經換上了備用的快馬,躍躍欲試地望著驛道的遠方。所謂"立馬可待"在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張,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形象,一種司空見慣的交接程序。晴和日子,驛道上滾滾的煙塵會驚擾得避讓的行人惶惶不安。此刻,在田間勞作的農夫會利用擦汗的機會,望一眼那遠去的快馬,心頭難免一陣猜測:那斜背在驛卒身后的夾板里,究竟是什么文書呢?是升平的奏章,還是戰亂的塘報?或者會不會什么地方又發生了災荒?那么,或許過不了幾天,從相反方向馳來的快馬,少不了要降下抽丁增稅的圣旨哩。農夫嘆息一聲,西斜的日頭變得陰晦而沉重。
若是在夜晚,馬蹄在驛道上敲出的火花瑰麗而耀眼,于是在門前搗衣的村女刁便停下手來,一直望著那火花漸去漸遠,然后一切又歸于沉寂。"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西風初至,砧聲四起,為久去不歸的征人趕制寒衣,思女刁心中該是何等凄苦!自從漢代的班婕妤寫出《搗素賦》以來,搗衣的情境便成為閨怨詩久吟不衰的重要母題,砧聲總是在秋夜響起,而寒衣一般都要送往塞外,詩人們窮極才思,把女子搗素的動作描繪得舞蹈一般婀娜多姿,并對那劃破靜夜的砧聲特別作了牽人心魂的渲染。但有誰曾把這月下的砧聲和驛道上的馬蹄聲作過類比和聯系,寫出思女]目送驛馬遠去時的悲劇性感受呢?
驛卒的神色永遠嚴峻而焦灼,那充滿動感的揚鞭馳馬的形象,已經成為一幅終結的定格。對于他們,這或許只是出于職業性的忠誠,他們大抵不會意識到,-個古老而龐大的王朝,正在這馬蹄聲中瑟瑟顫抖。
這種顫抖,一些比較清醒的君王不能不有所感受。明崇禎帝朱由檢是一位生逢亂世,卻又力圖振作的末代君王,國事日非,江河日下,使得他對報馬的敏感幾乎到了神經質的地步。每天,他既盼望著驛馬送來佳音,又害怕接到的是壞消息,因此,對下邊送上來的塘報,竟陷入了想看又不敢看,然而終究又不得不看的尷尬境地。心態惶惶,憂思如焚,竟然反映在他下令鑄造的錢幣上,這種方孔制錢上鑄有奔馬圖案,民間稱為"跑馬崇禎",原先的寓意是"馬報(跑)平安"、"馬到成功"。但無奈事與愿違,快馬送來的總是壞得不能再壞的消息,弄到最后,崇禎自己不得不跑到煤山去上吊,臨死前,還撕下衣襟,寫下了"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血書為自己辯護,可以說得上是死要臉的典型。于是民間傳說,壞事都是因為那枚"跑馬崇禎",跑馬者,一馬亂天下也,而馬進大門為闖,是李闖王攻進京城的預兆。又說,南明政權斷送于奸臣馬士英之手,恰恰也應在一個"馬"上。這樣的傳說,很大程度上帶有諷刺意味,如果真的把朱明王朝的覆滅歸結于銅錢上的一匹報馬,那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當然,在大部分的升平年頭,驛道上的報馬雖然一如往常地倥傯匆忙,甚至有不堪疲憊倒斃路旁的,但帶來的不一定都是黃鐘毀棄的絕響,有時,那馬蹄聲的背后,或許只是一幕相當無聊的小鬧劇。請看杜牧的這首《過華清宮》:
長安回望繡成堆,
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這中間的本事,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大概都不會生疏的。楊玉環愛吃荔枝,這種個人的小嗜好本來無可非議,特別是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人,這點嗜好說不定還能增添她的個性魅力。但問題在于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三干寵愛在一身"的皇貴妃,于是,個人的小嗜好便演成了歷史的大波瀾,攪得天翻地覆。據說為了進荔枝,一路上驛馬踏壞了無數良田,而驛站中的馬匹也跑死殆盡,驛官無法應差,紛紛逃去。當楊貴妃遠望著"一騎紅塵"而展顏一笑時,那笑容背后并沒有多么深刻的含義,她只是覺得挺開心,最多也不過有一種"第一夫人"的榮耀感,或許還會勾起一縷思鄉之情,因為荔枝恰恰來自她的巴蜀老家。她絕對不會想到,在驛馬經過的漫漫長途中,有一個叫馬嵬驛的地方,已經為她準備了一座香冢。
其實,千里迢迢地用驛馬進獻荔枝,唐明皇和楊貴妃都不是始作俑者。《后漢書o和帝紀》載:"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有唐羌其人,當時任臨武長,向朝廷冒死進諫,他說得比較人情入理:"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這位漢和帝倒不很固執,居然聽進去了,下詔停止了這一暴政。《廣州記》說:"每歲進荔枝,郵傳者疲斃于道,漢朝下詔止之。"是為旁證。漢和帝受用荔枝,大概只是為了延年益壽,沒有多大意思,后人知道的也就不多。到了唐明皇那個時代,因為事情和楊貴妃有關,沾上了點桃紅色,作為風流韻事,流傳起來就很容易不朽。文人首先要抓住不放,借助這不朽的題材追求"轟動效應",就連杜甫這樣古板的人也忍不住要跟著吟誦幾句:"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而杜牧的《過華清宮》更成了膾炙人口的名篇,以至于1000多年以后,一位住在重慶的文化人有感于時事,操起諷刺詩作武器時,也不由自主地套用了《過華清宮》的格調:
