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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郝博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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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東方歷史評論“外刊掃描”欄目的文章取自《現代亞洲研究》（Mordern Asian Studies）2011年的專題“二戰中的中國，1937-1945：經驗，記憶和遺產”。

以往西方學界在抗戰研究中將國民黨政府定性為腐敗、官僚、作戰不力、行政混亂、從內部垮塌的政權。但這里的前兩篇文章卻試圖去理解國民黨政策改變的客觀原因（稅收受阻）和它帶來的積極貢獻（建立公民意識）。這并非為國民政府剖白，只是為了這讓我們更客觀的從另一個視角切入那段歷史。

后兩篇文章則描繪了共和國時期人們對于抗戰記憶的流變和從中繼承的遺產（退伍軍人問題）。這是對于這場戰爭國家反思的反思。如果說歷史是主流敘述的層累，那么這里你看到就是對于抗戰史的層累過程的重新發掘。

戰時經濟的崩潰——合理體系被混亂政策驅逐

整理自《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 1937−1945》作者FELIX BOECKING

John Brewer說過“政府行政部門建立收稅，搜集財物和征用支援力量的通路的能力足以決定戰爭的勝利或羞辱。”對于他而言，為了維持激烈的對外戰爭之，英國政府加強了財政機構的收稅能力。這造就了英國現代國家的形成。但是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卻與英國的情形相反，戰爭帶給國民政府的只有嚴重的財政危機和腐敗的名聲。這一現象的產生與國民政府所采用的緊急戰時財政體系有關。由于海關這一主要收入源的失效而采取的一系列替代性的財政措施加速了戰時民國管理體系的崩潰。這種崩潰更是讓國民黨逐步喪失了其合法性。由于這一失敗，直至今日，戰時國民政府依然被歷史學家們描繪為財政無力，貪污遍地。

在國民政府的財政體系之下有兩個主要機構，其一是財政局，另一個是獨立于財政局，由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領導的海關機構。它的工作只有兩項，收集關稅和打擊走私。雖然民國政府已經在1928-1930年完全收回了關稅自主權，但關稅收入的一部分還是要優先償還庚子賠款。海關機構的逐漸失效在很大程度上勾畫出了國民政府管理體系和經濟政策的崩潰。

國民政府南京時期（1927年定都南京-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被稱為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中國民黨的財政政策相當成功。海關執行秘書E.D.G.Hooper在1937年去信財政部“國際貿易的和整體經濟的恢復，連同貨幣改革成功帶來的復蘇讓整個國家看起來很有生機。”直至此時，海關收入已占全國稅收的40%以上，成為國民政府中最有效的稅收系統。

但是這一平和的發展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即告終結。大型的沿岸城市如廣州，上海的陷落，以及長江出海口的喪失，使得關稅收入大幅縮減。至1938年十月始，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的關稅已經降低到總體關稅的20%。海關機構不再成為支撐財政收入的主體，它的影響力也因此被削弱。

另一個影響海關機構聲譽的事件是在1938年五月3日英國和日本簽訂的英日海關協議，同意將日方收集的中國境內關稅由香港轉存至日本銀行之中，以換取日本保證中國關稅如常優先支付庚子賠款。由于海關機構雖然隸屬國民政府，但一直都是由英國人領導，所以此舉更激發了國民對海關的反感，將其斥為“外國勢力在中國的代表”。國民政府體制內其他部門也開始抵制由英人把控的海關。

但是戰時國民政府由于領土喪失，財源被阻，再加之嚴重的難民負担和軍事開支。不得不依賴海關重新尋求稅源。既然已經喪失了國際貿易關稅的控制權，那么就只好轉而國內形式的關稅了。在國民政府時期其實一直都存在著這樣被稱作“轉口稅”的國內關稅。任何從一個國內內陸水口轉到另一個水口的本地貨物都需要交納這種轉口稅。在經濟形勢逐漸好轉的情況下，海關監察官Frderick Maze爵士曾批評這目稅種在穩定稅收體系中非常不合時宜。“廢除這一稅種勢在必行。”

然而在1937年，國民政府將轉口稅的稅收范圍由蒸汽或輪船在兩港間轉運的貨物擴大到了所有水路關口間轉運的貨物。這一轉口稅被固定在7.5%，這一附加稅收在1939年之前帶來了稅收的顯著增加，但是1940-1941年它卻開始逐步下降。

