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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太平軍資料,有個現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參加,極少數參加的,幾乎沒有貫串始終者。
這既歸根于首要領導人洪秀全,也符合太平軍興亡的歷史邏輯。
抄幾句1864年太平軍敗亡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詞。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1837)之病,死去七日還魂。自從還魂之后,俱講天話,凡間之話少言,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剮神,拜別神者有罪。
洪秀全和首先緊跟的馮云山,雖然在家鄉廣東竭力宣傳,但在比較開放、比較有文化的廣東,他那些只能蒙騙小孩甚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天話”,不會有什么市場。更何況,洪秀全此時為人怪誕、名聲很差,不可能贏得多少同鄉的信從。不但沒人信從,而且自己無法立足。于是,只好轉到廣西深山。即使不說缺乏耐心和臨危逃跑,洪秀全并沒有做多少實事,他的主要作用是作為一個教主和偶像。由于馮云山多年鍥而不舍、艱苦細致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同時向重點對象說明造反的真實底蘊。結果,“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公開造反初期,讀書人參與的,除共同策劃“立國”的馮云山、石達開外,還有其他很少的幾個人:盧賢拔、曾釗楊、黃玉昆、賴漢英、何震川、曾水源、黃再興等。他們有的是主動參加,有的是囡親戚牽連而參加,有的是被裹脅而不得不參加。讀書人一則有傳統文化的正負面影響,二則有基本的人生社會常識,難于無保留地信從荒誕胡說。這正是洪秀全所討厭、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為政治、宗教的權威,還要成為文化上的權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從宗教和功勞而言,明明應當成為第二號人物的馮云山,被壓到第四號,原因固然很多,但洪秀全的偏見是冼定性因素。不然,即使因現實需要而提楊秀清于馮云山之上,也不應再讓蕭朝貴也居于馮云山之上。最后馮云山死于蓑衣渡,責任完全在洪秀全。不但說明洪秀全的任性、瞎指揮,同時也說明他凡事只顧自己,并不多考慮馮云山的安危生死。洪為馮死而悲哭,是真情與做秀的結合。作為參與策劃“立國”的石達開,如果講能力,可以排在第二三位,結果被排在第六位。
洪秀全在排座次中明顯地貶抑有文化者的思想意識,當然會得到楊秀清等無文化之人的贊同。于是成了太平軍的用人原則,用現代的說法叫干部政策。這樣一來楊秀清當然也大力實行蒙昧主義。一則是維護和鞏固“天父下凡”的特權,二則是愈來愈強烈的篡位需要。他要所有部下絕對服從,盲目服從,不要你明白的不可明白,不要你知道的不可知道,以便于他提高權勢和實行種種黑箱操作。于是,最初參加造反的其他幾個通文墨的人,在太平軍攻占南京之后不幾年里,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殺掉。下面分別說說。
盧賢拔。造反之初,人們稱之為盧先生。他與楊秀清是親戚,又為洪秀全寫過不少東西,重要典章制度也由他奏請施行。到南京不久,調到東王府任職,提升很快。在調東王府之前,曾請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燒《四書》《五經》。進東王府后,又用老辦法,說是“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制止洪秀全毀盡古書。這時,他已被封為鎮國侯,第九號人物。就在制止洪秀全毀盡古書之后不久,因與妻子同宿,犯了“天條”當斬。由于楊秀清力保,“革職帶罪立功”。既然“天父下凡”說古書不可盡毀,誰也沒辦法改變。但洪秀全又不甘心讓“妖言”流傳,就成立刪書衙并且親自抓。也許他并不知道兩次“天父”制止焚毀古書都是盧賢拔出的點子,也許他不想或不敢與楊秀清攤牌,也許他念及盧賢拔代為寫過不少東西,也許他覺得盧以后另有用處,就讓盧到刪書衙刪改《五經》,并且主持編纂“太平天國”史。因此,盧沒有卷入后來的太平軍最高層內訌,也就沒有被作為楊黨而消滅。隨后,他還是盡快進城逃離南京,不知去向。當然是鑒于內訌的殘酷,自身全無安全感,同時也是對太平軍的絕望。
