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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853（2002）02－148－15
　　關于中古漢語的起訖，目前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指東漢至隋（公元一世紀到七世紀初）。中古漢語語法，也就是指這一時期的漢語語法。“中古漢語”這一分期的明確雖然為時較晚，但對這一時期漢語語法的研究卻很早就開始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王力、呂叔湘、高名凱等前輩開此先河；五六十年代，洪誠、劉世儒、周法高、祝敏徹等學者繼續研究。引起廣泛的重視并較為深入地開展研究，當是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一直延續到今天，這20多年間，新人輩出，成果豐碩，無論是涉及的領域、掌握的材料、運用的方法，還是理論的建樹，都有突破性的進展。今就筆者所見，擇其要作一概述，以展示這一方面研究概貌。
　　語法研究，一般包括句法研究和詞法研究。學者們對中古漢語語法的研究也是從這兩個方面著手的，以下就按句法研究和詞法研究分別評述。
　　 中古漢語句法研究
　　中古漢語句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判斷句、被動句、疑問句、存在句、動補結構、雙賓語結構和處置式等方面。
　　 判斷句的研究
　　判斷句發展的重要內容是判斷詞的產生與發展，“是”作為現代漢語中唯一的判斷詞，它的產生、發展與成熟自然就成為衡量判斷句發展成熟與否的標志，因此研究的焦點就集中于此。對于判斷詞“是”的產生年代，王力最初認為出現于六朝，洪誠《論南北朝以前漢語中的系詞》（1957）根據《史記》和《谷梁傳》的材料，認為產生于漢初［1］。但由于例證較少，且人們對《史記》中用例是否經后人改動、《谷梁傳》的確切年代等問題有不同看法，故一直爭論不休。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的面世，對解決這一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1979），就是利用出土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一些彗星圖下的注文“是是帚彗”、“是是竹彗”等五例，參之以云夢睡虎地秦簡占書中類似的數例，才把判斷詞“是”的出現年代推前至戰國末期［2］。 郭錫良《關于系詞“是”產生時代和來源論爭的幾點認識》（1988）指出了討論系詞的某些文章在方法論上存在的根本問題，并承認系詞“是”在兩漢時期（或戰國末期）就已經產生［3］。
　　判斷詞“是”雖然產生于戰國末年，但它要到中古漢語中方得到較為普遍的使用，這是大家一致認同的。因而中古時期判斷句的討論也就主要集中在“是”在這一時期是否已經趨于成熟的問題上。王力認為系詞“是”成熟于中古，并提出了三條判定標志：（1 ）擺脫了語氣詞“也”字，“是”字成為一個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無的系詞。（2 ）系詞“是”字可以被副詞修飾。（3）系詞“是”前面加否定詞“不”字，在口語中代替了上古的“非”［4］。人們一般接受這一觀點。 但在具體成熟于中古的哪一階段的問題上，又存在著分歧。
　　劉世儒《略論魏晉南北朝系動詞“是”字的用法》（1957）專門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的使用情況，得出系詞“是”構成的肯定式判斷句在南北朝已經進入了成熟期，和它相對，由“不是”構成的否定式判斷句在此時還未形成［5］。
　　向熹也認為晉宋以后“是”字句有了迅速發展，與劉氏不同處是，他認為“不是”構成的否定判斷句南北朝就開始了［6］。
　　唐鈺明《中古“是”字判斷句述要》（1992）、汪維輝《系詞“是”發展成熟的時代》（1998）在研究中利用了漢譯佛典等新材料，得出了新結論。唐氏論證了“是”字判斷句在東漢已走向成熟，唐代完全成熟。認為“X非是X”格式最早在東漢末出現，就在魏晉南北朝普遍采用“X非是X”，取代“X非X”之際，“X不是X”這種新格式亦已悄然降臨［7］。汪氏則將“X不是X ”這類否定判斷句出現的時代推前至東漢末［8］。漢譯佛典是較為明顯并集中地反映東漢以降漢語口語的材料，充分利用這些新材料能得出超乎前人的、可信的結論，唐、汪二氏的做法是一種可貴的嘗試。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用系詞“是”構成的判斷句在中古已進入了成熟期，并且出現了用“不是”構成的否定判斷句，用法上基本與現代漢語無別。
　　 被動句的研究
　　從西周金文中開始就出現了用介詞“於”引進施動者的被動句。春秋戰國時表被動的句式有了極大的豐富，常見的有“見”字式、“被”字式等。到了漢代，“被”字式長足發展，成為漢語被動句主要形式。因而中古時期被動句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被”字式上，學者們討論了“被”字式被動句的各種類型及其特點。
　　“被”字式在戰國末期萌芽。起初被動式的“被”是由“蒙受”、“遭受”義演變而成，還帶有很強的動詞性，因此“被”與后一動詞之間不能插入關系詞（施事者），直到漢末魏晉時期，“被”字與動詞之間才能插入關系詞，至此真正的“被”字式被動句才算產生。
　　王力認為：“被”字式產生以后，受“為……（之）所……”的影響出現了“被……（之）所……”式；與“見”字相結合，產生了“被……見……”式［4］。唐鈺明《漢魏六朝被動句式略論》（1987 ）認為：六朝末，在“N[,2]被N[,1]V”式的基礎上，萌生了“被X所X ”式和“被X之所X”式。 董志翹《中世漢語“被”字句的發展和衍變》（1989）也討論了唐氏所提及的兩種句式，并將其萌生年代分別上溯到東晉初、漢末［9］。董氏還在《中世漢語中的三類特殊句式》（1986 ）中提出“間接受事＋被＋動詞＋直接受事”可能不是唐代才新發展起來的，而早在晉南北朝時就已常見［10］。吳金華《古漢語被動句“為……見”式補說》（1992）認為漢末“R被A見”式就跟“被……所”同時出現了［11］。袁賓《〈祖堂集〉被字句的研究——兼論南北朝到宋元之間被字句的歷史發展和地域差異》（1989）對中古漢語“被”字句的特點也有論述：大約在東漢末年，開始出現“被”字引入主動者的情況，南北朝時期，“被V”中可以插入的主動者一般是單純名詞或單音、雙音名詞［12］。柳士鎮比較集中地研究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被”字句的許多新形式：被V；被＋施事者＋V；“被”字式與補語式相結合；“被”字式被動動詞帶賓語；被＋施事者＋所＋動詞。“被……所”、“被……之所”是在“為”字式的影響下而產生的某些類化形式［13］。