為了阻止這種頹勢，國民政府在1942年五月15日廢除了轉口稅，改用戰時消費稅進行替代。盡管在名稱上改頭換面，但戰時消費稅的本質實則是早在1931年即被國民政府廢除的厘金。厘金起源于太平天國時期，地方政府為了擴大收入開始設置路障，收取攜帶貨物的商賈行人的稅。這種稅收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只要有軍事力量支持其強制性即可。這毫無疑問的讓實際負責此事卻沒有槍桿子的海關不得不尋求地方政府的支持，這步轉換已經徹底將它變為了雞肋機構。

厘金收入本身對于內陸商業發展有著極大的負面效果。這一措施因而也只能產生短期效果。加之隨后而來的惡性通脹，它的作用也越來越小。

除去稅收，打擊走私是海關的另一項重要任務。但是戰時貿易的特殊性使得這項任務也變得愈發棘手。雖然面臨著道德指責，但由于物資缺乏日益嚴重，國民政府不得不再短暫的禁止后，默許；額與日本占領區進行貿易。而這種貿易在1940年之后更成為了“邊境貿易”的主要部分。在美國戰略辦公室的統計下，雙方貿易在1940年達到了1200萬美元。在之前對于邊境貿易稽查和稅收有著絕對權力的海關更是不得不面對其他機構和軍隊的挑戰。在于占領區的貿易關口上就有稅警總團，緝私署，戰時貨運管理處等組織與之競爭，而這些組織其實都是軍統的下級單位。由于戴笠在戰爭時期擴大的權力，他甚至意圖在1944年將海關也那與自己的麾下。這種出于私利的繁復組織關系進一步削弱了海關的力量。

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亂政迭出，權力邊界模糊的管理體系代替了曾經運作良好的稅收體系。海關在這個時期逐漸被削弱的歷史暗示著整個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崩潰的管理性原因。而正是這種延續到戰后的無效管理注定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

現代中國公民的誕生——難民身份證連接的國民關系

整理自《Classifying Citizens 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1937–1941》作者RANA MITTER

在歷史學家Theda Skocpal的比較性研究中，國民黨在對日戰爭中的失敗早在和平時期就已經注定。因為國民政府的統治在那時“開始喪失了它的群眾基礎并且逐漸墮落成一系列官僚主義利益團體。”在這種解釋下，“國民黨被日本軍隊從東部富庶地區驅逐不過證明了它統治的內部缺陷。”這一經典結論在近期的歷史研究中受到了挑戰。中英方面的近期論文都表明國民政府在戰時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政府的專業性和權威，而非如之前所假設的那樣腐敗，軟弱和毫無效率。本文作為其中的一篇，試圖從重慶時期難民管理政策入手，展現國民政府在利用行政手段塑造公民身份和意識上的努力。

Robert Culp的文章將民國和晚晴時期的公民身份定義為“一種可以超越現存政治行為和道德人格模式，同時又延續了帝國晚期政治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的使命感的倫理-政治行為。”簡而言之就是將“作為整體行動”作為國家公民身份的標準。但是這種公民身份和意識的產生卻被1937年的抗日戰爭所打斷。

從19世紀晚期開始，行動主義的公民概念（要參與行動方才能被認為公民）已經被中國精英們所接受。在這一時期公民和民族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國民政府也繼承了這種整體性公民的概念，在1920年代，國民黨方面認為由于它具有唯一合法性，所以理所當然的要將無國民意識的人民轉化為組成黨的公民。在強調黨民一體的同時，國民黨也試圖去承担了它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度的先鋒角色。東三省在1931年的淪陷和共產黨對于階級斗爭的宣傳讓蔣介石更加意識到建立公民身份，并借由此統一國民的重要性。新生活運動就是針對加強公民意識而生的軟性宣傳手段。