曾釗揚。鄉村私塾教師,隨其叔父曾水源參加造反。參與太平軍早期檄文的寫作,后來改為記述天王言行。1853年底,升到天官又副丞相。在東王府理事。他對楊秀清的心腹侯謙芳很看不慣,所以刪書衙成立后,主動要求從東王府調去這個無實權單位。被委派“總其成”,也就是總編輯。他原來地位在“狂妄異常”的盧賢拔之下,與洪秀全關系又不如同事何震川,卻能與他們相安無事。對諸王的為人品性,比較了解也有較清醒的看法。在韋昌輝被楊秀清打了數百大板卻十分恭順逢迎的表演結束后,他明確向熟人說:“北王陰惡而殘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測”。非議的是韋昌輝,卻犯了楊秀清的忌。楊秀清極忌有人道破最高層矛盾的真相,尤其是諸王中貌服心不滿的底蘊,以免自己的地位受人們的懷疑,于是在1855年3月,假托天父名義,給他一個“不殺為奴”的懲處,還說是什么念及前功的“大沛殊恩”。三個月后,又殺了他叔父曾水源,他因不在東王府了,得免一同被殺。他對石達開較尊敬,兩人關系較好。洪楊內訌、石達開被逼出走后,他向洪秀全要求去勸說石達開回南京。得到洪準許后,根本沒有去找石達開,而是借機跑得不知去向。他是深受楊秀清迫害之人。洪楊內訌后不存在個人安全問題,出走全然是對洪秀全和太平軍不抱任何幻想。
何震川。與前兩人同為太平軍中主要筆桿子,而只有他是秀才。他去應北闈鄉試時,寫了文章到處送給兩廣藉京官看,文中多有不滿清廷之言,人家看了都怕。沒有中舉人,就更加憤懣。太平軍造反時,一家二十幾口都參加了,不多久,家人大多死于戰爭中。他起初為洪秀全寫詔旨,后來專門記錄洪起居。太平軍攻下南京時,他知道洪、楊的真實心思,帶頭寫《建天京于金陵論》,很是風光。1854年,做到夏官正丞相。參加刪書衙的工作,仍舊兼辦軍務,不像曾釗揚之專職。他與楊秀清及其女秘書兼情婦傅善祥關系都好,尤受傅的欽佩。洪楊內訌之后,對太平軍前途完全喪失信心,借口到安徽幫助陳玉成,逃得不知去向。
賴漢英。洪秀全的妻弟。原是農村中醫,參加造反后曾做洪的御醫。不久調去領兵打仗。在太平軍攻占南京時,率先在城內遍貼告示,宣傳太平軍宗旨。旋被封為夏官副丞相。后因帶兵久攻南昌不下,被革職,派到刪書衙做事。不久,又被派出去打仗。完成任務后,被派任東殿尚書。他看到楊秀清要篡位,勸洪秀全及時想辦法解決。最高層內訌之后,見洪仁發、洪仁達兄弟把持大權,抑郁而死。另一說是,太平軍失敗后出走到九龍,多年后再回廣東老家。無論是哪一種結局,都必然是帶著悔不當初的悲哀走向生命盡頭的。
黃玉昆。原是訟師,現代稱為律師。多計謀,會打仗。是第四號人物翼王石達開的岳父。 1853年任夏官正丞相,次年封衛國侯,主管刑部事務。因判決一件小事,讓楊秀清不高興,被杖三百并革職。因并無過失而受此重罚,憤然投水自殺,未遂。經石達開說項,得以復官,在石手下做事。1855年隨石征戰于安徽、湖北、江西,次年代石主持江西軍務。后來。在吉安戰死。
黃再興。造反時任兩司馬、卒長。因有文才,被任命編纂詔書。1853年升到地官副丞相,先后在韋昌輝、石達開手下做事。1854年到武昌任石鳳魁的副手,辦理民政。見石鳳魁妄自尊大而庸碌無能,密奏南京改派別人來作主將。南京派的人未到時,武昌被清軍攻打危急。他不得已代為指揮,組織太平軍撤退,自帶精兵掩護,在不損失兵力的情況下,在田家鎮集結整頓隊伍,阻止清軍東下。按常理,他對武昌被清軍攻占沒有責任,而出色指揮撤退則是有功的。但楊秀清竟不加區別,將他和石鳳魁一同斬首。也許,楊秀清是要借此打擊石達開,樹立自已的絕對權威。
曾水源。造反前是私塾教師,寫文章小有名氣。金田造反之初.一直在洪秀全、楊秀清身邊,代擬詔書,批答奏章。進南京后,一直在東王府理事,一年里幾次升官,做到天官正丞相。1855年,看到東府里的女官“極為倉卒”,也就是行動或神態很緊張很不正常;又聽到女官說“東王若升天,你們為官的都難了”。這是可能了解到楊秀清“金體違和”--生病的底蘊。楊就假托“天父下凡”,將他和另一個一同看到聽到的大官(東殿吏部--尚書李壽春),一起殺掉,盡管他們二人并沒有擴散。曾水源這么一個筆桿子,就這樣飛來橫禍,成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罪名竟是什么“敢在府門用眼看”!尤其駭人聽聞的,連他兒子曾啟彬也一起被殺了。要是他侄兒曾釗揚仍在東王府理事,就會多一個枉死鬼。盡管楊秀清被殺后,曾水源恢復名譽,得以在墓碑寫上“天朝元勛”,但他的悲慘結局,大約是他參加造反時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更可悲的是,這“天朝元勛”的謚號,其實是對他一生的永久的嘲諷。