　　除此之外，學者們還討論了其他類型的被動句。潘允中（1982）討論了“見……于”式，認為這種句式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詞序方面略有變動，往往把動詞后面的施動者提到前面以示強調。形式上看是倒主語，實則是一介賓倒置［14］。唐鈺明（1987）討論了“為”字句的三個層次：春秋出現“為”字式；戰國出現“為X之X”、“為X見X”、“為X所X”式；漢魏六朝出現“為所X”、“為X之所X”、“為X所見X”、“為X之所見X”式［15］。吳金華關于被動句研究也撰寫了一系列文章（1983［16］、1984［17］、1988［18］、1989［19］），討論了“為……見”和“R為A所見”式的發展情況，認為“為……所見”式的性質與“為……所”式、“為……見”式相同，“所”與“見”具有相同的語法功能，屬于同義復用。馮春田《魏晉南北朝時期某些詞法問題探究》（1986）研究了“為……”式及“為……所……”式的十三小類句式［20］。曹小云《〈論衡〉被動式研究》（1999）探討了《論衡》中的六種十四小類被動句式［21］。日本太田辰夫（1987）討論了十一種被動句式［22］。柳士鎮《〈百喻經〉中的被動句式》（1985）［13］、姚振武《古漢語“見V”結構再研究》（1988）分別討論了“為……所”、“見V于A”與“見V于R”等同形異實結構［23］。
　　面對紛繁復雜的被動句式，學者們不僅詳細地描寫分析了它們的類型，并且努力去探索其形成及發展變化的原因。顧穹《論漢語被動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規律》（1992）通過對中土文獻的調查后認為：類比、句式糅合、替換關系詞、舊有形式的消亡、變化分流是漢語被動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最基本規律［24］。 朱慶之《漢譯佛典中“所V”式被動句及其來源》（1995）則從梵漢對照的角度認為“所V ”即是佛教原典中梵文表被動的標記，漢譯佛典中“所V ”是梵文被動態在漢語中的體現［25］。顧氏為我們做了某些理論上的解釋，朱氏從方法上為我們開拓了新的思路。朱氏的這種梵漢對照的方法實質上是在進行兩種語言之間的比照研究，對研究者要求較高，也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疑問句的研究
　　中古疑問句在出現了不少新的疑問詞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句式。柳士鎮、梅祖麟、志村良治、太田辰夫等對中古疑問句均有論述。
　　柳士鎮認為這一時期的疑問句的特點是：（1 ）出現了新興的疑問代詞“那”。（2 ）選擇問句由新興的選擇連詞“為”字和“為”字結合而成的“為復”“為是”“為當”等構成。（3 ）由敘事句構成的反復問句，表示否定方面的否定副詞主要用“不（否）”“未”。由判斷句構成的反復問句，表否定方面的否定副詞主要用“非”“不（否）”。（4）產生了一些詢問量度的新詞語， 主要有詢問數量的“多少”“幾許”“幾多”，詢問時間的“何當”“早晚”，詢問距離的“遠近”等［13］。
　　梅祖麟《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1978）指出：現代選擇問句的幾種句式，如N[,1]VP[,1]為（N[,2]）VP[,2]（乎／也）、N[,1]為VP[,1]（也／耶）為VP[,2]（乎／耶）、N[,1]VP[,1]（N[,2]）VP[,2]等，差不多在五世紀均已出現。現代選擇問句具有的三個特征，如句末不用疑問語氣詞；用系詞作選擇問記號；選擇問記號可以成對出現。這些特征在南北朝時也都已出現。［26］換言之，現代選擇問句的句法在五世紀已經具型。
　　對于梅氏的文章中的某些觀點，李崇興（1990）提出過商榷意見。如李氏認為：（1）用“為是”的選擇問句，在三世紀就已出現。 由此推測“為”字進入選擇問句的時代當比“為是”更早些。（2 ）“為”字進入選擇問句，是它系詞用法的引申，而非來源于表假設的用法［27］。而何亞南（2001）更是認為：梅氏所指出的現代選擇問句的三個特征，在東漢佛經中都已出現，時代比梅氏所說的公元五世紀早了整整三個世紀［28］。
　　太田辰夫《中古（漢魏南北朝）漢語的特殊疑問形式》（1987）指出：中古漢語疑問句出現了新方法和特殊形式：（1 ）否定副詞“不”“未”等用作句末助詞構成疑問句；（2 ）選擇問句用“為……為”的形式；（3）特殊形式“以……為”；“用……為”；“……為”；“為……”；“何所……”；“何……”等。“何所＝何”，問人、問場所、問事物、“許＝何”等［22］。
　　志村良治也指出：中古疑問句特色之一，是在句末用“不”“否”“未”等否定詞表示疑問，中古疑問句已經具有近代和現代疑問句的雛形。特色之二，是“那”兼任遠稱指示詞和疑問詞［29］。
　　 存在句的研究
　　存在句雖然在目前存在的最早漢語文獻中就已出現，且廣泛使用了幾千年，但對它的研究卻始終顯得冷清。特別是對各個時期的存在句進行斷代研究，更是很少有人問津。儲澤祥等《漢語存在句的歷時性考察》（1997）曾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口語中的存在句，間或涉及到中古的情況，但不夠詳備［30］。目前對存在句進行較為細致深入的專題研究者，當數南京大學王建軍的博士論文《漢語存在句的歷時研究》（2000）［31］。論文成功之處約舉如下：（1 ）對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百余年間存在句的研究狀況及存在問題作了言簡意賅的回顧，從而將前人研究的局限處——“研究基點偏差”、“研究范圍偏狹”、“研究視野偏小”，作為自己研究的拓展空間。（2 ）抓住存在句的“時空背景”、“主題性特征”、“結構類型”三個核心問題，運用“三個平面理論”創立起新的類型系統。提出的“主題與主語二者處于不同平面（主語是句法概念，主題是語用概念）”；“存在句是從語義和語用角度歸并出來的一個句類，將其完全納入句法層面的句型研究是削足適履”等看法均頗有見地。（3）從語用功能出發，對敘述型存在句、 描寫型存在句、判斷型存在句歷史發展作了深入探討，其中“主謂謂語型存在句的歷史發展”“無中介動詞存在句的歷史發展”幾節都能發前人所未發，創獲較多，論文中還多處涉及存在句演變的分歧，比如：“存在句中介動詞泛化的第二階段是由一般動詞發展到強動作動詞。這實際上代表了漢語存在句的一次質的飛升，即由靜態句進化到動態句。這一事實也萌生于上古后期或中古前期。”“真正的強動作問句自唐代始見”等等。這些結論對于漢語史的分期均有重要參考價值。王氏的工作為相對寂寞的存在句研究增添了幾分亮色。
　　 動補結構的研究
　　學者們對中古時期動補結構的研究主要著眼于結果補語、“得”字結構、趨向補語三類。
　　一、結果補語
　　結果補語或稱使成式（王力），或稱動結式（蔣紹愚、蔣冀騁），或稱使成復合動詞（太田辰夫、志村良治）。對于結果補語的產生時代，學術界目前仍存在著分歧。潘允中、祝敏徹、管燮初、余健萍、周遲明等主殷或周代說；傅子東、何樂士、楊建國、程湘清、王英、向熹等主春秋戰國秦說；王力主漢代說；太田辰夫主唐代說；主張產生于中古的主要是志村良治、劉麗川、梅祖麟等人的魏晉六朝說。對中古結果補語的特點進行深入研究的主要有：王力（1958）、潘允中（1982）、向熹（1993）、劉麗川（1984）、柳士鎮（1995）、梅祖麟（1991）、程湘清（1994）、蔣紹愚（1999）及日本學者太田辰夫（1958）、志村良治（1984）等。他們的主要觀點分別為：
　　王力認為南北朝時使成式應用更普遍了，在使成式之間可以插入賓語［4］。
　　潘允中認為結果補語的演變規律是：使動法→動＋“而”＋補→動補。從漢魏六朝到唐代具體發展有四類：他動詞帶自動詞為補語，并有賓語；動詞（他動或自動）帶自動詞為補語，而沒有賓語；動詞帶形容詞為補語，并有賓語；動詞帶形容詞為補語，而沒有賓語［14］。