荒村細雨掩重霾,
警報無聲笑口開,
日暮馳車三十里,
夫人燙發進城來。
小詩在重慶《新民報》一經發表,立即不脛而走,各報紙紛紛轉載。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頭,一邊是最高當局高喊著"一滴汽油一滴血",要國民勒緊褲帶;一邊卻是高官政要們奢侈豪華,揮霍無度。比之于杜牧的《過華清宮》,這首小詩自然更帶點打油的味道,但對權貴諷刺之辛辣,卻著實令人拍案叫絕。
寫詩的文化人其實是位小說家,他叫張恨水。
二
中國的文人歷來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對月"將進酒",就是仗劍浩歌"行路難";而在細雨騎驢入劍門的途中,大詩人陸游肯定會有不同于"鐵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對于逼仄的書齋來說,外面的世界充滿了繽紛浩闊的人生體驗,"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們打點一下行裝,收拾起幾卷得意的詩文(那大抵是作為"行卷"走后門用的),瀟瀟灑灑地出門了。一路上訪友、拜客,登臨名勝,走到哪里把詩文留在哪里。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這些彬彬弱質的文人肯定會有相當一部分時間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驛站,便成了他們詩情流溢和遠游行跡的一個匯聚點。
關于驛站,人們很難淡忘這樣一幅古意翩然的風俗畫:清晨,羈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驛館門前,他似乎有點踟躕,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細雨初霽,柳色清新,屋檐和驛道被漂洗得纖塵不沾。遙望前方,淡淡的晨霧籠罩著蒼涼寒肅的氣韻。文士的心頭顫動了,一種身世之感頓時涌上來,他要寫詩了。但行囊已經打好,就不愿再解開,好在驛站的墻壁剛剛粉刷過,那泥灰下面或許隱映著前人留下的詩句,那么,且將就一回吧。當他在粉墻上筆走龍蛇時,驛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給他捧著硯池,圍觀的人群中則不時發出嘖嘖的贊嘆,文士酣暢淋漓地一揮而就,然后飄然遠去。
這有點像王維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渭城曲》是端著酒杯為朋友送行,一邊說著珍重的話,大體上是紀實的。而這里的驛站題詩只是一種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發生在陽關,也可能在別的任何地方;遠行者身邊可能有執袂相送的友人,有舉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囑,也可能沒有。反正,對于那個時代,那些文人來說,興之所至,在驛站的墻上涂抹幾句詩,是很平常的事,驛站的主人不會認為這有污站容,寫詩的人也不覺得有出風頭之嫌,圍觀者更不會大驚小怪。到底有多少詩就這樣"發表"在驛站的墻壁上,恐怕誰也沒有統計過。歷來研究文學和文學史的人,總是把目光盯著那些散發著陳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簡冊、木牘、縑帛和紙頁,所謂的"汗牛充棟",大抵就是寫滿(或刻滿、印滿)了方塊字的這些玩意。有誰曾走出書齋,向著那泥灰斑剝的墻壁看過幾眼呢?特別是看一看那荒野深處驛站的墻壁。
是的,驛站的墻壁,這里是恢宏富麗的中國文學中的一部重要分冊。
在這里,我無意對"墻頭詩"作總體上的評價,那是文學史家的事。我要說的只是,當文士們站在驛站的墻壁前時,他們的創作心態一定是相當寬松的。人們大概都有這樣的體驗,一旦置身于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這里,你只是一個匆匆來去的過客,盡可以從原先的聲名之累中解脫出來。行囊已經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寫上幾句;意盡了,寫不下去了,擱筆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種"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顧慮是不存在的。這里不是文酒之會,沒有硬性攤派的寫作任務,用不著拼湊那種無病呻吟的應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詩中忌諱什么,討好什么,即使像朱慶余之流上京趕考經過這里,盡管他的行囊里藏著巴結主考官的《近試上張藉水部》,但站在這里,他也會表現出一個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女]那樣,低聲下氣地問人家:"畫眉深淺入時無"?
