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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流沙、根子（岳重）、何伴伴（大導演何平的哥哥）

詩樣年華

作者 | 徐浩淵

1993年，我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做博士后，忽然在郵箱里發現好友周倜從北京寄來的書《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作者楊健。我1981年出國留學，不清楚此后國內的變化，于是懷著極大的好奇心去讀，結果大失所望。書中的許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親身經歷和熟知的，作為“紀實報告”，卻有大量的內容不屬實。我氣憤地問周倜：“楊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亂寫？”她的回答，成了讓我今天不得不坐下來寫這篇東西的主要原因：“活該！誰叫你們自己不寫呢。人家能把你們當年那點事兒寫下來就不錯啦！”是啊，自己沒時間寫，就別怪熱心人的誤傳和杜撰。為了給后人留下點真實，先寫幾件小事吧。

我想，被現在人稱作“白洋淀詩派”一事，是誤傳。因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詩歌的鼎盛期，我僅僅見過一位來自白洋淀插隊的人寫的詩，他是根子（岳重）。現在自稱多多的人，當年學名栗丗征，乳名“毛頭”，他倒是來自白洋淀。我剛剛在網上找到了他寫的一篇被無數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國詩人》，才明白那些誤傳文字的出處。該文中有太多不實之詞。因為害怕自己的記憶有誤，我與當年一起玩耍的朋友們再三核實，大家都說那時候從來沒見過毛頭有詩。我也不認為他與詩有何干系，當然更不會向他討詩來看。

1971年1月，我見到依群的第一首詩，是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寫的，是一首永遠的“未完成”之作。僅僅寫了開篇，所顯示的悲壯之美，足以打動所有愛詩的人們，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寫。依群本不是那種善于為歷史大事件抒發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墮入情網而留下的詩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詩真摯、清麗，飽含痛楚。至今我還珍藏著37前他的手稿。他喜歡使用變色鉛筆，字跡已經從藍色變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寫道：

你好，哀愁

窗戶睜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這樣，平淡而長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楊健書中對依群詩句的誤傳：“奴隸的槍聲嵌進仇恨的子彈” 應作“奴隸的槍聲化作悲壯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槍聲對應著《國際歌》的音符。依群的詩中不會出現“仇恨”、“子彈”類的字眼，那不是他。

認識根子，好像是因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們時不時聚在金伯宏、張小松、黃元家里聽音樂唱歌。當時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愛聽根子“講”電影。從他口中流出來的故事，聲、色、動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記得他講蘇聯電影《雁南飛》：“她穿著連衣裙的嬌小身影，在轟鳴的坦克鋼鐵怪獸之間穿行，形成了一幅被電影史永遠記錄的畫面……”說著，根子用兩只手做了一個長方形框，喀嚓一聲，我好像真的看到、聽到了。文革后去看內部電影《雁南飛》，發現那個鏡頭遠沒有根子講得那么好，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劇本編出來哄我的。

我一直覺得根子應該能寫出最好的詩。因為詩歌是唯一能把繪畫、音樂、文字融為一體的美麗神物。根子最擅長于此，怎么能沒有詩呢？經過我無數次的詢問催促，終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來到我家，放下一摞紙就匆匆離去。他一改平日疏懶、對什么都無所謂的樣子，面色嚴肅中藏著靦腆，我遲疑了一下，才打開那摞紙。哈！是詩！是根子的詩！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長得可怕。它們沉重、結實得讓人喘不上氣來。《笑的種類》、《白洋淀》、《深淵上的橋》、《三月與末日》….. 其中，《三月與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詩，都宣泄著少年的憤怒、絕望和成長的痛苦，以及對美的渴求。我趕緊拿給大家共享、抄錄。至今，我最喜愛的這兩首詩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幾首詩一起被我珍藏著，上面還有當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跡。這些詩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幫后我第二次出獄，提審員張老頭退還給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無論我在哪兒，永遠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給我的詩作都散失到何處。鉄威的幾十首詩、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顆小星》、譚曉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張寥寥的《我們的紀念碑》…… 坐在河南省監獄，我常常胡思亂想，假如有一天我還能活著出獄，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為大家出一本詩集，就用寥寥那首《我們的紀念碑》作為書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體做封面。這首詩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過張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嚴冬。聽說張郎朗和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知道郞郎的父親被關，家里一個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們的母親陳阿姨。陳阿姨說，小兒子寥寥被工宣隊抓走了，她還同人家大吵一架。因為快要過年，通知家長去認領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領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夠嗆。于是我穿了母親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鏡，到了工宣隊關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師傅一起控訴“我那大姐（寥寥媽媽）的壞脾氣”。工人師傅覺得我這“小姨”還通情達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給我。我倆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聲來。寥寥快餓死了，趕緊給他買了兩個糖火燒。只見他一下子都塞進嘴里，噎得眼淚都出來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會兒，寥寥走過來丟給我一張紙，上面即是那首童體寫的《我們的紀念碑》，寫得真感人，恍惚記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們的紀念碑不雄偉，也不高大，是用寶石作成，閃爍著純潔理想的光輝，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遠遺失的美麗詩句，我就很難過。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風暴雨中掙扎的心靈絕唱啊。我想，每個人都有做詩的年齡，大約在15歲到25歲之間吧，那些來自心靈的吟唱，記錄著我們的詩樣年華。然而，惟有過了30歲、50歲還在寫好詩的人，才是詩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爾、波特萊爾、惠特曼、洛爾加、馬雅科夫斯基，都是這樣的詩人。連馬雅科夫斯基自殺前的臨終遺囑都浸透著詩意，沒治了。