洪秀全對待有文化者的態度,決定了太平軍的人員構成。他自己和太平軍的方針和行為,明顯地將有文化者置于對立乃至你死我活的地位。所以,公開造反之后,只有少數讀書人參加。太平軍即將或者剛剛占領某地之時,讀書人便設法逃走。有些無法逃走的,寧愿自殺,也不為之效勞。因為在他們看來,為太平軍做事,不但喪失了人生的全部價值,而且成了中國文化的罪人,死后無顏見祖先于地下,留下永久罵名,還貽害子孫后代。無論這種看法應當怎么分析評估。在當時確是一邊倒的觀念。所以,當太平軍需要一些識字的人作統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時,告示竟說,通文墨而不應考者斬首不留。然而,縱然出了這種極為兇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趕進考場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幾個,如鄭之僑、夏宗銑等人,特意借試卷痛罵或發泄敵對情緒,他們明知這樣做會被殺被磔也在所不顧,比不應考更決絕更勇烈。后來,為慶祝諸王生日,也再舉辦過幾次文、武會試,湖北、安徽、福建、蘇福(江蘇)、浙江還舉辦過鄉試。武科中試者一律回原衙聽候調用,文科則更不當一回事,誘騙或脅迫一些人去熱鬧一陣,也就作罷。
洪秀全對有文化者的態度,是他性格、經歷和地位造成的。一個極端自負、十分狂妄的人,從十四歲到三十歲,先后四次,考不上區區秀才。第三次沒考上就已經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場。第四次還考不上,在馮云山促進下決心造反。這樣的老童生,這樣的造反者,對科舉、對讀書人的心理反彈之猛烈,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他的造反宣傳,“讀書明白”之人絕大多數又嗤之以鼻,對他更是火上澆油。從這個事實,他更深切體會到,不讀書不識字的貧民和游民,才是他造反可以利用的最好又最廣泛的資源。一些共同策劃“立國”或較早參加拜上帝會的讀書人,各人肩上扛著一個腦子,有一些基本的是非標準,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和看法,總是要表達或流露出來,教規教條雖多且嚴也難以禁絕,妨礙他成為思想文化的絕對權威,所以,意識和潛意識中總或多或少地將這些人視為異己。馮云山之被排名第四,石達開之不能封義王,盧賢拔等人要安排到刪書衙用其一技之長,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條就是他們是讀過書的人,很難甚至不可能成為純粹的奴才或沒有思想的工具。他后來在天王府里享盡“天福”,對外邊實際相當隔膜,享福之余又要鞏固和加強思想文化權威的地位,盡毀古書的辦法被制止,便成立刪書衙作為實行這個意圖的措施。不料,恰恰是楊秀清等沒有文化的人出了大事,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和美夢,同時也成了“地上天堂”傾覆的前奏。
聯系到洪秀全建立太平軍的思想方針,這種思想方針在各方面的實踐,比如,建立君權和神權相結合的超奴隸主統治。掃蕩一切歷史文物,摧殘和拒絕所有近代化工商業,將南京搞成一個大軍營和大集中營,宣稱自己是天下萬國獨一真主,夢想將南京這一套搬到全世界,可見他既要滅絕所不合他胃口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排斥世界近代文明。然而,他不是在試管里成長起來的君主加教主,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腐敗與惡劣的基因,在非常的條件下,產生出來的西裝上衣套龍袍的瘟神。
少數有文化的人參加了太平軍,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他們喝下自身參與釀成的苦酒。這不但是他們少數人的悲劇,更是惡質文化毀滅太平軍占領區原有文化的歷史災難。隨著諸子百家之被禁絕,極少數有文化的人或死或走,廣袤的大地上只有一片混沌。
潘旭瀾 2011-12-18 22: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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