文士們在墻壁上涂抹一陣,棄筆飄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這放在心上。那"發表"在墻壁上的詩,自有過往的文人墨客去評頭論足。他們背著手吟讀一回,覺得不怎么樣,又背著手踱去,在轉身之間,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爾見到幾句精彩的,便要佇立許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頂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傳揚開去。
過了些日子,那字跡經過風吹雨打,剝落得不成樣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讓后來的人再用詩句涂抹。主人照例給他在一旁捧著硯池,很贊賞的樣子。
又過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遠離這驛站的某個旗亭里喝酒論詩,喚幾個歌伎來助興,卻聽到歌伎演唱的詩句很熟悉,細細一想,原來是自己當初題在驛站墻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們傳唱得多了,這詩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現在后人編選的《詩鈔》中。
在這里,詩的命運完全服從于流傳法則,而絕大多數的平庸之作則被永遠湮沒在那層層疊疊的泥灰之下,無人知曉。這就是淘汰,一種相當公平,亦相當殘酷的優勝劣汰。
大約在南宋淳熙年間,臨安附近的驛館墻壁上發現了這樣一首詩: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這樣大字報式的針砭時事之作,趙家天子肯定是不會高興的。但作者并不怕當局上綱上線地追究,在詩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這個林升,在文學史上如渺渺孤鴻,歷代的《詩選》《詩話》對他的介紹無--例外地吝嗇:生平不詳。查遍了南宋年間的《登科錄》,也沒有發現這個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資料,只有留在驛站墻壁-卜的一首詩。因為他能寫詩,而且還寫得相當不錯,因此推斷他是--個士人;又根據詩中所反映的時代氛圍,推斷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間人-如此而已。
但既為i:人,當然不可能一輩子只寫一首詩,那么他的其他詩作呢?女占妄再作推測,大致有幾種可能:因為那些詩不是昭著醒日地"發表"在驛站的墻壁,亡,只是自己樽前月-卜的低吟淺唱,因此寸二為人們所知;或者因為不是站在驛站的墻壁前寫詩,顧忌在所難免,有時不敢直抒胸臆,這樣的詩,自然不會引起廣泛的社會共鳴,時間長了,自然湮沒無遺:
說到底,還是驛站的墻壁成全了他。
林升傳之后世的作品只有這一首墻頭詩,但這一首也就夠了。
三
急如流星的驛馬漸去漸遠,瀟灑飄逸的文士翩然而過,終于,一群亡國后妃和失意臣僚走來了。
這些人原先都活得不壞,轉眼之間卻"歸為臣虜"或"夕貶潮陽",走上了被解押放逐的漫漫長途,心理上的落差是可以想見的。人生的痛苦大抵在于從一種生存狀態跌入另一種低層次的生存狀態,打擊之初的創痛往往最難承受。關山逶迤,驛路迢迢,離往日的春風得意只在一夜之間,而前途則深淵一般冥冥難測,"多少恨,昨夜夢魂中,"似乎也只能在夢中玩味了。一路上的顛沛早已使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心靈的創痛,只有到了驛站之后,歇下來慢慢梳理。
