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撰文：羅伯特·達恩頓

翻譯：楊孝敏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喬治·華盛頓帶著一副假牙，幾十年忍受牙痛的折磨，今天的人們或許驚訝不已，然而，在十八世紀這種“怪異”的現象并不少見。啟蒙運動部分源自巴黎的沙龍、咖啡館、戲院；巴黎的街頭巷尾，人們的閑談碎語、歌曲和詩歌與法國大革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堅定的革命者布里索或許是警方的一個密探；伏爾泰、孔多塞、盧梭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還有另一副不為人知的面孔⋯⋯瑣細事件，斷續殘片，揭開了諸多鮮為人知的秘密，重塑了光怪陸離的、或許是“更為真實”的十八世紀。本文摘自《華盛頓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紀指南》（商務印書館，2014年12月出版）。

我們生活在一個膨脹的時代：膨脹的貨幣、膨脹的等級、膨脹的推薦信、膨脹的名望和膨脹的思想。廣泛的吹噓影響了我們對近代政治文化初始之運動——18世紀啟蒙運動的理解，因為它也已經被夸大到創始它的人們都將無法辨別的地步。啟蒙運動起源于巴黎的一些沙龍中的流傳的一點點妙語，逐漸變成一個抨擊無恥之人的運動，一種進步追求，一種時代精神，一種塵世信仰，一種須被抗辯、奮斗或超越的世界觀及善、惡和近代諸事之源，包括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沙文主義、世界聯邦主義、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道主義和居家男人。凡是有怨言或有理由抗辯的人都從啟蒙運動開始。

我們的學者們加劇了這混亂狀態，因為我們創立了龐大的專題研究——啟蒙運動研究，擁有自己的學會、定期刊物、專題論文系列、協會和基金會。像所有專業人員一樣，我們繼續擴大著我們的領域。最終數一數，在七個大陸（南極洲除外）的六個之中，已有三十個專業學會。在上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我們聆聽了許多關于俄羅斯啟蒙運動、羅馬尼亞啟蒙運動、巴西啟蒙運動、約瑟菲尼恩啟蒙運動、虔信派教徒啟蒙運動、猶太人啟蒙運動、音樂啟蒙運動、宗教啟蒙運動、激進主義者啟蒙運動、保守主義者啟蒙運動及儒家啟蒙運動的論文。啟蒙運動正開始成為所有事物的代名詞，因而顯得毫無意義。

一

我建議緊縮。讓我們把啟蒙運動視為一種運動、一種事業、一種觀念轉變和革新制度的活動。像所有的運動一樣，它有開始、中期，在某些地方但并非別的地方，有終止。它是具體的歷史現象，可以定位于時間，限定于空間：在18世紀早期的巴黎。當然，它有起源。什么運動沒有起源呢？它們追溯到古代，涵蓋歐洲版圖。笛卡爾的懷疑論、牛頓的物理學、洛克的認識論、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的宇宙論、格勞秀斯和普芬多夫的自然法、貝爾的懷疑主義、理查德·西蒙的《圣經》評論、荷蘭人的信仰自由、德國人的虔信主義、英國人的政治理論和思想自由：人們可以充分地列出哲學來源，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這樣做了。但匯集這些來源即失卻了要領，因為啟蒙運動并非是哲學才智的總和，少有幾位啟蒙思想家是有獨創性的哲學家。

他們是文人。他們僅僅出色地發展了前人夢想不到的思想；并將伏爾泰和帕斯卡爾、孔狄亞克和洛克、狄德羅和笛卡爾、拉普拉斯和牛頓、多爾巴赫和萊布尼茨加以比照。這些啟蒙思想家們致力于研究由其前輩們為他們確定的主題之變異。自然、理性、信仰自由、幸福、懷疑論、個人主義、公民自由和世界主義等在17世紀的思想領域中，均被更深刻地闡釋過。在18世紀思想家看來，這些思想并不連貫或與啟蒙思想家，如維科、哈勒、伯克和塞繆爾·約翰遜等的學說對立。那么，什么使啟蒙思想家顯得突出呢？

