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文/楊恒均

由于被拉進太多微信群，決定退出一些，其中包括一個“公知”比較集中的。退出后，一位群中好友發來一封郵件，信中笑言：“見到你退出了XX群，可見你的心情不怎么樣嘛。連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對話，還怎么跟知識界做工作？當局的所謂知識分子政策之失敗就可想而知了。”他顯然把我當成黨派來做他們工作的高級五毛了。

這讓我想起兩個星期前，在北京碰上一位體制內著名公知，他急急拉住我的手神秘兮兮道：“能透露一點，我到底被你們監控到什么程度？你和我交往不會是來做我工作的吧？”他顯然直接把我變成了黨派來做他工作的知識特務了。

就在昨天，海外一著名作家（其作品曾經以及繼續啟蒙著我）對“德國之聲”表示，楊恒均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對當今領導抱無限的希望，他們希望有一個好皇帝，不相信未來自由思想在民間，對公民社會缺乏信念……

感謝這位海外朋友，總算還把我當成了“所謂知識分子”，前兩位則直接把老楊頭安上了“五毛”、“特務”的職務。如果以中國大陸互聯網各大博客為準，我恐怕是這些年被一些網友指責為“帶路黨”、“漢奸”、“西奴”、“煽顛派”以及“拿中央情報局錢”最多的寫作者之一吧？

但在一些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海外一些人士中，我又被插上了“五毛”、“特務”之類的標簽。一些“逢中必反”的網友幾乎開始了“逢楊必反”。昨天在我被轉載到海外的一篇博文下面有這樣一條留言：聽說最近楊恒均先生被國X部提升為“正廳級偵察員”了，怎么也不請客呢？

開始寫作時我就立下了規矩，不對任何表揚或者批評的文字做出回應，我認為寫作者的文字本身就是對任何質疑與批評最好的解釋，最好的辯解，也是最好的反擊。但從“民主小販”、“漢奸”、“帶路黨”、“西奴”到我黨的“正廳級偵查員”，也太奇葩太傳奇太讓人崩潰了吧？

以前網友留言太多太激烈時，兩位好心的讀書會成員主動義務承担幫我閱讀留言的重任，我得以從她們那里了解到一些有益的批評、建議和討論意見，而不至于每天翻看那些充滿惡毒咒詛和謾罵的留言從而影響寫作的心情。但如果連這些海內外“公知”朋友們也開始給我貼標簽，我想這就不僅僅是人家的問題，我也有很大的責任了。

不過，我還是想先把這個責任歸咎于“外部環境”。不得不承認，中國當今的輿論環境與以意見為主的互聯網上，充斥著極端的觀點與言辭。一些溫和理性的聲音根本沒有“市場”。在西方強調公正、公平與社會福利的左派一向給人溫馨的感覺，可到了中國，最出名的左派都腦殘般地瘋狂站在社會不公一邊，與當權者共舞。

而代表世界主流，以追求自由、法治與民主制度建設的右派呢，在中國又幾乎被極右得不殺人就不解氣的一幫人劫持，有那個幾個被捧為未來民主中國“總統”的人，看了幾本寫民主的書，每天就在那里比誰更右，弄得連我都猶豫了：如果民主就是他們口中的那個玩藝，我寧愿生活在專制下。社會思潮的極端化，讓站在輿論風口浪尖的網絡寫手不得不選邊站，你不選吧，他們就幫你選。

當然最大的責任恐怕還在我自己身上，在于我個人的知識與認識。我之所以認同了一位不喜歡我的讀者用來諷刺我的“民主小販”這個稱謂，是我確實認為自己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只不過剛好達到了“小販”的水平，離研究民主理論而不受制于現實的“大師”們太遠，也和無知者無畏的“斗士們”保持了一段距離。

我認為，追求自由民主制度與以前追求所有其它類型社會制度的改朝換代最根本的區別在于：自由是每個人的，民主同樣需要大多數覺醒的個體的參與與運作。而以前的各種制度，靠一個黨，靠一個英雄造反后建立起來，讓民眾按部就班聽話照做就可以了，但民主制度如果這樣運作，那還真會出現問題。最近一些新興民主制度出現了諸多問題，其中重要一個原因就在于此。雖然我不是“素質決定論”者，但多年前涉足江湖，也就此定位自己的角色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最普通的故事和最淺顯的語言把世界上離我們最遠的理論演繹一遍。

我的多層身份對我的寫作影響也很大。我游走于海內外，民主制度對于我早就不再是理論與理想層面上的，而是現實中柴米油鹽與幾乎每年都有的投票。我知道民主的珍貴之處，但也不會過份理想化。因此我的一些文字，對于那些不但把民主理想化甚至神圣化的人來說，就難以接受。

