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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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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2月，梁啟超乘笠戶丸由日本出發去往臺灣游歷。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距離康梁“百日維新”的失敗，則已經過去了十三年。輪船從關門海峽出瀨戶內海駛向臺灣，二十五日夜停泊在馬關。已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梁氏，當夜面對著岸邊“唐戶市場”的燈火，還有那依稀可辨的高級料理店春帆樓的側影，寫下了《馬關夜泊》這一首短短的絕句：

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

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

1895年，李鴻章在春帆樓中與伊藤博文簽下了《馬關條約》，大清國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對日割讓臺灣與遼東半島，并賠款白銀兩億兩，其他開港、最惠國等等更不必言。整個東亞地區原先的秩序被徹底打破，現代化的日本將要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一步一步的試圖成為這個地方的新主人；而老朽的中華帝國，除了要面對來自列強的蠶食與鯨吞之外，還必須面對國內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動蕩。

這些政治動蕩的開端，正是康有為所鼓動，梁啟超積極奔走的所謂“公車上書”。在來自馬關的恥辱消息傳來之后，當時的年輕士子們仍然選擇了一種極為傳統的方式表達他們的反應：他們上書向皇帝請愿，希望圣明的君主能夠主動改革。但這最終請愿的文書，不僅沒有到達御前，甚至根本就沒有送出。公車們以各種的方式被現有的體系所接納，有些順利通過科考進入帝國的官僚體系，有些則被權臣收為幕僚或是門生。一次應激之下的政治活動，最終淪為了一場親近權臣的政治表演，后來又被加工成一番政治功業。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的梁啟超，那“十七年中多少事”的嘆息，除了悲傷國運衰亡之外，是否也有對自身的選擇和命運的反思呢？

甲午兵敗，馬關議成，眾矢之的是當時堪稱疆臣首領，一意興辦洋務，講求自強的李鴻章。這位以討太平軍，捻軍的事功而起，繼而講求洋務、被委托辦理外交的中興名臣，此時在許多人眼中儼然是中華帝國失敗的罪魁禍首。從豐島海戰以來，“清議”之聲就不絕于耳。所謂“清議”者，乃是至高皇權之下的一種政治運行模式。它把國家問題的根源歸咎與某些臣子的無能和自私，從而回避了對于皇帝本人的指責。由于彈劾的人物往往之前是皇上面前的紅人，敢于發出“清議”的人，無論其意見有多么荒謬，往往從一開始就占據了道德上的優勢。被彈劾的人，除了仰仗隨時可能變化的圣意和隆恩之外，并無什么確實的自保辦法。在甲午戰爭的陸海兩個戰場上，以前淮系將領為主要領導人的清軍在現代化的日軍面前屢戰屢敗，“清議”自然要落在舉薦這些將領的李鴻章頭上；更進一步說，對于這些根本不知道世界形勢，僅從每日的京報、自己幕僚的小道消息、還有海關與使館的外國人所透漏的只言片語中了解戰爭的官僚們而言，似乎也沒有什么其他可以怪罪的對象了。而這些鼓噪而動的各省舉人們，則是“清議”天然的聯盟，恰如其分的“民意”之代表。李鴻章在眾聲喧嘩的“清議”之下趕出了權力的中心，可是真正的權力中心并沒有絲毫的動搖。士子們激憤的情緒得到了權力的接納和認可，發酵出的不是改革的激情和行動，而是改革可以迅速成功的大幻想。

幻想之后必是幻滅。維新的政令頒布了不到一百天，年輕的光緒帝在一怒之下，罷免了禮部的六位堂官。這時，龍太后敏感的神經被撩撥了。在所有前現代的政治體系當中，由于權力的實施并沒有真正的制度保障，下層對于當權者個人的忠誠就成了權力的最重要的保障。未經允許就進行人事變動，是絕不可以開的先例 - 這往往是政變的先聲。當帝國政治的派系之爭簡化為母子猜忌的宮斗之后，悲劇就不可避免了。那名留青史的“戊戌六君子”，有些是為變法而慷慨赴死，有些則是如假包換的替罪羊。不過，對于在菜市口監斬的官員和觀看的北京普通民眾而言，愿死的與冤死的，并沒有任何差別：對于行刑者而言，他們要的是人頭落地那一刻的恐怖場景；對于湊熱鬧的百姓，則是在人群的保護下和與刑場的距離中被緩沖了的刺激情緒 - 也許還有要人血饅頭去治病的人吧。

