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誰將官員生生逼成了“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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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環保部工作指導刊《環境保護》微信公號刊發文章《環保局長懺悔錄:我是公關局長、作秀局長》,受到廣泛關注。這是封基層環保局長的匿名信,該局長信中透露,縣領導曾對他說:“你的政績與我的政績是沖突的,你若是敢影響我的政績,我必……兄弟你委屈幾年,我必有厚報!”更直言自己工作像一個秀場,幫企業跑環評,應付上級檢查,公關技巧和演技日益爐火純青。

 

也該建立非法干預環保執法記錄


要讓環保局長“做回自己”,就得對干涉環境監管執法行為的領導干部進行問責,全面清理非環保部門職能范圍的工作任務。

  

10年環保老兵,遭遇領導“冰鎮”,讀罷讓人感慨,卻也道出了很多基層環保人員的環保執法現狀。就拿2014年的幾起環境事件來說,騰格里沙漠排污,桃源創元鋁業污染,地方環保部門都成了不少人眼里的罪魁禍首,而有些縱容污染的元兇卻逍遙輿論外。這也是近年來基層環保官員動輒抱屈喊冤的一個重要緣由:他們儼然身陷某個困境——在崗手腳施展不開,愿意做事,常會遭受干涉,嚴格執法吧,可能自身不保;碌碌無為聽之任之吧,上頭會批網友會罵。

  

眼下新《環保法》實行即將滿三月,它賦予環保部門以查封、扣押的行政強制權,這給了環保部門些許底氣。但得認識到,在地方政府與污染企業利益博弈錯綜交織的情境下,短期內環保部門仍難擺脫長期以來“有義務沒權利”的尷尬局面。而在GDP至上思維被淡化的過渡期,影響環境監管執法的障礙因子——唯GDP政績導向注定仍會存在,這依舊會阻滯環保執法的步子。

  

那該怎么辦呢?依我看,這還得從幾個方面著手:比如,眼下我國各級環保執法部門都歸本級政府管轄,在人事、財政、物資等方面都歸屬于本級政府,當其所作決定跟當地政府意見相左時,極易受到干預。基于此,除了將環境執法權限主體統一外,還應采取更多措施,縱然環保系統垂直管理有難度,也該適時采用建設項目環保一票否決制和區域限批,建立非法干預環保執法記錄制度,嚴格對干涉環境監管執法行為的領導干部進行問責,環保部約談地方政府主要領導逐漸走向制度化、常態化,避免瞎指揮、亂干預。

  

再者,在廓清環保部門權力清單后,要全面清理非環保部門職能范圍的工作任務,包括到處公關,招商引資,給違規項目開綠燈等。讓環保部門從此告別裹腳老太,放得開手腳做事。而地方環保部門也不能自甘軟柿子,在強化業務技能同時,把執法做硬朗起來。還要多鼓勵公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監督環境監管執法,如今無論是治霾還是水源地保護,越來越多社會組織已開始嘗試對話與聯動,給地方環保部門助力,這些民意資源當利用好。

  

環保部門尷尬的癥結,以前在“沒權”,以后得防“被干涉”。而要讓環保局長“做回自己”,就得在保障權力和遏制不正當干預上多下工夫。

  

□趙亮(環保組織從業者)

 

 

究竟是誰將官員生生逼成了“演員”


到底是種什么樣的權力結構,使得擁有權柄的人都成了權力的侏儒,一些地方的官場生生逼成了“秀場”,將官員逼成“演員”?

  

最難得的是體制中人以自身體驗,揭示基層政府環保之現狀及背后原因。但要說對這樣的現狀及原因我們有多意外,恐怕也不盡然。不論是唯政績論,還是一些職能部門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狀,幾乎是多年來一直存在的痼疾,也都亟須從體制改良及法治完善角度予以改變。因此最艱難的,正是體制中人在這樣一個轉型期間的選擇與處境。

  

不論有多少不甘,這位匿名環保局長的做法仍是合其流同其污。“我有苦衷,但我應該懺悔。”雖然我不知道,一位標榜“曾立志為全縣群眾守住藍天清水”的環保系統“老兵”,到底為他的志向與職責堅守過什么,但實情卻是,他的志向一經縣領導的“威脅利誘”便全然潰敗,不得不盡心盡力地當起了一名“演員”來。

  

“演員”事小,失職事大。從信中可知,這名環保局長不僅對違法排污行為睜只眼閉只眼,背地里還弄虛作假,為被查企業提前通風報信。這已涉及不作為乃至知法犯法。這種失職雖然不是一句“我慚愧,我對不起全縣人民”就能交代,卻仍被他以“可是我無奈”幾個字輕輕推卸。

  

涉事環保局長的匿名信,訴說的其實仍是一種苦衷,表達的也仍沒超出“吐槽”的范疇。但若說苦衷,誰無苦衷,要說吐槽,誰又無槽可吐?與這位環保局長在網上獲得的巨大同情不同,匿名信中的“縣領導”儼然成為“萬夫所指”。但設問一下,如果允許那位縣領導來掏掏“心窩子”,會不會同樣少不了許多不得已之苦衷,誰又能否認他不是某種意義上的演員?

  

問題就在這里:到底是種什么樣的權力結構,使得擁有權柄的人都成了權力的侏儒,使他們寧可違背本性、背棄民意,也要聽令于上級并莫敢不從?到底是一種什么力量,將一些地方的官場生生逼成了“秀場”,將官員逼成“演員”?制度呵護人性中向善一面的力道,又去哪里了?

  

一說環保體制,總難免有人要求垂直管理。我倒是覺得,一切公共權力只有找到它所服務所敬畏的對象時,才可能理順體制。這個對象,便是民眾。孫立平先生說過,體制需要一種舒展的靈魂。如果權力總未能真正從民意及公共價值中找到信仰,而僅僅滿足于封閉運行、仰上級之鼻息,便難免“整天滿腹心思、愁眉苦臉、神色緊張、不茍言笑”。

  

□楊耕身(媒體人)


新京報評論 2015-08-23 0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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