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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阿倫特的作品《共和的危機》、《極權主義的起源》、《責任與判斷》、《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中文版相繼出版或再版。需要指出的是，阿倫特的思想體系非常復雜，向各個方向抽枝蔓延，她對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進行了新的定義與解釋，理解阿倫特并不容易。

新年伊始，由歌德學院資助翻譯的《阿倫特手冊》面世。這本書由柏林政治學者沃爾夫岡·霍爾、貝德恩·海特爾和斯特凡妮·羅森姆勒編著完成，其方便之處，不僅在于讀者能夠便捷地獲取阿倫特著作的相關信息，而且還有助于在其涉獵廣泛的領域中找到準確的定位。該手冊所收錄的論文，也足以體現各類阿倫特研究者的豐富視角及其廣泛的代表性。

沃爾夫岡·霍爾提醒說：“閱讀《阿倫特手冊》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棄閱讀阿倫特的原著，因為它們可以不斷激發令人稱奇或引發質疑的思考。”就他個人而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偶然中與阿倫特的作品相遇，他便被吸引至今，“你總是可以在想象中與她交談，向她詢問對當下事件的看法。她全部的魅力就在于此，始終吸引你以全部的心智去與她對話。”

談阿倫特的作品

喚醒人們作為人的責任感

新京報：你是在什么時候與阿倫特及其思想相遇的？有什么特別的契機？

霍爾：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家雜志社工作，其中包含一些翻譯工作。有一天，讀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個腳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來自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為了更好地把握內容，我專門去找了這本書，結果就打開了一扇進入阿倫特世界的門。

《極權主義的起源》就其探討的主題而言，是深刻而豐富的，而且充滿對話意味，你似乎可以跟阿倫特直接爭論。阿倫特在前言中說：“這本書在寫作時所針對的背景是，輕率的樂觀態度和輕率的絕望。我認為進步和毀滅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都屬于迷信，而不屬于信念。”我們當時也沉浸在這種輕率中。

二戰后數十年西歐盛行樂觀主義，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又把人們推入絕望中；民族社會主義令人絕望，自由主義很脆弱，而共產主義看起來有誘人的亮色。阿倫特在這本書中為我做了清晰鮮活的辨識，它是一本實用的辨別新型政治體制的指南，使我發現自己對社會生活持有的判斷是多么輕率。

新京報：你在演講中說，二戰以后的第三代人，對阿倫特的興趣非常濃厚，是否跟他們的生活處境有關？你在大學担任教授時，就你觀察而言，德國現在更年輕的孩子們，對阿倫特的關注興趣在哪里？

霍爾：每一代人都帶著自己的需求與使命。

就西歐而言，二戰之后的第三代人，身處一個相對而言比較穩定寬松的政治環境，他們在世俗化（現代化）過程中成長起來，很少受思想史的影響。前面幾代人在渴求一個更好的世界時，把改善的希望放在社會革命之上，負重的社會追求自由。到他們這一代，生活回歸到正常軌道上，革命已經缺乏現實感缺乏誘惑，而他們要處理的是自由的另一面，責任。

阿倫特作品最大的特點，就是喚醒人們作為人的責任感，她對責任的闡述，涵蓋了個人存在的意義，也包括對政治本質的思考。在阿倫特那里，政治多少帶有理想色彩，本質上是人們共享這個世界的方式。公民的政治參與，與人之存在意義相關聯。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沒有勇氣在公共領域以行動展示自己，這樣的處世姿態，會威脅自我存在的意義，使自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與此同時，棄世界于不顧，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對生存利益與人身自由的追求，也會變得無意義。

我認為，追求獨立思想，積極的政治參與，公開表達自己意見的勇氣，這些都是阿倫特獲得年輕人青睞的原因。

談閱讀阿倫特

需要主動擺脫不思考的誘惑

新京報：但你也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面，阿倫特在歐洲被視為局外人，其原因是什么？

霍爾：阿倫特的思考，是直面20世紀的政治危機的，兩次世界大戰，俄國與德國極權政治的興起，冷戰以及后極權主義……對人類文明構成了難以跨越的挑戰。對外戰爭、對內的壓迫，或者人為制造的災難……這些都構成人類尷尬的歷史。而普通人來不及審視過往的歷史，更來不及去理解、去與那些黑暗的事實相處。比如，在德國，納粹的極權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這段歷史是如此沉重，令人不安，出于人性的脆弱，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承受納粹時代的記憶，所以繞道而行，參透法西斯的阿倫特也就隨之被繞開了。