1937年之后日軍占據中國半壁，國民政府不得不將包括共產黨的其它政治勢力拉入抗日陣線，這使得以黨民同體的既定目標變得很難達成。但同時政治光譜的延展又使得它有了更寬廣的社會動員手段去定義公民在戰爭中的角色。此時，如汪偽政府的日本控制下的敵對勢力推出了“與其在獨立之中尋找自我的實現，不如在大東亞新秩序下尋找自己位置”的公民定義。這也逼迫著國民黨去確立一個與汪，共有所區別的戰時公民理念。“我們要抗戰到底，故而所有中國的公民都要參加其中。”這就是國民黨方面在戰時公民的新定義。

對于在1938年面對一系列軍事失敗，退守重慶的國民政府而言，能保證抗戰繼續堅持下去的核心就是“動員”和“社會凝聚”。而這兩點也是建立公民整體的重點。為了能將這已因戰爭變得一團散沙似的國民收拾起來，重慶撤退也被國民政府宣傳成一場英雄主義的戰略戰役。

除去可能已經讓人覺得疲倦的政治宣傳以外，由于大規模的難民涌入大后方地區，國民政府在進行物資實踐的過程中漸漸發現了另一種建立公民理念的行政手段——身份證件。

在敵占區的生活充滿了遭受敵意的恐懼，而背井離鄉前往沒有生活基礎之處也是很大的冒險。怎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可能抵抗力量作為難民前往西部未被占領地區呢？幫助他們安排生活，提供足夠的物資供給。在1937年至1940年間，國民黨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還是建立了一個廣泛的難民接受系統。在這段時間內，國民黨簽發了21400萬元的難民經費，同時在一個相當完善的福利工作介紹體系下為90000難民尋得了職位。至1941年早些時間，共有9200萬難民通過了國民政府的接受系統。

政府在提供福利的責任上的轉變是一個重新定義公民對政府的責任與權力的轉折點。盡管這個過程并非線性的，也不是全新的。在晚晴帝國晚期，自然災難發生后的國家支持已經形成了常態。但是由于國民政府的集中權力在1928年才算建立。1931年的長江水災造成了進六十萬人的死亡，而到了1935年同樣類型的災害造成的傷亡已經大幅減少。這正是現代國家災害應對能力提升的結果。

由于遷都初期的財政混亂，以及難民的大量涌入。救助物資的采購和對難民的發放都由公民社會組織進行的，甚至部分非政府組織還在難民接收上貢獻良多。這與國民黨希望借難民救助建立黨國一體大政府形象的意愿相去甚遠。為了加強國民政府在整個難民救助過程中的存在感，他們要求所有的社會組織都依照國府行政機關簽發的難民身份證發放救濟。而對于那些尚未獲取身份證的難民，社會組織有義務指導他們領取。這樣難民們就可以手拿NGO的救濟糧，心念中華國民黨了。

身份證的發放除了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以外，還有很大的實用性。通過對它的登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多次發放救濟和減少過量申報造成的腐敗。而且這種難民證件也有著初步審查歸類的性質。在1940年的難民證分為甲乙兩種，只有甲種才有獲得直接經濟或物資救助的權利。它們只發放給初到大后方，生活尚無著落者。在持有甲種難民證期間，他們領取定額的救濟，并且等待救助委員會指派的人員幫助他們去尋找新的工作，救助人員不能給點路費搪塞過去，必須要落實他們的工作。一旦為難民安排了工作之后，他們還會被發放路費。他們的義務就在于這些工作都是由國家進行指派，如果不服從工作安排的話就必須還回難民身份證。這兩種身份證也顯示出國家與社會之間變化了的關系：接受國家的更多支持就意味著對于國家具有更多義務。

在1949年之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內戰的勝利，并繼承下了許多國民政府時遺留下來的遺產。而那時生發出來的公民意識也是在其中。而且實際上直至現今的中國，如何處理黨，國家，類似公民社會組織和公民宣傳之間的問題也與戰時國民黨有著諸多相似。比如說沒有身份證就沒有權利的保證這點上。但區別是，現在并非有了證件就有了權利。

沉默的老兵——卸磨割驢舌

整理自《Conspicuous Silence: 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作者Neil J. Diamant

