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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198（2000）01—0130—07
　　　　　　一
　　自毛澤東1942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鄭重指出“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A〕.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804—834.）之后，中國革命的文學批評的政治基調與政治功用就被歷史地確定了。它使得此后幾十年中國文學批評牢牢地被定位為文學的政治批評。
　　文學的政治批評是無產階級政治大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不斷地接受政治領導、調控與糾偏，由此在幾十年間形成一套完整而嚴密的體系。這套體系以唯物論的認識論為哲學根基，以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理論與階級斗爭學說為理論生成點，以真實論、典型論為理論支柱，以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基本價值取向。這是一套在不斷的政治批判中建構起來的批評體系。這套體系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在民族救亡的政治語境中有著確定的歷史合理性。新中國成立之后，政治斗爭的現實普遍意義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中日益客觀地淡化，先前救亡圖存的政治生活在全民族的興旺發展的事業中沒有理由再作為人們日常的主導生活或生活的主導方面。這使得那套政治的文學批評體系不再具有先前那種普遍性的語境根據。它在六七十年代得以維系，靠的是主觀、人為的政治語境營造，仰仗著政治決策者、主管者與主導傳媒的權威話語。它在這種靠政治權威話語所刻意營造的政治語境中組構著這一體系的批評話語。
　　1980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宣布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代替“文藝為政治服務”，文學被刻意營造的政治語境消解了，政治權威話語撤離了批評的權威話語位置，文學的政治批評盡管仍然保留其體系的嚴整性和它批評的體系性話語，但它一統的批評天下卻不復存在，它的話語的權威意味也日漸淡化。
　　政治批評的權威性的消解主要在于作為文學批評第一標準的政治標準不再被強調為第一標準，它降落在其他標準之中，盡管它仍然是一個重要標準。
　　就批評的發生而言，標準是批評展開的根據，在文體閱讀階段它便潛隱于閱讀主體的接受中，構成著主體的接受。盡管喬治·布萊的“認同批評”不遺余力地強調真正的閱讀必須“投入”，“投入”就是忘卻自我，犧牲自我，從而與作者的思想達到“完全一致”（注：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構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但實際上這種“完全一致”并不可能。姚斯的“期待視野”對于心理結構化了的標準先在性及其對于文本讀解的構成性已經有所點露。標準潛隱于閱讀過程，不僅影響著閱讀主體的讀解角度，而且影響著他的讀解重點、讀解敏感性以及所抵達的讀解深度。易言之，對于掌握了某種批評標準的閱讀主體，他對于文本的讀解總是標準性讀解，他的接受也總是標準性接受。標準對于主體不僅是接受的工具而且就是接受本身。
