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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名詞，古代用來指代充當祭品的牛羊等動物。魯迅從自身的遭遇出發，提出了一個極其深刻的命題，即：在社會生活中，在文明發展史上，先驅者、改革者往往身不由己地陷入充當“犧牲”角色悲劇性境遇之中。
　　　　　　1.魯迅本人對充當“犧牲”的體驗和看法
　　魯迅一生對充當“犧牲”多有體味，其中的兩次遭遇尤為值得關注。1911年年底辛亥革命爆發不久，紹興宣告光復，出任紹興都督的是革命黨人、“綠林好漢”王金發，魯迅則担任了紹興師范學校的校長。1912年初，紹興師范的幾名學生以魯迅等三位社會賢達的名義創辦了《越鐸日報》。報紙一出版便大罵紹興軍政府和王都督，王金發立即給報社送去500大洋，以圖控制報紙的輿論導向。辦報的學生們背著魯迅收下500元錢，但在報上繼續罵王都督。魯迅聞訊前往報社，批評了學生們這種不正當行為，反遭他們的指責；同時，社會上開始有了謠傳，說是王金發想殺害魯迅等人，魯迅只好前往南京謀生。這幾名心術不正的學生借魯迅的名聲辦起了報紙，并且狠狠敲了王金發一筆錢，卻讓魯迅背上“光拿錢，不干活，反而還罵人”的黑鍋，著實讓魯迅當了一回“替罪羊”（注：魯迅《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第314-3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版本下同）。）。
　　魯迅另一次充當“犧牲”的事則是發生在1924年。當時社會上正流行著天花，魯迅所任教的世界語專門學校學生大多已是20歲左右的人，卻有不少還未出過天花，于是該校校醫就來動員學生們去種牛痘。然而校醫的進展很不順利，因為大多數學生認為種牛痘是很疼的。魯迅就在課堂上鼓動學生去種痘，效果并不佳。學生再三商量的結果是公推魯迅首先去種牛痘。魯迅此時年已43歲，并且幼年、少年時代已種過3次牛痘，大可不必去當“青年的模范”。不過他想用實際行動說服學生們，于是帶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前往醫務室。當時正值寒冷的初春，魯迅脫衣、種痘、穿衣頗廢周折，也受了一些寒。完事后魯迅回頭一看，他帶來的“青年軍”早已溜得一個也不在了（注：《魯迅全集》第8卷第348-349頁。）。于是，魯迅又實實在在地體驗了一回當“犧牲”的滋味。
　　現實生活的種種遭遇使魯迅對充當“犧牲”角色保持著理性的認識。一方面，他指出了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某種規律，即：“許多歷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注：《魯迅全集》第7卷第387頁。）魯迅認為，現在的人知道某些東西有毒，不可當作食物，這似乎很平常，實際上得出結論之前已不知有多少人為此而死去。所以，魯迅認為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值得佩服的。魯迅認為中藥服用經驗的積累同樣也是以犧牲無數古人為代價的，犧牲的人多了，經驗就上升為理論，于是有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注：《魯迅全集》第4卷第539頁。）。顯然，這種犧牲是有價值的。
　　另一方面，魯迅并不主張無謂地去作犧牲。當他的論敵“現代評論”派文人嘲諷他不去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時，魯迅認為這是一種引誘他死于軍閥刀槍下的詭計，他決不愿意上當。（注：《魯迅全集》第1卷第4頁。）魯迅更反對徒手的“請愿”。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說“請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279頁，第281頁。）直到1935年底，魯迅在他的《“題未定”草》（六至九）一文中還重申：“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愿！”
　　魯迅的雜文《犧牲謨》值得注意，他在文中以反諷筆法刻畫了一位“犧牲論”提倡者丑惡的嘴臉。作品中出現了兩位人物：一位是已經得勢的革命既得利益者；一位是革命勝利后仍一貧如洗的“前革命者”。他們原先曾經是“同志”，如今兩人的地位已有天壤之別：一位是穿著非常體面、住宅相當豪華的“胖頭胖臉”的老爺；一位是只剩一條破褲子，滿身污垢，沿街乞討的叫化子。當他們相遇后，老爺責備乞丐不去讀書，不去做工；贊揚他“已經九天沒有吃飯”是一種清高的行為；又批評他渾身臭味，不講衛生；最后，老爺鼓動乞丐把身上僅有的一條破褲子捐獻給“舍間一小鴉頭”，并且揚言，若乞丐不肯“犧牲”這條破褲子，將有損自己的“晚節”云云。至此，這位正人君人，這位得勢的老爺的“犧牲”論的虛偽本質已昭然若揭。
　　魯迅一生都關注著先驅者、改革者淪為“犧牲”這一命題，他從先驅者、改革者被人們遺忘、被當作戲劇人物鑒賞，受社會的迫害，被民眾當作供品而“吃”掉等角度揭示了他們的悲劇命運。
　　　　　　2.先驅者的被遺忘