　　柳士鎮根據補語的構成成分分析為五種句式；不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形容詞；及物動詞＋形容詞；及物動詞＋及物動詞等［13］。
　　太田辰夫主要是以自動、他動兩用的動詞隨著時代下移而自動詞化的傾向為標準，找到了一個判定使成復合動詞的方法。即依據“殺”和“死”的用法，“死”是古今通用的自動詞，“殺”是古今通用的他動詞，在一個動詞后該用“殺”的地方用了“死”，則說明已形成使成式復合動詞［22］。
　　志村良治提出了構成使成復合動詞的前提條件及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前提條件是：（1）復音節動詞中前面的形態素A表動作的原因，后面的形態素B表動作的結果；（2）AB由于結合已經脫離了各自的原義，引起了詞義上的變化；（3）AB緊密結合表達一個新的意義。 三個階段是：（1）詞義的并列性的消失；（2）復合詞的單詞化；（3 ）第二音節的助詞動詞化。用公式表示為：分用→簡縮（等定性連用）→慣用化（定型化）→第二音節動詞的自動詞化→等定性消失→使成復合動詞化［29］。
　　劉麗川對太田氏的判定方法提出商榷意見：（1 ）“殺”如果處于不含“殺”義的動詞后，這兩個動詞往往各自保持獨立性，它們表示時間上先后發生的兩件事，形成連動結構；（2 ）太田氏所說的隋代以前一定用“殺”不用“死”，直到唐代才多用“死”，不符合這一時期的語言實際，從先秦到兩漢的文獻中不斷出現了“動＋死”的形式［32］。
　　梅祖麟總結了“V殺”和“V死”構成的四種句型：甲、 施事者＋V殺＋受事者；乙、受事者＋V死；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丁、受事者＋V殺。并指出：（1）真正的結果補語只有出現于六朝的丙型。 （2）結果補語的兩個來源；a.由甲型“他動＋他動”的并列結構變來。 b.由乙型“他動＋自動”再加上賓語變來。 梅氏還著重討論了促使甲型“他動＋他動”轉變成“他動＋自動”的動補結構的四要素：清濁別義的衰落；使動式的衰落；“隔開式”動補結構的產生；“動＋形”式復合詞的產生。認為甲型變成動補結構是在六朝。（3 ）對動補結構定義稍作修改；a.動補結構是由兩個成分組成的復合動詞。前一個成分是他動詞，后一成分是自動詞或形容詞；b.動補結構出現于主動句：施事者＋動補結構＋受事者；c.動補結構的意義是在上列句型中，施事者用他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使受事者得到自動詞或形容詞所表示的結果；d.唐代以后第二條限制可以取消［26］。
　　蔣紹愚的《漢語動結式產生的時代》，是一篇后出轉精的總結性論文。蔣氏認為：漢語動結式什么時候產生？學術界看法相當分歧。其原因，一方面是所依據的材料不完全相同，但更重要的是對“什么是動結式”、“怎樣判定動結式產生的時代”等問題有不同理解。文章指出：（1）判斷是否為動結式，要重視語義，但也不能僅憑語義。（2）許多動結式“V[,1]＋V[,2]”是由動詞并列式“V[,1]＋V[,2]”發展來的，只有當“V[,2]”自動詞化或虛化，或者自動詞不再用作使動， 和后面的賓語不能構成述賓關系，這才是動結式。（3 ）還有一部分動結式最初是以“V＋O＋C”的形式出現的，這也是動結式產生的重要途徑。（4）確定動結式產生的時代，首先要把動詞并列式“V[,1]＋V[,2]”和動結式“V＋C”區分開來，同時還和使動用法何時開始衰微，他動詞何時自動化，“V＋O＋C”形式、動詞詞綴“得”“卻”“取”、 動結式的否定形式等何時出現綜合起來考慮。根據上述標準，蔣氏對《史記》、《論衡》、《世說新語》、《玉臺新詠》、《賢愚經》、《百喻經》六部代表性著作作了詳細調查，結論是：《史記》中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動結式，《論衡》僅“化為”“變為”等少數幾個可看成動結式，《世說新語》中動結式已經形成，而動結式的否定式出現的較晚，大約在齊梁時才開始形成［33］。
　　二、“得”字結構
　　“得”原來是個動詞，它是什么時候由動詞虛化為助詞的？王力認為是在唐代［4］。潘允中、向熹則認為是在南北朝時期［14］［6］。至于“得”又是怎樣從動詞虛化為表示結果、可能的助詞的？日本志村良治經過深入研究后認為：（1）“得”與另一個動詞構成并列關系，是“得”從前置變為后置的條件。到了中古，再從前置助動詞變成后置助動詞。（這與潘允中的觀點相似，潘氏亦指出：“得”的可能義由“獲得”引申而來，并從主要動詞演變為動詞前的助動詞。這是“得”走向虛化的第一步。到了漢代“得”由動詞前轉移到動詞后，從而演化為補語，表示動作所得的結果，南北朝時期，動補結構中的“得”已走向虛化。（2）當主動詞表示類似“獲得”的動作（如取、捕、買等）時，“得”兼有“獲得”和“可能”義。后來以意義的類推作用為紐帶，逐漸轉向表示可能。等到與“能”“可”放在對稱位置上表示互文關系時，就表明“得”已完全具有“可能”的意義了［29］。楊平《“動詞＋得＋賓語”結構的產生和發展》（1989）也討論了“V得（O）”結構的來源，在“得”從“獲得”義轉為“可能”義的途徑上，與志村有所不同。楊氏認為：表完成的“V得”和表可能的“V得”來源相同，其中的“得”來源于表“獲得”義的動詞“得”。先秦時“得”開始用于取義動詞后，與前面的動詞構成連動結構，漢末起“得”用于非取義動詞后，“獲得”的實詞意虛化，與前面的動詞構成述補結構，表示動作實現、有結果。當“V得（O）”用于非已然的語境中時，它表示實現某種行為的可能性。文章還通過對七種中古文獻（譯經4種，中土文獻3種）的調查統計，證明漢代的“V得（O）”主要還是“得”用在取義動詞后面，用在非取義動詞后的很少，而魏晉南北朝時期這類例子增多了［34］。
　　三、趨向補語
　　潘允中、柳士鎮、楊克定、曹廣順、志村良治等人討論了中古時期的趨向補語。
　　潘允中認為：先秦前期典籍中還沒有出現趨向補語，在后期才開始出現“V＋單趨補”結構的初期形式； “動＋單趨補”和“動＋單趨補＋賓”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漢代，并由此派生出“動＋復趨補”、“動＋賓＋單趨補”；復趨補起源于西漢，漢以后陸續產生“出去、上去、過去、過來”等固定結構。動詞與趨補之間帶詞尾“將”的句型萌芽于南北朝及唐。漢代產生出典型“動＋賓＋單趨補”的句型，南北朝以后此類句型得到相當廣泛的發展［14］。
　　柳士鎮討論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幾種表趨向述補式結構：趨向動詞＋趨向動詞；不及物動詞＋趨向動詞；及物動詞＋趨向動詞＋賓詞；及物動詞＋賓語＋趨向動詞；及物動詞＋趨向動詞［13］。
　　楊克定通過研究《世說新語》及《搜神記》（1992），得出魏晉時期動詞“來”已經開始帶處所賓語，動詞“去”的“往”義已經產生，“來”作補語比“去”更加活躍，使用頻率更高，“來”字句和“去”字句日趨復雜精密［35］。
