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文化的悲哀

簡體傳統

　讀太平軍資料，有個現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參加，極少數參加的，幾乎沒有貫串始終者。
　　這既歸根于首要領導人洪秀全，也符合太平軍興亡的歷史邏輯。
　　抄幾句1864年太平軍敗亡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詞。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1837）之病，死去七日還魂。自從還魂之后，俱講天話，凡間之話少言，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剮神，拜別神者有罪。
　　洪秀全和首先緊跟的馮云山，雖然在家鄉廣東竭力宣傳，但在比較開放、比較有文化的廣東，他那些只能蒙騙小孩甚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天話”，不會有什么市場。更何況，洪秀全此時為人怪誕、名聲很差，不可能贏得多少同鄉的信從。不但沒人信從，而且自己無法立足。于是，只好轉到廣西深山。即使不說缺乏耐心和臨危逃跑，洪秀全并沒有做多少實事，他的主要作用是作為一個教主和偶像。由于馮云山多年鍥而不舍、艱苦細致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同時向重點對象說明造反的真實底蘊。結果，“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公開造反初期，讀書人參與的，除共同策劃“立國”的馮云山、石達開外，還有其他很少的幾個人：盧賢拔、曾釗楊、黃玉昆、賴漢英、何震川、曾水源、黃再興等。他們有的是主動參加，有的是囡親戚牽連而參加，有的是被裹脅而不得不參加。讀書人一則有傳統文化的正負面影響，二則有基本的人生社會常識，難于無保留地信從荒誕胡說。這正是洪秀全所討厭、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為政治、宗教的權威，還要成為文化上的權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從宗教和功勞而言，明明應當成為第二號人物的馮云山，被壓到第四號，原因固然很多，但洪秀全的偏見是冼定性因素。不然，即使因現實需要而提楊秀清于馮云山之上，也不應再讓蕭朝貴也居于馮云山之上。最后馮云山死于蓑衣渡，責任完全在洪秀全。不但說明洪秀全的任性、瞎指揮，同時也說明他凡事只顧自己，并不多考慮馮云山的安危生死。洪為馮死而悲哭，是真情與做秀的結合。作為參與策劃“立國”的石達開，如果講能力，可以排在第二三位，結果被排在第六位。
　　洪秀全在排座次中明顯地貶抑有文化者的思想意識，當然會得到楊秀清等無文化之人的贊同。于是成了太平軍的用人原則，用現代的說法叫干部政策。這樣一來楊秀清當然也大力實行蒙昧主義。一則是維護和鞏固“天父下凡”的特權，二則是愈來愈強烈的篡位需要。他要所有部下絕對服從，盲目服從，不要你明白的不可明白，不要你知道的不可知道，以便于他提高權勢和實行種種黑箱操作。于是，最初參加造反的其他幾個通文墨的人，在太平軍攻占南京之后不幾年里，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殺掉。下面分別說說。
　　盧賢拔。造反之初，人們稱之為盧先生。他與楊秀清是親戚，又為洪秀全寫過不少東西，重要典章制度也由他奏請施行。到南京不久，調到東王府任職，提升很快。在調東王府之前，曾請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燒《四書》《五經》。進東王府后，又用老辦法，說是“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制止洪秀全毀盡古書。這時，他已被封為鎮國侯，第九號人物。就在制止洪秀全毀盡古書之后不久，因與妻子同宿，犯了“天條”當斬。由于楊秀清力保，“革職帶罪立功”。既然“天父下凡”說古書不可盡毀，誰也沒辦法改變。但洪秀全又不甘心讓“妖言”流傳，就成立刪書衙并且親自抓。也許他并不知道兩次“天父”制止焚毀古書都是盧賢拔出的點子，也許他不想或不敢與楊秀清攤牌，也許他念及盧賢拔代為寫過不少東西，也許他覺得盧以后另有用處，就讓盧到刪書衙刪改《五經》，并且主持編纂“太平天國”史。因此，盧沒有卷入后來的太平軍最高層內訌，也就沒有被作為楊黨而消滅。隨后，他還是盡快進城逃離南京，不知去向。當然是鑒于內訌的殘酷，自身全無安全感，同時也是對太平軍的絕望。