維新失敗，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1901年李鴻章去世之時，寫下了《李鴻章傳》。對這位昔日的政敵，卻又同是被衰落的中華帝國責怪、拋棄的人物，梁啟超曾下出了如此斷語：“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又何嘗不是當時客居橫濱的梁氏對自己前30年人生的總結之語呢？若拿梁啟超本人和李鴻章相比，則才華相仿，識見殊異，際遇同悲。怪不得梁氏會自信的在卷首語中說，李鴻章本人泉下有知，也一定“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歷史性的看，梁啟超與李鴻章，其實是同一類人物，而且是這一類人物中的“典型”。在晚清西潮的沖擊之下，那些中國最敏銳和開放的心靈，在理智上，不得不擁抱西方的先進性，從而疏遠了本國的文化傳統；在感情上，他們卻都與本國的文化傳統相聯系；在行動上，他們一面盡力使得中國西方化，另一面又竭力維護著中國和別國地位上的平等。李鴻章、梁啟超再到孫中山無不是如此，他們都是中國近代悲劇的完美化身。

與那些或是利用西方的投機分子不同，西方帶給李鴻章和梁啟超的是一種特殊的謙卑精神。李氏的轉變，大約是在他乘坐蒸汽輪船去往上海之時，后來又親眼目睹了“常勝軍”先進火器的厲害；而梁啟超則是在來到日本之后，看到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社會整體所呈現的現代氣象。作為一個暫時的流亡者，梁啟超受日本維新志士的鼓舞極深，給自己取了一個日本名字“吉田晉”。吉田取自日本大政歸還的精神導師吉田松蔭，他因為尊王攘夷的思想被幕府抓捕入獄，在獄中為志士講述《孟子》；出獄軟禁之后，在自己的家中設立私塾，為長洲藩的武士講學，學生中包括后來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伊藤博文，還有武力反抗幕府的“奇兵隊”的領導人高杉晉作等人。梁啟超日文名的第二個字“晉”則取自于他。高杉晉作本人曾在馬關與英法美荷四國的聯合艦隊交戰，戰敗之后也簽訂了一個馬關開港的條約。不過他后來堅持和幕府抗爭，在多次和幕府軍隊交戰之后，終于促成日本明治維新的起點“大政奉還”。日本對梁氏的影響，除了西方文明的先進之外，大概還有一種變革就要到來的現實感和緊迫感吧。

這種承認西方的事物有價值、甚至是對中國不可或缺的態度，使得李鴻章和梁啟超都拒絕“中國特殊論”的論調。在他們這一類人看來，盡管中華帝國有不同于別國的悠久的傳統和文化、根深蒂固的民間習俗和信仰，但是中國和西方社會努力的目標是相一致的；在李氏看來，主要是國家的強大、繁榮和穩定，梁啟超又加上了民主、科學和和平這些價值。他們有意的忽略了儒家思想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教旨成分，而更強調傳統中國對于未來的愿景中，同樣相信通過改革的方式實現復興。在他們的內心中，后膛炮、裝甲船、電報線、乃至通過議會解決政治問題，男子不留辮，婦女不纏足，和中國傳統的核心都是不相抵牾的，雖然，幾千年來對于經典的誤讀和誤用，經世致用之學進展的緩慢，使得中國暫時的落后了。更進一步說，他們是不需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塊遮羞布的，中西之間本來就沒有天然的鴻溝，雖然各有自身的不同和優越之處，但是無需把西方看作是一件小工具，即使這個工具是萬能的。