　　曹廣順《魏晉南北朝到宋代的“動＋將”結構》（1990）一文中認為：魏晉南北朝是“動＋將”結構出現的前期，基本格式是“動詞＋將＋趨向補語”，這些“動＋將”結構是一種連動式，“將”是動詞，含有較明顯的“攜帶、挾持”之義。“動＋將”之間的關系比較松散，常常可以在中間插入賓語、并列連詞，變成“動＋賓＋將＋補”“動＋而＋將＋補”格式。進入“動＋將”結構的動詞有兩個特點：一是及物的；二是有一部分動詞與動詞“將”詞義相似，或隱含有“攜帶、挾持”義。這種情況動搖了“將”字在連動式“動＋將”結構中作為一個并列動詞地位，從而為“將”字以后的變化提供了條件。并得出結論：魏晉南北朝是漢語補語在兩漢基礎上廣泛發展的時期，“動＋將”結構在這個背景下產生，并從連動式向動補式發展，“將”字開始了從動詞向助詞轉化的過程［36］。
　　從以上研究結果來看，中古的趨向補語實質上是動詞變化的一大體現，即志村氏所說的“動詞的補助動詞化”，也可以說是動詞的虛化。
　　 雙賓語結構的研究
　　早在60年代初，胡竹安（1960）提出：“動＋與＋間（＋直）”的形式遠在“動＋直＋與＋間”之前產生［37］。后來，貝羅貝（1986）從語義深層剖析雙賓語結構，提出了與胡氏相反的觀點：（1）“動[,1]＋動[,2]＋間＋直”式產生于西漢，魏晉南北朝更加普遍：“動[,1]＋直＋動[,2]＋間”式產生于東漢以后，大約在四——五世紀。“動[,1]＋直＋動[,2]＋間”式來源于“動[,1]＋動[,2]＋間＋直”。（2）其轉變過程為：當“動[,1]＋直＋動[,2]＋間”式發展到能輕易地接受“動b類（如取、把、持）”“動c類（如作）”動詞時，動[,1]（動c類）＋直＋動[,2]＋間→動[,1]（動c類）＋動[,2]＋間＋直。（3）把“動＋直＋于（於）＋間”、“以＋直＋動＋間”、“動＋間＋以＋直”歸入雙賓語結構［38］。
　　蕭紅（1995）肯定了貝羅貝的一些觀點，如贊同貝文采用“泛雙賓語”的思路對“動＋直＋于（於）＋間”等的處理，同時也對貝文中的疏漏之處提出了商榷意見，即不同意貝文對“動[,1]＋直＋動[,2]＋間”產生的時代和來源的界說。認為此式在《史記》和《論衡》中可找到不少例證，最遲西漢已經產生；此式的產生可能是受當時復雜謂語（并列謂語、連動式、動補式）發展日益成熟的大環境的直接影響，而并非來源于“動[,1]＋動[,2]＋間＋直”式［39］。
　　蕭氏把雙賓語結構置于當時的大環境中去探討，即注意到縱向溯源，又注意到橫向比較，得出的結論較合乎語言實際。
　　 處置式的研究
　　處置式是王力（1944）提出的一個術語，它的產生與發展是漢語趨向完善的標志之一。因而學術界多有關注。不過，以往研究較多集中在上古或近代兩個時期，這與處置式的產生年代有關。人們一般認為：要么上古就存在處置式，要么唐代處置式才開始出現。這樣一來，中古時期處置式的發展演變的研究就相對冷落。不過問津中古處置式的，也偶有人在。
　　祝敏徹（1957）認為：“將”最初是一個動詞，南北朝以后，經常用于連動句中。后來表處置式的“將”就是由“動詞‘將’＋名詞＋及物動詞”式中的“將”虛化而來的，這種連動句中的及物動詞承担了主要功能，使得“將”成為一種無關緊要的輔助［40］。
　　董琨（1985）在分析了南北朝佛經譯文中反映出來的一些表處置的“將”字句后認為：至少在公元三世紀間，漢語已經出現處置式［41］。
　　梅祖麟（1990）在論及唐宋處置式的來源時，也涉及了中古時期處置式。他認為：處置式的主要形成方式是在受事主語句前頭加“把”字或“將”字，而這種形式在五——六世紀開始出現。這一時期，“將”字也用在以前的“以”字句里，產生同樣結構的處置（給）、處置（作）、處置（到）。（1）處置（給）結構，從先秦到隋代， 只有兩種演變；一是“將、把、持”替代了“以”字，一是“給”義的單音動詞復詞化而變成“V與”。（2）處置（作）結構，從先秦到南北朝一直有［以AVB］的句式，意思是“把A看作B”、“把A當作B”，到了隋代， “將”開始替代“以”。（3）處置（到）結構，興起于漢代， 到了南北朝才開始流行，到了隋代，“以”“將”通用。梅氏還從歷時角度分析了處置式產生的方法：繼先秦兩漢的處置（給）、處置（作）、處置（到）結構基本形式；受事主語句前加“把”或“將”；用“把”或“將”把［主－動－賓］的賓詞提前［26］。
　　曹廣順、遇笑容認為，要深入了解中古漢語處置式發展使用的情況，必須更廣泛地調查這一時期比較接近口語的材料。由于中古時期符合這一要求的本土文獻較少，研究的結論難免偏頗，所以有必要將研究目光擴展到卷帙頗豐的漢譯佛經。他們的《中古譯經中的處置式》（2000）就是以自東漢至隋的14部漢譯佛典為主要材料，同時參考4 部中土文獻，對中古處置式作了更為深入的考察。他們的結論是：（1 ）隋以前，譯經中處置式以“取”字式為主，“將”字式少見，“把”字式尚未出現。（2 ）“取”字式有廣義處置式（來源上古漢語中“以”字構成的處置式）和狹義處置式兩種。（3）狹義處置式有“取＋O＋V ＋之”“取＋O＋之”“取＋O＋V”三種格式， 后兩種是由第一種省略賓詞而來的，這種省略是在漢代廣泛使用的動詞連用格式的影響下發生的。而“取＋O＋V”的出現，可能與譯經者母語（梵文、巴利文等，在這些語言中，賓語的位置在動詞前面）有關。（4）廣義、 狹義兩種處置式的“取”都是通過語法化過程，從動詞變來［42］。
　　總的說來，中古時期處置式的研究仍相對單薄，要想弄清楚處置式的流變，只有把各個時期的斷代研究做好，才能較完整地勾勒出處置式發展演變的“史”的全貌。
　　 中古漢語詞法研究
　　中古的詞法研究主要包括：代詞、數詞、量詞、副詞、介詞、連助、助詞等的研究。
　　 代詞的研究
　　一、人稱代詞的研究
　　中古時期人稱代詞已有了獨自的體系，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學者們用力甚勤。研究重點在于第二人稱“你”和第三人稱“他”“伊”“渠”等的產生上。
　　（一）第二人稱代詞“你”
　　呂叔湘、王力、李方桂、向熹、潘允中、柳士鎮、馮春田、梅祖麟、日本太田辰夫、志村良治等都認為“你”就是古代的“ěｒ＠①”，后來草書里把“ěｒ＠①”寫作“爾”，又在左邊加上了“亻”旁。李方桂還對“你”來自“爾”作了語音上的探討，他認為從前的三等字有個－j－，在輕讀時－j－丟掉了。所以在讀“爾”字時，沒有了－j －就變成了“你”。
　　然而，日本平山久雄（1995）提出了與以上各家不同的觀點，以為“你”來自“汝”。他根據自己提出的魏晉以至中古時期魚韻的音值為也弱化成舌尖聲母n－（泥母），以便節省舌面緊貼硬腭的力氣，這樣就形成了第二身代詞ni的語音形式。不過，平山氏不能確定“你”字原來（指旨、止合流以前）的韻母是－i還是iI，認為目前還不能拿“你”字在止韻一事作為“你”來自“汝”的一證［43］。
　　平山久雄的觀點比較獨到，很能讓我們對一般公認的觀點多一些思考。
　　（二）第三人稱代詞“伊”、“渠”、“他”
　　上古沒有用法完備的第三人稱代詞。到了南北朝，為了適應要求，又產生了新的第三人稱代詞——伊、渠、他。學者們對“伊、渠”討論得少，主要是對“他”進行討論。
　　王力、向熹、柳士鎮、郭錫良、太田辰夫等以為中古第三人稱“伊”是由上古指示代詞“伊”演變來的。“渠”的來源有三說：（1 ）王力、向熹、柳士鎮、郭錫良、太田辰夫等認為“渠”源于“其”； （2）呂叔湘以為“渠”“其”同源；（3 ）梅祖麟認為“渠”可能與“吾”“汝”一樣，有藏文、緬文的同源詞。
　　梅氏對呂氏的“渠”“其”同源說提出質疑并申述了己見：第一、其，之部；渠，魚部，之部怎么會變成魚部，一直沒有明確的解釋。第二、“吾[,五乎切]”“汝[,人諸切]”“渠[,強魚切]”這三個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人稱的代詞的語詞都是魚部，整整齊齊，像是同一時期產生的產品。這三個字都可能有藏文、緬文的同源詞。……至于“渠”是否有非漢語的同源詞，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看法，這里只是說有這種可能。第三、“渠”是個南方方言詞，可能上古以前就有“渠”字，后來在北方方言里失落，保存在南方方言里，一直到魏晉時代才在文字記錄中出現。第四、“其”字最早跟藏文gji同源［26］。