首先，他們獻身于一項事業或信念。啟蒙思想家是新興的、具有某種顯著特性的人，今天，被我們通稱為知識分子。他們意欲把其思想付之于應用，說服、宣傳并改變周圍的世界。無疑地，早期的思想家們也曾期望變更世界，如宗教的激進主義者和16世紀的人道主義者們均曾獻身于他們的事業。但啟蒙思想家們代表歷史上的一種新力量。文人們齊心協力，且以相當大的自主性設法完成一項規劃。他們發展集體的個性，被共同的信念鍛造，不懼怕共同的風險。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因遭受迫害而引人注目，把其勇敢大膽戲劇化，但無論怎樣都不足以制止他們進一步從事活動。他們逐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我們”與“他們”對照的意識：智者和盲從的人對照，上層社會中有教養的人和獨享特權的人對照，光明的孩童和黑暗的魔鬼對照。

他們還是精英。盡管在其理性信仰中承繼了固有的平等傾向，但他們仍旨在接管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高地，并自上而下地啟迪。這個戰略導致他們集中精力攻克沙龍和研究院、日報和戲院、共濟會地方分會和主要咖啡館，他們在那兒能爭取富人和權勢們贊同他們的事業，甚至通過后門和閨房謁見國王。在中產階級當中，他們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但他們與農民劃清界限。伏爾泰說道，最好不要教農民讀書；某些人必須耕種田地。

我領悟到這個觀點是異端邪說。政治上，它是不正確的。雖然它考慮到皇家女主人和沙龍中貴婦人的影響，但它集中于男人。它是杰出人物統治論的、伏爾泰風格的，且根深蒂固地是巴黎式的。啟蒙運動著名的世界主義怎么樣？不僅巴黎以外，而且超越法蘭西疆界的偉大思想家們怎么樣？盡管我認為巴黎是18世紀文學界的重要都市，但我還以為啟蒙運動仍從許多場地傳播：愛丁堡、那不勒斯、哈勒、阿姆斯特丹、日內瓦、柏林、米蘭、里斯本、倫敦，乃至費城。每個城市均有其哲學家，其中許多人與啟蒙思想家通信，且相當多的人超過他們。倘若人們測思想之深度和獨創性，則難以找到一個與休謨、斯密、伯克、溫克爾曼、康德和歌德匹敵的巴黎人。那么，為什么要專注于巴黎呢？

因為巴黎是這項運動的匯集地并使之成為一項事業的地方。在較早階段，我愿意稱之為前啟蒙運動階段，主要是像約翰·洛克（John Locke）、約翰·托蘭（John Toland）和皮埃爾·貝爾（Pierre Boyle）一樣富于哲理性的作家們跨越遍布英國和低地國的道路。他們分享旅行指南和觀念，包括貝爾對國際文壇的看法。但直至他們智識的繼承人，啟蒙思想家們，建立營壘并開始參加運動時，啟蒙運動才作為一項事業出現，才擁有熱情的支持者和方案。18世紀的頭數十年間，其追隨者們在巴黎鍛造了集體的認同感。隨著運動積聚力量，它傳播著，而隨著它傳播，它變化著，不斷適應其他條件并吸收其他思想。但它并未觸及和涵蓋知識分子生活的每一處及每個事物。將啟蒙運動與18世紀的西方思想總和同等看待即是大大地誤解它。把它看作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群體方面協力一致的運動，我們可把它縮小到適當的范圍。這個觀點對它的特性是公正的，因為啟蒙思想家們并不怎么致力于研發系統的哲學，更多的倒是致力于掌握其時代的傳播媒介。他們擅長于說俏皮話、寫信、手稿會刊、報刊通俗文章及各種形式的印刷信息，從多部頭的《百科全書》到由伏爾泰提供的活字版小冊子。