　　“健忘”，是中國國民性的一大頑癥。先驅者為民眾所做的犧牲，改革者為社會所立的功勛很少能在民眾記憶中占據永久的位置。革命成功了，人們關心和愛戴的是仍然活著的掌權者，至于那些在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中死去的先烈則很少會被人再提起。魯迅在他的雜文、小說中反復表現著先驅者被遺忘的悲劇主題，蕭條、荒涼的烈士墳墓則構成魯迅作品一個核心的意象。
　　《吶喊》中的小說《頭發的故事》一向不很受人重視，事實上，它的命意是很深刻的，它表現的是“忘卻”這一悲劇性主題。小說主人公N回憶起清末民初的革命先驅者時深有感觸地說道：“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里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著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地平塌下去了。”
　　魯迅多次寫到民國初年四烈士墓的荒涼。1912年1月16日，革命黨人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三人試圖炸死袁世凱，未成而被殺；同年1月26日，彭家珍炸清禁衛軍協統兼訓練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來，民國政府將他們合葬于北京三貝子花園（又稱萬生園，即今天的北京動物園），在張、黃、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沒有鐫刻一個字。魯迅在1922年寫的雜文《即小見大》中為此事感到不解；他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寫的雜文《空談》中又提到四烈士墳中還有三塊墓碑不刻一字的事，在文章最后，他悲憤地寫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魯迅覺得“黃花崗”烈士們的命運也和四烈士相似，他曾在《辭源》中尋找有關資料，書里只作這樣的描述：“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于此。”詞典對黃花岡烈士事跡只作輕描淡寫，連戰死的烈士的人數和姓名都不得而知（注：后來得知有72名烈士）。魯迅發揮想象力，推想黃花岡烈士的犧牲在民眾心中引起的情感反應：“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么意見，若干人當作酒后茶余的談助的罷。接著便將被人們忘卻。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里的。”（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409頁。）
　　更令人深思的是民眾對革命先驅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冷漠和忘卻。據1928年4月6日的《申報》說：“南京市近日忽發現一種無稽謠傳，謂總理墓（指中山陵——引注）行將工竣，石匠有攝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以訛傳訛，自相驚擾，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懸紅布一方，上書歌訣四句，借避危險。”其中有一種歌訣寫道：“你造中山墓，與我相何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這寥寥20字，將民眾對于先驅者孫中山的冷漠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魯迅發表評論說，這幾句歌訣“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注：《魯迅全集》第4卷第103頁。）
　　魯迅作品描寫墳墓意象最為精心的是小說《藥》：
　　“……這墳是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
　　“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
　　籠罩在這墳地四周的是一種淪肌浹髓的孤寂，即使魯迅給墳頂上添加了一個紅白相間的花圈，也遮蓋不住夏瑜這位先驅者死后的孤獨落寞。總之，荒涼蕭瑟的墳墓像在魯迅筆下成了先驅者死后被人忘卻命運的象征符號。在世界文學史上，像魯迅這樣反復地描寫墳墓，并把墳墓寫得如此具有歷史感興趣和文化意味的作家恐怕是不多見的。
　　如同魯迅經常與墳墓而我們不能說他是“骸骨的迷戀者”那樣，魯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時也去憑吊古跡，這并不表明他一味在歷史情境中流連忘返。事實上，正是現實中的人和事促使他駐足于歷史古跡之間。1926年9月，魯迅從北京來到廈門大學任教，廈門山美水美，但并不怎么能使他感動，吸引他的是離他住所不遠的一道城墻，這道城墻據說是明末清初的鄭成功建造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的豐功偉業令魯迅景仰不已，但他也發現了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他告訴許廣平說：“然而鄭成功的城卻很寂寞，聽說城腳的沙，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對面鼓浪嶼的誰，快要危及城基了。”（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369頁。）看得出來，民眾已對鄭成功的城墻十分地無動于衷，先驅者的偉業不僅被遺忘，而且遭受著破壞，魯迅內心的悲痛在短短幾行文字中隱隱透露出來。