驛站,籠罩著一片慘淡抑郁的悲劇氣氛。
首先走來的是如花美貌的花蕊夫人。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趙匡胤興兵伐蜀,蜀主孟昶雖擁有10萬軍隊,但這個連尿壺也得用珠寶裝飾的偏安之君,此刻只有繞室彷徨而已,宋兵一至,立即奉表投降。計宋兵由汴京出發到攻入成都,前后才66天。孟昶和他的寵妃花蕊夫人都成了俘虜,被宋兵押送北行。亡國的哀怨與激憤郁結在花蕊夫人的心頭,無以排解,驛站小憩肘,化作一字一咽的《采桑子》詞,題在驛壁上: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但才寫了半闕,宋兵便催促上路,花蕊夫人只能回望幾眼,惆悵而去,那沒有寫完的下半闕,便永遠湮沒在這位蜀中才女的愁腸中。根據這種詞的一般路數,下半闕應當從眼前景物化的心境描寫轉入對身世和時事的慨嘆。多年來,孟昶荒聵誤國,蜀中文恬武嬉,她不可能不有所針砭。她是個有思想的女人,這在后來她面對趙匡胤即興口占的一首七絕中可以看出來,特別是"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兩句,從閨閣詩中脫穎而出,一洗柔婉哀怨的脂粉氣,很有幾分"女強人"的見識。據此,人們有理由相信,那未及寫完的下半闕中,肯定會有石破天驚的奇崛之筆。
可惜這些我們永遠看不到了,在宋兵兇神惡煞的喝斥聲中,一個弱女子無奈地扔下了手中的筆,也給人們留下了文學史上一個不大不小的缺憾。
留下缺憾也好,沒有缺憾就沒有真正的悲劇美,至少它可以給后人留下一個瑰麗繽紛的想象空間。但偏偏有一個無聊文人經過這里,干了一件相當無聊的事,給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續上了半闕:三干宮女如花面,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不難看出,下半闕與原詞完全是兩種格調,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輕薄的女人在搔首弄姿,似乎花蕊夫人在去汴京的路上就準備投懷送抱,并且以能夠取得新主子的專寵而志滿意得。這個續詩的文人不僅無聊,而且近乎無恥了。
花蕊夫人后來確實被趙家天子納入后宮,但不久便抑郁而死。她留下的只有一首七律和半闕《采桑子》詞。
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究竟題于何處,史無記載,但從"初離蜀道心將碎"一句看來,大概是在南棧道(蜀棧)的北部終點附近。棧道天險,向來被倚為巴蜀的屏障,也是從中原經關中入川的唯一陸略通道。"獻俘闕下"的宋軍沿著棧道迤邐北去,對于花蕊夫人來說,則是在一步步遠離自己的故國家園。一俟過了棧道,進入關中,那種永訣的感覺突然一下子現實而強烈起來:此一去,故國難歸,家山難見,天上人間,永無相見之日了。正是在對巴山蜀水凄婉的回眸一瞥中,產生了催人淚下的《采桑子》詞。
驛站,似乎負載著太多的忿郁和愴涼,而越是接近棧道的南北兩極,這種情感負載便越是趨向極致。
花蕊夫人的身影消失在棧道北極200多年以后,大詩人陸游來到了棧道南極的武連驛。他行進的方向和花蕊夫人正好相反,從關中南行人川,往成都去,但憤激悲涼的心境卻和花蕊夫人驚人地相似。當然,他不能沒有詩:
平生功名浪自期,
頭顱至此不難知,