　　梅氏的研究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即進行漢藏語言比較，這也是以后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對于第三人稱代詞“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 ）“他”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究竟起于何時？（2 ）“他”是怎樣由旁稱代詞轉變為第三人稱代詞的？
　　“他”的產生時代有兩種觀點：（1）唐代說。以王力、郭錫良、梅祖麟、蔣紹愚、郭紅、俞理明、太田辰夫、羅杰瑞等為主。（2 ）先唐說。呂叔湘認為是六朝開始的；高名凱以為是漢以后的事；楊樹達說始于晉宋間；潘允中以《左傳·昭公五年》中“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作為第三人稱代詞最早的可信例子。
　　關于“他”是怎樣由旁稱代詞轉變為第三人稱代詞的，以上學者都有所論述。
　　向熹認為：“他”上古是旁指代詞作“別的”講，六朝時常常用作旁稱代詞，指“別人”講；“他”字前面有先行詞，而且所指的對象是有定而且非常明顯，已經成為第三人稱代詞［6］。
　　太田辰夫認為：“他”原來作“它”，從“別的物”“別的事”轉變為“別的人”，然后又成為“某人”之意，成為第三人稱代名詞。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確鑿例子始見于唐代［44］。
　　羅杰瑞認為：“他”原指其他，在古漢語中“他”可修飾人以外的所有名詞，“他”單用時指非生物的名詞，到了南北朝，“他”才用來指他人，在唐以前還沒有看到“他”用作第三人稱的毫無歧義資料。最早無歧義的例子，見于初唐（公元七世紀），到了八世紀就用得多了［45］。
　　梅祖麟對呂著《近代漢語指代詞》中的個別問題提出了質疑，并且贊同郭錫良的說法：北齊《百喻經》中“他”用例，都不是第三身代詞，“他”字用作第三身代詞大概是《晉書·張元錫傳》中的例子［26］。
　　柳士鎮認為：“他”本是指示代詞，中古時期處于轉用為第三人稱代詞的變化過程中。其轉用的首要前提是由指代事物表示“別的”、“別的東西”轉為指代人表示“別人”、“他人”；而在隨后的演變中又有以下兩個重要的轉化關鍵：（1）“他”字指代“別人、 他人”不再是包舉所有的其他人或泛指任何其他人，而是專指某個或幾個“其他的人”。（2）“他”字所代替的人由無定轉為有定。具體說來， “他”字或者代替前面已經提到的某一個確定的人，或者代替在場的對話之外的第三人［13］。
　　俞理明《從漢魏六朝佛經看代詞“他”的變化》（1988）分析了佛經文獻材料后指出：稱人的“他”見于東漢，但東晉以前“他”仍多作指示代詞，意思是“別的”，東晉以后才以稱人為常。稱人“他”是無定的，在使用中，無定的“他”由泛指發展為專指，這是“他”字轉變成第三身代詞的關鍵。南北朝時“他”主要還是一般地指“別人”，定指的“他”既不是專指第三人稱，又是少數，當時指第三人稱的代詞主要還只是用“其”、“之”以及“彼”，在有些話中，這些代詞和定指的“他”雖然都指第三人稱，但又各有所指，不能互換。由于漢語當時還缺乏一個完備的第三人稱代詞，用“他”定指第三人稱的用法獲得了有利的發展條件。唐代以后，“他”才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第三人稱代詞［46］。
　　郭錫良系統地討論了“他”字演變過程，認為：“他”本作“它”，現存先秦古籍中有三種寫法：它、他、佗，是一個無定代詞，即指示不確定的事物或人，大多用作定語也可以用作賓語。從西漢到東漢前期“他”字的用法沒有變法，到東漢后期才開始發生變化，“他”作“別人”講剛剛萌芽。南北朝時期，“他”字雖然仍保存先秦的意義用法，但用作“別的”向“別人”轉化，而且用作賓語也增多了。如果前面已說到某人，“他”就很容易被誤認為指代這“某人”的人稱代詞。這說明“他”字已經向第三人稱代詞方向大大增進了一步。到了盛唐，“他”字才真正發展成為第三人稱代詞［3］。
　　除此之外，李功成（1997）認為干寶《搜神記》中“飲他酒脯”的“他”正隱含著無定代詞“他”發展為他稱代詞的“他”的軌跡。
　　以上討論可以用郭錫良的說法作為總結：現代漢語普遍話中的第三人稱代詞“他”是由先秦的無定代詞“他”演變而成。先秦時代，“他”的意義是“別的”，漢末到南北朝，“他”由“別的”演化出“別人”的意思，成為向第三人稱代詞轉變的重要階段。初唐，“他”開始具有第三人稱代詞的語法功能，盛唐以后才正式確立起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地位［3］。
　　二、疑問代詞的研究
　　中古疑問代詞的研究者主要有：向熹、柳士鎮、朱慶之、石鋟、俞理明等。
　　向熹認為：中古漢語疑問代詞有了很大發展，上古流傳下來的“何”、“誰”等繼續使用，六朝以后又先后產生了“多少”、“幾多”、“那”、“若”、“所”等新的疑問代詞以及有關的復合疑問代詞［6］。
　　柳士鎮比較詳細地討論了疑問代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演變。從規范化角度看，先秦時期形式復雜多樣，用法有同有異的眾多疑問代詞經過淘汰后，在口語色彩較濃的典籍中主要留下“誰”、“何”兩個；從新興發展的角度看，一是利用“誰”“何”構成的某些新語法形式，或者原有的由它們構成的語法形式可以表達新的意義（如：阿誰、何等、何物等）。二是產生了一些疑問代詞的新形式：“那”、“底”、“所”、“若”、“若為”等。柳氏還討論了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疑問代詞：“等”、“緣”；與詢問有關的詞語：“多少”、“早晚”、“遠近”等［13］。
　　朱慶之《魏晉南北朝佛典中的特殊疑問詞》（1991）運用類比、粘合以及詞義沾染等西方語言學理論討論了魏晉南北朝漢譯佛典中的幾個特殊疑問詞“所”“為”“如”，指出這些詞都有疑問功能的原因是：（1）“為”由于常處于“何……為”、“何以……為”的結構之中，漸漸受到“何”詞義的沾染，從而吸收了“何”的疑問詞義。（2 ）“所”由于常處于“何所”這種習慣組合之中，受到“何”的詞義沾染的結果。（3 ）“如”是動詞“如”在固定組合“何如／如何”里受到“何”詞義沾染的結果［47］。
　　石鋟《論疑問詞“何”的功能滲透》（1997）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所”“緣”“等”“如”“若”“那”“為”幾個詞為何都有表疑問功能的原因，認為：這些詞表疑問的用法都來源于疑問詞“何”，也就是說疑問詞“何”通過粘連式滲透、復合式滲透、間接式滲透等途徑把表疑問的用法轉移到那幾個本不表示疑問的詞語上。石氏所說的“滲透”途徑其實質上與朱氏所用的理論一樣，都是西方的詞義沾染理論，只不過說法不同而已［48］。
　　朱、石二氏把西方語言學理論與漢語語法史研究結合起來，較好地解釋了漢語史上的某些現象。這種研究方法無疑是值得提倡的，只不過運用時要找好結合點，以免生搬硬套。