　　魯迅對現實生活中的犧牲者被遺忘現象同樣十分關注。1922年10月，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反抗校方征收講義費而發生風潮。該校教授評議會議決開除預科法文班學生馮省三以示懲戒。其實，馮省三并非學潮的發動者，他只是學潮暴發后才參加的。魯迅為馮省三的遭遇而抱不平，并聯想到了社會運動中常見的犧牲者（替罪羊）的共同命運，他說：“這事很奇特，一回風潮的起滅，竟只關于一個人。倘使誠然如此，則一個人的魂力何其太大，而許多人的魂力又何其太無呢。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并沒有聽得有誰為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注：《魯迅全集》第1卷第407頁。）
　　魯迅還想起了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被民眾所遺忘的先驅者。他以英國和法國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拿破侖和隋那（今譯為琴耶）為例，來說明人類歷史上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即：一個人若想要得到后人的稱贊，最好能夠殺人如麻。拿破侖造成了那么多人的不幸，卻被世人稱作英雄；而隋那創造了牛痘接種方法，在全世界不知救了多少孩子的命，魯迅反問道：“但我們有誰記得這發明者隋那的名字呢？殺人者在毀滅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魯迅警告道：“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還是要毀滅，人們也還要吃苦的。”（注：《魯迅全集》第6卷第142頁。）
　　　　　　3.“犧牲”的被鑒賞
　　人既有憐憫、同情受難者的情感指向，也有圍觀、鑒賞他人的不幸的丑陋的一面。據魯迅觀察，“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他推想：“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從這一幕日常生活場景中，魯迅看見了中國國民性的一個側面：“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注：《魯迅全集》第1卷第163頁。）
　　對“戲劇看客”的藝術表現，對民眾鑒賞受難者所表現出的冷漠的批判，構成了魯迅文學創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魯迅在《孔乙己》、《祝福》等小說中描寫了民眾對不幸者孔乙己和祥林嫂的圍觀、嘲笑；《示眾》一篇則通篇表現20年代北京城大街上市民鑒賞被示眾者以及“看客”之間的互相鑒賞。《阿Q正傳》結尾寫到了阿Q被押赴刑場途中萬人空巷的示眾場面，面對著一群比餓狼還兇狠的看客，阿Q這位連殺頭都不怕的人（他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也嚇得魂飛魄散；尤其是那一雙雙能撕碎人的靈魂的眼睛更是徹底地暴露民眾殘忍無比的本性。難怪魯迅在《隨感錄　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說：“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當然，阿Q、孔乙己、祥林嫂他們只是一些平民百姓，并不是本專題討論對象——先驅者。但民眾對先驅者的受害與普通百姓的受害同樣采取冷漠而又興奮的鑒賞態度，這是令魯迅非常痛心的。
　　魯迅的散文詩《復仇》（其二）展現的是先覺者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悲劇。據《圣經》記載：耶穌受上帝的指令來拯救以色列人出離苦海，但大多數以色列人并不相信他。耶穌被捕后，在以色列人的要求下，羅馬統治者決定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在通往刑場的路上，過路的以色列人不僅沒有為耶穌的死感到悲痛，相反卻冷酷地嘲笑和鑒賞著他們的救世主的死。據《馬可福音》載：“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從那里經過的人辱罵他，搖著頭說，咳，你這拆毀圣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注：參見《魯迅全集》第2卷第176頁注釋⑤。）耶穌死時受民眾惡意地鑒賞的一幕令魯迅終生難忘，它在魯迅作品中至少出現過5次（《暴君的臣民》、《寸鐵》、《復仇》（其二）、《“意志之外”》、《〈小彼得〉譯本序》）。