阿倫特是一位追隨自己思考活動的思想家，她的目光無比犀利，要閱讀她，就得承担一個任務，不是對智力和知識的要求，而是對思考能力的要求：主動擺脫不思考的誘惑，終止使用陳詞濫調，拒絕不假思索接受外來的觀念，識別謊言與空話。顯然，這個任務并不輕松。

另外，阿倫特對世界有著一種理解的熱情，她認為，理解剛剛發生的事情，意味著審視和承担這些危機壓給我們的負担——既不否認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而是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這種熱情并非一直都存在人們身上。

談“平庸的惡”

沒有人能真正抵御

新京報：“平庸的惡”，這可能是阿倫特最廣為人知的概念，也是被用得最多的概念，你自己個人會如何使用“平庸的惡”？

霍爾：平庸的惡，這個概念一直是有爭議的。它是阿倫特用來描述納粹頭目艾希曼的一個詞。1961年，他担任《紐約客》特約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去報道以色列對艾希曼的審判。艾希曼曾是納粹政權的高官，也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600萬猶太人經他的手喪生。在看了整個審判過程后，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不是什么殺人惡魔，他只是一顆納粹政權里的螺絲釘，因為足夠平庸，不會思考，而成為出色的螺絲釘，嚴格執行組織的命令。

反對者提出，艾希曼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也是活躍積極的，他非常熱情地追求納粹體系中被認為有價值的更高的職位。但阿倫特指的思考是指不依賴外在的價值體系，獨立思考我要成為怎樣的人，我正在做什么，我面對的是怎樣的世界。

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組織化并且強調專業化的社會，個人非常容易被淹沒，無論是社團、組織還是公司，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要求個人作為更大集體的一小部分發揮作用。所以，平庸的惡，存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你只要想想，自己是否曾經為了獲得某個集體的認同而努力，不依靠自己的判斷，通過認定外在規則，有章可循地去做事情？這樣的經驗大家都不陌生。

事實上，阿倫特不相信存在某一類型的人能抵御平庸的惡，她寄希望于人的多樣性，獨特的個人以其行動投射出光亮，打破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慣式和行動邏輯。她說，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仍然有權利期待某種啟明。

談懷疑者

他們才是真正可靠的人

新京報：在阿倫特的作品中，我們幾乎找不到這樣的內容：談論如何才能成為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有能力抵御“平庸的惡”的人？

霍爾：是的，在阿倫特的著作當中她并沒有針對我們作為人的養成提出一個非常具體的方案。如果非要尋找答案，可以去看《黑暗時代中的人們》，這本書中，她對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有非常細致的分析。

她強調思考的重要性，因為一個能夠判斷善惡的人，不一定有能力不作惡，納粹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最早屈服于納粹體制的，恰恰是那些正派體面階層的成員，在一個正常社會中，他們是屬于那種教養極好、道德素養很高的人群。讓阿倫特驚訝的，不是道德的潰敗，而是他們為何如此輕易地用一套價值體系替換另一套價值體系？不要忘了，艾希曼也能背誦看起來很高尚的道德格言。

阿倫特說，希特勒時代受尊敬階層那種全面的道德潰敗，會使我們明白，道德規范和標準能夠在一夜之間改變，堅持規范和標準的人們反而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那些懷疑者，因為他們習慣省察事物并自己做決定。

確實，在阿倫特那里，你找不到關于道德標準的內容，找不到關于人的養成的內容。她強調的是，在危機中，一個真正有思想的人不會尋求規則和律令，只會說：我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則。我絕對不會做任何有辱我自己的事情，也絕不會做我的記憶不能承受的事情。簡而言之，我不能做某件事，因為假設一旦做了這個事情，我就再也不能夠“自重”，這與周圍人共同認同的習慣習俗無關。而“自重”，恰恰是無權者的最終的權力。

談“黑暗時代”

公共領域被遮蔽，黑暗就降臨了

新京報：“黑暗時代”，也是阿倫特一個非常著名的概念，按照你的說法，黑暗不僅存在于那些權力高度集中充滿暴力的時代，更是存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只要我們停止獨立的思考，世界就黯淡下來？

霍爾：阿倫特認為，沒有人可以完全認識他自己，因為沒有人像顯現給他人那樣顯現給自己。所以，人確認自我，需要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公共生活中通過行動彰顯自己。這也是阿倫特定義政治的基點。