　　標準根值于價值觀念，它因此屬于理性范疇，也因此才獲得實際運用的穩定性。穩定性保證主體面對截然不同的對象卻可以求得等水平與等主體性的接受。文學批評所根據的價值觀念是文學的價值觀念，它離不開文學是什么，人們、社會乃至歷史需要文學干什么及文學在何種程度上滿足這類需要這樣一些根本問題。馬克思認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6.）；“是人們所利用的并表現了對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屬性”（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9.）；“實際上是表示物為人存在”（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326.）。據此理解文學價值，則文學價值來自文學與人的相互關系。這里面有三個要素，即文學、文學接受者以及二者間建立起價值關系的現實社會環境。這三個要素相互作用，每一個要素的變化都受到這種價值關系的制約并且都會使價值關系發生改變，從而改變文學價值。文學價值觀念則是這種價值關系的精神形態。
　　當下，接受文學的人們走出了以政治為主導的生活氛圍。這是文學價值關系的全方位的變化。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是政治標準不再高居“第一”位置，首位標準因此而缺失。政治第一的文學價值觀念或文學價值體系，隨著這“第一”的隱退而不可避免地“解構”——這是價值關系中政治中心位置的拆解。即使在當下市場經濟的熱潮中，在文學的商品屬性日益被看重與發揮的狀況下，文學與政治也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代美國著名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在論及目前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學時，也不止一次地涉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會因市場經濟的發展或科技的發展而被簡單地取消。既然如此，文學的政治批評也仍然有它的意義。
　　政治標準自80年代以來從第一標準退隱，中國文學批評開始了多元批評階段。
　　在多元批評中，從先前首位退下來的政治標準閃于旁側，它以現實生活中政治關系的現存合理性保存著自己的存在，并且不時地發表它的批評話語。但空缺了首位者的批評標準現實，與先前沒有首位者的批評標準現實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曾經有過必然留下這有過的痕跡。這痕跡留在批評主體的心中，影響著他的文本讀解與新的話語組織。并且，那已然“解構”的批評體系，那些被拆解的散片也仍然以一定的心理結構的方式存在。心理結構的被拆解，對于那一代批評主體，要比批評體系的現實拆解艱難得多也久遠得多。至于批評語境，首位空缺的語境在那空缺處保留著一種難于填入的空虛，像天體的黑洞，寂然無聲卻存在。它使后來的多元批評話語知道它的存在，并且接近它時變得謹慎、敏感并程度不同地改變聲調。
　　當下中國文學的多元批評大體有如下特征：
　　1.對于文學的政治批評的持續性熱情與關注。文學的政治批評一統天下幾十年，穩定的批評體系早已轉化為一代批評者穩定的批評心理結構。政治的第一標準位置雖然不再標舉，卻以心理模式的方式發揮著作用，顯示著它極大的活力。“1999世紀之交：文論、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仍然十分肯定地指認：“文學理論的可能突破之處在于‘意識形態批評’，文學理論的技術層面或內在語言層面的研究固然重要，但這些仍掩蓋不住現實的精神需求的緊迫性。”（注：文學理論：留給二十一世紀的話題〔J〕.文學評論，1999，（4）：158. ）這里的“意識形態批評”其實是政治批評的變語，這種看法在世紀末文學理論的精英聚會中被以毫不含糊的語氣提出，雖不再有先前的普遍性，卻有相當的代表性。
　　2.對于文學的政治批評的思想理論體系的習慣性沿用。這里體現著來自先前理論體系的思維慣性，雖然批評主體不運用或較少運用先前的政治批評話語，不進行政治批評判斷，但政治批評的思想理論體系卻仍然以其體系性限定著主體思維，使批評主體在政治標準不在場情況下本質地求得政治標準的在場。這種情況是多元批評的一個特征性表現，它一方面使文學批評從單調的政治批評話語中解放出來，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對于先前過激的政治批評的逆反心理；一方面，它又不進行體系的反撥或者背離，而是相對于整個多元批評語境，積極進行體系的適應性調整，融入新的時代精神。它在能指變動中實現著既有所指，并充實著這一所指。