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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兩者作出重大的區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新文化運動那一撥學人，以胡適為代表，他們所開啟的是“古典的現代性”道路，與“五四運動”所開辟的革命激進主義的現代性道路是有本質區別的。

被激進主義糾纏

近百年來，中國整個社會政治的演變一直處在激進的變革過程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到國民革命，再到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直至“文化大革命”，甚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一直到今天，始終有一股激進化的思想和民情在涌蕩。審視這個民族意識，我們發現胡適之先生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現場，無論是在開端之際，適之先生作為現代中國思想的一個代言者，開啟了現代中國新生的思想傳統，還是當現代思想的意識按照自身的邏輯，偏離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傳統，變得面目全非，越來越激進化、革命化和左傾化，他都沒有離開這個現場。

我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的現代國家，激進主義的革命邏輯在古今中西思想的碰撞中，其自我演進的邏輯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左右的。中國百余年來的思想進程，可以說是得于此，也敗于此。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在某種程度上被這場激進主義的邏輯所糾纏，一種正常的現代倫理生活，一個優良的現代政治構架，一個富有生命力的現代文明形態，并沒有通過這場持續經久的激進革命而形成。這到底是為什么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恰恰是我們重新審視、思考胡適先生的原因所在。

1920年3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從左至右)的合影。

一種古典的現代性

中國思想界對胡適先生在百年中國的思想影響一直存在著某種誤讀。我認為這里有兩個方面的誤讀。保守主義認為胡適是挖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傳統;激進主義認為胡適沒能繼續革命，變成了進步思想的叛徒。其實，我以為左右兩個方面的認識都是大大地誤讀了胡適。現在回頭看胡適先生，用一個學術上的詞匯來說，就是一種“古典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現代世界離不開的一個起點，但是在這個起點上，人類文明過程實際上展開了兩種邏輯。一種邏輯就是激進主義的現代性，即不斷革命，不斷破壞，不斷要與過去決裂，所謂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邏輯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歷史的虛無或終極的烏托邦，以傳統文化的徹底埋葬作為祭奠，其代價是非常可怕的。西方的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以及蘇維埃的社會主義實踐可為例證，中國則從五四運動以來，一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例證。即便在今天，中國也還有這一現代性的激進邏輯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那里盛行。這是我們要予以警惕的。

值得慶幸的是，現代性還有另外一個邏輯，即古典的現代性邏輯。在西方世界，這個古典的現代性就是英美的現代性道路。當然二戰之后，歐陸諸國也重返這個現代性道路。這股現代性是在賡續傳統的過程中開辟現代性生活。我們看到，英國的現代化是一個文明演進的過程，其現代性與傳統一直是血脈相融的，雖然也經歷過18世紀的光榮革命，也有19世紀的進步主義運動，美國在建國以后則有一系列的南北分裂、族群矛盾，但是，他們的傳統一直在現代性中富有生機地活著的。

在中國，我以為胡適先生所追求的，其實也是這種英美的現代性道路，推崇的也是這種古典的現代性生活。胡適一生追求自由，是一個以個人自由安身立命的現代中國人，這一點是他有別于所謂儒家學人的地方，也是新儒家最不滿意的地方。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精神并沒有拒斥儒家傳統，他的一生乃至他的靈魂，有一個非常深厚的傳統的古典性。

中國思想的正道：傳統的現代性轉變

在此，我想說一個問題，即我們要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兩者做出重大的區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新文化運動那一撥學人，以胡適為代表的，他們所開啟的是“古典的現代性”道路，他們與“五四運動”所開辟的革命激進主義的現代性道路是有本質區別的。

胡適所開辟的古典的現代性，作為一種自由主義的新傳統，其價值與意義之所在，可以說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能夠抗拒兩種看似對立的思想意識的坐標系：第一，拒絕蘇俄的現代性，那是一種走向極權主義的現代性邏輯。而胡適先生不媚于權貴，自由人格，坦坦蕩蕩，這是做人的基本風范。第二，對那些企圖在舊倫理中義理的原教旨主義，也是一個警醒，傳統中的有些東西死掉了，因為它們沒有生命力。古典的現代性所發揚的是具有生命力的傳統，是活出的傳統，對于這個傳統，我們不但要心存尊敬，抱有同情，而且它們就是我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水乳與共的。

胡適先生所代表的這種自由主義，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義又拒斥激進的革命主義，它在一個基于現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匯了傳統，繼承了傳統，是中國傳統的現代性轉變，我認為這才是中國思想的正道。

原文刊載于《社會科學報》

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鳳凰讀書ifengbook

綜合 2022-01-09 18:5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