宦情薄似秋蟬翼,
鄉思多于春繭絲。
這是七律《宿武連縣驛》的前四句。時在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深秋,詩人的情緒也和節令一樣蕭瑟寥落。本來,他已經送別了棧道的崔嵬奇險,前面便是坦蕩的成都平原,路是好走多了。但他卻遲遲不愿走,前方那座綠樹繁花中的"錦官城"對他沒有一點誘惑力。在武連,他整整盤桓了三天,大約是為了讓自己的情思越過千里棧道,和渭水岐山牽系在一起,他要最后再聽聽那沙場秋點兵的曠遠回聲。而一旦進入了成都平原,那不絕如縷的情思將何以依傍?那里的花太紅,水太清,歌舞也太華麗,很難容得下他身上沾染的邊關雄風,也很難找到一處說劍談兵的廳堂。
在關中的大半年時光恍如夢幻一般。早春二月,四川宣撫使王炎馳書邀他前去南鄭襄贊軍務,共謀恢復大計。南鄭是宋金西戰場的中樞所在,而王炎既是義氣慷慨的主戰派將領,又是陸游的朋友,陸游曾把他比作漢朝的蕭何和唐朝的裴度。對于急欲殺敵報國的陸游來說,這是他一生中得以親臨前線的唯一機會,詩人的振奮是可以想見的。關中大地,有如漢唐歷史一樣雄渾蒼涼,在這里,詩人有鐵馬秋風的戍守,有指點關河的謀劃,有南山射虎的壯舉,還有強渡渭水、激戰大散關的呼喊。戎馬生涯方顯男兒本色,滿腹詩情撒入逐敵的馬蹄,匯成宏麗悲壯的吟唱。文人總是容易得意忘形的,陸游躊躇滿志,似乎蹉跎半生,從此風云際會,可以施展一番了。然而,大半年以后,王炎被當局莫名其妙地調離川陜,陸游也改任成都安撫使參議官,去坐冷板凳。"渭水岐山不出兵,卻攜琴劍錦官城",這種遷徒看起來是"平調",但對陸游來說,則無異于貶逐。從南鄭經棧道去成都,一步步遠離了他魂牽夢縈的抗金前線,這種心情和花蕊夫人遠離故國的憤郁凄涼相去不會很遠。"宦情薄似秋蟬翼,鄉思多于春繭絲。"這似乎成了一種規律性的心態,貶放之際,越發感到官場沒有什么意思,不知回去品味鄉音的好。
三天以后,陸游離開了武連。當詩人眷眷回望時,他不可能不意識到,自己最為輝煌的一段人生被永遠地拋在后面了,而這座棧道南極的小小的驛站,無疑是一個悲劇性的轉折點。
四
現在,我們該走進驛站的門廳去看看了。
這里不同于普通的客棧,就所有制而言,它是官辦的,大約相當于眼下的"干部招待所"吧。因此,販夫走卒自然是不接待的,就是揣著斗大銀子的富商大賈恐怕也進不去,這里面有個規格問題,不像現在只要有錢,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踱進總統套房去消受。但貶官罪臣卻可以進得,因為對這些人的流徙畢竟屬于"官事"的范疇。另外,大約還有利于隨時掌握他們的行蹤,實施嚴密的監控。對于京師的當權者來說,那遍布全國的驛站和驛道,便有如拴著--串串螞蚱的繩子,若是心血來潮,要追加什么處置,只須隨便提起一串,指點著其中的一只,說一聲"欽此",緹騎順藤摸瓜,省心極了。因此,即使像魏忠賢這樣的巨惡元兇,在放逐途中也能享受驛站的接待。當崇禎要對他重新"逮治"時,傳遞詔書的圣差便沿著驛道,很容易地找到了那家下榻的驛站。這個極富于政治敏感的宦官頭子一聽到門外的馬蹄聲,就知道皇上:變臉了,為了不至于死得太難受,索性搶先吊死在房間里。
這里的一'切談不上堂皇,處于深山僻野的驛站甚至顯得簡陋,但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極整肅。進了門,便有驛卒迎上來,指點著把牲口牽進廄里去喂料飲水,掀起青布門簾把:客人讓進房間,然后站著介紹吃喝拉住o--應事宜。一陣忙:亂之后,驛站里漸至安謐,伙房里的炊煙升起來,空氣中洋溢著新鮮菜蔬和麥飯的香氣,客人經過一'天的勞頓,在這溫馨的環境里當可以做一個不太壞的夢.