　　魯迅在《復仇》（其二）中以悲憤的文字表現耶穌的死和以色列人對他的死的鑒賞：“丁丁地響，釘尖從掌心穿透，他們要釘殺他們的神之子了，可憐的人們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響，釘尖從腳背穿透，釘碎了一塊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們自己釘殺著他們的神之子了，可咒詛的人們呵，這使他痛得舒服。……路人都辱罵他，祭司長和文士也戲弄他，和他同釘的兩個強盜也譏誚他。……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
　　魯迅在小說《藥》中以更隱晦的筆法寫了先驅者夏瑜的死，以及犧牲時民眾圍觀、鑒賞的情景：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
　　……一陣腳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后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后退；……
　　這就是魯迅筆下愚昧、冷酷的民眾。他們像趕集那樣熱熱鬧鬧地去看殺人，他們是那樣專注、那樣興奮地看著一位要救他們脫離受壓迫境遇的革命者被處決，而眼中流露著兇殘的神色。魯迅還寫到華老栓茶館中茶客們鑒賞夏瑜在獄中被毒打的情景：劊子手康大叔講述著夏瑜在監牢中鼓動牢頭造反的故事，這令“二十多歲的人”很氣憤；當講到夏瑜遭了牢頭紅眼睛阿義毒打時，“駝背五少爺”很氣憤；最后講到夏瑜對毒打他的牢頭說“可憐可憐”時（注意，耶穌被害時也說以色列人“可憐”），“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人”、“駝背五少爺”接二連三大叫夏瑜是“瘋了”。這就是先驅者的悲哀：他們的“造反理論”根本難以被當慣了奴隸的民眾所接受，他們死后還落下“瘋子”的惡名；而他們的死的價值不過是給茶館中的閑人增加一點談資罷了。
　　夏瑜死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清朝的黑暗統治時期，民眾的愚昧、落后是情理中的事。令人震驚的是，到了民國已經成立17年的1928年，我們的民眾仍然對砍頭保持著那樣濃厚的興趣，依然是那樣興奮而冷漠地鑒賞著革命者的被殺。魯迅的雜文《鏟共大觀》轉引了1928年4月6日《申報》上的《長沙通訊》，它非常值得我們注意：“……是日執行之后，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系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眾，往觀者更眾。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為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眾，則看郭亮首級后，又赴教育會看女尸。北門一帶民眾，則在教育會看女尸后，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全城擾攘，鏟共空氣，為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魯迅看完這篇報道湖南長沙處決共產黨人的文章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在文章的結尾寫道：“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么黨，只要看‘頭’和‘女尸’。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睹和耳聞了好幾次了。”時代在變換著，而中國民眾一如既往地像那聞到血腥氣就聚擾過來的惡狼一樣，興高采烈而心如鐵石地鑒賞著志士被砍頭。魯迅為志士之死的不能喚醒民眾而深感悲哀！
　　　　　　4.先覺者、改革者的受迫害
　　先覺者、改革者與舊勢力和權力集團抗爭，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其目的是為了喚醒和救助生活在被奴役狀態中的民眾。照常理來說，群眾應該理解和配合先覺者、改革者的行動才是；然而，事實卻常常是群眾不僅對先覺者的事業無動于衷、麻木地鑒賞先覺者走上犧牲的祭壇，而且很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參加到統治者迫害先覺者和改革者的行列中去，這才是真正的悲劇之所在。
　　魯迅對民眾參與迫害先覺者、改革者的悲劇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民眾的罚惡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供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457頁。）外國文化史上，可舉耶穌來說明問題。據《圣經》載：耶穌被捕送到羅馬帝國駐猶太總督彼拉多那里時，彼拉多覺得耶穌并無大罪，想釋放他，但遭到猶太祭司長、文士、長老和民眾的反對，彼拉多只好判耶穌死刑。（注：參見《魯迅全集》第1卷第367頁注釋④。）魯迅在《隨感錄》第六十五中提到這件事時指出：“……巡撫想放耶穌，眾人卻要求將他釘上十字架。”那么中國的情況又怎樣呢？