18世紀后半葉，這種傳播論者還考慮把啟蒙運動傳播到歐洲的其他地方，隨后是世界各地。到1750年，其他地區有同樣思想的哲學家們開始自認為是啟蒙思想家。巴黎像磁石一樣吸引他們，巴黎人將他們列入到這項事業中，欣喜地從像休謨和貝卡里亞等這樣有獨創性的思想家那里得到增援。但這些外國的啟蒙思想家們，戴著不完全法國式且卷曲不妥當的假發，在巴黎感到陌生。他們常常返回家園，憑自己的力量加以發揮。（盡管在巴黎結交名流，貝卡里亞一經登上馬車，他立即匆匆回到米蘭，并從犯罪學研究轉向美學。）倫敦、柏林和米蘭的肩負使命的啟蒙思想家們還發現了相異的思想根源，他們之中許多人令人苦惱地是信仰基督的。裂縫打開了；分歧發展了；分支已開始向新方向擴展。這就是運動的性質。它們總是在運轉著，增強并分裂著。

在啟蒙思想家或在研究他們的歷史學家當中，強調傳播并非意味著漠視思想。它也不意味著接收從巴黎或從沿著智識交流途徑傳播的信息是被動的。相反，外國人反唇相譏。抗辯，個人相互影響，相互交流信件和書籍繼續擴大著這個伏爾泰所稱的“教會”。這項事業承載著堅定的信仰，因為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是理念力量，如自由、幸福、自然和自然法則。但他們并非是特別有獨創性的。斯德哥爾摩和那不勒斯的思想家們為了學到信仰自由和自然法則，無須閱讀伏爾泰的著作。

這思想屬于各地受過教育的階層人士易接受的普通思想。哲學家們用新方法認真研究它們，無須由巴黎推進，而且往往不與啟蒙運動一致。伏爾泰及其同道者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種原創思想，而是一種新精神，即參與世俗十字軍的意識。它以嘲笑始，試圖把盲信者哄笑出上流社會；它以占領道德高地終，參與解放人類的運動，包括農奴、奴隸、新教徒、猶太人、黑人和（就孔多塞說）婦女。

從緊縮到傳播，又以傳播到研究一種精神，這個通向啟蒙運動的途徑看似是可疑的。因為倘若我們不欲編制思想目錄，反而想把握運動的脈搏，難道我們不希望仰賴在黑暗中摸索時代精神嗎？我寧愿認為我們能追求更精確的歷史真實性。運動可以在地圖上被標示出來。隨著各研究團體協調一致和信息流經傳播系統，我們能在時空中追隨它們。

啟蒙運動從路易十四在位期最后數年間的大危機中產生。君主政體的威力和文學的聲譽迅速發展有一個世紀，但1685年后，它們衰落了。廢除南特敕令，古代人和現代人之爭吵，迫害詹森主義者和寂靜主義者均達到頂點。法蘭西同時也經歷了一系列人口、經濟和軍事的災難。隨著國家瀕于分崩離析，附屬于宮廷的文人們——費內隆、拉布律耶爾、布蘭維利耶、沃邦和圣西門開始懷疑波旁專制政體的基礎和它所強力推行的宗教正統派觀念。在宮廷陷入癱瘓的同時，全城居民獨自行動，等待著年邁國王的死去。新一代不信神者和有才華的人接管了沙龍，向17世紀發展起來的自由思想注入新生機。1706年，一個十二歲的神童，弗朗索瓦·馬里·阿魯埃，以后叫作伏爾泰，在坦普爾的自由思想家協會嶄露頭角。九年后，到路易十四離開人世之時，他確立了作為鎮上最能嘲諷的哲人的聲望。這座城市，或富有且追名逐利的稱之為上流社會的地區縱情于妙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以犧牲教會及攝政時期之統治階層中被視為尊嚴的任何事物為代價。

這個階段的啟蒙運動依然局限于狹隘的上層人士，還限定在口說和手稿的范圍。妙語和自由思想家的短論從沙龍傳到沙龍，但它們難得印出來。第一個重大例外是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和伏爾泰的《哲學書簡》（1734年）。兩部著作均顯示出從風趣的話語到至理名言的提升，因為兩位作家均把自由思想家的不虔誠言論與對專制主義和不容異說的深刻反思結合起來。受到德羅昂夏博騎士的仆從們痛打并在巴士底獄被監禁兩次后，伏爾泰學會了在一個由財富和門第保護網支配的世界中，如何對獨立作家們的弱點做出正確評價。