另外還想說說文革中，關于繪畫的幾件趣事。因為插隊認識了吳凡凡和張郎朗的家人（工藝美院子弟），然后認識了董沙貝、李庚等中央美院畫家的孩子們。沙貝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畫得一手好油畫了。人民大會堂里那幅小的《開國大典》，就是他臨摹父親董希文的那幅正作《開國大典》的結果。據說他畫的時候，一天要跑到樓上無數次，學習父親的筆觸。那時不記得李庚畫畫，只記得有個冬天在他家生爐子，為了引火，我倆順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練筆的宣紙燒掉不少。前幾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說起此事，小可嚇唬我：“可別讓我繼母知道，非殺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習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幾萬呢，居然被我們取暖塞進了火爐。

在這些繪畫大師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從歐洲帶回的精美畫冊。倫伯朗、高更、梵高、莫奈、畢卡索的油畫好漂亮喲。很多年后，我在美國法國的博物館里看到了他們的原作，卻再也找不回當年第一次看畫冊那種強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領到魯燕生魯雙芹家，譚曉春、魯燕生等人正忙著畫畫。那年冬天，在譚曉春自新路的家里，我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畫展。把沙貝、燕生、曉春三個人的畫都編上號，擺在他們家那一間半的小套間里。每個去看畫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歡的三幅畫寫在紙上，不記名，投在一個票箱里。記得沙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圖獲第一名。當時就被辛羅林取走，說是多少年后沙貝成名，此畫肯定價值不菲，我們都笑話他財迷心竅呢。真想知道沙貝現在何方，他的畫應該比李庚的畫好呀，怎么音訊全無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個繪畫藝術討論會上，有人說“星星畫展”是新中國第一個民間自辦畫展。美術評論權威王仲卻告訴大家：那可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辦的地下畫展。當時他也在場，是范小玲領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貝一票？

那年頭除了正經學畫畫，我們都熱衷于“實用工藝美術”：畫內部電影票、畫月票，甚至給蓋過郵戳的郵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誰找到一張電影票，我們立即開工“制作”，至少復制出十幾張假票，大家高高興興地一起去。甚至連人民大會堂演出阿爾巴尼亞舞劇《山姑娘》的請帖都敢畫。有人逗樂問：宴會廳的請柬能畫嗎？回答是：能畫，不過你得自帶凳子，人家可沒給你留座位啊。

如今說起這些往事，大家蠻開心的。那時候我們從鄉下回城，窮困潦倒，想出各種怪招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讓我做？說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給你們看看！這些舉動，把1972年后陸續從干校和監獄放出來的父母們嚇壞了。他們不明白費盡心血教育出來的好孩子，怎么都變成這樣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們略有讓父母看不慣的行為，就會聽到他們無可奈何地嘮叨：“還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栗世征在那篇失實文章中說：“1972年夏天在北京國務院宿舍、鐵道部宿舍有了一個小小的文化沙龍。以徐浩淵為促進者或沙龍主持人。”此后，人們的書籍文章中，不斷出現“徐浩淵地下沙龍”的句子。其實，當年在北京能稱得上“沙龍”的地方，當屬黃元的家。我們的家都被抄沒了，總是在公園郊外聚會。只有黃元的家還保留了文革前的樣子，有畫冊、書籍、唱片、鋼琴，甚至酒柜里還有他父親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帶我到北京干面胡同15號黃元的家，那是“學部”（社會科學院前身）教授學者們的住所，翻譯《普希金詩集》的戈寶權住在隔壁。黃元熱情向我推介斯美唐納的《沃爾塔瓦》，那東歐人的奔放旋律。我翻開一本素描畫冊，剛進房間的漂亮女孩肖霞湊上來看，說：“畫得挺好，可惜沒有顏色。”讓我哭笑不得。蕭華的《長征組歌》寫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兒怎么會期待素描有色呢？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黃元的沙龍人來人往，有時連他都記不清來客是誰。有一次，我調侃紅極一時的殷承宗：“鋼琴是個冷樂器，殷承宗那么‘熱’的人，像個肉蟲子在琴鍵上滾來滾去，真不合適，他應該去拉手風琴。”這話被坐在一旁的羅天嬋的女學生聽去，傳回中央樂團（現在的國家交響樂團），氣得殷承宗大罵。還好沒有給黃元找麻煩，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長陸續被放回北京，朋友們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學重新開始招生，我、依群、譚曉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學；根子進了中央樂團；金伯宏進了故宮博物院。人們在不同的地方開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給每個人留下永生難忘的記憶。在醫學院聽老師講微生物學，他說道：“金黃色葡萄球菌……”我的耳邊卻響起了郭路生的詩：“當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淚水……相信未來。”

2008-8-5

徐浩淵: 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開始時就讀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輝縣插隊。1981年8月赴美留學，在圣母大學先后獲得神經生理和行為科學碩士和藥理生理學博士。1992年獲得三年的美國國家基金獎，在賓西法尼亞大學醫學院作博士后研究，轉而深造臨床心理學。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開通“徐博士心理熱”，深受廣大聽眾的歡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客座教授，教授臨床心理學研究生的課程；2001-2002任清華同方網絡教育事業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總監。現任國家計生委特聘專家，從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