　　 數詞的研究
　　王力、潘允中、向熹、柳士鎮、太田辰夫等人的著作中都設有專門章節對數詞進行討論。中古時期的稱數法雖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現象。向熹著重談了約數和不定數的表示法的發展。柳士鎮談到表示序數的前綴“第”字完成虛化的過程，概數、問數、基數在表達上出現的一些新形式。潘允中認為虛數后面直接接上名詞，如“第一人”、“第二名”之類的用法起源于漢魏六朝。
　　除此之外， 駱曉平《“大數冠小數”約數表示方法源流略考》（1996）系統地討論了“大數冠小數”表約數的方法， 列舉了“大數冠小數”表約數法的十幾種格式以及AB（A代表大數，B代表小數。如：五三）、AXBX（如三年二年）、AABB（如：三三兩兩）、XAXB（如：五申三令）四種組合方式，認為“大數冠小數”的約數表示法歸根結底只不過是更為發達的“小數冠小數”約數表示法的一種陪襯。雖然這種約數表示法，從先秦一直到近代文獻中均不乏用例，但六朝時期是“大數冠小數”表約數較為多見的一個時期［49］。
　　近來南京大學張延成的博士論文《中古漢語稱數法研究》（2001）則集中對中古漢語“數詞的句法功能”、“復合數詞的構造”、“序數、分數與倍數”等問題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是近年來較為系統的中古數詞研究著作［50］。
　　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一些學者對專書中稱數法進行了個案研究：莊正容《〈世說新語〉中的稱數法》（1980）［51］；丁根生《對〈《世新說語》中的稱數法〉一文的兩點補充》（1980）［52］；楊露《談〈世說新語〉中的數量詞》（1986）等文考察了《世說新語》中的稱數情況［53］。馬振亞《〈列子〉中關于稱數法的運用——兼論《列子》的成年書代》（1995）對《列子》中的稱數情況進行了討論［54］。
　　 量詞的研究
　　量詞的迅速發展是中古最典型的語法現象之一，對中古量詞研究貢獻最大者當推劉世儒。劉氏在50－60年代詳細地討論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量詞用法，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論魏晉南北朝量詞》（1959）［55］、《漢語動量詞的起源》（1959）［56］、《魏晉南北朝稱量詞研究》（1962）［57］、《魏晉南北朝動量詞研究》（1962）［58］，最后結集為專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1965）［59］，劉氏的貢獻不僅在于系統地描述了這一時期量詞的總貌，為后來學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也以大量事實更正了王力《漢語史稿》中關于動量詞唐代以后才出現的錯誤。潘允中、向熹、柳士鎮等專著中也都有研究量詞章節。指出此期量詞的主要特點是：（1）產生了大批名量詞。（2）名量詞與數詞結合。六朝以后，數量詞直接在名詞前面的用法更為普遍。（3 ）名量詞有了詞綴化的趨向。（4）量詞本身可以重疊。（5）動量詞起源于漢代，大量出現仍在魏晉以后。
　　張延成的博士論文中，對中古量詞的狀況也有涉及，論文中關于中古時期“數量名”戰勝“名數量”格式；“動數量”格式的萌生與迅速發展；系數詞“一”的省略（能將這一現象置于其它語系及漢藏語系的親屬語言及現代漢語方言的大背景加以考察）等問題，均有獨到的見解［50］。此外，呂叔湘《個字的應用范圍，附論單位詞前一字的脫落》（1985）［60］；洪誠《略論量詞“個”的語源及其在唐以前的發展情況》［61］；張萬起《量詞“枚”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1998）［62］等論文都對具體的單個量詞進行了歷史考察，探討其產生、發展、萎縮過程及其原因。
　　貝羅貝《上古中古漢語量詞的歷史發展》（1998）是近年來研究漢語量詞的一篇重要論文。該文所言“量詞”一律指物量詞。并且將量詞與單位詞分別開來。大部分中國學者則將單位詞也稱為量詞，故把量詞分為度量衡量詞、集體量詞、容量量詞、部分或個體量詞。而貝羅貝認為只有最后一類才真正屬于量詞，其余則為單位詞。文中對六朝時期的量詞特點作了如下描寫：（1）六朝時代（220－586）， 量詞越來越多，但不是在所有文獻中都同樣普遍。（2 ）在此時變為普遍的量詞“枚”，可以用于不同名詞，就像現代漢語的“個”一樣。（3 ）此時的新興量詞有“株”“條”“根”“本”“枝”“梃”“凡”“件”“道”“番”等等。（4）當量詞開始普及的時候， 它們主要仍然處在名詞后面的位置上。（5）此階段量詞處于名詞前的例子很罕見， 要到公元七世紀以后才普及起來。［63］
　　貝氏通過對名量詞系統內部變化的描述，及對量詞產生過程的解釋，最后的結論是：量詞系統是屬于漢語本身的。游汝杰（1982）的量詞流傳的（即變化產生之后的普遍化問題）外來影響假設（臺語對漢語的影響）值得商榷。就算今天與臺語有較多接觸的中國南方方言里有較多的量詞，而與沒有量詞的阿爾泰語系有較多接觸的北方方言的量詞較少，也并不足以證明外來影響。
　　 副詞的研究
　　副詞在中古時期有著明顯的復音化趨勢，因而關于“自”“復”是否為副詞詞尾（或稱“后綴”）的討論，也成了這一時期副詞研究的熱點。（1）劉瑞明《〈世說新語〉中的詞尾“自”和“復”》（1989 ）首先提出“自”“復”為副詞詞尾［64］，以劉瑞明《關于“自”的再討論》（1994）［65］，蔣宗許《也談詞尾“復”》（1990）［66］、《再說詞尾“自”和“復”》（1994）［67］、《詞尾“自”再說》（1993）［68］，高云海《“自”和“復”非詞尾說質疑》（1998 ）［69］等為代表。（2）認為“自”“復”非詞尾者，主要以姚振武《關于中古漢語的“自”和“復”》（1993）為代表。［70］
　　中古副詞研究的另一熱點是對指代性副詞“見”字可以指代第二身、第三身的討論。而姚振武《古漢語“見V”結構再研究》（1988 ）重新研究了“見V”結構，認為“見”不具指代作用， 而是一個表示顯義的動詞，“見V”語法功能相當于單個動詞的動賓結構。對于這一問題，目前仍在討論之中［23］。
　　除此之外，黃珊《古漢語副詞的來源》（1996）探討了副詞的來源：（1 ）實詞虛化是單音副詞的主要來源：①由實詞本義直接引申虛化為副詞；②由實詞間接引申虛化為副詞；③由實詞假借而來。（2 ）從結構上看復合副詞的構成主要由聯合式、后置式、重疊式形成。［71］此文雖然不是專論中古漢語副詞，但對于中古漢語副詞的來源亦有參考價值。劉凱鳴《〈世說新語〉里“都”字的用法》（1982）［72］、韓惠言《試論〈世說新語〉中與否定詞連用的單音副詞》（1990）［73］、侯蘭笙《〈世說新語〉中表肯定副詞的連用式》（1983）［74］等還討論了《世說新語》等專書中的副詞使用情況。
　　 介詞、連詞的研究
　　馬貝加《介詞“同”的產生》（1993）運用詞義滲透理論，解釋了介詞“同”的形成：介詞“共”萌生于南北朝時期（6世紀）； “共”發展成介詞后，“同”受其影響也向介詞轉化。［75］于江（1996）也認為動詞“共”在魏晉南北朝虛化，開始產生介詞用法［76］。