下一個重大的出版發行事件是《哲學家》于1743年刊行，對上述問題提供答案。它指出，作家們應符合一種理想類型：既非科學家，亦非學者，而是新型的杰出人才，啟蒙思想家，部分文人，部分老于世故的人，并完全致力于用文學使世界擺脫迷信。這本小冊子，后來被收入《百科全書》及伏爾泰的《理性的福音》中，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宣言，同時又給他提供策略：他應在權力機構內工作，促進文人和老于世故的人之聯盟，為的是推動這項哲學事業。

隨著這個群體開始為人們所知，啟蒙思想家們找到C.G.德拉穆瓦尼翁·德馬爾澤布爾，作為最主要的支持者，1750—1763年間書籍交易的指揮者。幸虧他的保護，啟蒙運動出版物突然火爆。置來自神職人員和地方行政長官的迫害于不顧，最重要的作品，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1748年）到盧梭的《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在出版市場上穩定流通。《百科全書》（1751—1765年十七卷正文出版，隨之是十一卷金屬版畫，最后一卷于1772年出版），為近代讀者重新界定了知識領域，使之與哲學相融，并把它看作與啟蒙思想家們的同道，“文人協會”一詞被題寫在書名頁上。然而《百科全書》引起了公憤，幾乎垮掉；但到1789年，它成為出版史上最重要的暢銷書。經歷過一些艱辛挫折，確切點說，由于它們，特別是在1757—1762年的政治知識危機期間，啟蒙思想家以一種新的社會典型人物且必須予以重視的力量出現，我們現在稱他們為知識分子。

其他情況無須贅述。它具有諸多復雜性和矛盾性（讓雅克·盧梭的部分則一點兒也沒有），它幾乎不能通過售書被歸為傳播知識的穩定過程。1750年后，啟蒙運動大部分發生在法蘭西以外，尤其是以開明專制主義的形式重塑專制權力的形象。但所到之處——在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普魯士，葉卡捷琳娜二世的俄國，約瑟夫二世的奧地利，利奧波德大公的托斯卡納，查理三世的西班牙，約瑟夫一世的葡萄牙，古斯塔夫三世的瑞典——君主和大臣們都指望啟蒙思想家們引導或使之合法化。幾乎他們所有的人都閱讀法語書；幾乎全體都查閱《百科全書》，他們的臣民中最重要的人物亦然。

經由歷史主義繞道而行的意圖不僅欲把啟蒙運動縮小到可駕馭的范圍，而且要提出下一個問題，即它與18世紀后發生的系列問題之相關性。膨脹的啟蒙運動可被視為等同于全部現代性及歸于西方文明名義下的所有事物，因而，它或許應對現代性所引起不滿的一切事物負責，尤其是在后現代主義者和反西方化的陣營中。

二

無論我們成功地把啟蒙運動縮小到怎樣的實際規模，只是18世紀的一種現象，我們都不能否認，它產生了隨之而來的數個世紀中依然富有生命力的一套價值觀念，它使一些社會與另一些分離開。術語雖有不同——近代的對中古時代的，資產階級的對貴族的，自由主義的對傳統的，資本主義的對封建的，但合起來看，這些對比的術語暗示久已存在于集體意識中的分隔線。像大多數界限一樣，它挑起了沖突。一些人想要鼓動它，一些人想要消滅之。然而，現在，它簡直可能不經一場戰斗就消失，因為一個新界限已經畫出：1989年，兩個時代的界限——冷戰前后。我們來到一個波濤洶涌的世紀之終點，從1914年延續到1989年，但我們不知道我們進入了一個怎樣的世紀。