在1944年蘇德戰爭之時，Pravda出版了一系列由名不見經傳的作者Oleksandr Korniichuk的論文。這些論文只是在攻擊蘇聯紅軍當時以階級出身作為軍官選拔標準，而忽視了那些早期蘇聯紅軍中對國家做過貢獻的老戰士。對于那些Korniichuk代表的退伍軍人而言，戰時經歷較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更是自己國民性的證明。在越南，Bao Ninh在1991年發表了一部半自傳小說《戰爭的苦痛》，描繪了作者當時經歷過的戰爭苦澀，與戰后越南社會的格格不入。這本反英雄敘事的戰爭小說在越南登上了暢銷書榜首，引發了社會大眾對于退伍軍人的同情。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合作卻很難見到這樣反映共產黨軍隊中老兵現實苦難的作品，張正璐在1989年出版的描繪內戰的《白雪，紅血》剛剛刊行即遭封禁。

退伍老兵在中國相對沉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為他們并沒有講述自己故事的渠道。一個退伍群體是否有表達自己的能力在于

1.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

2.他們戰爭中的角色在社會人群中的認同度

3.他們能夠組織地區乃至國家級退伍軍人組織，并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和影響力。

4.他能與其他精英階層組成聯盟的可能性，或者他們自身組成階層相對多元。

上述四條中國退伍軍人都沒有。

我們先考察一下退伍軍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在解放軍退伍軍人中，有相當比例的戰士是在三大戰役時期投誠的故國軍戰士，雖然他們大部分都被送上朝鮮戰場以證明忠誠，但是終其一生都要背負不被信任的名目。

除了這樣政治上的壓力，絕大多數軍人在退伍時都會被原籍安置。但在經歷過多年戰火之后，許多戰士的家族已經舉家流亡他鄉，家人也可能慘遭殺害，甚至整個村子全部變成廢墟。對于他們實則已經無家可歸了。而回到原籍之后，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又一次轉為普通的農民。在安徽省金寨縣，只有21%的退伍軍人在村鎮政府中獲得了職務。其他地區的比例往往更低。1953年方才返鄉的他們在行伍間錯過了土地改革和基層農村利益分配，突然歸家時也往往被認為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破壞。大部分基層干部都將他們視為自身權力的威脅，加以歧視。雖非自愿回歸，但他們還是被地方資源分配者視為負担。很少的土地，被炸毀的祖屋，政治上受到排擠，多年軍事生涯帶來的年邁和農業技能生疏都讓這些再次變回農民的老兵的處境遠不如一般的莊稼人。

在城市中的退伍軍人也照樣有自己的麻煩。工廠招工人員普遍認為退伍軍人過分驕傲，會在工作中帶來麻煩，并且難于管理。一些企業干脆直接和當地勞務部門攤牌“別給我們分配老兵。”結果在1953年頭兩個季度中，48%的城市退伍軍人依然失業。

退伍軍人在返鄉之后面臨的工作歧視并非中國所獨有，一戰期間尼日利亞，加納乃至美國的退伍軍人都生活相當艱難。但在二戰之后通過的GI法案使得美國的這種情況大為改善。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人們這種對于退伍軍人的反感常常根植于對于他們服役目的不認同。在越南戰爭期間，由于許多地方干部對蘇聯充滿警惕， 而與美國開戰引發的一系列風險更讓他們無法理解這一決定。在重工業集中的上海地區，被美國空襲和國民黨反攻的可能性更加深了對這場戰爭的反對。黨的宣傳機制也未能成功的消除群眾的疑慮。在一次抗美援朝學習會上，一些上海的老師問道“就我們知道的社會階段論而言，帝國主義終將被戰勝，而人民最終會取得歷史的勝利。那現在社會主義處在什么危機之中呢？”有些老師甚至拒絕佩戴紅袖章“國民黨在的時候，我們說國民黨是好的。共產黨來了，我們又說共產黨是好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那現在國民黨又要打回來了，我們怎么辦？”

