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我就是蔣介石的一個夜壺

簡體傳統

文章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王元濤

在各類杜氏傳記中，有一個小人物被忽略了，他就是王國生，杜月笙最初落腳上海，在他開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

入黃門前，杜月笙所能走的路，與大多數赤腳進城的鄉下少年一樣，因受教育不足，眼界狹窄，人生沒有方向，極易沾染惡習。杜月笙的毛病，是好賭成狂，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貨款，在輸個精光之后不辭而別。可是，王國生卻搶先一步原諒了他，在他饑寒交迫、病餓無著時，又將他接回店內，全無責怪，信任依舊。

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杜月笙的早期經歷中，卻應該占據重要位置。杜從小見慣了各色勢力眼，包括親族，包括鄉鄰。你坑我？沒關系啦，我轉過頭來也害你就好了。這種對等的惡惡相報，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態。而王國生卻讓他得以識見了人性的另一個側面，從而覺悟到，原來，人還可以有這樣一種向善的選擇。這很可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為他后期出污泥而試圖不染提供了動因。

學者廖保平這樣評價杜月笙：“作為一個暴力色彩濃厚的江湖老大，竟沒有被政治權力消滅，還能將自己的黑社會身份不斷洗白，在江湖與政治之間穿梭自如，呼風喚雨。”事實上，杜月笙并沒有像廖先生說的那么“自如”，但他對自己身屬黑幫這一事實，卻一生不甘，一直在掙扎洗白，這倒是真的。

杜月笙講過，有一次，他應邀參加一個達官貴人的聚會，但見座中高冠峨服，衣香鬢影，再仔細打量，那些有身家、有地位、有教養的紳士，沒一個人戴他手上那種惹人注目的大鉆戒。杜月笙立時自慚形穢，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轉了一圈，把那顆大鉆石緊緊握在掌中。回到家，他直接把鉆戒扔進了保險箱，并從此日日長衫，風紀嚴謹，即便是三伏暑天，在家里，也絕不袒胸露臂。因他的表率作用，一時間，整個上海灘，至少脫下上萬只鉆戒。

杜月笙知道，想洗脫黑社會形象，僅改變外表還遠遠不夠，內里也必須有貨。憑他的識字水平，可以勉強讀書看報，可要完全理解內容還存在困難。他自有辦法，設專職讀報秘書，每天聽報。聽完一段，有不懂之處，就詳加追問，一直到弄通為止。這一習慣幾十年不輟。另一個學習的捷徑，是聽評書。從春秋起，經秦、漢、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他把兩千年的歷史聽了個滾瓜爛熟，從中找經驗，找常識，找啟示。這一習慣，也是幾十載不變。1949年移居香港后，還專程從上海請過評書先生。

創辦恒社，是杜月笙試圖從組織上擺脫青幫陰影的又一努力。他也清楚，不管他個人如何自潔，只要還擁有眾多門生，就永遠無法讓人忘掉他的青幫背景。現在，他創立一個公開合法的社團，就可以用新名義在租界內外行走了。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發起人19名，包括后來大名鼎鼎的朱學范。

與黃金榮出身小康之家不同，杜月笙3歲喪母，5歲喪父，先隨繼母生活，后繼母不知所終，他就成了吃完上頓無下頓的孤兒。可是，與黃相比，杜的洗白又有天然優勢，因為在他入黃門前，大部分臟活累活都由黃金榮干了，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在此意義上說，杜是黃的2.0版，可以站在黃的肩膀上坐享其成，雙手無需再接觸太多的臟東西，因而向合法化轉型相對容易得多。

1927年，國民黨北伐軍占領上海，東南局勢漸告穩定。國民政府一向主張廢除租界，清理黃賭毒，杜月笙對此心知肚明。正是在此前后，他開始逐步退出販毒和賭博行業。因此，他的洗白，除了個人追求之外，還有大勢所趨不得不為的因素。