　　魯迅在《寸鐵》一文中指出：“先覺的人，歷來總被陰險的小人昏庸的群眾迫壓排擠傾陷放逐殺戮。中國又格外兇。”魯迅說，中國人對于那些“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他進一步解釋說：“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借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斗，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140頁。）而以“捧”的方法將先覺者謀害的手段則更毒辣陰險得多。魯迅說“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背了“戰士”的招牌，被人們“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446頁。）
　　魯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的革命者綏惠略夫，這是一位工人出身，信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革命家。魯迅說“這一類人物的命運，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注：《魯迅全集》第11卷第20頁。）
　　1922年5月，魯迅翻譯的《工人綏惠略夫》一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后來他回憶譯介這部舊俄時代的小說動機時曾說過：“為什么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后，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到1926年8月，魯迅重新翻閱這部作品時發現“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后，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356-357頁。）后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曲折歷程一再證明，魯迅的關于改革者在將來也要吃苦、受迫害的預見是多么的準確；而魯迅這類預言越是具有現實性、準確性，便越能顯現中國社會改革的悲劇色彩。
　　在魯迅本人的小說和散文作品中，先覺者、改革者受迫害也是較常見的主題。《藥》、《孤獨者》等小說都寫到強大的社會勢力對孤獨的改革者的迫害。而《狂人日記》的主題雖然有多種解法，但也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篇記錄整體的社會勢力迫害單獨的先覺者“狂人”事件的作品。據“狂人”自己反省，他20多年前曾經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使得古久先生很不高興”，并進而導致整個社會對他的仇視。據“狂人”推測：趙貴翁雖然不認識古久先生，但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并約定路人同他作對。看得出來，“狂人”年輕時代曾經是一名大膽地向陳腐的封建文化發出挑戰的先覺者，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老百姓仍十分愚昧落后，雖然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但卻不覺悟，“狂人”成了一名孤軍奮戰的戰士，獨自面對統治者和庸眾的圍攻和迫害。迫害“狂人”的社會勢力有著“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懦，狐貍的狡猾”。他們不肯也不敢直接殺死“狂人”，因為這樣做“怕有禍祟”；據“狂人”觀察和分析，他們互相聯絡，布下了羅網，想逼他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帶，掛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這樣，他們害死了“狂人”，了償了心愿，又沒有殺人的罪名，自然都會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這就是魯迅曾在《墳·題記》中提到過的、明代木皮散人（賈鳧西）所說的“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的殺人方法。在現實中，改革者被“軟刀子”害死的恐怕不比直接被害死的少見。