是后現代主義時代嗎？對于不同的人們，這術語意味著不同的事物，無論它可能如何不令人滿意，但還是傳達了一種與一個時代決裂的意思，其間，這些術語是清楚的，或至少清清楚楚地沿著一組對立面延伸。人們支持或反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等等。現在，我們談論，確切點說，論說代表、回憶、發明、談判、推論、建構和解構。有了語言的轉變后，人們現在可自由地重新整理現實并宣稱啟蒙運動已消亡。但現實不愿顯得像一本教科書式的，啟蒙運動到目前為止似乎在現實中仍富有生命力，因為它依然是一個替罪羔羊，而我們不會鞭打尸體。可是，抨擊發生了變化。代替舊有的指控——膚淺的實證主義、幼稚的樂觀主義、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后現代主義者在一套新標題之下，對啟蒙運動提出疑問。控告如下：

1. 啟蒙運動主張普救論，實際上充當了西方霸權的掩護物。人權為破壞其他文化提供了合法性。示例：庫克船長。

當西方人與世界其他地區接觸時，我無論如何也不想按最小限度估計由他們所造成的損害，也絕不想對庫克作為啟蒙運動之原型人的聲望提出質疑。但庫克對土著人的風俗習慣予以莫大的尊重遠遠勝過16世紀的征服者和19世紀的帝國主義者。在東西方和南北方的沖突中，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由貿易、疾病和技術而非哲學驅動的。相互缺乏理解肯定加重損害。文化特性是至關重要的；但啟蒙運動并非和西方文化是同一事物，并且啟蒙思想家們令人稱道地勉力，不僅要了解其他民族，而且要改善他們的命運：像這樣《兩個印度公司中歐洲人的機構和商務之哲學與政治史》，一篇由雷納爾修道院院長撰寫、激進且廣泛傳播的短論，對廢除奴隸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相關的指控多少有些差別：

2. 啟蒙運動是冒充更高級理性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它向歐洲人提供了一個“文明使命”和一種導致其沉默并屈從的、人為制造“本地人”的方法。示例：東方主義。這個論點依賴福柯的思想、文學理論和人類學，它強調西方霸權中的認識論和文化成分。沒有任何一個讀完那些原始資料的人會否認，個體總是在推斷他者。在交叉文化接觸中，“他者化”（如行話會接受的）可能是致命的。它導致“本質主義”（另一個流行的輕蔑語）——亦即在旁觀者，有時也在自己的心目中，把他者的特性具體化。在這方面，啟蒙運動思想好像是“被文化束縛的”且是“無對話特征的”（另外兩個后現代主義社會學中的禁忌語）。但是，每一種文化均有界限。西方的個人主義概念可能確實與在中國和印度發展起來的自我中心的概念是不相容的。但啟蒙運動開辟了用人類學的觀點理解他者之路。它是有深刻的對話特征的，并為自己教條式的傾向提出了補救方法；狄德羅的《布干維爾島旅游的補篇》和全部對話即是明證。

東方主義的確向西方人提供了理解東方的方式，且啟蒙思想家們對這個趨勢也有貢獻。孟德斯鳩和伏爾泰極富同情地揄揚波斯人和哲學深厚的中國人，為的是批判法蘭西；但正向模式依舊是模式，它可能關閉真正向其他文化學習借鑒的可能性。其他時代，與18世紀不同，幾乎全是索取而沒有給予。帝國主義實際上是19世紀的一種現象，它從浪漫主義者而非啟蒙思想家那里汲取靈感。拜倫和基普林、德拉克魯瓦和安格爾、威爾第和普契尼，在創造異國情調的東方方面遠遠勝過18世紀的藝術家們。此外，早在啟蒙運動之前，描繪異國情調就開始了，它往往采取妖魔化的形式。殘忍的薩拉森斯、東方的暴君及土耳其人的頭像自早期抵抗奧托曼帝國戰爭以來就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激增。更古老的偏見始于十字軍。它們的發展跨越數個世紀，但必須說，同時伴隨于東方人對西方人的偏見。（我聽到過一份報紙報導了盧梭在日本被接待的情況，據我看，我們應該既考慮“東方主義”又考慮“西方主義”）。把東方主義扣到啟蒙運動上就是把18世紀少數幾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西方文明的整個進程混同。