杜月笙創辦了多家合法公司，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經營，涉及航運、金融、紡織、面粉等行業。還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孫開辦的公司，主動要求掛他的名為董事長，他也一概欣然應允。最多時，他擁有七十多個頭銜。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習慣，把所有的職銜都開到名片上，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開紙那樣大才行。

一個人，即使換了芯片大腦，如果身兼七十項職務，恐怕也會經常短路死機吧。從杜月笙這種無害的貪婪中，可以隱約看出，對于正常的社會身份，他的補償心理有多么強烈。

抗戰勝利后，毀家紓難的杜月笙屬意上海市長的位置。在他看來，這是洗白的最佳機會。可是，蔣介石沒有答應他。隨后，杜又參與競選上海市參議會議長，國民黨高層同樣意見歧生。于是，杜及門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選舉，先讓杜高票當選，隨即宣布因身體原因辭職。這是一種變相的抗議，表達了杜的極度渴望與無奈。

有一段流傳甚廣的話，據說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蔣介石的一個夜壺，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實際上，他的原話是這樣的：“你們不要看許多大好佬們，都跟我稱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們是在拿我當作夜壺，用過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他并沒有專門針對蔣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風格。無論杜月笙怎樣不甘，其實他也明白，一朝為賊，終身為賊，人們的這種慣性認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礙。

1934年，大上海高層政商人物合影。從左至右坐著上海巨商杜月笙、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外交家蔣廷黻、上海市長吳鐵城、上海市保安處長楊虎。

臺灣《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這樣評價杜月笙：“名聞天下，對民國政治有影響，有貢獻，但究屬黑社會人物起家，借煙賭發跡，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沒有。可以說有譽有毀，有恩有怨。”

是的，他可以不甘，可以努力洗白，只是，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觸犯，他做出的第一反應，依然難脫黑社會本色。

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素來鄙視杜月笙，發現同鄉或晚輩與杜結交，就會訓斥他們：“怎么可以跟這種人來往！”后來，巨子與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女子懷孕后不依不饒，非嫁他不可，否則就要新聞曝光。巨子怕了，左右求告無門，只好厚著臉皮去找杜月笙。杜關照各報館，不準刊登相關新聞，然后親自與女子談判，只花用了不大一筆錢，就將事情平息下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杜月笙控制新聞有兩大招法，一是直接買報館，自己當老板。再有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情懷的新聞人，也沒有辦法和老板叫板，否則鋪蓋就會出現在大街上。第二招，是廣交朋友，定期給新聞界名編輯名記者發放高額津貼，換來他們的言聽計從。

1933年，李濟深、蔣光鼐等人發動“閩變”，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這讓相距遙遠的上海國華銀行攤上了大麻煩。事情是這樣的，“閩變”主力19路軍，一年前在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筆錢，一時用不完，直接入股了國華銀行。現在因為他們“鬧事”，上海有些人生氣了，召開民眾大會，要求索回當年的捐款，還要追究國華銀行的責任。

等到國華銀行老板唐壽民獲知相關情報，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時，已經太遲了，民眾大會通過了十條決議，其中一條是：沒收19路軍款項，敦請政府勒令國華銀行停業。消息傳來，杜府內眾人面面相覷，杜月笙卻神閑氣定，不慌不忙打過幾通電話后，轉身上樓聽評書去了。第二天，在上海所有報紙報道民眾大會的消息中，十條決議變成了九條。

如此操弄社會公器，實為一大罪惡。可杜月笙的弟子后來在臺灣給他作傳時，依然將此視為了不起的事跡大書特書，洋洋得意之態溢于言表。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這種高級理念要在中國落地生根，該有多么艱難。

1937年，上海淪陷，杜先赴香港，后去重慶，一直遙控指揮留守上海的老班底，配合軍統戴笠的地下工作，搶救要員，暗殺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即死于杜月笙門生之手。抗戰中期，高宗武與陶希圣脫離汪偽政權，逃奔香港，公開揭露“汪日密約”，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其背后，也有杜月笙參與謀劃。

