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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

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時，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

“延安整風”油畫

所以整風開始后，干部們并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

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干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口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系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了更加團結的氣象。

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事情是如伺演變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嶺宿舍閑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這話與他以后的所作作為聯系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

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奸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后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于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后又轉人審干，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了大批理論骨干。

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并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罷休。

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后，他發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藝術家》(《谷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表了幾篇短文。

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干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的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來”。

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景象。

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于團結等等。

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干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并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批判王實味的斗爭會，康生多次出席，并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

所謂“人風”，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于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系定為“托派關系”。

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斗于炳然，從于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里，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從8月至1}月，對他們先后開了72天的批斗大會，把他們與王實味一起打成“反黨集團”。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主要發明正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這里簡單剖析其幾種主要手段：

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

1943年5、6月間，康生召集過一次會，討論起草《審訊條例》。參加會議的有許建國、周興、譚政文、周同、錢益民、李克農、汪金祥和我。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兩種意見尖銳對立。

有的人主張在條例上規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堅決反對。為此，康生大發脾氣，說“不用刑，那怎么審訊？！”有同志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地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

古代中國的刑訊逼供

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整風學習時，有反對自由主義一條，而康生把它利用來為自己的肅反擴大化服務。

他說：“如果你不把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清除掉、那么內奸就清不出來，這個自由主義就是奸細活動的營養劑。我們的經驗就是：哪個地方的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那個地方的奸細也就特別猖狂”。造成誰不“揭發”誰就受“自由主義”壓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間起碼的信賴和實事求是的精神。

甚至利用夫妻之間的某些矛盾讓他們互相“咬”，然后又作為根據去抓人、關人、通供。康生把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說：“利用反革命分子進行鋤奸工作，張克勤打了頭一炮。”

類似張克勤這樣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獲至寶，再去逼牽連到的人，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嚴重地傷害了同志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

康生要求各單位的組織部門翻閱干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

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說：“……叫做三種自傳(下面實際說了四種，但他原話如此—筆者注)：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審查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后寫的自傳，把這三種自傳一對照，矛盾百出。

有怕出毛病而挨斗爭的，先留下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里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里，在這里寫就有了漏洞”，他為的就是抓住“漏洞”，無限上綱，進行逼供。

康生在審干開始時，就專門布里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后揪住辮子不松手。

與上述各種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黨的寬大政策，制造“特務光榮”的氣氛。你不“坦白”，就關起來，要受種種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給自由，吃好的，瞎編的越多越受優待。于是有些人為了不吃眼前虧，，也就紛紛“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話，都是他在棗園、在楊家嶺、在保安處、在各種干部會議上多次講過的，他的作法都是當年的過來人親身感覺過的。康生這一套使許多許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組織。

康生與毛澤東在一起

后來雖絕大部分甄別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給他們“回籠”，直正是后患無窮！康生的“功勞”可謂大矣！他究竟為誰立了功？！

共識網 2015-08-23 08: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