　　曾釗揚。鄉村私塾教師，隨其叔父曾水源參加造反。參與太平軍早期檄文的寫作，后來改為記述天王言行。1853年底，升到天官又副丞相。在東王府理事。他對楊秀清的心腹侯謙芳很看不慣，所以刪書衙成立后，主動要求從東王府調去這個無實權單位。被委派“總其成”，也就是總編輯。他原來地位在“狂妄異常”的盧賢拔之下，與洪秀全關系又不如同事何震川，卻能與他們相安無事。對諸王的為人品性，比較了解也有較清醒的看法。在韋昌輝被楊秀清打了數百大板卻十分恭順逢迎的表演結束后，他明確向熟人說：“北王陰惡而殘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測”。非議的是韋昌輝，卻犯了楊秀清的忌。楊秀清極忌有人道破最高層矛盾的真相，尤其是諸王中貌服心不滿的底蘊，以免自己的地位受人們的懷疑，于是在1855年3月，假托天父名義，給他一個“不殺為奴”的懲處，還說是什么念及前功的“大沛殊恩”。三個月后，又殺了他叔父曾水源，他因不在東王府了，得免一同被殺。他對石達開較尊敬，兩人關系較好。洪楊內訌、石達開被逼出走后，他向洪秀全要求去勸說石達開回南京。得到洪準許后，根本沒有去找石達開，而是借機跑得不知去向。他是深受楊秀清迫害之人。洪楊內訌后不存在個人安全問題，出走全然是對洪秀全和太平軍不抱任何幻想。
　　何震川。與前兩人同為太平軍中主要筆桿子，而只有他是秀才。他去應北闈鄉試時，寫了文章到處送給兩廣藉京官看，文中多有不滿清廷之言，人家看了都怕。沒有中舉人，就更加憤懣。太平軍造反時，一家二十幾口都參加了，不多久，家人大多死于戰爭中。他起初為洪秀全寫詔旨，后來專門記錄洪起居。太平軍攻下南京時，他知道洪、楊的真實心思，帶頭寫《建天京于金陵論》，很是風光。1854年，做到夏官正丞相。參加刪書衙的工作，仍舊兼辦軍務，不像曾釗揚之專職。他與楊秀清及其女秘書兼情婦傅善祥關系都好，尤受傅的欽佩。洪楊內訌之后，對太平軍前途完全喪失信心，借口到安徽幫助陳玉成，逃得不知去向。
　　賴漢英。洪秀全的妻弟。原是農村中醫，參加造反后曾做洪的御醫。不久調去領兵打仗。在太平軍攻占南京時，率先在城內遍貼告示，宣傳太平軍宗旨。旋被封為夏官副丞相。后因帶兵久攻南昌不下，被革職，派到刪書衙做事。不久，又被派出去打仗。完成任務后，被派任東殿尚書。他看到楊秀清要篡位，勸洪秀全及時想辦法解決。最高層內訌之后，見洪仁發、洪仁達兄弟把持大權，抑郁而死。另一說是，太平軍失敗后出走到九龍，多年后再回廣東老家。無論是哪一種結局，都必然是帶著悔不當初的悲哀走向生命盡頭的。
　　黃玉昆。原是訟師，現代稱為律師。多計謀，會打仗。是第四號人物翼王石達開的岳父。 1853年任夏官正丞相，次年封衛國侯，主管刑部事務。因判決一件小事，讓楊秀清不高興，被杖三百并革職。因并無過失而受此重罚，憤然投水自殺，未遂。經石達開說項，得以復官，在石手下做事。1855年隨石征戰于安徽、湖北、江西，次年代石主持江西軍務。后來。在吉安戰死。
　　黃再興。造反時任兩司馬、卒長。因有文才，被任命編纂詔書。1853年升到地官副丞相，先后在韋昌輝、石達開手下做事。1854年到武昌任石鳳魁的副手，辦理民政。見石鳳魁妄自尊大而庸碌無能，密奏南京改派別人來作主將。南京派的人未到時，武昌被清軍攻打危急。他不得已代為指揮，組織太平軍撤退，自帶精兵掩護，在不損失兵力的情況下，在田家鎮集結整頓隊伍，阻止清軍東下。按常理，他對武昌被清軍攻占沒有責任，而出色指揮撤退則是有功的。但楊秀清竟不加區別，將他和石鳳魁一同斬首。也許，楊秀清是要借此打擊石達開，樹立自已的絕對權威。
　　曾水源。造反前是私塾教師，寫文章小有名氣。金田造反之初．一直在洪秀全、楊秀清身邊，代擬詔書，批答奏章。進南京后，一直在東王府理事，一年里幾次升官，做到天官正丞相。1855年，看到東府里的女官“極為倉卒”，也就是行動或神態很緊張很不正常；又聽到女官說“東王若升天，你們為官的都難了”。這是可能了解到楊秀清“金體違和”--生病的底蘊。楊就假托“天父下凡”，將他和另一個一同看到聽到的大官（東殿吏部--尚書李壽春），一起殺掉，盡管他們二人并沒有擴散。曾水源這么一個筆桿子，就這樣飛來橫禍，成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罪名竟是什么“敢在府門用眼看”！尤其駭人聽聞的，連他兒子曾啟彬也一起被殺了。要是他侄兒曾釗揚仍在東王府理事，就會多一個枉死鬼。盡管楊秀清被殺后，曾水源恢復名譽，得以在墓碑寫上“天朝元勛”，但他的悲慘結局，大約是他參加造反時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更可悲的是，這“天朝元勛”的謚號，其實是對他一生的永久的嘲諷。