可是，有這樣一個細節卻頗堪玩味：在重慶期間，杜月笙經常與前軍閥范紹曾等大佬賭博取樂，賭規是，每人每天至少帶法幣5萬元。這5萬元，相當于戰時60位國軍上將的月薪，或2230名在前線流血拼殺的二等兵的軍餉。

可以說，在偌大的上海灘，只要與杜月笙有交情，幾乎沒人敢說從沒接受過他的錢物饋贈。而且，杜月笙還有一個習慣，給朋友送錢時，一定要一對一，絕不讓第三者在場，以保全受錢人的面子。

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罷工事件，據杜的門生陸京士稱，1928年至1932年，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是通過杜月笙居間調停得以平息的。他做中間人，一手托兩家，全力彌合勞資分歧，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杜先生”的口碑，由此深入民間。

1930年，法商水電公司中國員工罷工，法租界巡捕當街開槍殺人，勞資矛盾極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國駐上海領事委托，參與和解談判。他身在資方，卻心在勞方，開出優厚的補償條款，復工草約得以順利簽訂。可是，法商公司卻臨陣賴賬，不肯支付兩千三百多人罷工期間的工資，更不肯答應月增工資四角的條件。工人群情激憤，復工眼看就要流產，這時，杜月笙“言話一句”，扭轉了局勢：“法商公司答應不下來，全部由我付了。”

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萬大洋。

浦東高橋人向以杜月笙為傲。杜給家鄉造了23座石橋，修了醫院和小學，并且全免費。抗戰前，浦東二百余戶貧困人家，會按月到杜府支領生活費。而且在上海，如果貧苦家庭有人去世無以殮喪，就可以請杜家施送棺材衣衾。從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達150萬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經沒有辦法完全統計。

他這樣花錢如流水，手面闊到令人吃驚的程度，瀟灑固然瀟灑，漂亮也固然漂亮，可實際上，他已陷入了一個怪圈而不能自覺。他一定以為，錢是洗白的武器，散出去越多，效果就越好。殊不知，這種違背常規常理的用錢方式，反而會讓人時時刻刻聯想到，他的錢來路不正。

而且，他賺得多，花得更多，實際上是個窮人。尤其自1932年起，他徹底退出暴利的煙賭兩行，收入應聲大幅下降。可是，來錢的渠道變窄了，花錢的渠道卻和原來一樣寬，他根本停不下來。因此，每到年關，對杜月笙來說，都是難過的一關，手頭沒錢打點各路人馬，他有時會急得直跳腳。1933年春節，對杜月笙來說，是最寒冷的嚴冬。傳說，他向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借款30萬元，被張一口回絕了。

但據章君榖先生稱，這不是事實。恰恰相反，張公權一口答應了，可其他銀行聽說杜鬧饑荒，爭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經過一番商議，最后由中國、交通等四家銀行共同出資，抵押物是杜家的房產。房契被裹在一張報紙內，黏合處蓋有杜的圖章，由中國銀行代為保管。報紙里頭是不是真的有房契？沒有人拆開查驗過。也就是說，一張報紙蓋個章，就可以借出30萬元來，這一點，是讓杜月笙最為自豪的。

“別人存錢，我存交情。”杜月笙向來這樣說。

這條原則，他倒是一以貫之，堅持到了最后。1951年，杜月笙病危，他當著家人的面，把朋友欠錢的借條全部燒掉了，涉及的具體金額不詳。據匆匆翻看過借條的家人回憶，其中有一張，是數十根大金條。

這樣，當杜月笙臨終前躺在病床上親口說出，他的錢只有十萬美金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驚怔錯愕。誰也想不到，大半輩子揮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給龐大家族的遺產，居然如此之薄。這筆錢要分給4位太太和四兒三女，一個人能到手幾文呢？難怪清高如孟小冬者，也忍不住當場脫口而出：“這么一點錢，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