　　魯迅的散文詩《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值得注意，作品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四類，即：奴才、主人、聰明人和傻子。作品中的奴才過著極端惡劣的物質生活，有一日，他遇見了聰明人，便開始向他訴說自己的痛苦。聰明人同情他的遭遇，并安慰他說：“我想，你總會好起來”。聽了這番安慰，奴才心理感到舒坦了許多。但沒過幾天，奴才又不平起來，他碰到傻子，開始訴說自己生活的如何連豬狗都不如，自己住的一間小破屋如何又陰、又濕，滿是臭蟲，而且穢氣沖鼻子，四周又沒有一個窗子。傻子讓奴才帶他去那間小破屋，剛到屋外動手就砸泥墻，他想給奴才開一個窗子。不料，奴才不僅沒有協助他干活，反而大喊大叫起來：“來人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他一邊嚷著，一邊在地上團團打滾。接著，一群奴才都跑了出來，齊心協力把傻子趕走了。最后，主人夸了奴才一句“你不錯”，于是這奴才就非常滿足了，以為今后一切都會好起來。這篇作品其實頗有象征意味，如果把中國社會比作那間小破屋，那么傻子在泥墻上開窗洞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先覺者要給長期生活在黑暗屋子中的民眾（奴才）進行啟蒙（帶來光亮）的嘗試。然而，已經做慣了奴才的人，并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觀，“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所以傻子的啟蒙和改革工作注定是要失敗的，在一群奴才（民眾）的合力圍攻下，傻子只好逃之夭夭。
　　傻子的遭遇集中體現了一切先覺者、改革者的悲劇命運：他們為喚醒和救助民眾，作了種種的努力和犧牲，最后卻落了個為民眾所不容，所迫害的下場。
　　　　　5.享用“犧牲”（先驅者的被“吃”）
　　民眾不僅鑒賞著先驅者的犧牲，不僅參與迫害先驅者，而且還從精神和肉體上“吃”掉先驅者，這才是古往今來一切先覺者和革命者最深層的悲劇。
　　魯迅作品中多次寫到了先驅者犧牲后，鮮血和心肝被吃的事件。小說《藥》里的革命者夏瑜死后，劊子手康大叔用他的血做成人血饅頭，賣給平民華老栓。魯迅寫老栓得了人血饅頭后的心理活動值得注意：“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獲許多幸福。”我們再看小說寫華小栓及其父母在小栓吃烤熟了的人血饅頭時的情狀：“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拿著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說不出的奇怪。……——不多功夫，已經全在肚里了，卻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著他的父親，一面立著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進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革命志士夏瑜慘死于敵人的屠刀下，而與他生活在一個城市的鄉親華老栓夫婦卻迷信邪說，用開茶館辛辛苦苦攢起來的一包洋錢，買了用夏瑜的血制成的人血饅頭，為生了癆病的兒子小栓治病，但最終小栓還是命喪黃泉，先烈的血不僅白流了，而且白吃了，這是雙重的悲哀！！
　　魯迅在《狂人日記》及散文《范愛農》里都寫到了清末革命者徐錫麟心肝被吃的事。徐錫麟是革命組織光復會的主要成員，1907年7月6日，他以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身份為掩護，乘學堂舉辦畢業慶典之機刺死了安徽巡撫恩銘，后被捕慘遭殺害，他的心肝被恩銘的親兵炒食。
　　先驅者肉體被吃畢竟不多見，他們更多的是在精神上被民眾所“吃”和所利用，魯迅把這種現象稱作“散胙”。“胙”指祭祀所用的肉；“散胙”原指舊時祭祀儀式完成后，發給參加者祭祀用過的肉；魯迅把“散胙”引申為先驅者犧牲后，民眾從精神、心理上對他們的利用。魯迅在《熱風·即小見大》和《兩地書》（二十二）中都提到北大講義風潮結束后，馮省三成了替罪羊的事件。他在前一篇雜文結尾寫道：“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后，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而他在后一篇文章中再次表示了類似的看法：“犧牲為群眾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眾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魯迅多次提到“散胙”的事，可見他心里盤纏著一個多么深的悲劇情結。魯迅本人在幫助青年人的時候也曾有過這種精神上被“吃”的體驗，他曾對許廣平說：高長虹等青年人“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見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殺，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注：《魯迅全集》第11卷第212頁。）
　　魯迅在他所景仰的那些反抗沙皇暴政的俄國志士犧牲后的遭遇中同樣看出了“散胙”現象，他說：“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志感奮，使好心腸人墮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閑漢得消遣。總是有益于人們，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閑人們的時候多；饜足他們的兇心，供給他們的談助。……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里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閑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注：《魯迅全集》第7卷第304-305頁。）。