　　洪秀全對待有文化者的態度，決定了太平軍的人員構成。他自己和太平軍的方針和行為，明顯地將有文化者置于對立乃至你死我活的地位。所以，公開造反之后，只有少數讀書人參加。太平軍即將或者剛剛占領某地之時，讀書人便設法逃走。有些無法逃走的，寧愿自殺，也不為之效勞。因為在他們看來，為太平軍做事，不但喪失了人生的全部價值，而且成了中國文化的罪人，死后無顏見祖先于地下，留下永久罵名，還貽害子孫后代。無論這種看法應當怎么分析評估。在當時確是一邊倒的觀念。所以，當太平軍需要一些識字的人作統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時，告示竟說，通文墨而不應考者斬首不留。然而，縱然出了這種極為兇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趕進考場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幾個，如鄭之僑、夏宗銑等人，特意借試卷痛罵或發泄敵對情緒，他們明知這樣做會被殺被磔也在所不顧，比不應考更決絕更勇烈。后來，為慶祝諸王生日，也再舉辦過幾次文、武會試，湖北、安徽、福建、蘇福（江蘇）、浙江還舉辦過鄉試。武科中試者一律回原衙聽候調用，文科則更不當一回事，誘騙或脅迫一些人去熱鬧一陣，也就作罷。
　　洪秀全對有文化者的態度，是他性格、經歷和地位造成的。一個極端自負、十分狂妄的人，從十四歲到三十歲，先后四次，考不上區區秀才。第三次沒考上就已經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場。第四次還考不上，在馮云山促進下決心造反。這樣的老童生，這樣的造反者，對科舉、對讀書人的心理反彈之猛烈，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他的造反宣傳，“讀書明白”之人絕大多數又嗤之以鼻，對他更是火上澆油。從這個事實，他更深切體會到，不讀書不識字的貧民和游民，才是他造反可以利用的最好又最廣泛的資源。一些共同策劃“立國”或較早參加拜上帝會的讀書人，各人肩上扛著一個腦子，有一些基本的是非標準，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和看法，總是要表達或流露出來，教規教條雖多且嚴也難以禁絕，妨礙他成為思想文化的絕對權威，所以，意識和潛意識中總或多或少地將這些人視為異己。馮云山之被排名第四，石達開之不能封義王，盧賢拔等人要安排到刪書衙用其一技之長，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條就是他們是讀過書的人，很難甚至不可能成為純粹的奴才或沒有思想的工具。他后來在天王府里享盡“天福”，對外邊實際相當隔膜，享福之余又要鞏固和加強思想文化權威的地位，盡毀古書的辦法被制止，便成立刪書衙作為實行這個意圖的措施。不料，恰恰是楊秀清等沒有文化的人出了大事，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和美夢，同時也成了“地上天堂”傾覆的前奏。
　　聯系到洪秀全建立太平軍的思想方針，這種思想方針在各方面的實踐，比如，建立君權和神權相結合的超奴隸主統治。掃蕩一切歷史文物，摧殘和拒絕所有近代化工商業，將南京搞成一個大軍營和大集中營，宣稱自己是天下萬國獨一真主，夢想將南京這一套搬到全世界，可見他既要滅絕所不合他胃口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排斥世界近代文明。然而，他不是在試管里成長起來的君主加教主，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腐敗與惡劣的基因，在非常的條件下，產生出來的西裝上衣套龍袍的瘟神。
　　少數有文化的人參加了太平軍，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他們喝下自身參與釀成的苦酒。這不但是他們少數人的悲劇，更是惡質文化毀滅太平軍占領區原有文化的歷史災難。隨著諸子百家之被禁絕，極少數有文化的人或死或走，廣袤的大地上只有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