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傳述百年中國家族故事

簡體傳統

本報記者宋燕

　　余世存又出書了，繼《非常道》、《大民小國》之后，這次推出的是反思歷史和現實的《家世》。《家世》既寫了宋耀如、黃興、蔣介石、盧作孚、金庸等大眾所熟知的名人家族往事，也寫了蔡文彬、楊志鵬等人的普通家族的事跡，從書中既能領略到大家族的風范，又能看到平凡家族的艱辛與溫暖。

　　在談到為何寫這個題材時，余世存說，“盡管當代的家庭已經從傳統的四世同堂演變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單親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問題仍一以貫之。有著數千年傳統的宗親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如果說人們曾經認識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錮作用，今天，它同樣維系了人間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惡。”

　　“回家”的人仍是“無家”的人

　　記者：你基于什么原因寫《家世》這個題材，普通百姓和你書中的這些大家族一樣有傳承嗎？

　　余世存：盡管當代的家庭已經從傳統的“四世同堂”演變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單親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問題仍一以貫之。家世甚至從宗族家庭問題，演變成空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高富帥”和“屌絲”等詞匯的流行即是明證，“成分論”早已成為歷史，但今天我們社會又自覺自愿地把“出身論”、“身份論”招回來了。它也說明，有著數千年傳統的宗親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如果說人們曾經認識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錮作用，今天，它同樣維系了人間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惡。“回家”的人仍是“無家”的人，社會失教的后果眾所周知。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三大領域一塊淪陷，家教的污染和匱乏也同樣嚴重。我們不知道如何跟家人相處，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當一家內刊雜志的主編約我寫專欄時，我想也沒想，就說寫家世。我開始梳理百年來的中國家族，挑選我認為值得傳述的寫成文章。我曾經希望自己能像偉大的司馬遷那樣紀傳前賢，把當代的風范寫出來，從而為當代人尋找真正的人生價值秩序。

　　有人覺得家世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關系有點遠，覺得普通老百姓就是一輩一輩這樣過日子的，不像人家這種大家才有傳承，其實不然，《家世》只是講了這14個家族的故事，實際上《家世》需要的是每一個家庭甚至是每一個人的反思，不只是說我的父輩有什么能傳承給我的，包括我自己也可以有值得整理的這么一個過程。

　　記者：書中選到的這十四個家族，你是怎樣來選擇他們的，又做了哪些材料的收集和準備？

　　余世存：這個就是有刻意的也有不刻意的。比如說像寫蔣介石那家，那是很刻意的，蔣家人，從老蔣那一代人開始，他們幾代人都是中西通婚的，而且人家的那種跟西方世界的交流一點都不隔膜。比如像林家那個家族，那是我最早在網上看他們在美國的家族的成員聚會，然后他們家族的那種狀況，我覺得這個家族是很有意思的。還有的就是跟這些名門望族的后人多多少少有些近距離的接觸。比如孫中山的重外孫、盧作孚的孫女，跟他們關系都不錯，所以就直接寫了。

　　對家族的整理，是對自己生活的加持

　　記者：與這些家族有哪些交往的故事？

　　余世存：收集家族故事其實途徑是多樣的，除了公開發表的材料，就是我自己接觸，以及朋友交往的。比如梁漱溟先生，我的朋友都曾跟他有過接觸，汪丁丁則說梁先生的目光如電，能使來訪者心魂為之一動，這些故事讓我試圖去理解梁先生的人格。

　　跟盧作孚先生的后人盧曉蓉老師交往給人的印象極深，她是我的北大老師嚴家炎先生的夫人。她待人接物非常宜人，讓我們這些后生晚輩特別感動。她曾讓我一度驚訝，如她很善于理財，她自奉極儉，但對朋友則照顧極多，請我們吃飯，總是担心我們吃得不好。有一個作家告訴我，盧曉蓉老師很忙，在家里是嚴先生們的生活秘書和工作秘書，但還要照顧父母和孫兒輩。盧老師自己也感嘆她的時間不夠用，但是，我每次給她的郵件，她基本上都是及時回復，讓我都不好意思。

　　我跟詩人穆旦家人的交往也值得一說。我曾到南開大學穆旦夫人周與良家，聽周先生講穆旦的往事。從那以后，跟周先生、九葉集之一葉杜運燮先生有過多次交流。周先生告訴我穆旦在上世紀40年代以及“文革”中的生活，穆旦、李政道當時做出不同的選擇，后來李政道回國，把穆旦的女兒帶出國。讓我了解穆旦對漢語詩歌的貢獻有著社會和人性的完美，“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記者：《家世》寫了宋耀如、黃興、蔣介石、盧作孚、金庸等大眾所熟知的名人家族往事，也寫了蔡文彬、楊志鵬等人的普通家族的事跡。選取的名人家族是出于什么標準？普通家族是怎么選出來的？