但是，總有那么一些時代，人們停止思考，不再互相交流對世界的看法，不再公開談論公共事務，而是退回到私人領域，隱蔽地生活，這樣公共領域被遮蔽，黑暗就降臨了。因此，黑暗時代的形成，并不是由于道德敗壞，并不是由于惡的行為，甚至也不是由于極權主義的新的邪惡；只要人們避開或無視中間狀態的公共性空間，就已構成了黑暗的時代。

同時還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阿倫特贊美公共領域，強調積極生活，認為公共領域的私人面孔更智慧更優雅，她同時也強調從公共領域撤退的自由。

談阿倫特之愛

唯一的愛，是愛“人”

新京報：伊麗莎白·揚-布魯爾把她為阿倫特寫的傳記，取名為《愛這個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你是如何理解阿倫特之愛的？

霍爾：揚·布魯爾是阿倫特的學生，對阿倫特的思想而言，她是一個很好的詮釋者，她用厚厚的一本傳記來詮釋何謂阿倫特的愛。所以，我對這個問題大概不能通過簡述完成。

阿倫特的博士論文在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指導下完成，《奧古斯丁愛的理念：一種哲學解讀的嘗試》，于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那時她已經開始關注愛的理念以及它可能對人類交際產生的影響。完成《極權主義的起源后》，阿倫特于1958年推出了她的另一部作品《人的條件》，“從最新的經歷和近期的恐懼出發，對人類境況再思考”，她自己將此書作為“愛這個世界”的表達。

還有一段話，來自阿倫特與友人的書信，也有助于我們去理解阿倫特的愛，她說：“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談今日之阿倫特

她在學術象牙塔之外發光

新京報：阿倫特的思想體系非常復雜，向各個方向抽枝蔓延，很難歸于一類，我想知道，在德國的高等院校課程中，阿倫特占據了一個怎樣的位置？

霍爾：是的，阿倫特的思想非常復雜，她思考的很多問題，至今仍在向人們發問，所以，不同國家的人們帶著不同的問題去尋找阿倫特，比如，美國帶著共和的危機，拉美對獨裁政權的抵抗，德國帶著對公民參與的渴求……

把阿倫特的作品分到哪一個科或者哪一類，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見，她到底屬于哲學家，還是政治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大家都沒有形成一個共識。阿倫特在概念的界定與運用上往往與眾不同，她的思考路徑總是與那些更學院派的知識分子不同。在德國的很多大學當中沒有設置關于阿倫特的課程，因為沒有辦法對她進行分類。

阿倫特經常被學院派、各種政黨、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陣營所孤立，但她擁有廣泛的讀者，大家都期待從她那里獲得其他地方難得的洞察。這恰恰說明了阿倫特的品質。她不是安居于學術象牙塔中的學者，她的身份，更像是公共知識分子，關切周身所在的世界，面對現實，分析具體環境和歷史關頭的人們，尋找人們經歷中沒有先例的新事物，隨時給出她自己的判斷，勇于發表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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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的重要作品

談及漢娜·阿倫特的思想，《極權主義的起源》無疑最讓人難忘。這本書于1951年出版，是阿倫特全部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一部。美國政治哲學家伊麗莎白·揚—布魯爾說，如果為這部書寫個小傳，展示其醞釀、產生、發展以及（持續至今）人們對它的反應，就能從中窺見20世紀前半葉的政治史在后半個世紀是如何被理解的。

關于納粹極權，我們會想起這些內容：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崩潰、有組織的大規模犯罪、血腥與暴力……阿倫特生前也承認自己是在痛苦、恐懼和憤怒中完成了《極權主義的起源》。而幾年之后，阿倫特在寫給雅斯貝斯的信中說：“認真地去愛這個世界，我開始得實在太晚了。”她把自己于1955年完成的《人的條件》一書作為是在政治理論上“愛這個世界”。

經歷過極端的恐懼之后，阿倫特還是相信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相信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在人之生存的極端情境中，人的靈魂深處仍有不滅的光。而守護自我內在的光，正是每個人須對自己負責的事，她苛刻地要求每個人都過那種經過省察的人生，并以她一輩子的努力，來構建一種關于人的哲學：我們怎樣思考，我們怎樣行動，才能有尊嚴地過一生。

事實上，阿倫特并不認為，銘記過去就能避免重蹈覆轍，而迅速遺忘也并非不可饒恕，重要的是獨立的思考與判斷。她在《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一文中說：“不管發生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活著，我們就必須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而自問：“如果我做了這件事，我是否還能容忍我自己？”在任何時刻都至關重要。

采寫 新京報記者 朱桂英

（感謝《阿倫特手冊》譯者之一寇瑛女士担任采訪翻譯）

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

新京報評論 2015-08-23 08: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