　　的確如此，先烈之死除了引起為數極少的親人、友朋的悲傷外，還能引起數量也不多的敵人的快意，而更多的人既非親朋，亦非敵人，他們對烈士的死基本上是無動于衷的，充其量只是獲得更多的餐桌旁閑聊的素材罷了，烈士的血恰好可以給這些過著灰色、平庸生活的閑人著一層紅色，增加一點刺激，充當他們無聊人生的調味品。先烈們的精神還是被閑人、庸眾們所利用了。魯迅在“三一八”慘案不久寫的《記念劉和珍君》中悲憤地寫道：“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后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
　　魯迅還注意到了另外一種情形：某些先驅者犧牲或逝世后，社會各界開展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這當然可以讓九泉之下的先驅者感到一些安慰；然而，魯迅那雙銳利的眼睛透過各種紀念活動表面上的莊重和熱烈，看見了主持和參加紀念活動者內心的心思——他們有些人是借紀念活動而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有些文人把紀念會當作了他們比賽寫挽聯和詩文水平的場合；而另一些人則因為活得太寂寞了，他們像趕集一樣來趕紀念會的熱鬧來了。總之，先驅者的紀念會倒成了某些人可資利用的機會，而闡揚先烈精神遺產、繼承他們遺志的紀念宗旨早被拋在一邊。
　　魯迅談到了他在北京所見的孫中山先生紀念日的情景：“在學校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么，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接著魯迅帶著嘲諷的語調寫道：“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于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注：《魯迅全集》第3卷第410頁。）魯迅在他的雜文《論睜了眼看》中提到了滬漢烈士追悼會場出現的丑劇：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6月11日漢口群眾的反帝斗爭遭鎮壓，6月25日，北京各界群眾數十萬人舉行示威，并在天安門召開滬漢烈士追悼會，在這么莊嚴的場合，一些無聊的民眾竟然在兩丈四尺高的烈士靈位下互相謾罵、大打出手、馳聘威風，魯迅挖苦他們是“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
　　魯迅在雜文《忽然想到（十一）》里再次提到這次追悼會，他從這次紀念活動中看出了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即：“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凈凈，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后人”，“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1927年４月，魯迅在黃埔軍校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說時，仍以烈士追悼會上的詩文為例，批評文學家如何獲得虛名的，他說：“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通過烈士追悼會上文人的表演，魯迅從一個側面寫出了文人的寄生特征。
　　魯迅晚年所寫的《病后雜談》以更銳利的文字揭穿了文人是如何借追悼先烈而自利的，他指出：追悼會“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斗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于胡說八道的。”
　　在魯迅筆下，先驅者被利用和他們從精神上被“吃”的悲劇命運，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尤其是他對文人寄生性的看法堪稱是“誅心之論”。
　　　　　　6.總結：先驅者生前、死后的不同命運模式
　　從古往今來的社會史、文化史來看，所有的先覺者、改革者的命運模式不外乎四種，即：(1)生前有名，死后仍有名（如牛頓，生前總結發現了三大定律，享受極高的聲譽，85歲壽終正寢，直至今日還被看作自然科學領域偉大的變革者；又如中國近代的蔡元培）；(2)生前無名，死后仍無名（這種人或許不少，但其事跡不大可能留傳下來，魯迅認為明末某些抗清的烈士就是這類人，魯迅在《半夏小集》中指出：明朝末年有三類人值得注意，一類是漢奸，他們活得最舒服；一類是“逸民”，他們痛罵漢奸，活得最清高，被世人尊敬，但后來他們去世后，兒子不妨去應試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第三類人是“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而且連姓名也沒能留下。）這兩種先驅者的命運模式比較不多見，在此不作展開。(3)生前有名，死后受曲解、受攻擊；(4)生前受盡磨難，死后聲名顯赫。這后兩種模式才是最常見也是最有悲劇意味的先驅者命運模式，可略作展開。