　　連詞的研究主要是討論“所以”產生的時代。王力認為到了唐代“所以”完全變為連詞［4］；張萬起《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1984）認為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產生［77］。潘榮生《連詞“所以”產生于晉代》（1982）推至晉代［78］。陳秀蘭《也談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1998）再上溯到東漢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第四和三國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下［79］。這是目前見到的較早上限。
　　 助詞的研究
　　這一時期，助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著”“了”“看”上。
　　一、“著”“了”
　　王力《漢語史稿》中說：動詞形尾“著”和“了”的產生，是近代漢語語法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它們在未成為形尾以前，經歷過一些什么發展過程，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王力認為：“著”的虛化在東漢末已有跡象，南北朝以后開始虛化，到唐代，帶“著”的動詞后開始可以有賓詞，宋代時，真正的表示行為在進行中的形尾“著”已經存在，元代時普遍使用。表示完成貌的“了”是由動詞“終了”“了結”義發展而來，唐代才開始虛化，南唐時真正的形尾已經出現，宋代逐漸多起來［4］。
　　呂叔湘對“著”的虛化有過精辟的概括：以著字輔助動詞，初以表動作之有所著繼以表動作之持續［60］。
　　董琨（1985）則根據佛典語言材料對“著”“了”進行細致地研究，認為“著”和“了”字都是在魏晉南北朝已基本完成了虛化過程；對“了”的看法與潘允中相近，潘氏也認為：南北朝時期作為表示完成了的形尾“了”逐漸明顯［41］。
　　梅祖麟《漢語方言里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1988）則對現代方言（官話、閩、吳、湘等）中存在的表示各種體貌標記的“著”進行歷時溯源［26］。《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1981）用“詞匯興替”來解釋“動＋賓＋了”的來源：從南北朝到唐代，“動＋賓＋完”這個結構沒變，而其中的詞匯發生變化；“了”在這個結構中替代了其他詞匯，變成最常用的完成動詞；“竟、訖、已、畢”唐代還在用，但已漸被“了”字淘汰，這樣就形成了“動＋賓＋了”的結構［26］。這樣把共時與歷時、現代與古代緊密結合，為進行“史”的貫通作了很好的嘗試。
　　柳士鎮認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著”除去單獨用作謂語動詞之外，還有三種用法：用于動詞及其賓語之后，表處置意義；部分虛化用于謂詞動詞之后充任補語。在表示處置意義的詞時，兼表依附狀態；進一步虛化附于謂語動詞之后，表示動作的持續狀態。“著”字開始虛化是一步重要的發展，因為它的第三類用法，以至于最終發展為成熟的時態助詞，正是從這里開始。第三類“著”字在詞義上進行虛化，表示動作的持續狀態，很容易發展為表示動作進行的現在時態。不過它還只是處于萌芽階段。發展到唐代才逐漸增多［13］。
　　此外，趙金銘《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1979 ）［80］，潘維桂、 楊天戈《魏晉南北朝“了”字的用法——“了”字綜合研究之一》（1988）［81］、志村良治等也對“著”“了”做過研究。
　　二、“看”
　　關于語助詞“看”的形成，勞寧《語助詞“看”的形成》（1962）認為：早在北宋時“看”就是個道地的語助詞了［82］。心叔《關于語助詞“看”的形成》（1962）則認為：形成的時代還可以更提早些［83］。蔡鏡浩《重談語助詞“看”的起源》（1990）指出：語助詞“看”并不是到唐代才逐漸出現的，早在南北朝時期就開始產生于口語之中。它應該是由表“測試”義的動詞“看”虛化而來［84］。吳福祥《嘗試態助詞“看”的歷史發展》（1995）以范圍更廣的歷史文獻為依據，對“看”作了進一步的歷史考察，也得出嘗試助詞“看”產生于魏晉南北朝的結論［85］。
　　對于中古語法的研究，我們擇其要者，作了如上介紹和評價。因囿于篇幅，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另因資料的不足，眼光的局限，疏漏、不當也在所難免。除此而外，還有兩部博士論文和一部虛詞專書也值得一提：何亞南的博士論文《〈三國志〉和裴〈注〉句法專題研究》，以《三國志》及裴注為出發點，從幾種主要句型入手，上下貫通，溯流探源，然后再詳細論述了《三國志》和裴《注》在這一過程中所處的地位及語法演變中所起的作用。在方法論上，突出了語法形式與深層語義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開了中古漢語語法研究新路。李禾范（韓國）的博士論文《魏晉南北朝小說句類研究》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志人、志怪小說中的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這四種類型的句子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借鑒了源于西方而目前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普遍運用的語法、語義和語用“三個平面”的理論，歸納出魏晉南北朝句類發展的若干規律。此論文為漢語語法史研究提供了一項可信的斷代的句類研究成果［86］。董志翹、蔡鏡浩合著《中古語法虛詞例釋》（1994）一書是目前不多見的專門研究中古虛詞的著作，其特點：注意詞義和用法的考釋：發現新的虛詞；發現新義和新用法；探求虛詞之間的內在聯系；辨識正誤。突出語法性的描述，明確虛詞的詞性；著重語法特征的描寫。追溯歷史來源：追溯新詞、新義、新用法較早使用時間；追溯新詞、新義、新用法的來歷及演變途徑。口語材料運用了當時翻譯的佛經、筆記小說、醫農科技著作、民歌、史書等，取材十分廣泛［87］。
　　綜觀中古漢語語法研究，雖然沒有上古、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研究得深入，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涉及到了漢語語法的很多領域。既有共時的描寫，又有歷時的溯源；既有專書的挖掘，又有單個語法現象的剖析。而最引人注目則是：（1）研究材料的范圍得到擴展， 在充分利用中土文獻的同時，也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古漢語的富礦——漢譯佛典。（2）研究方法有所更新，借鑒了西方語言學理論， 在不同語言語法、親屬語言語法的比較研究，句式變換的研究、統計法運用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3）重視了語法的系統性， 把所研究的語法現象納入特定的系統中來觀察思考，力求從系統的調節作用和整合功能的角度來解釋語法現象的發展與演變。