驛丞雖是個末流小官,但文化素養和處事能力都很值得稱道。那門前告白上的書法或許相當彳二壞;客人有興致時,他照例會向你介紹當地的風俗人情及掌故軼事之類,既不顯得賣弄,也不缺乏書卷氣。或拿出某某名士某某顯宦留-廠的墨跡來炫耀,評淪亦相當精到。因此,你也才能理解,為什么客人在驛壁上題詩時,他表現得那么贊賞,且在一旁捧著硯池。可以設想,他們本身原先就是讀書人,或屢試不第,或在官場中沒有背景,才干上了這養家糊口的差事。這些人大都有較多的閱歷,客人進門了,他一看氣象排場,大體上就能認定對方的身份,是升遷還是貶謫,是赴考還是下第,是春風得意還是頹唐落拓。對趾高氣揚之輩,他自然得處處陪著小心;對失意者,他一般也不表現得那么勢利。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誰知道哪一片云彩上有雨呢?說不定什么時候上頭一道圣旨,人家就騰達了、升遷了,又經過你這里哩。這些世態人情,他們看得多了,也就看得比較透。
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
明代成化初年的楊守陳就經歷過這么一次。楊守陳官居洗馬,這是個不小的官,一般担任皇太子的老師或隨從,因此有"東宮洗馬"或"太子洗馬"的說法,級別大致在五品以上,算得上是高級干部-了。其實,光看級別還不足以顯示洗馬的分量,一道顯而易見的官場程式是:太子是預備著當皇上的,一旦登基,對當年的老師和故舊自然會有所提攜,有的甚至被倚為股肱重臣(例如明代宣德、正統兩朝的楊溥和萬歷朝的張居正)。因此,這頭銜有時也被賜給那些年高德重或功勛卓絕者,其實他們既不教太子讀書,也不作太子的跟班,只純粹是一種榮譽。但楊守陳這個洗馬倒是實實在在的。-'次,他回鄉省親,下榻于-'所驛站,驛丞以為"洗馬"就是管打掃馬廄的,很有點不放在眼里,言談舉止,竟跟他平起平坐,還悻悻然地問他:"公職洗馬,日洗幾何?"這就很不恭敬了。楊守陳卻并不生氣,相當平靜地回答道:"勤就多洗,懶就少洗,是沒有定數的。"少頃,有人向驛丞報告,說有位御史即將來站,驛丞一聽,御史比這洗馬的宮大多了,便催楊守陳趕緊把房間讓出來,以便接待御史大人,楊守陳仍然很平靜地說:"這固然是應該的,但等他來了以后,我再讓也不遲。"不久,御史駕到,進門一見到楊守陳,就跪下磕頭請安,楊守陳一看,原來是自己的門生。接下來輪到驛丞大驚失色,連忙跪在階下,口稱有罪,乞求楊守陳寬恕。楊守陳卻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十分計較。
應當說,楊守陳這位洗馬的肚量是很難得的,如果換了另外一個洗馬,或別的什么大官,十有八九要把驛站鬧騰得雞飛狗跳,這位小小的驛丞也保管吃不了兜著走。但令人困惑的是,專司送往迎來之職的驛丞,何以會有眼不識"洗馬"呢?大概這位老兄原先只是個市井之徒,因為和縣太爺有什么裙帶關系,開后門謀來的差事,小人得志,看人時難免帶著一雙勢利眼。當然,也怪楊守陳太隨和了,全沒一點官架子。要是人家對他不恭敬時,他稍微曉以顏色,喝一聲:"大膽!"驛丞還敢放肆么?
除去現任官吏而外,驛站的另一類顧客是文人。在中國,文人歷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離官僚階層只有一步之遙,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通俗化的圖解。但對于絕大多數文人來說,這一步卻關山重重,始終可望而不可及。確切地說,文人是一群"候補官吏",因此,他們在出游或趕考途中,踱進驛站是很自然的事。很難設想,如果失卻了文人瀟灑的身影和笑聲,失卻了他們在夕陽下的佇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卻了驛壁上酣暢淋漓的詩跡,只剩下過往官員粗暴的喝斥和驛丞小心翼翼的逢迎,驛站將怎樣的單調冷漠,有如舞臺上臨時搭設的布景,毫無生氣,毫無歷史的張力和文化氣韻。
文人不僅在驛站題詩,還在驛站做夢,夢是他們人格精神的恣肆飛揚,這時候,心靈深處的渴求將沖決現實的種種樊籬而遨游八極,幻化出奇詭瑰麗的境界。我們看看元稹的這首《梁州夢》:
夢君同繞曲江頭,
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馬,
忽驚身在古梁州。
作者在詩下自注說,一天晚上,他夜宿梁州驛館,夢見與白樂天、李杓直諸友同游曲江,然后入慈恩寺諸院,忽然被人喚馬嘶聲驚醒,原來是信使出發前備馬,這時天已破曉,他立即匆匆寫成此詩,請信使捎走。
作為一段詩話,僅僅到此為止,意思恐怕不大。
但接下來還有。
白居易接到這首詩,屈指一算,感嘆不已,原來元稹夢游曲江的那一天,他正好與李杓直等人同游曲江,且到了慈恩寺,不信,那寺院粉墻上有自己的《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為證:
花時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
計程今日到梁州。
事情竟如此奇巧,白居易和朋友游曲江時還在念叨:如果微之(元稹的號)在,該有多好,算算行程,他今天該到梁州了。而就在同一天,元稹恰恰在梁州驛站,夢中與白居易等作曲江之游,夢境與現實驚人地吻合。作為文壇佳話,后人一直懷疑它的真實性。但千里神交,息息相通,特別是在元白這樣的摯友之間,心靈之約應該是可能的。
白居易當然也要把這首詩從寺壁上抄下來,請信使飛送元稹。當元稹在離長安更遠的驛站里讀到它時,又會有什么感慨呢?或者又會做什么夢呢?