在“1999世紀之交：文論、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陸貴山教授旗幟鮮明的發言，便有代表性地體現了這種多元批評傾向。他認為：“非歷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關愛純屬一種虛假的人文觀念。應當消除各式各樣的阻礙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狹隘的鄙俗的人文惰性，剪去反對歷史邏輯和社會理性的庸人的辮子。探尋和追求變革時代的社會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和諧，盡可能地克服和防止兩者所出現的反常的悖立和畸變，是應當努力爭取的理性和人文情感相統一的理想狀態。”（注：文學理論：留給二十一世紀的話題〔J〕.文學評論，1999，（4）：154.）這一期待中的狀態， 便是既有政治批評的思想理論體系向新的時代精神的延展與調整。
　　3.以先前政治批評思想體系為反襯的非政治批評建構。非政治批評是多元的，文化的、結構的、解構的、符號的、心理的、比較的等等，都可以是非政治批評。以政治批評思想體系為反襯，是就建構方式而言，并不是對先前思想體系的否定，而只是一些基本范疇的反向推展；但對被反向推展的原范疇卻并不提及，避而不談，或有意繞開。這樣，雖然既有的體系、范疇并不露面，但在這建構中，已潛隱著被反向推展的體系、范疇原型。如政治價值的強調被反向推展為藝術價值的強調，社會性被反向推展為個人性，客體性被反向推展為主體性，理性被反向推展為感性，歷史理性被反向推展為人文精神——“首要問題是必須區分開文學家與政治家在面對歷史理性與人文精神矛盾時的不同價值態度，從而認為文學理論應該更側重于人文精神，而不是什么歷史理性。”（注：屈雅君.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M〕. 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9—10）這里有著一種思維的兩極互逆推衍效應。 這一特征主要的不是體現在哪一種具體的批評體系或批評話語的建構中，而是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幾乎所有各種新的批評體系或話語的建構中。
　　4.“失主”的多元批評格局。“失主”不同于無主，“失主”是先前“有主”而后失去。“有主”時形成了一套依循主位而形成的格局，盡管這套格局也可以具有多元性，即“百花齊放”，但這多元性是主位展開的多元性，即政治的第一標準的多元展開。“無主”的多元格局不同，構成這多元格局的各方面不依附其他方面而存在，它們保有各自體系的獨立性，并在各自體系的獨立性中發展。因此，“有主”的多元性是依附的多元性而“無主”的多元性是自主的多元性。“失主”以“有主”為前在，而且這種文學批評的“失主”又不是“主”的否定而只是“主”的退隱，“失主”的格局不是先前“有主”的否定性格局，只是“有主”格局的解構。解構的多元中每一元都在進行“失主”的自我調整，并且由于先前它們是依附于“主”的多元，沒有元的獨立性，所以“失主”后每一元都是在非獨立性中倉促地尋覓各自的獨立性，這導致“失主”的多元格局不是生成的多元格局而是調整的多元格局。這自然就處處存有先前“有主”的痕跡，并免不了“失主”調整的某些無端性、跳躍性或忙亂性。文學批評“失主”的近20年中，確實出現了多種批評話語，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失主”性。有學者曾對80年代以來“新時期文學批評”進行特征性概括：“一是理論的多元性與盲目性”；“二是探討問題的前沿性與空泛性”；“三是相對的深刻性與思維的單向性”；“四是理論上的創造性與實踐效果上的‘貴族性’。”（注：張京媛.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378.）這些特征其實都與“失主”分不開。
　　　　　　二
