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表現真誠："牛棚"中的毛主席像薦書

簡體傳統

“牛棚”中的毛主席像

——真誠與表現真誠

1965 年底，教育處為了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挖出深藏的敵人，決定將包括業中、業大、技校在內的業余教育系統全部集中到一業中內，并成立了統一的“文革”領導小組，張××、朱××、黃××、王××等“左派”被指定為領導小組成員。

當時各單位被揪出來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都集中到一間大教室里住下，而且男女不分。人們習慣地把這種集中管制“牛鬼蛇神”的地方叫做“牛棚”。我記得有業大的校長朱霈鏞、技校的校長朱建侯等屬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業中的語文老師余秉漢、江楓橋，數學老師高華翰（女），史地老師×××，再就是三業中的我，大概一共有七八個人。每人占用四張課桌，白天學習寫交代材料，晚上當床鋪睡覺。

星期六宣布把我們集中到“牛棚”，大部分人星期天就按指定時間到位了，只有一業中的史地老師（忘了名字）沒報到，但行李到了。星期一，我們吃完早飯剛回來，只見領導小組的成員和積極分子拿來了非常大的大字報蓋在這位老師的床鋪上，上面寫著：“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以死抗拒革命決沒有好下場！”

“牛棚”內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接著，領導小組召集全體老師到會議室開會。我們在“牛棚”內待命。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朱××到“牛棚”來宣布紀律：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階級決不愿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按：《毛主席語錄》就在旁邊，但我堅持不去查對，為的是呈現我現時的“記憶形態”。下同。）

你們聽好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新形勢下清理階級隊伍，把臺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把占住意識形態領域散布腐朽的封資修思想的反動學術權威打翻在地，還要把隱藏最深的階級敵人統統挖出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因此，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偉大的節日，革命群眾無不歡欣鼓舞。對于你們來說，既不要心存任何僥幸，以為可以蒙混過關，這是不可能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老老實實地交代問題，爭取黨和人民的寬大處理，才是你們唯一的出路。當然，更不要抵制頑抗，抵制頑抗就是死路一條。有的人就是這么干的。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在革命的風暴面前感到自己的末日來了，他居然用投江自殺來對抗革命，這除了暴露他地主階級見不得人的罪惡歷史和死不悔改的絕望本性，還能動搖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根毫毛嗎？！他倒是給善良的革命群眾上了一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所以，我現在代表領導小組向你們宣布審查期間的革命紀律：

一、不準外出，一切行動必須請示匯報；

二、不許串供，不許交頭接耳；

三、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隨時準備接受革命群眾的審查。

×××老師，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有四五十歲吧，人瘦瘦高高、臉長長黑黑，向來沉默寡言，形影孤單，聽說他愛人死了，愛人的妹妹跟了他。我只和他見面點點頭，不說話的。他突然投江自殺究竟是什么原因（一業中離長江蔣家墩碼頭很近，蔣家墩在“文革”中改成“紅鋼城”），我一直不知道，后來是否平反了也不知道，對于我，這個人就這么消失了。但當時他的“自殺”給牛棚籠罩的陰影是令人窒息的。

從法律上講，“自殺”應明顯地區別于“他殺”，但“文革”中這樣的“自殺”人們該做如何的解釋呢？講究因果論的人，對于這樣的“自殺”該做如何的因果歸咎呢？在監獄中，我雖然沒有再想到這個人，但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幾乎影響著我的一生，它就是，我的任何言行的后果除了我自己的原因，我自己承担，沒有任何外部的原因或外部的影響。或套用黑格爾的話說，“我必須在橫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責以便挺身為一自由人”。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客觀上為那些不能推諉其咎的社會及其決策者們開脫了罪責，是不是對那些事實上不能為自己負責的弱勢群體或不幸的人太不公平——應該是吧——但對于我，必須這樣面對自己的行為，我已經沒有要求別人的權利了，我被剝奪已光。同時，我只能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活著來看待一切、證明一切。然而，這已是后來很久的事了。

眼前，我只能惶恐地過著每日的“牛棚”生活。

記憶是非常奇怪的東西，你搞不懂它。在“牛棚”的時間并不長，日子不好過是肯定的，雖然不能與后來監獄中的日子相比，或許也因為后來監獄的日子使“牛棚”的記憶漂浮得漫畫化了，幾乎全是可笑的事情。有三個人特別有意思。