五
元稹讀白居易的詩,所感受到的必定是那種深沉而悠遠的思念,峰回路轉,山高水長,朋友情深如此,該是多大的慰藉!他大概不會把對方的寺壁詩和自己的驛站詩進行比較,且作出高下優劣的評判。
但我們不妨來做做這項工作,就此引出一個新的話題:關于驛壁詩和寺壁詩及酒樓詩的比較,從而尋找驛壁詩在文化坐標上的位置。
元稹和自居易都是做過大官的人,但一直總是磕磕絆絆的。官場的側面是詩壇,官場失意而為詩,詩往往寫得格外出色。元白始以詩交,終以詩訣,僅唱酬之作就達1000余首,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文友詩敵,難有高下之分,但僅就上文中所引的兩首詩來看,平心而論,元詩恐怕更勝一籌,特別是"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兩句,奇峰突起,呼之欲出,彌漫著凄清愴涼的意韻,境界相當不凡,比之于白詩的明白曉暢、深情蘊藉,無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這種高下之分并不取決于兩人的才力,而是由于寫詩時特定的環境使然。孤獨的遠足,孤僻的驛站,孤苦落寞的心態,這一切都使得元稹越發思念遠方的朋友。殘燈無焰,荒野寂寥,現實的世界凄清而逼仄,只能去夢中尋覓了。夢中的天地是溫馨而歡悅的,然而夢醒之后,惶然四顧,那種悵然若失的心理反差又使得思念更加銘心刻骨,如此開闔跌宕的感情體驗,焉能沒有好詩?而同樣是對朋友的思念,白居易身邊有李杓直等人的陪伴,有芳菲燦爛的春景,說不定還有寺院方丈的恭維和招待,他們在賞花談笑,品茗喝酒時,心靈深處感到了一種缺憾和呼喚,雖然這種感情相當真摯,但畢竟不像元稹那樣孤寂無傍。因此,即使像白居易這樣對詩相當講究的人,也只能重蹈"折花作籌"之類屢見不鮮的意象,很難有神來之筆。
驛站,似乎總是與孤獨相隨。這里沒有觥籌交錯和前呼后擁,沒有炫目斑斕的色彩,連日出也顧影自憐般羞怯。這里只有孤煙、夕陽、冷月和夜雨。但孤獨又是一種相當難得的境界,只有這時候,人們才能從塵世的喧囂中寧定下來,輕輕撫著傷口,心平氣和地梳理自己的感情,而所謂的詩,也就在這時候悄悄地流出來。既然是在這么一個荒僻簡陋的去處,沒有什么可以描摹狀寫的,詩句便只能走向自我,走向內心,走向深沉。去看看驛壁上層層疊疊的詩句吧,那里面很少有花里胡哨的鋪排之作,有的只是心靈的顫動和惋嘆。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寺院的墻壁,那上面往往也寫滿了詩,而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數揚州惠照寺的"碧紗籠"。有關的本事早已膾炙人口了,大體情節帶著濃重的世俗色彩:書生王播借住寺院,備受奚落,題詩墻壁以泄憤。30年后窮書生已成了權傾一方的淮南節度使,衣錦重游,見昔日自己在寺壁上所題的詩句已被寺僧用碧紗籠罩起來。王播感慨萬千,又提筆續詩一首,是為"碧紗籠"詩。應當承認,在所謂的"寺壁詩"中,這首"碧紗籠"算是寫得不壞的,其原因就在于勢利眼的僧人給了王播相當真切的人生體驗。"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真是道盡了世態炎涼和科舉制度下十年寒窗、一朝顯達者的人生之夢。但絕大多數走進寺院的文人都不會有王播那樣的體驗,他們大抵已經成了名士,只是來走走看看,散散心。因為自唐宋以來,與僧人的交往,已成了文人士大夫一種頗為時髦的風氣。他們來了,寺院里也覺得風光,方丈自然前前后后地陪著,聽琴、賞花、品茗、下棋,有時還要互斗機鋒,在參禪悟道的靈性上一比高低,氣氛卻還是友好的。玩得差不多了,為了附庸應酬,在墻壁上寫幾句詩作交待。或摹寫寺院生活的清幽情趣,或體味山林風景中蘊含的禪機,感情難免浮泛。這些人雖然錦衣玉食,卻往往在詩中大談不如出家人自在,盡說這種言不由衷的話,詩又能好到哪兒去呢?