這當然不是說，梁啟超和李鴻章是所謂的“全盤西化”論者。他們雖然接受西方，但是出于對于本國傳統的高度尊重和認同，其實對于西方是沒有什么親近的感情的。李鴻章親歷了英法聯軍之辱，甲申一役又失去了越南，甲午更是將他苦心經營的全盤洋務事業毀于一旦，他對外國對中國的邦交之不平等有切膚之痛。不過，馬關合約之后李鴻章游歷各國，所發的關于中國的言論，顯然對自身的理念和信仰，仍有一種自發的驕傲。梁氏更是有名言，一不要做中國舊思想的奴隸，二不要做西方新思想的奴隸。在居日期間，無論橫濱還是神戶，我們找不到多少梁啟超和當地的日本人親近交往的證據，大多數的溝通，僅限于詩詞唱和而已，很少有像孫中山與日本人那樣共同組織，接受援助和訓練的狀況。反而，梁啟超在橫濱最主要的事業，是開中文學校，發行中文報紙，他的報紙和自己的寫作，也總是以中國本位的文化視角來看待西方思想，幾乎看不到生吞活剝的套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梁啟超和李鴻章是時代精神中的逆流者。同光兩朝并非是什么自強運動登上歷史舞臺的時期，而是如芮瑪麗所言，是“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對于當權者來說，和英法聯軍媾和，翦滅太平軍和捻軍，平定回亂等等事情，仍然可以放到中國傳統的“治亂”的歷史框架下去理解。同文館只是一個按需設置的翻譯機構，而輪船，通商，電報，現代軍火這些事業，則是做大的地方督撫的私產。至于士林的激進傳統，則因為高度的封閉和守舊而用錯了地方——一群浪跡于琉璃廠、汲汲于金石學問的文人，又能對世界大勢、中國的未來，提出什么有價值的創見呢？真正呼喊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除了李鴻章之外，更有幾人呢？

梁啟超在因循守舊的光緒朝中講求西學與新學，可是到了民國之后，則希望青年學者能夠回到中華文明的經典當中去。這不是說，梁氏從一個反對保守的激進派派變成了一個被新的激進主義拋棄的保守派，而是梁啟超保持了一個時代逆流者的同一性。在這方面，列文森做出過最具洞察力的觀察“他曾經忍痛到達的反傳統的思想境地，現在被青年人從他那里作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禮物和邁向未來的出發點接受了過去。那種對于他來講是一座冰山僅見尖頂的觀念 - 在它下面埋藏著他對傳統文化的無限赤誠 - 成了青年們的基石。”一個出身與傳統的私塾教育，自幼熟讀經典的人對于現代的金融體制和財會制度的認識，和一個為了在新的社會上謀一個好差事，準備去上職業學校的青年對與金融和財會的認識，是怎么也不可能相同的。盡管，他們可能說同一種語言，用同一種符號，甚至推重同一種價值。

在一個反復動蕩的時代中保持自我，在面對一系列的時代錯誤中避免個人的毀滅，這是梁啟超和李鴻章共同面對的巨大挑戰。在這樣的挑戰之中他們都為自我構筑了一個牢籠：李鴻章保持著對于慈溪太后的個人忠誠和對滿清統治的維護，而梁則一生自稱康門弟子，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他們都不是那種預言型的思想家，能夠看到社會和歷史演進的方向；也都不是好的踐行者，能夠解天下于倒懸，救萬民于水火。在他們離世的時候，歷史已經選擇好了新的代言人，而且無情地試圖埋沒他們曾經的成就。他們的思想，好像只能放到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和那個社會中才能被理解，才能成為一種力量，為那個社會的最好的知識分子所認識和理解。在《李鴻章傳》中，梁啟超引用了一番據稱是李鴻章和俾斯麥的私人談話。李鴻章問這位縱橫歐陸的政治家，如果朝廷中小人環繞，他的國政何以實施？俾斯麥說，靠強有力的君主。那么如果君主也被小人所影響呢？李鴻章繼續問。俾斯麥思考良久說道：“作為大臣，以至誠之心待上，應該不會因為小人而又掣肘，不過和婦人和孩子相處，就說不準了。”這也許是梁啟超刻意的編造，更或許是當時眾口相傳的謠言，不過，這是對梁和李所處的困境的簡明詮釋，他們希望依賴一個并不可靠的根基完成一項翻天覆地的事業。他們到底是高估了傳統的韌性和活力,還是低估了現代性破壞的一面？

在今天，無論是李鴻章還是梁啟超所處的社會環境，都已經被消滅的片甲不留，我們生活在一個四處都是嶄新的社會里。在這個社會里，沒有孔廟，文廟，先賢祠，甚至連靖國神社也沒有。梁啟超和李鴻章只能成為這個新時代的幽靈，在吉田松蔭和諸多明治維新的志士的招魂寺里，我突然的很懷念起這兩位先人，想起幼時曾天天玩耍的李家后花園，還有中學時勉強讀下來的《少年中國說》，止不住眼淚流淌下來。

（特別感謝笹川和平財團的胡一平女士和小林義之先生對于本文的貢獻。）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