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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永剛，1972年生于重慶。1989年考入南京大學政治學系，先后獲得法學學士、管理學碩士（行政管理專業）、法學博士(政治學理論專業)。現任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地方政治變革和公共政策、互聯網政治、政治學基礎理論等。主要著作有：《我們的防火墻：網絡時代的表達與監管》。

即使生活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大多數公眾都會同意以下觀點：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是寄生在政治有機體上的毒瘤，它降低執政合法性，擴大貧窮，傷害公平，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獨一無二的最大障礙”。但腐敗究竟如何治理，卻是見仁見智，分歧頗多。西方社會科學學者自1960年代以來對腐敗的生成及擴散，展開了多重路徑的學理探究，從早期的高調道德批判，到中期的功能效用分析，再到后期建立普適性解釋模型的努力，大大拓展了民眾對于反腐敗復雜性的認知。

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重量級研究報告認為，腐敗治理的優先策略是支持公民和媒體進一步參與監督，促使政府透明化；同樣重要的是，反腐必須建立申訴機制，借助信息公開和陽光法案，強化公民與媒體的問責力度。聽上去，這似乎是互聯網的優勢所在。

在國家個案的層面，與經濟增長和財富積聚相伴隨，當下中國已進入腐敗多發期。在改革初始階段，腐敗的特點是數量增加；近年來則有低層次向高層次、高危害轉變的跡象。從技術層面講，腐敗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包括監督乏力、信息不靈、威懾有限。僵局之中，新起的互聯網不斷壯大，不時發威，似乎帶來了改變與希望。它放大了公眾監督的能力、提供了豐富的貪腐線索、展示了群毆爛打的震撼效果。

常見的狀況是，當權利意識高漲的網絡公民遇到某起權力貪腐自利的典型案例時，一些人的憤怒一觸即發，更多人的關注像疫情一樣快速蔓延。一旦卷入局中，涉案官員對公眾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成為呈堂證供”，被無數匿名檢察官、高級神探、思想先鋒以及長舌婦們細細探究，反復咀嚼；他們每一處細節表述上的思慮不周，都可能變成致命漏洞。此時的互聯網，還應了那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老箴言，不僅提供超強的信息檢索能力，還串連起無所不在的目擊證人。那些現實世界中可能十分強大的個體官員，面對網民抱團的“云智慧”打擊，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網民們為何如此積極地投入到反腐敗戰斗中呢？一種基于政治參與的解釋是，數十年社會變革導致的利益分化與矛盾沖突，部分改變了傳統公民對政府的仰視和服從心態，借助新技術平臺對身份特征的掩護，其“當家”的能力延展，“做主”的渴望增強。尤其是在微博這樣的大舞臺上，實名制社會精英很容易攪動萬千“面具”群眾，有效聚合各階層，形成陌生人之間既孤單又團結的“宅抗議”運動。

網民大規模參與折射的是普遍的社會情緒，是對官民、貧富、城鄉、地區等結構性差距的焦慮，是對公平正義體面尊嚴的熱烈向往。在揭黑反腐這樣的焦點話題中，圍觀者會自動按照身份、地位和利益分化、站隊，表態發言。無論個案最終取得成功還是中途受挫，都可能進一步激發他們反復沖鋒，因為在意見表達或道德譴責的圍觀行動中，參與者足以獲得某種“突圍”的快感。

“網民戰貪官”的故事，并不會自動產生良善的結果。經由互聯網改進和強化的民意表達機制，既可以在擴散中聚焦，也能夠在聚焦時擴散，如同在龐大官僚系統的軀體上加裝了多個信息傳感器。民眾的意見和情緒不僅可以穿越地域界限大面積傳遞，還能繞過層級制的阻隔，以事件或議題聚焦的方式直接向更高層施壓。但是，一個基本的國情是，如果“貪官”最終伏法，主要還不是死于民眾的口水，而是政府的積極回應。民意壓力轉換為政府廉政行動的動力可能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它打破了官方的獨家報道和真相解釋權，提供了更充分的事件內幕和解讀視角；二是具體事件一經置于陽光之下，不僅民眾高調追問不愿輕易罷手，高級官員和紀檢監察機構也不得不果斷出手挽救體制合法性；三是政治家重長遠與基層官員謀眼前的價值沖突，以及官場內部若隱若現的權力爭斗，可能瓦解潛在的“庇護者聯盟”，為追究涉案者贏得斡旋空間。

悲觀論者總是試圖否認互聯網的功效，對現實的積極變化嗤之以鼻；樂觀論者喜歡夸大互聯網的制約監督功能，對政治傳統和文化等造成的限制視而不見。這兩種看法都有失偏頗。顯而易見的是，互聯網與廉政建設之間存在越來越明顯的關聯，但在這種關系中，廉政建設能否取得決定性進展，可能不取決于互聯網的表達烈度，而是仍取決于基本制度建設的誠意及其努力。

其實，互聯網不僅是外在的傳播技術，還可以內嵌在國家管理系統中，幫助政府重塑行政流程，節制自由裁量權，強化服務監管，豐富治理手段。就像企業在市場中做大，需要捕獲顧客的消費偏好，盡最大努力按需生產一樣；政府要想鞏固政權基石，也必須了解和回應民眾的多樣化需求，實現精細的品質管理。過去政府在收集分散民意和自我監督時成本太高，信息在傳遞中損耗巨大，失真嚴重；現在“互聯網距離中南海最近”，信息采集快速廉價，而且技術無偏私。現有的互聯網民意表達完全可能從跨越科層制的“在線信訪機制”，演變為制度化的、常態的民意采集和分析平臺；而偶發事件引發的運動問責模式，則應該回到法治化的軌道上來。

燕南園愛思想 李永剛 2015-08-23 08: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