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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羽戈

來源|天涯博客

“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是一句奇異的口號。有些作家以此為盾牌，企圖抵制政治于書房和電腦之外，捍衛文學的純潔與神圣。然而，畢生熱衷于政治的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對此言另有一番詮釋。

1973年維也納演講，格拉斯對臺下的奧地利社會主義黨成員說：在你們面前，代表作家發言毫無意義，還不如作為公民發言，“只有當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時候，公民們才開始把他看作作家”——格拉斯雖不以格言體寫作，其文本之中卻遍布敏銳、睿智的格言，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句。

格拉斯的意思十分明確。他參與政治，不是以作家的名義，而以公民的名義，質言之，其政治行動與文學（無論是作品，還是成就）無關。盡管他的小說，從未與政治脫節，作為詩人的他，一度被稱為“政治詩人”，然而他還是一再強調，自己作為公民而參與政治。這背后，至少有兩重意思，除了打碎政治冷漠，喚醒公民意識，格拉斯還力圖說明，文學與政治具有本質差異，倘若混為一談，不啻是一場災難。

差異何在？連孩子們都關心這一問題。格拉斯解釋道：政治遵循權力法則，文學遵循美學規律；政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想獲得自己知道的東西，文學想知道自己還不知道的東西；政治產生于妥協，我們由于妥協而生存，妥協則毀壞文學；政治需要議會的監督，文學首先要對自己負責……“最后，我的孩子們想知道，我當作家已可以掙足夠的錢，為什么還要花那么多時間去關注政治。我的回答帶有市民的自私自利：這樣我才允許繼續寫我不得不寫的東西。”

由此可見，格拉斯絕非主張文學應當隔絕于政治而生長在密室之中，“文學與政治從來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體：我寫作的國家沉重地承担著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讀者，跟我這位作者一樣，都帶有政治的烙印；尋找脫離政治的田園生活將不會有多大的意義，因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變得陰森可怕”。這一點，使他區別于那些漠視、回避、抵制政治的作家。然而他介入政治的方式，卻不同于奧威爾、聶魯達、馬爾克斯等同行。他反對以作家的身份參與政治，不僅因為，這樣的參與可能會賦予作家以特權，與公民的本位漸行漸遠，更是因為，這有可能導致文學與政治的混淆，而陷入先賢所批判的“文學政治”的泥沼：政治死于文學的抒情，文學死于政治的殘酷。

就文學與政治、作家與公民的關系而言，格拉斯大抵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把小說寫作稱為“撒謊”，其政治寫作的要義，則是真實與真相。晚年寫作回憶錄《剝洋蔥》，他坦言自己在17歲那年參加了納粹黨衛軍，雖然不曾作惡，這卻是一段幽暗的歷史。他已經沉默六十載，本可繼續沉默，把記憶帶進虛無的墳墓，最終還是選擇向世界告白，不懼名譽受損，人格受辱。《法蘭克福匯報》說道：“您本來不必寫的，沒人能強迫您寫。”格拉斯答：“我這么做，是我自個兒的強迫。”“我沉默這么多年是寫這本書的理由。”誠然，他的坦白與懺悔晚了點，卻遠勝于緘默。他一生致力于打破禁忌，最終，他向自己負罪的良心和舌頭下手。

數十年來，格拉斯都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忠實支持者，從政治光譜上講，他屬于左派，卻堪稱溫和。他抨擊極端右翼的同時，不忘批評左翼激進分子。他注重妥協，贊同改良，主張“蝸牛般的和平”。作家談政治，大都不免歸于激情、高蹈、理想化，他卻斷言“我們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義”（1969年8月）。不妨說，他的文學創作有多么魔幻，他的政治言行就有多么理性。

就我所見，作家當中，格拉斯絕對是公民的楷模。也許，他是這世上將作家與公民這兩種身份結合最好的一個。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