第一個是江楓橋。此公系武鋼教育系統名流，據說年輕時候在延安待過，當過文藝雜志編輯，有相當深的人生閱歷，不知為何屈居武鋼——其實武鋼歷來是藏龍臥虎之地——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這就難免在日常閑談中口出狂言，還說了些對“文革旗手”江青不敬甚至猥褻的話。平常可以擺老資格，運動一來，用不著誰特意挑刺，順手便可拈來大把的黑話，所以他當“老運動員”是當出名了的，每次運動絕對跑不掉他，可最后總也奈何不了他。這一次就格外不同了，單單一個“攻擊旗手江青同志”便可打你入十八層地獄。

在“牛棚”中，他首先占住了門口左側的“第一把交椅”，通風而且方便，他胖得偏偏不怕冷。第一晚上床（上桌）我注意到他的動作很特別，我們都是先坐到床上，再抬腿上床。他不，先用一個小板凳（自家帶來）墊腳，兩手撐在床上，當右腳抬到床上時，并不馬上翻身上床，而是“定格”在那里；開始我很奇怪這個姿式，待我剛剛奇怪還沒退出意識，突然一串電光炮式屁響—讓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全都嚇了一大跳！——還要全身抖幾抖，將余屁放光，才翻身上床。更奇怪的是，每天如此，定時定式定量。你說，他在門口，每晚睡覺前一串屁，讓全屋的大家如何受得！最可憐的要算睡在中間的女數學老師高華翰，我記不得為什么非要女老師睡在中間，男老師全都靠墻。她原是頭朝門睡的，順風，她有鼻炎，屁響之后她像被噩夢驚醒了樣瘋狂地坐了起來，披頭散發，抓起眼鏡抱起被子往門口走（除了外面的長呢大衣蓋在被上，她根本不脫衣睡），又很快轉回來將枕頭換到里面，蒙起頭睡，整個動作都伴隨著一句話：“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解放”后，談起這件事，我只好套用馬克思的一句話自嘲：“我們早在群眾大批判之前就已經被他的電光炮般的響屁批判得死去活來了。”

第二個是朱建侯。這個“走資派”的風格和剛才的“反動權威”完全不一樣，是個陰陽怪氣的人。他的相貌和神態現在回想起來頗有點像動漫人物“史努比”（不不，我說的是米老鼠系列中最后出現的偵探父子造型）。臉上有兩處超常的地方，一處是眉眼之間的距離，至少比常人高出兩倍，所以使得眉毛總是高高的，眼睛總是瞇瞇的，可你別以為他迷迷敦敦不清醒，恰恰相反，正是太過精明小算盤打得太摳，技校的群眾幾乎沒有不恨他的。另一處是鼻唇之間的距離，至少比常人高出一倍半，使得鼻頭短而上翹，嘴唇薄而下啄。不知道他有什么病，那神態總給人病入膏肓的樣子，動作極其遲緩；不斷上廁所，提著褲子回來，開始了他的奇怪表演。他也自家帶來了一個像滾筒樣的圓凳，往床上一放，上面再墊一個特制的棉圈，然后爬上床坐到圓凳上，身體慢慢后仰，一直仰到腿抬起來，形成以圓凳為支點的大鈍角平衡態，如此形狀竟然可以維持四五分鐘之久，可以想象他的腹肌會練到怎樣發達的程度。事完后，慢慢坐正，下床，系好褲子，然后深深地吸兩口氣，在長椅上坐著閉目養神半個多小時。整個過程，一板一眼，旁若無人，絲毫沒有“蹲牛棚”不便或不好意思的感覺。

也是“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有“脫肛”的毛病。

第三個是余秉漢。“牛鬼蛇神”中數他年齡最長，頭發短而白，眉毛也白了，但臉色紅潤，總是正襟危坐，脊背挺直，兩手籠袖妥在腹前，目不斜視地看著面前攤在桌上的“毛澤東選集”，鼻子極輕微地哼哼著，大概是默讀的氣息之聲吧。他做筆記或聽報告做筆記很特別，全用漢語拼音記錄，正正規規，一筆不茍。余老先生的字可謂撇捺皆劍，蒼茫遒勁。當時我就想，他或許不應該是前國民黨銀行高級職員，而應該是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才是。