與寺院的清靜形成對比的是酒樓。在有些人眼里,酒樓是至高無上的圣殿,"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坐在酒樓里,便可以滿不在乎地睨視人間的最高權威,文人因酒而狂放,一至于此。酒樓又往往是終結驛道的儀門,經過了漫長的苦旅,終于把最后一座驛站留在身后了,即使是被貶謫的官員或落第的學子,也會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于是,三朋四友,意氣相邀,徑直來到那青簾高挑的所在。"將進酒,杯莫停",酒入愁腸,心境越發頹喪,覺得世間萬事都沒有什么意思;酒入豪腸,又激昂慷慨,氣可吞天,儼然要擁抱整個世界,這都是由于酒的魔力。這時候寫詩,朱紅小箋便太仄,鋪排不開滿腔的塊壘,直須提筆向那堵粉墻上涂抹。因為在文友面前,有時還在干嬌百媚的歌伎面前,他們得賣弄才氣,也賣弄自己的傷感和豪放。那詩,便帶著幾分夸張和矯情,全不像當初站在驛壁前那樣地行云流水般坦蕩自然。至于那酒樓粉墻上的墨跡,絕對都是狂草,有如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一般。有時,夸張和矯情也會豁邊,少不了要惹出點麻煩來,例如宋江在潯陽樓多喝了幾杯,暈乎乎的在墻壁上題了幾句詩,就差點丟了腦袋。我一真認為,像岳飛的《滿江紅》那樣的詞作,必定是用濃墨蘸著烈酒,揮灑在酒樓墻壁上的,不然,何以會有"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那樣標語口號式的句子?同樣,如辛棄疾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這類,則必定是閑倚竹籬,清茗在手,悠悠然隨口吟出來的。他也肯定不會寫在墻壁上,而是踱回書房,記在粉紅色的薛濤箋上,筆跡亦相當流麗雋逸,有晉賢風味。
六
但驛站終于坍塌了,坍塌在歷史的風雨中。
我曾經設想,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跋涉在荒野的深處,去辨認每一座驛壁上斑剝的詩文。我只要一頭毛驢、一根竹杖,沿著遠古的驛道,年復一年地探尋歷史的殘夢和悠遠蒼茫的文化感悟。
可惜這已經不可能了。今天,你可以極隨意地找到一座香火不很清淡的寺院,也可以找到各種風格的仿古酒樓,但到哪里去尋找一座古韻猶存的驛站呢?
于是又忽發奇想,好在現代科學已經出神入化了,如果能找到幾堵尚未坍塌的驛站的墻,借助超顯微技術的透視,我們將會看到隱沒在其中的層層疊疊的詩篇,連帶著鮮活靈動的歷史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絕大多數以至全部你可能都是第一次見識。偶爾看到幾首相當熟悉的,那就是經過流傳的淘汰而得以不朽的好詩了。這時候,你才會發出由衷的慨嘆:自己手頭那些歷朝歷代的詩集,原來是多么貧乏而缺少色彩!
這設想有點像童話,一則關于驛站的童話。
夏堅勇 2011-12-18 21: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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