　　不過，由于中古漢語語法研究起步緩慢，因而還存在著一些不足：（1）句法研究的面雖已鋪開，但還不全面。疑問句、雙賓語句、 存在句等雖也有涉及，但都不太深入，都不能較詳備地反映中古時期各種的發展面貌。感嘆句、祈使句、陳述句則涉及更少。（2 ）詞法研究中的虛詞研究尤待進一步加強，漢譯佛典等新材料中的虛詞研究得很少。研究虛詞的專書也太少。（3）研究方法與研究手段尚需進一步更新。 目前主要還是采用傳統的分析方法，有些虛詞的研究還停留在訓詁階段。運用計算機作隨機統計研究的論文更是鳳毛麟角。提倡借鑒西方語言學理論來分析漢語語法現象，但要找到合適的契入點，不能生搬硬套。（4）研究隊伍尚需進一步壯大。
　　總之，今后要繼續發揚優點，改進不足，以期更準確、全面、真實地揭示出中古漢語語法的面貌，為構建科學的漢語史奠定堅實的材料和理論基礎。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148～162H1語言文字學董志翹/王東20022002中古漢語語法研究，起始于20世紀初，發展至今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80年代以來，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幾乎涉及了句法與詞法的各個方面。研究材料日益豐富，學者們已不再局限于傳世中土文獻，而是將視線轉向出土文獻、漢譯佛典、甚至同一語系的親屬語言。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在傳統語言學注重實證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借鑒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本文對這一時期的研究論著及動態擇要作一概述，目的是對中古漢語語法研究作簡要的回顧，總結成績，發現不足，擬為新時期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借鑒和參考。中古漢語/語法/概述　　the Middle Chinese/grammar/summarize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OOBYY017）Summarized on the studi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grammar　　Dong Zhiqiao Wang DongThe study of the Middle Chinese grammar began at the thebeginning of 20century. And the study had plentiful andsubstantial fruit so far. Especially, the study has madegreat progress since the 1980's, the study fields had beenextended, the scholars involved all the aspects of thesyntax and the morphology in the Middle Chinese grammar, andcome forth some theories and had many cases reserch. Thestudy materials become enrichment increasingly. The scholarsdon't localiz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which handed downfor ancient times, they turned to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sand the Buddhism sutra, and the family languages in the samephylum. The study methods renovate increasingly, the scholarsuse for reference the western modern linguistics theories tostudy the Middle Chinese grammar on the base of thetraditional linguistics "Demonstration". The aim of the paperis to review the study in the 20century. And provide theneeded referecnce for the new study in the periode.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7　　王東，四川大學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董志翹（1950－），男，浙江嘉興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東（1974－），男，河南羅山縣人。四川大學中文系2000級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生。 作者：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148～162H1語言文字學董志翹/王東20022002中古漢語語法研究，起始于20世紀初，發展至今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80年代以來，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幾乎涉及了句法與詞法的各個方面。研究材料日益豐富，學者們已不再局限于傳世中土文獻，而是將視線轉向出土文獻、漢譯佛典、甚至同一語系的親屬語言。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在傳統語言學注重實證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借鑒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本文對這一時期的研究論著及動態擇要作一概述，目的是對中古漢語語法研究作簡要的回顧，總結成績，發現不足，擬為新時期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借鑒和參考。中古漢語/語法/概述　　the Middle Chinese/grammar/summarize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OOBYY017）

網載 2013-09-10 21: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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