　　批評是對于文本的理性占有，是批評主體與文本的對話，盡管這種對話并非對等——文本是既在的系統，批評是對這既在系統的占有中得以實現的系統——但對話雙方的系統性則應該在對等的意義上發揮作用，即是說，雖然二者各有不同的系統性，它們卻必須是可以溝通與交流的各自獨立的系統，而且，批評系統對文本系統需具有透入與提取的力量，否則，文本與批評的對話就無法發生。對此，諾思羅普·弗萊曾說：“批評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結構，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其所討論的藝術而言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注：諾思羅普·弗萊. 批評的剖析〔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4.）
　　批評主體總有其前在于他所進行的具體批評的觀念體系，即“思想和知識的結構”，但這種前在又并非已然完成的前在，而是既前在著又在現時的具體批評中建構著，是現實建構著的前在。批評體系的現實建構，一方面表現為批評體系對于文本的透入，它必須在文本閱讀與思索中經歷一個解構自身的過程，批評主體不能以完整體系的狀態閱讀與思索，他是在丟棄批評體系中閱讀——喬治·布萊稱此為“完全投入地閱讀”。他進而在逐漸找回體系中思索，不過，此刻所找回的又不再是前在的批評體系，而是文本體系的批評體系化。這找回的體系既被文本體系所束結，又是文本體系的解構與被批評體系所消化。這是一個互解互結的對話過程。對此，希利斯·米勒生動地比喻為寄生與寄主的關系：“每一種解讀在其自身之內都必然地包含著自己的敵人，本身既是寄主，也是寄生物。”（注：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構主義〔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05.）另一方面，批評的觀念體系又在與文本體系的互解互結中得到調整、充實和發展。從發生學的角度分析批評的觀念體系，一則，它是某種既有觀念體系如哲學體系、美學體系、藝術理論體系向批評體系的導入，這是一種理論的“運作”；再則，它又在具體批評中獲得養料，將之升華為理論要素，進而構入批評體系，這是實踐的“運作”。批評體系便在這兩種“運作”中相輔相成。至于這兩種“運作”何者更為活躍、更具有建構意義，則因時而異。一般說，當社會觀念理性發生較大變化，或當某種批評所依憑的前在觀念體系發生較大變化時，實踐的“運作”便更為活躍，也更具有建構意義。當下中國的多元批評就正處于這樣的階段。
　　就對話的體系性而言，此時的批評是無體系批評，這難免導致體系性批評所具有功能的某種缺失，這類缺失突出地表現為價值標準的統一性的消解，即批評主體難于堅持批評統一性，常常在接受的感覺或感受層面上說話。他們不自覺地被趣味所擺布，個人的一些非批評嗜好借用批評話語加以表達。而與此同時，與批評的觀念體系解構相應的，卻是雖然導致批評體系解構卻又激發著批評的批評語境具有極廣泛的活躍性，文學愈商業性地大眾化，則文本的批評需求也愈大眾化，大眾熱切地需要批評家們對不斷地直逼他們而來的大眾文學有個說法。此外，先在批評體系的解構并不就是批評主體的批評沖動、批評意識、批評話語的取消無存，先前體系解構了的眾多因素仍然存在并在批評中被派以用場。還有各種新的批評根據，如來自西方的各種批評理論、方法、話語被饑不擇食地引入。這一切都決定著體系解構的批評繼續發生，只是這批評由先前體系的對話轉為解構或者建構的對話。
　　這種多元的、體系解構的批評，由于消解了價值取向的統一性，對于文本進行價值判斷的重要批評功能在這里就難以像先前那樣堅持；而導致價值取向統一性消解的現實市場語境，盡管大眾化地需求并激發批評，卻并不更需要標準統一的價值批評甚至拒斥這種批評。這些情況使批評不再熱衷于文本的價值判斷，即使仍有些批評在進行文本的價值判斷，人們也一般不把這類判斷看得很重或者根本不看重，價值判斷的權威話語普遍失效。
　　而批評的解釋性卻日益增強，它正在成為當下文學批評的主導功能。批評的走向解釋，既有其歷史必然性，又有重要的現實建構意義。
　　就批評走向解釋的必然性而言，其一，文本的現實市場語境中發生著文化層位的多元分化。王一川曾就此說：“在當前，分化成為尤其普遍的文化新境遇。分化，就是由一到多、由純變雜、由雅向俗的進程……在審美文化領域，人們不得不面對的是雅與俗、悲劇與喜劇、沉思與消閑、大眾文化與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之間的明顯的分化。”（注：王一川.