在這次臺灣學生占領立法院的事件中，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國學者的評論同西方、臺灣學者的論述就有所不同。西方學者大多就事論事，而中國大陸學者無論是支持學生還是反對學生，都夾帶了極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都試圖從民主的理論切入，高屋建瓴。例如，支持學生的那派簡直就恨不得“民主力量”少年們能夠像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立馬推翻馬英九，搞一個“更民主的”臺灣，最好也是“反共基地”。把他們同當年紅衛兵相比當然不太恰當，但如果大家仔細看看泰國，或者克里米亞，也許會有更深的思考。

而那些反對學生激烈行為的呢，則認為這些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用自己魯莽行為破壞臺灣這顆中華民族唯一的民主幼苗。這些學者顯然只讀了美國薄薄一本民主進步的輝煌歷史，卻沒有讀過美國通史，不知道美國民主發展至今，不光是體制內的改革與法庭上的唇槍舌劍，幾乎每階段都少不了群眾相當激烈的抗爭。大家不應忘記馬丁路德金博士帶領了幾十萬白人黑人把華盛頓圍得水泄不通的日子。

可見，一個地區民眾的民主抗爭是否能推動制度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地區民主制度的框架是否穩固，所處國際環境以及整體民眾的民主素質是否達到一定的程度。清楚了這點就不難知道，泰國的抗爭有可能損害民主制度，克里米亞的抗爭可能讓國家分裂，而臺灣學生的抗爭則很可能推動民主建設更上一層樓。

我也承認我更受制于自己體制內外的雙重身份。那更大的原因是我認為在中國社會變革的進程中，“一個也不能少”，不是你贏我輸，而是雙贏的局面，上下、內外互動尤其重要，中國歷史上那種你死我活的改朝換代，有幾個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我還有一個局限性，那就是糾結于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這兩天在日本東京旅游，當我站在繁華的銀座和秋葉原的街頭，看到熙熙攘攘、背著大包小包的大陸游客，我總忍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來日本，那時我同某省的政法委書記與政法部門廳長出差，當時除我們幾位西裝革履的中國干部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中國游客。現在不同了，中國人到處都是，而且有錢了，連日本人都不得不在主要場所配備中文翻譯。作為去過一百多個國家，生活在海外十幾年的中國人，我內心由衷地為中國快速的發展感到高興和驕傲。

只要從那個時期走過來的，怎么能不看到中國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執政者解除民眾身上的枷鎖的直接結果，也同小平以來的歷屆政府的改革政策分不開。可是，當我想到中國民眾的個人權利不能得到憲法和制度有效的保障，社會不公嚴重存在，貪污腐敗長盛不衰，大老虎依然前赴后繼地為非作歹，貧富差距如此巨大之時，我也會悲觀，會失望，甚至恨得咬牙切齒。

看不到不足的人沒有未來，看不到光明的人同樣不會有未來。作為一名面對青年與文化水平較低階層的寫作者，我不能讓盲目的自豪與不負責任的仇恨控制我的筆。我的文字不是為了滿足人，也不是為了激怒人，而是要給人力量和希望。那力量和希望來自于對不公的不滿，對改變的渴望，也來自于對取得進步的信心與對未來的期盼。

我只是一名寫作者，我不是一名勇士——勇士們靠某一個事件一舉成名后成為大眾的精神領袖；我也不是一名斗士——斗士一般都站在遠遠的距離斗志昂揚、指點江山。我只不過是一名“小販”，注定為了販賣一些“雞零狗雜”的信息與理念而周旋、茍延于“城管”之間；我充其量是一名“戰士”，為了達到目的，消滅不公與專制，我會選擇自己合適的方式戰斗下去。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微信群中的那位朋友由于與體制若即若離、又剛剛肉身接觸到外部世界，對我做出誤判還情有可原，那么，那位一直還享受體制的好處，對民主自由的理解不甚了了，每次發言都因為頭銜前帶上了一個體制內職位的光環而變得“著名”的體制內“公知”實在是太高看自己，低看我黨情報工作了：派我這位好歹比你更能把道理說清楚也能影響更多人走上正路的寫作者來“做”你的工作？太本末倒置了吧？無間道不是這樣玩的！

至于說到海外那位作家朋友，楊恒均“不相信民間，對公民社會缺乏信心”？你以為他在春風得意時離開體制是為了再進入體制撈個一官半職？你以為他這些年寫了連小學生都看得懂的幾百萬字是在賺稿費，玩高大上？你以為他不知道呆在國外更舒服，更安全，賺錢也更多……你以為相信民間、對公民社會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在監獄或者海外才能發揮作用？

唉，不說了，越抹越黑，說來說去，現在連我自己都開始懷疑，我真有可能既是“五毛”也是“帶路黨”，甚至還可能是“正廳級偵查員”啊……

楊恒均 2014.3.27

楊恒均 2015-08-23 08:4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