不像婦女，工人，青年，海外華僑，殘疾人甚至業主那樣，老兵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獨立的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有組織的退伍軍人抗議就已經開始了。許多無業老兵舉著“政府不管我們就只好討飯”的標語聚集起來沖擊政府機關。在1957年百花齊放時期，老兵黃碧組織了一個名為“中國退伍軍人聯合會”的組織，并要求行政獨立，并獲得與共產黨同等的政治地位。未及一年，黃就被劃為右派，其組織也被定為反革命組織。官方對于退伍軍人組織的態度可以從1966年的事件中一窺究竟。12月21日，80名從各省聚集來的退伍軍人來到中南海要求面見周恩來。周出面接見了他們，肯定了他們對于國家的貢獻，并以自己老兵的身份拉近與這些抗議者的距離。但是到了關鍵問題上——老兵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級的退伍軍人機構”時，周便開始打太極。他聲稱，退伍軍人可以借由工作身份加入當地的文革組織，但是他們本身不具備自我組織的基礎。在引用了毛簽發的文件之后，老兵們最終退縮了。在整個文革時期，1/3的老兵加入了造反派，向當地的基礎官員宣泄積壓已久的不滿。在西南三省，老兵們和同樣倍感歧視的少數民族青年組成聯盟制造了許多暴力事件，并破壞糧食運輸系統，直到中央派出軍隊鎮壓。

在意大利法西斯時期，“戰斗法西斯”組織中退伍軍人有著自己的代表和獨立性。在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中，退伍軍人也被允許有自己的組織。例如“西班牙戰爭傷殘軍人聯盟。”在共產主義國家中，蘇聯在1956年建立一個象征性的組織“蘇維埃戰爭退伍軍人代表大會“，這一組織在之后逐漸獲得實權，并保持了很大的獨立性。他們可以對政府施壓，并作為一個解決“黃油與面包”問題的平臺為老兵爭取利益。在1950年中期，中國政府也組織了基層性的“退伍軍人委員會”，但是它幾乎毫無實權，也無力與勞務部門交涉。比之行政機構，它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聽取抱怨和學習精神的社區團體而存在的。

社會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基本上與所有其它階級隔離。而共產黨軍隊主體大都是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階層。這使得在中國，戰士們的真實生活狀況難以通過文藝作品得到宣傳。而這在美國，英國等國家是民眾接納，認知老兵的主要途徑。

老兵是個脆弱的群體，他們大多出身社會底層，因而更容易在退伍之后感到孤獨，焦慮和對已不存在的集體的依賴。所以他們更需要一種代表自己聲音的組織，去宣誓退伍軍人這樣一個群體的存在。但是在中國他們沒有。為共和國戰斗過的他們在沉默中逝去，在不甘中被埋葬。他們被奪走的不光是被尊重和被照料的可能，也是一種歷史敘事的可能——去描繪如他們所見的戰爭史。這本應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政治權利。

如何書寫日軍暴行——戰時和現時的兩種理性

整理自《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作者PARKS M. COBLE

在當今的中國，對于抗日戰爭的公關記憶變得比任何時代都可視化。在博物館，電影，電視節目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毫無反抗能力的中國民眾被日軍殘暴的殺害。尤其在大眾媒體敘述南京大屠殺的地獄之景時。但是這種將中國人民純粹作為無力受害者去展示的視角在歷史上卻并不主流。尤其在當時的戰地記者筆下，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是他們著墨點。在Kirk A.Denton看來，“從1990年代開始，關于抗日戰爭的討論才轉向陷于日軍之手的中國受害者。”這篇文章試圖復原淞滬會戰，南京屠殺及大后方空襲戰時記者對日軍暴行的報道，并探究如此報道的深層原因。 除此之外也試圖理解90年代后描述轉移的內在邏輯。

中國東部沿海傳統報業重鎮的淪陷毫無疑問打擊了國內的媒體。然而對于戰爭新聞的需求卻依然龐大。大部分的記者和報紙都幾經輾轉成功的在大后方生存了下來。所以在那時仍有許多隨軍記者留在戰爭前線。因此報業并不缺乏對于那里發生的暴行的一手資料。

審查制度也往往被指為這些暴行未能披露的主因。但當時的審查主要著眼于前線報道是否會泄露國軍軍情，從而影響戰局。雖然蔣介石在戰前一度意圖加強對媒體的審查。但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至1938年十月武漢失守之間，一意迎敵的國民政府根本無暇顧及新聞報道。這段時間內“言論自由的洪流涌動。”但在武漢失守之后，媒體控制又被收緊。范長江許多揭露國民黨領導缺陷的文章正是在此時遭遇審查。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當時的許多暴行并非發生在前線，因而未被透露。比如說731部隊生化試驗的信息從來都是日軍的高度機密。甚至在日本投降治后，美國占領軍出于政治目的也未將其公開。結果遠東軍事法庭也未就此追責。“慰安婦”的存在也是戰爭結束多年之后方才被泄露出來的。在南京大屠殺時，由于中方記者在城市陷落之時就告離開，就算他們可以陸續收到暴行的消息，但最直接的報道反倒來自西方記者。

