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 “天堂”的婦女

簡體傳統

　　五十年代前期，在一片美化、歌頌太平軍的時尚中，有的論文竟說：“太平天國婦女的解放是人類史上最先進的婦女解放運動”。為了論證這一觀點，不惜采取非學術的辦法，給古人扣政治帽子。將清代記述太平軍對待婦女之暴虐者，稱為“站在滿清反動統治立場的地主階級分子”，或干脆稱為“******分子”。看來，不但是要以此抹煞他們記述的史料，也要使當代學人望而卻步。
　　幾十年過去了，當年印象還恍如昨日。而且，后來的“太平天國”論著，似乎很少有專文專章談論婦女問題。因作此文，簡約說說太平軍造反時婦女的境況。我想，這是一個不應當被遺忘更不應當被浪漫化的世界。
　　太平軍造反之初，為斷絕參加者的后路，財產充公，房屋燒掉，全家參加，自然連同母妻姐妹女兒。于是，男人就都無后顧之憂，個個成了過河卒子；女人也參加，既可增加兵員，擴大聲勢，又可作為人質；家人之間形成連環保。男人出問題找你家女人算賬，女人出問題找你家男人算賬；人們的前途，就只能是勝利或者戰死。當時就有人看出這一點，認為“計謀甚深”。
　　男女都參加造反軍，如無得力措施，不但有許多婆婆媽媽的事，兩性關系也是個難題。然而，洪秀全等首領早就想好了一套辦法。在宣傳的基礎上嚴格實行男女隔離。他所作的《原道救世歌》說：“第一不正淫為首，人變為嬌天最瞋。”《天條詩》說得更詳細具體：“第七天條：不好奸邪****……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為變怪，最大犯天條。”所謂“淫”、“****”、“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體關系，主要是針對夫妻間通常的做愛。所以。在《禁律》中就規定：“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如果夫妻之外，男女愛悅而性交，斬首更是不在話下。當然，主要還是靠男女隔離的辦法，也就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將男女完全分開。釜底抽薪，最大限度減少“犯天條”的可能。不但夫妻之間不能有“奸淫”--性生活，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兒子探望母親，也“只宜在門首問答，相隔數武（步）之地，聲音務要響亮”。如果說，在戰爭中，在軍隊里，男女分開、夫妻隔離是不得已的辦法，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那么占領南京以后，應該結束了罷。實際上，洪秀全等人也曾許諾老部下，到定都以后就準許夫妻、家人團聚。可是，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不但軍中仍然男女分開，而且將整個南京變成大軍營，原來南京的男女居民，也統統實行軍事化，分別編入男營、女營。未幾，女營改稱女館，仍按軍事化編制，集中居住，由洪秀全的親信蒙得恩統管。下面的官員每日三次，向蒙得恩匯報并聽取命令。少數有技藝的、美貌的女性，分配到錦繡營，去做袍服、被帳、王府的裝飾，自然屬于美差。沒有技藝的，不但要從事運糧、背煤、割麥、割稻、伐木、砍竹，還要被抽調去筑營壘、挖溝濠、參與建造天王府和東王府，又要守卡、巡更，甚至到城外去沖擊清軍。簡單說來，由于城里女人比男人多，通常只由青壯男人干的沉重艱辛的勞作，大多由女人承担了。有時，不但要做后勤和警備，還要直接參與沖擊城外的清兵。當然，這些全都是在男人指揮下進行的。廣西山區、農村婦女，本來多數是天足，并不是太平軍“革命”的結果，到南京后，當地原來裹小足的，一律限令放開。這當然是一種生理上的解放。但強迫命令則是心理上的傷害。尤其值得注意的，這種強迫命令的目的，是為了加重對女人的奴役，讓她們去從事男人才能承受的苦力。如果誰在超負荷的服役中膽敢發牢騷，那就被說是“變妖”了，監督的小頭目聽見或有人舉報，就會立即被斬首，像踩死一只螞蟻那樣平常。在天王府里當差的婦女，也不見得比外邊好多少。平時，就經常要在洪秀全直接監督下從事沉重的勞役。即使下雨或冬日霜雪共寒，也仍然要赤腳鑿地挖塘，不準休息。稍不如意，就毒打一頓。被認為犯罪，就拉出去殺掉。弄得連楊秀清都很不以為然。
　　太平軍攻占南京之前，有少數女性還出頭露面，在軍中較為活躍。但在洪秀全心目中，女性不過是從屬于男人的低級人種或兩腳工具。連被他認作干妹的洪宣嬌，都只是作為造反需要的工具和誘餌。洪宣嬌原是“繩伎”--走繩子賣藝的女人，長得好看，走江湖見過世面。洪秀全覺得對他造反很有用，就讓她改為同姓，認為干妹。一則讓她嫁給蕭朝貴，搞“政治婚姻”，給蕭朝貴這個勇悍不馴的烈馬套上絡頭。二則用來號召、蒙騙婦女參加造反。三則用來出面指揮、管束被蒙騙、裹脅而參加造反的女兵、女將。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給她當過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試主持之后，便按照“男理外事，女理內事”的方針，讓她作為西王娘關在府里，女營和女館也用男人去統轄。連她到天王府也有很多嚴厲限制，并且絕對不準任何妻妾同她談話，否則便是“藏奸瞞天罪難僥”。像洪宣嬌這樣多少有點人身自由的婦女，在南京城里是極個別的例外。天地會參加太平軍的女將蘇三娘，在攻占南京時帶一批親隨女兵在街上風光了一番，被當時及后來的人寫了又寫，但此時婦女在太平軍中已經落令，她只能帶著老部下去打鎮江（一說揚州），給時人留下“八百女兵都赤腳”的談資，從此銷聲匿跡--或者戰死，或者退出軍政舞臺。