修辭論美學〔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56. ）文本的文化層位分化造成了不同文化層位的文本接受阻隔，而文本創作主體盡管在不同文化層位上分化著文本，他們中的多數又都是在兩種內力的相互作用下進行著文本分化——一種是市場語境中的“經濟”沖動，即希圖通過文本寫作改變清貧或并不富裕的生存狀態，如王蒙所斷言“輕度的貧困是盛產精神的沃土”（注：中國當代名人隨筆·王蒙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9）。 此內力誘導著文本作者的市場“趕潮”；另一種是“文學自我”沖動，即大部分文本作者都有其文學的自我，這文學的自我生發于他們的人生價值觀，是他們難于放棄的根。這一內力規定著無論前一種內力如何使文本作者們爭先恐后地趕市場之潮，他們也仍要守護著自己的根。兩種內力的相互作用見于文本，便是文化層位分化中的個性守護，這個性守護的部分具有拒分化的力量，對于促使分化的接受大眾，這一部分便成為謎，成為被守護的個性之謎。越是謎越是要猜也越是有猜謎之求，批評解謎的解釋功能由此而顯得重要。此外，文本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文化層位的接受者對于不同層位文本的解讀阻礙，傳媒的炒作技術又有效地煽起接受者穿越解讀阻礙的熱情，在此激勵下，批評義無反顧地承担起解釋的任務。
　　其二，由大眾讀解平面化的乏味感而引發的求味沖動，使批評的解釋功能獲有大眾接受根據。接受平面化是娛樂文化的特征，深刻性被娛樂地放逐。但放逐深刻性并不能消滅深刻性，深刻性被放逐之后有待充填，有待充填而無可充填便形成乏味感。乏味是娛樂文化的平面接受的伴生體驗。為減輕乏味感而求味，便形成一種潛意識的深度需求，但平面化的接受形態又不愿放棄，于是，借助于批評的文本解釋，接受者發現了平面接受之外的另一些東西，他們潛意識的深度需求算是有一個著落。
　　其三，解釋是批評家的智慧運作，對于同一文本的不同解釋便是智慧的爭斗。智慧爭斗本身便是一種文化表演，它們的表演價值在當下的市場語境中自然不會被忽略，在傳媒的張揚下它們更被包裝、炒作得高潮迭起，險象環生。于是，解釋的批評便獲得了文學文本的價值。解釋的文學文本化與市場化，構成批評的現實展開。
　　批評走向解釋的現實建構意義則在于：
　　1.文本是文學的社會現象，現實文本則是文學的社會現實。盡管文本是個性濾過的結果，并且經過修辭處理，但它所蘊含的內容卻與社會生活葆有廣泛的聯系。一般地說，愈是非凡的文本，它所包蘊的社會信息愈是豐富；即便是水平一般的文本，由于它畢竟也是文本創作主體心靈的產物，因此在必然分有心靈的社會整體性質同時也是一個心靈的世界。文本蘊含的心靈化的社會豐富性或社會整體性，使它可以為批評提供廣袤的拓展空間、眾多的切入點以及多元的系統建構根據。解釋的批評，因為它不囿于某種價值判斷體系，具有更大的接受性和開放性，表現出依循文本的社會豐富性或社會整體性而搜集、組構批評根據的活躍性。在通常的判斷批評中，常常是某種觀念體系借助文本而說話，批評所熱衷的往往不是評析文本而證實并展示自己的觀念體系，這造成被批評的文本模糊或轉為陪襯，文本自有的社會豐富性與整體性也因此處于遮閉狀態。走出判斷體系的解釋批評呈現出體系的解放與自由，文本不離開批評視點，批評主體所熱衷的是如何把不同體系的根據轉化為文本現實解釋的根據，廣采博發；批評由此成為通解文本的匯聚眾多體系之相應因素的綜合過程。眾多體系的相應因素依據被解釋的文本而獲得批評的整體性；而文本意蘊的豐富性更使得批評解釋的整體性成為豐富的整體性。
　　2.文本的現實性與任何觀念體系都更具有現實意義，它充分地體現著文本與生活的現實共在關系。而解釋，就其向誰解釋而言永遠是現實敞開著的，解釋通過向誰解釋而把現實構入自身并同時使自身也構入現實。解釋在現實性中實現其話語轉換的中介功能。解釋的現實性實現于現實文本，更使得現實解釋在現實中獲得積極建構的契機、意蘊及表述話語。解釋的這種現實建構的積極意義，在其他的判斷批評或評價批評中是難于求得的。這是因為判斷批評或評價批評總離不開一定的判斷或評價標準，而這類標準對于正進行的判斷或批評來說則是先在的，它們依憑于各自先在的判斷或評價體系。所以就時間性而言這是先在體系的現實證明，現實性淪為先在性佐證的地位并依靠先在而獲得意義，這實際是先在借助現實而說話。這種情況在批評的觀念體系尚有體系的現實活力時并不是壞事，它保證著批評的深度；但在體系解構或建構階段，尤其當這樣的體系解構或建構具有時代普遍性時，它就會消解批評的現實意義，并且這種批評實際上也難以進行。