　　首先看“生前有名，死后受曲解和攻擊”的那類先驅者。這類先驅者一生在社會變革或文化科技等領域歷盡坎坷而做出巨大的貢獻；然而在他們死后，各種社會集團、各種政治勢力或各類人從各自的需要出發，曲解先驅者的精神遺產，甚至對他們橫加苛責。魯迅認為，孫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后殉國的許多先烈就是這類人，他們死后“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注：《魯迅全集》第7卷第264頁。）魯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就提到了那些對孫中山“說風涼話”的論客。1925年3月12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奔波了一生的孫中山在北京病逝，4月2日北京《晨報》就發表了一篇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說什么“孫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亞細亞洲’改稱為‘中山洲’，……最干脆，最切當。”而梁啟超也在3月13日的《晨報》上答記者問，攻擊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所以“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魯迅把類似的議論說成是蒼蠅的嗡嗡。
　　尤其令魯迅憤慨的是國民黨人對鄒容的誣蔑。1929年6月，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在西湖設立博覽會，內設革命紀念館，館內設有“落伍者丑史”，在其目錄中，竟列有“革命軍馬前卒”鄒容的所謂“事實”。鄒容在清末做《革命軍》一書，鼓吹革命，1905年死在監獄里，當時才20歲。魯迅抨擊了國民黨人歪曲史實、誣蔑先烈的行徑。（注：《魯迅全集》第4卷第129頁。）至于章太炎先生，他雖沒有為革命戰死，但他在創建和維護中華民國的事業中所做的貢獻和所受的磨難是少有人可與之相比的，在思想學術上，他也成為卓然大家。1936年他去世時，上海舉辦追悼會，“赴會者竟然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注：《魯迅全集》第6卷第545頁。）這實是令人悲哀之事；至于他死后被罵作“章瘋子”，則表明了許多先驅者的共同命運：由于他們走在時代太前頭了，不能為世人所理解，故常被看作“瘋子”。
　　其次再看“生前受盡磨難，死后聲名顯赫”的那類先驅者。這是社會變革和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先驅者最為普遍的命運模式。生前，他們的理想往往未能實現，他們的事業常常不能順利展開，甚至遭受著物質生活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迫害與折磨；死后，他們的學說被證明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他們的事業被絕大多數人認同，于是，“偉人”、“先烈”、“文豪”、“先賢”等等名號紛紛落在他們的姓氏前。在中外歷史上，這類先驅者不勝枚舉，從孔子、屈原、司馬遷到王安石、李贄、陳獨秀；從蘇格拉底、耶穌、哥白尼、伽利略到盧梭、狄德羅、達爾文，中西社會史、文化史上眾多的先驅者的遭遇正是不斷地重現著這一悲劇性的命運主題。魯迅在雜文《無花的薔薇》中總結道：“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贊嘆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據說如果是孔丘、釋迦牟尼、耶穌還活著，他們的教徒必定會迫害他們。魯迅感慨道：“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其實，魯迅本人生前的備嘗艱辛與迫害，死后的被捧入“云端”，正是對這一悲劇性文化命題的最好注釋。
　　　　　　　　　　　　　　　　　　　　1997年歲末于北大燕園
　　
　　
　　
魯迅研究月刊京12～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家平19991999王家平　北京大學96級博士生　郵編　100871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12～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家平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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