太平軍初起，曾有“男學馮云山，女學胡九妹”的口號。這個被樹為榜樣的胡九妹，年過五十，隨兒子造反，曾任女軍帥。到南京，后任東殿女丞相。要知道，這女丞相同男人當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論，不過是領頭羊罷了。所以。再也沒有什么作為和音息。歷來被各種人大作文章的傅善祥，因女子考試獲第一名，被楊秀清任命為東王府內薄書，專司代楊批答文書，同時又成為楊的情婦。憑著她的特殊身份，對楊掌權處事自然有影響，也卷入高層的權力斗爭。這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歷代都有得寵的嬪妃，勾結大臣，干預朝政。楊秀清是實際上掌權者，傅善祥可視為并肩王寵妃，她的干政不過是歷史故事的重演，不能說是太平軍特有的“婦女解放”。比起北京皇宮里那位不久之后成為慈禧太后的葉赫那拉氏，傅善祥的在權力中心超過的一些作用，實在算不了什么。除了傅善祥，就不再知道有其他女性担任過什么重要職務，也不再有女子考試之事。這場被反復渲染的女子考試，實際上只不過是為楊秀清找女秘書而已。至于在嘉定、上海活動的女將周秀英，只因她所屬的小刀會名義上依附太平軍而巳，實際上完全沒有關系。所謂“最先進的婦女解放運動”，可以做文章的大約就這么些。
　　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一直不讓夫妻團聚。甚至高干也不行。冬官又正丞相陳宗揚，夫妻同宿，兩人一同被斬首。鎮國侯、秋官正丞相盧賢拔，與其妻團聚兩天，被人揭發，因楊秀清力保他，才從寬發落，革爵治罪。沒有官邸、沒有私房的官員和軍民，連“犯天條”的可能也沒有。被剝奪了做妻子、做母親、做女兒、做姐妹權利的婦女，人性被徹底囚禁，還有什么人權可盲？
　　不得“奸淫”，并不是對所有的人。諸王就可以例外。尤其是洪秀全本人，盡可縱欲。還沒有公開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打進南京之前，巳經有妻妾三十六人（他自己一律稱之為妻）。到南京以后，蒙得恩注意為他選美，每逢他生日，就送上美女六人。不止從南京選，還從江蘇其他占領區先選拔年輕美女到南京備作候選者。所以，外國人到過南京的，都覺得南京美女多。到1864年，他兒子洪天貴福被俘后在供詞中說，洪秀全共有八十八個妻妾（一說有一百零八個）有些學者，極力說洪秀全生活如何嚴肅，如何“力戒奸淫”。每讀書至此，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實，在洪秀全看來，眾多妻妾以供盡情縱欲，是他做天王應有的一項重要享受。那么多的妻妾，只做他盡情發泄性欲的馴服工具。所以。她們沒有級稱，不用名字，而是數字化地依次編個號碼，比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這可能是中外后宮史無前例的“革命”創舉。如同有的極權國家監獄里的犯人，只是這些妻妾有吃有穿罷了。他對這些女人，比歷代帝王之于嬪妃，要嚴酷得不可比擬。他一生氣，可以不管小老婆懷孕，將她踢打得流產。不但妻妾越來越多，宮女也很多，一種比較可信的說法是，總共一千余人。這些宮女，在他心目中，更是等而下之。除了服侍他和他的妻妾之外，在他心目中也是發泄性欲的備用工具。有一些人待了十年，竟沒有福氣看到他老人家一眼。
　　反人性的夫妻隔離，弄得人心渙散。陳宗揚、盧賢拔“犯天條”受懲辦之后，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潛逃，引起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的親信、主管女館的蒙得恩也“犯天條”，使他不得不考慮停止夫妻隔離。糧食統一供應的困難，促使他下這個決心。先是在1854年12月開始松動，讓蒙得恩等幾個高官在女營選美女多人為妻妾。繼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開，準許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兩條原則。一是“大員妻不止，無職之人只娶一妻”，就是官員可以有很多妻妾，不做官的只許一個妻子，在婚姻問題上全面實行官民差別和多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十五至五十歲均在分配范圍內。這種“媒官”的亂點鴛鴦譜，造成許多畸形配偶，比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但比起絕對禁止婚配卻已經是一個進步--洪、楊為了穩住軍事統治而做的讓步，導致瀕臨滅絕的人權走向復蘇的進步。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全面廢止男女隔離的方針；在新占領區仍然實行。而且，即使準許婚娶的南京，仍然妥“媽別崽、姊別弟、哥別妹、嫂別叔、哥別嬸、爹別媳、孫別婆、男別女”。就連幼天王洪天貴福，九歲之后，就不準與母親姐妹見面。其他軍民，可想而知。從女性來說，也還是剝奪了她們作女兒、作姐妹、作嫂嫂、作兒媳的基本人權。在親屬關系中，女人也只能處于最卑微、最被動、動輒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極之年起，連續三年“旨準鐫刻頒行”的《幼學詩》，在“子道”中寫著“子道刑于妻……婦言終莫聽”，也就是說，妻子的話一概聽不得，如果妻子與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給妻子以刑罚。“妻道”里又寫遒：“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強調女人必須順從男人，妻子必須順從丈夫，否則就要給家庭闖禍。“女道”還寫道：“女道總宜貞，男人近不應。幽閑端位內，從此兆祥禎。”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像棵草一樣悄悄地活著，讓男人來安排你的一生。這么一些教條，在夫妻隔離解禁之后，成為對待婦女的指導思想。