我這樣看著別人的“風景”，說不定別人也同樣看著我的“風景”。在“牛棚”中我年紀最輕。或許是我要幫忙高華翰老師將中間的“床”早收晚鋪，白天改成我倆學習用的課桌對面而坐，也或許高老師是個女的需要有人搭理幫襯，所以，高老師對我很好。武漢冬天奇冷。“牛棚”當然是不能取暖的。我家在漢口，帶的衣物不夠御寒，高老師堅持要我穿她的長黑呢大衣。當我穿上大衣出現在公共場合如動員大會上時，我的畫家朋友王粵禾老師就忍不住在背后小聲打趣：“哪里來了個于連呀。”不知誰打了小報告，這下我可慘了，當即要我回到“牛棚”將大衣脫下來，理由是不準“串聯”：

到現在還要頑固地散布資產階級那一套腐朽的東西！

我從家里帶來了一尊毛主席塑料像，塑料里面摻和了熒光粉，所以晚上它能閃著熒光。白天學習我就把它擺在我的桌前，形成了一個標志。這在當時太普通不過了。沒想到這也成了挨批的由頭。在批判我時，有一個技校的老師站起來，用一種在行于虛偽而深諳虛偽的模擬口氣諷刺著：

你看他多么虔誠地把毛主席的像擺在自己桌子的中央，好像隨時都在向人表示我有多么忠誠，我有多么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可從上到下，從里到外，你看他的頭發，你看他今天穿著從地主資本家的大少奶那里風流來的黑呢大衣的樣子，你能嗅得出有哪一點氣味是無產階級的嗎？沒有，絕對沒有，有的是十足的暗中嘲笑地得意和明目張膽地挑釁，反革命的氣焰囂張得很，猖狂得很，猖狂到公然向無產階級示威的地步。

這些批判的用語可以不去管它，也可以不管別人怎么看，但有一個問題長久地擱在我的心里：我的行為是真誠的，還是偽善的？對毛主席，或對“文化大革命”，我是真心的，還是虛情假意，或半心半意？例如，在“牛棚”中，和那些人相比，我革命嗎？是我真實，還是他們比我真實？或許，在這些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中，當時我敢肯定我是真的，但后來才意識到我對我肯定的“真”并不真懂為“真”。

即便在當時，說實在的，這樣的問題，不問很自信，例如我堅信“我比誰讀馬恩列斯毛都讀得認真”，“我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的自覺戰士”，但要真的問起來，則越問越糊涂。例如，對自己的某些看似平常的行為，以為懷著真誠的信念和感情，但只要反躬自問“真的如此嗎？”，當下的“直接性”沒有不被某種“隔”間隔開來的。

后來我真的問過我自己：“為什么要擺毛主席像？”我不得不承認，這個行為與其說是內心的信念，不如說是“給別人看”的需要，甚至潛在地就是一種“區別”標志；而“給別人看”分明又是無對象性的，要打倒你的人根本不會看，不打倒你的人無所謂看不看，相信你的人反而覺得很滑稽，等等。所以，即便這個行為的當時，只要認真反問一下，絕對不難意識到，它其實是自保意義上的自欺或自我安慰，很蠢的自我需要而已。

相反，“牛棚” 中的其他人，都“ 老成” 到、“ 世故” 到或“反動”到不需要這樣的表現了，至少他們已經意識到“無效”。我當時為什么總相信會“有效”呢？唯一可以成為支撐理由的只能是—自以為讀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我懂所以我信。

一場“文革”對于我的意義，往簡單里說，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我懂了何謂‘懂’。”換句話說，原來那么堅信的“懂”怎么會都漂浮起來了呢？這對我往后走上“哲學”幾乎有決定性的影響。

2002 年春　動筆

《幽僻處可有人行？——事件·文學·電影閱讀經驗》
張志揚/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1

張志揚是中國哲學界真正具有原創性思想的學者，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學”、“語言哲學”、“政治哲學”、“創傷記憶”等哲學概念，一直暗暗引領中國哲學思潮的風起云涌，卻又抱持獨有的清醒獨立，堪稱漢語思想界最受敬重的書寫者。

《幽僻處可有人行？——事件·文學·電影閱讀經驗》包括三本首次結集出版的散文集——《記憶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閱讀經驗》、《維羅納晚禱的鐘聲——小說閱讀經驗》和《E弦上的詠嘆調——電影閱讀經驗》，書中，張志揚談他傳奇而曲折的生命歷程、談他閱讀小說和電影的所思所感，彰顯其哲學與生命相互碰撞的獨特氣質，同時展現了他作為一代學人引導者的一生，可謂罕有而可貴的私人記憶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