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中國出現了三個政權并立的局面：北京張作霖、南京蔣介石和武漢汪精衛。北京政府為奉系軍閥所控制，奉軍、直魯軍與孫傳芳、吳佩孚殘部聯合，組織安國軍進兵河南，對湖北虎視眈眈。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南京為中心，占據東南五省及淞滬，得到美英和江浙財閥的支持，并與西南軍閥遙相呼應，從三面包圍武漢政府。不過，由于蔣介石剛剛結束大戰，且其軍隊中有好多是新收編的軍閥部隊，因此暫時還無力對武漢政府宣戰。武漢政府不但受到南京方面的威脅，還因其內部有共產黨勢力而受到歐美列強的封鎖，形勢比較嚴峻。

當時，汪精衛和鮑羅廷等控制的武漢政府占有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面對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武漢政府決定集中力量打破軍事包圍。在軍事戰略上，唐生智、中共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等主張東征滅蔣，而汪精衛卻力主北伐，將當時還是反蔣的馮玉祥從陜西接出來，在河南會師，然后消滅奉軍，擴大根據地，最后討伐蔣介石，這樣既能加大討蔣的把握，又能避免貿然東征給奉軍乘虛奪取武漢的機會。

1927年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唐生智領兵沿京漢線向河南進軍。5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隨即在西安宣誓就職。5月6日，馮玉祥移駐潼關，劍指洛陽。整個五月里，北伐軍與奉軍在西平、上蔡，臨穎同時展開激戰，打敗奉軍，于21日克漯河，下郾城，26日攻克臨穎，29日進占中原重鎮許昌，30 日攻克新鄭；馮玉祥方面也在26日攻入洛陽，直逼鄭州，將河南境內的奉軍全部壓制在鄭州、開封一帶，使其處于馮玉祥和北伐軍兩面夾擊之中。為保存力量，奉軍放棄鄭州、開封，全部撤往直隸和山東。5月30日，馮玉祥部進占鄭州；6月1日，武漢北伐軍與馮玉祥在鄭州會師；6月2日，賀龍部進占開封。至此，武漢方面與馮玉祥會師中原的計劃實現。

6月4日，武漢政府要員譚延闿、汪精衛、徐謙、孫科、顧孟余、唐生智等連袂抵鄭，并派代表至潼關迎接馮玉祥，馮玉祥于6日抵鄭州。6月10日，汪精衛、唐生智、馮玉祥在鄭州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決定唐生智回師武漢，而將河南之事交予馮玉祥，繼續完成對奉軍的北伐。

國民革命軍北伐后，山西閻錫山成為僅次于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的第四大軍閥，并與南方革命軍暗通。1927年6月3日，山西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6日，閻錫山出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不過閻錫山和張作霖一直藕斷絲連，山西有奉系的代表，而晉系在北京也有代表。

1927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也出兵沿津浦路北進，于6月2日攻克徐州。6月中旬蔣介石移駐徐州，召集軍事會議，并電邀馮玉祥參加。6月19日，馮玉祥應邀抵徐，蔣介石率李宗仁、白崇禧等主要將領親自到車站迎接。當時，蔣介石是希望馮玉祥出兵沿京漢路直下武漢，自己則率渡江北伐的革命軍返歸南京，溯江西上以策應，但馮玉祥認為當前大敵是奉軍和直魯聯軍，武漢方面是自家人，雖小有意見，可也不必兵戎相見，所以反對對武漢用兵。由于雙方存有分歧，馮玉祥遂以閱兵為借口，不辭而別，返回開封，使徐州會議無疾而終，不過在這次會議上，馮玉祥對蔣介石提出的“在軍隊及其管轄的范圍內清黨”的要求予以了應允。此后，蔣介石先以一部分兵力防守長江上游，然后與馮玉祥聯手出兵魯南。

自武漢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遭到排擠，而共產黨則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蘇聯顧問鮑羅廷也儼然成為太上皇，這讓國民黨內很多人担憂不已。蔣介石占領南京后，曾表示擁戴汪精衛主席領導，并邀其至南京。汪精衛在南京期間，蔣介石曾建議汪精衛趕走鮑羅廷并分共，以限制共產黨的勢力蔓延，但汪精衛認為，聯俄容共政策為總理手定，事關重大，必須召開四中全會才可決定，并明確表示自己站在工農一邊，堅持偏袒共產黨。第二天，汪精衛和蔣介石達成妥協：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

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到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4月5日，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上回介紹過），激怒了國民黨右派。本來國民黨右派并不支持蔣介石獨裁，只是贊成其反共，他們希望汪精衛能帶領全黨反共并遏制蔣介石的獨裁。可是，汪精衛的言行卻表明了他堅決容共的態度，于是國民黨內大部分反共反蔣人士就一下子倒向了蔣介石，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反倒成全了蔣介石的獨裁。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蔣介石卻在上海開始了武力清黨，大肆屠殺共產黨員。此后，雖然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并痛斥蔣介石的清黨行為，還開除了蔣介石的黨籍，罷免了他的職務，但武漢政府內的反共情緒卻越來越明顯了，很多國民黨官員都對共產黨過于激烈的農民運動表示不滿，甚至有人還私下對共產黨下了殺手。這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便密令中共在武漢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并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此即所謂《五月指示》。不過，1927年6月1日，共產國際代表魯易到達武漢后，卻先將《五月指示》交給汪精衛過目，意圖表示共產黨對汪精衛的信任，以進一步拉拢之，可惜汪精衛并不是傻冒，大驚失色之下，他對共產黨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轉彎，成了一個反共人士。

為了避免把汪精衛逼上分共的道路并維系國共合作，在7月4日于漢口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獨秀提出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結果遭到了中共內部激進派的強烈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根據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訓令，7月12日，中共在漢口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會前中央通知陳獨秀赴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而不必出席大會，陳獨秀拒不服從，并向中央提出辭職，從此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在這次會議上，中共進行了改組，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1927年7月13日公開發表，宣布撤回加入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后，汪精衛于1927年7月15日召開緊急會議，與會國民黨要員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表示支持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中山親自制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和華國鋒一樣，是典型的“凡是派”）。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后不得不退出會場——這就是大陸所謂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會后，武漢國民政府開始以和平的方式分共，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立即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應該說汪精衛此時的做法是較為穩妥的，至少他保護了中共黨員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不像蔣介石那樣血腥，但中共方面卻在共產國際的激進領導下，于1927年8月1日發動了南昌起義（中共八一建軍節就緣于此），迫使武漢政府放棄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開始在武漢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徹底破裂。

汪精衛開始堅決容共，最后又積極反共，這不僅降低了他在國民黨內的威信，還使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消失，于是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1927年8月初，馮玉祥分別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于好，合二為一，但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臺。當時，南京國民黨人胡漢民等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很高，在南京勢力很大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因蔣介石排斥異己而促其下野。

這時，蔣介石剛剛在徐州會戰中被孫傳芳打敗，于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8月12日，蔣介石離開南京前往上海，14日正式宣布下野。8月1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擴大會議，以黨政名義聯合發表《遷都南京宣言》，半個月后，武漢方面譚延闿、孫科、汪精衛、陳公博等陸續到達南京，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正式合并，史稱“寧漢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