但是在作者看來這兩點皆非暴行被忽視的主因。當時媒體界和文化界的共同信念才是。對于那時大多數中方記者而言，將國民描繪成日軍攻擊下的無助受害者于時局毫無裨益。他們理性的任務并非去描述那些眼見的“客觀事實”，而是用筆喚醒中國人民的團結和堅強。左翼記者們更是將戰爭報道是為動員，凝聚人民的途徑。戰爭暴行是可以報道的，但只有克制的表達才不至于讓它打擊人民的士氣。而為了動員的目的，英勇抵抗主題才應該是報道的主旋律。就算戰爭的殘暴被稍稍展露，文章中的人民也絕不能顯得束手就擒，任人宰割。“自1938年八月13日始，敵人開始用新式武器殺害我軍，我軍傷亡慘重…但敵人也同樣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敵人在我國南部和北部都損失慘重。”中國人民也許正在死亡，但他們也在抗爭。

范長江親歷淞滬會戰，并因為對于上海戰況的一系列報道成名。他的文章中充滿可對于被卷入戰火的中國一般民眾，尤其是對惶惶不得終日的難民的同情。盡管對于這些流民的苦難有著細節的描繪，范十分注意不刻畫他們是無助受害者的形象，而是轉而展現那些在良好領導和組織之下的中國民眾的巨大潛力。他作品里哪個不論面臨什么樣困難都說“有辦法”的17歲卡車司機正是他想傳達給讀者的印象。當他作為前線記者經歷了一場一場的國軍失敗之后，這種理性逐漸轉變為一種對最終勝利的信仰，因為他相信通過這場危機中國人民確實前所未有的團結起來了。因此他和他許多同事在這個時期的文章依然斗志昂揚。

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足以引發國際社會同情的事件，在國民黨的支持下出現在許多國際刊物之中。國內也有胡風，郭沫若擬寫長文敘述城內慘狀。然后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文章并沒有在主流媒體上刊行。在上海租界的大美晚報上，有一篇翻譯自中國周報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但是卻被放在報紙第三頁的下端不顯眼的位置。而當其他媒體對此事進行宣傳時，往往都會以人民的抵抗為轉折。在抵抗文學雜志1939年組織的一次文學競賽中，阿龍的一篇描繪南京屠殺的手稿本已獲評委會青睞，但頒獎禮卻突然取消。40年中，他的修改稿再次遭拒。直至1987年這部《南京血跡》方才面世。在39年作者后續的文章中，他力爭自己的作品并非“戰敗主義”。由此可見，南京屠殺的真實反映由于其絲毫沒有展現出中國的抵抗故而在政治上難獲認同。

在對于重慶的空襲的描述中，記者們倒是一反常態的不大吝惜對于慘狀的描寫。甚至連斷肢孩童都會出現在文章之中。這一方面是由于國民黨政府認為無差別空襲這種新的進攻形式足以引發國際社會的重視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提高重慶和其他空襲地帶居民的防范意識。因為在反復空襲開始一年之后，很多居民面對空襲的反應還是手足無措。而這些發生在大后方的難以避免的傷害對于住民而言更容易引發憤怒和團結。稍微激進的寫法更容易調動人民的情緒。

在毛時代的中國，媒體對于日本暴行的態度一如戰時。因為那時的敘事主線在于突出毛主席帶領下的紅軍英勇抵抗，拯救家國。但是九十年代之后，由于某個事件，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成了黨宣的重點。日軍暴行作為中華人民所經歷的共同苦難非常容易激發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因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被翻建，戰時民眾成為了任由外族欺凌的無力受害者。對于這些異族帶來的痛苦的恐懼和憤怒很容易讓人們更認同國家這個整體。

兩個時代的媒體都在按照那時所需的理性去闡釋事實。而不論哪種，都是為了引導人民。 一條希望能引導人民走向抵抗的勝利，一條希望引導人民貼近廣場上的紅旗。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