　　1857年，他覺得還應該有比《幼學詩》更具體、更周密的規定。于是，在《天父詩》中，除了重申君權、夫權、男權，比如“生殺由天子”，“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外，對宮中所有婦女，包括妻妾與宮女，還訂了一個“十該打”的條規：“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靜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喚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喜歡八該打。眼左望右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不知古今有哪個酋長、奴隸主、邪教主如此對待婦女？在這種條規管束下的婦女，過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每逢諸王選美的時候，都搞得全城騷然。先是下令所有婦女集中聽“講道理”，“一個不至，全家斬首”。被選中的人，“碰死者有之，臥地不行甘為宰割者有之，鞭仆脅行痛哭者有之”。這種場面，使人想起被拉進屠坊的豬羊。
　　1861年，有個英國軍官，由洋牧師、太平軍洋務丞相羅孝全（I．J．Roberts）安排，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聽說：不久前，“有兩婦人私相誹謗政府，而自嘆現在生活之痛苦遠不及從前之自由安樂。詎料偶語被人聽聞，一經報告，兩婦立即被斬首”。這兩個婦女，如果是清政府官員家屬。是不會等到太平軍占領南京多年之后，才因偶語而被殺的。作為兩個普通婦女，在清政府統治下，不可能有什么人間天堂。只是一經與太平軍的統治比較，就覺得那是相當“自由安樂”了。一般婦女能在心里比較，可見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萬應靈藥。明知說出來危險。還是禁不住說了，可見鎮壓也還不能實現輿論一律。這兩個婦女和其他許多無頭尸體，倒是用生命來證明“地上天堂”中的婦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筆記中還有不少關于婦女的記錄。最多是記述被奴役、被蹂躪婦女的命運，她們各式各樣的抗爭。由于獨特的時代背景，空前慘酷的迫害，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說、戲曲，更為曲折、豐富、扣人心弦。她們的勇烈，反映了人性與獸性、傳統道德與洪氏教條的對立。關于洪宣嬌、傅善祥二人與楊秀清的三角關系的記述也相當多。洪宣嬌與楊秀清有不正常關系，傅善祥是楊秀清的秘書兼情婦，這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這樣就會有許多小道消息、民間傳說。爭風吃醋、勾心斗角、性格沖突常常扭結一起。盡管有尖銳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但他們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損害者。最后，傅善祥在內訌中被殺；洪宣嬌在內訌后由于強烈的幻滅感而離開西王府，徹底消聲匿跡，不知所終。這樣一些記載，自然會有一些細節、情結來自寫作者的想象、推理，還難免有某些欠確切乃至失實的傳聞，但從總體上看來，是和這個時代的基本面目、本質真實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邏輯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將歷史“顛倒”為能事的歷史論著和“歷史正劇”，野史筆記應當受到充分重視。它們不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參考的史料，而且讓人看到所謂正說中的驚人的異化。
　　“天堂”中婦女的遭遇，比以前的封建壓迫不知要慘多少倍，比監獄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強制與磨難。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類本質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在婦女普遍地覺得活著比死還苦還難的年代，歷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惡的路上走得多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