　　3.解釋的批評對各種批評的觀念體系持廣取博收的態度，以文本為的，擇矢而射。被擇之矢取之于相應的觀念體系，是對于觀念體系的解構；而這一擇取，既保留著得于原有體系的觀念意義，同時又是從體系中的解放，形成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觀念單元。解釋的批評把這些觀念單元根據文本解釋的需要擇取引用，導入分析推衍的解釋過程；不過這樣的導入并不是雜料拼盤，而是一種意向性組合——觀念的意向性組合。它是形成某種觀念體系的思維指向、思維方式及思維結構，是前觀念體系，一定的觀念體系正是由此而形成。如胡塞爾所說，作為觀念的現象在這里獲得它最初的“自身被給予性”（注：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51.）。 解釋的批評就是在這樣的意向性組合中，以文本為對象，組合著各種相應的觀念單元，使之在解釋展開的意向性中獲得新的觀念體系的“自身被給定性”。從這一意義上，我們說解釋的批評是建構的批評。
　　通過以上對解釋的文學批評的分析，體驗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文論界學者們的憂慮——“我們是否能在文學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話語？我們跟了別人100多年，不知何時有個轉機？ 我們能否建立我們文學理論的自主性？我們能否對我們古代文論中的傳統觀念、范疇加以改造，使那些表現了文學規律共同性的概念、觀念，與現代文論中的概念、觀念接軌，從而賦予理論以我國文論自身傳統的特色，使我國文論遺產成為新的文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呢？”（注：錢中文，李衍柱. 文學理論：面向新世紀〔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23.）我們可以說， 中國文論界正致力于創建新的文論體系與文論話語。這是容納古今中外文論話語的綜合建構。在這樣的綜合建構中，走向解釋的文學批評，既是批評的面向新世紀的特征，又是這綜合建構的重要途徑。
　　〔收稿日期〕1999—10—28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30～136J1文藝理論高楠20002000中國50年來的文學批評，大部分時間進行著政治的批評。政治標準作為第一標準被普遍地堅持。進入20世紀80年代情況發生變化，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政治規定被政治地解除，文學本身的解束帶來文學批評的政治解束，文學批評整體性地失落了堅持幾十年的第一標準，其他標準又遠未明確并達成共識，中國文學批評進入標準多元、混雜乃至缺失階段。這是文學價值觀念發生重要變化的結果，也是這一變化過程的理論體現。文學價值觀念是文學批評的根。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正陷入失根又尋根的境況之中，這種境況決定著文學批評走向解釋。文學批評/多元批評/解釋/文本高楠，遼寧大學中文系，遼寧沈陽　110036　　高楠（1949—），男，遼寧海城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學研究。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30～136J1文藝理論高楠20002000中國50年來的文學批評，大部分時間進行著政治的批評。政治標準作為第一標準被普遍地堅持。進入20世紀80年代情況發生變化，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政治規定被政治地解除，文學本身的解束帶來文學批評的政治解束，文學批評整體性地失落了堅持幾十年的第一標準，其他標準又遠未明確并達成共識，中國文學批評進入標準多元、混雜乃至缺失階段。這是文學價值觀念發生重要變化的結果，也是這一變化過程的理論體現。文學價值觀念是文學批評的根。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正陷入失根又尋根的境況之中，這種境況決定著文學批評走向解釋。文學批評/多元批評/解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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