　　余世存：選取名人家族和普通家族的標準并不一致。因為這部書稿斷斷續續寫了多年，言路、思路也不一致。有的選得很刻意，比如林同濟家族、蔣介石家族，無論是林家的專業精神，還是蔣家的傳統與現代的很好融合，在我看來，都是我們國民極為稀缺的品質。有的家族則選得很隨意，這一類標準是，我多少熟悉它們的某個家族成員。比如金庸(查良鏞)的查家，我年輕時即認定穆旦(查良錚)是可敬的兄長，穆旦的詩曾經滾瓜爛熟，而金庸也曾應朋友之請送過我簽名本畫冊；盧作孚家，他的孫女盧曉蓉老師是我很熟悉的；宋耀如家、黃興家，也都是跟其家族的成員打過交道。

　　至于寫了中國人這幾年熟悉的老外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書中也寫了部分原因。我覺得家風家教以金錢為本位非常需要引人思考，何況經濟世襲主義也有人質疑。在技術文明的推動下，“慈善經濟”、“散財生活”等新文明的人生價值正在得到廣泛的傳播，這也是我寫老羅家的原因。

　　普通家族，也是我很熟悉的。我今年曾給年輕朋友開過一個短期課程，課程是“自我整理”，我發現普通人一旦把自己的家族成員、自己的人生經歷做一個梳理，本身即是一種提升，是對自己生活的加持。故我希望通過介紹普通家族，能夠引起讀者對自家探索、回顧的興趣。從目前的反應看，這個目標基本上實現了。

　　要“發心”，不要“機心”

　　記者：這本書中，你個人最欣賞的女性和男性分別是誰，為什么？

　　余世存：可欣賞的人很多。談不上最欣賞，但說到女性，宋美齡估計要排第一位。我們當代人對婚姻愛情多半失望甚至絕望，宋美齡遇到的挑戰絕對比我們更大，在亂世中，在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個性差異大的情況下，宋美齡加持了她的丈夫，成全了自己和對方，雖有過曲折，他們仍走向了圓滿，甚至可以說在絕大多數不幸福的中國夫妻中，他們的婚姻堪稱幸福、完美。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中國女人。

　　欣賞的男性有不少，比如盧作孚、梁漱溟、宋耀如等人，都很不錯。盧作孚、梁漱溟等，他們的力行精神、不懼孤獨的勇氣，都是我所喜歡的。

　　記者：閱讀者稱，讀《家世》最大的收獲是聯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傳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樣的人。你希望自己和子女做怎樣的人？

　　余世存：我希望自己做中國文化的傳承者、繼往開來者，這方面幾乎當仁不讓。我還沒有孩子，如果命運給我這個幸運，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個快樂的人。

　　記者：從《非常道》到《家世》，您自己也提到自己從一個“憤青”，變成了現在的余老師，文人學者的形象。那您怎么評論現在的自己呢？

　　余世存：經常有人跟我講，讓我“野心不要太大”，但實際上我確實覺得自己比同齡人走得遠一點。這個“野心”并不是野心的問題，而是說我的能力和視野所及，確實比我的同齡人、甚至很多知識界的人，更深一些，如果不說更扎實的話。“扎實”這個詞，比之體制內學院派的一些人，我目前的研究條件更差一些，但我的視野以及思考的東西卻遠遠超越了他們。

　　做到這樣，應該還是和做人的心性有關。說到底，我還是比較認同愛因斯坦評居里夫人的話。一個人在智力上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人生成就的取得主要還是靠，用佛教和儒家的話講，“發心”，“心誠不誠”。當我違背這個眾人都在追求成功、世俗紅利的時代的時候，用莊子的話說，他們的心都是“機心”，他們的工作、閱讀都是為別人的，反而我遠離世界，我的閱讀是為自己的。當我讀到一些文字的、歷史的，能夠使自己感到安頓的東西時，也許反而是更好的，它們也能感動別人，讓別人感到安頓。恰恰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這幾年的讀書中，我有比較大的收獲。寫《老子傳》和讀《易經》都是這幾年中的意外，這樣的經典使我覺得，自己找到了“給古老國家開方子”的答案。在今后的生活中，我會陸陸續續地與知識界對話，也傳遞給普通人，做好這些“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工作，才能找好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也就大體上知道怎么安頓自己了。這是我最近幾年收獲比較大的工作。

　　作品簡介

　　《家世》從“家風家教之于當下”的視角撰寫了中國家族的傳奇經歷。每一家家教自有特點，如林同濟家是要培養專門人才，以適應中國的現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偉大人才；盧作孚家是讓孩子不要當敗家子；黃興家是無我、篤實……閱讀者稱，讀《家世》最大的收獲是聯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傳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