最后，必須強調，啟蒙運動并沒有帝國主義的最有惡意的成分——種族主義。它沒有回避杰斐遜對奴隸制的支持，或卡姆斯勛爵和蒙博多勛爵關于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及奧蘭·奧坦斯人的本性之生物學的推斷。但啟蒙運動有更典型的觀點，我們應該轉向伏爾泰在《老實人》第十九章中對奴隸制慷慨激昂的痛斥，它受到愛爾維修的《論精神》中激進的平等主義之鼓舞。在啟蒙思想家們的思想中，種族并非是基本的范疇。世界不得不等待著戈比諾那樣的人，以達到他那樣的哲學水平。

3. 啟蒙運動太狂熱地追求知識，以致它敗壞了倫理學。最終，那種狂熱滋生了法西斯主義，因為以技術至上武裝起來的國家權力無孔不入，破壞了道德壁壘。牛頓的自然法被簡化為物質運動，任憑他堅信干涉者——基督教的上帝。縱使康德試圖為“道德金律”提供理性基礎，他的“敢于求知”還是變成“敢于否認良心的提示”。啟蒙思想家們不僅僅傷害了有組織的宗教；他們還使全部道德削弱，最終依靠非理性：信仰和啟示。示例：薩德侯爵。

事實上薩德已被視為終極啟蒙思想家，是把達朗貝爾的“實驗性的靈魂物理學”在最黑暗的殘酷角落中付諸實踐的人。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從荷馬延續到希特勒的“啟發辯證法”中把薩德與康德和尼采相提并論。面對極權主義和世界戰爭的災難，他們質疑虛假的左派智慧，因它把啟蒙運動和革命聯系起來。相反，他們主張，啟蒙運動可能被否定的辯證法導引到其對立面——法西斯主義。

他們的要點不難理解：18世紀那種理性的非神秘化可能被理解為產生了其辯證的對立面，一個現代科學技術神話，劈開了通向道德荒野之路。但我們能嚴肅地把它當作對啟蒙運動的解釋嗎？霍克海姆和阿多諾沒有單獨討論過任何一個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們讓它從視野消失的同時，思索西方文明的整個領域，卻沒把啟蒙運動具體地視為時空中的一種現象。

他們思索中的盲點帶來嚴重的后果，因為啟蒙運動為他們所嘆惜的野蠻主義提供了強力的對抗。孟德斯鳩試圖用自由抵御專制之入侵，伏爾泰發起反對顛倒正義的運動，盧梭為被剝奪者的權利請命，狄德羅質疑一切權威，包括理性本身的權威：這就是兩百年前，18世紀的知識分子為其繼承者們遺贈的武器。霍克海姆和阿多諾拒不利用之。

他們相反，依賴另一個哲學傳統，從黑格爾到海德格爾的傳統。并非是他們贊成海德格爾的希特勒主義。但從德國辯證法的觀點觀察希特勒，他們不能了解征服德國的極度邪惡。那種邪惡受到在啟蒙運動中發展起來并在創立的民主憲章中所宣稱的人權標準的譴責，特別是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的“自明真理”之證據可能是不充分的。它們是信條，不是事實。但人們的信仰必須有所依附——我以為最好相信啟蒙運動的規范傳統，而不相信旨在駁斥它的辯證法。

4. 啟蒙運動過分相信理性。憑著信賴理性，它未能建立起對抗非理性的防衛。它天真地崇拜進步使得人性在20世紀的浩劫面前顯得無助。

相信理性確實是一種信仰，但它不足以支撐面臨20世紀的暴力和非理性的男男女女。理性主義沒有把啟蒙運動和其他思想派別區分開，諸如托馬斯主義和笛卡爾主義。貼切的區別，如恩斯特·卡西雷爾所解釋的那樣，是把18世紀自成體系的思想和17世紀的系統的思想分離。后者利用理性，創立了包容一切的理論，把它擴展到極致。啟蒙思想家們挑戰諸多理論。他們敢于批判一切，但除少數例外——多爾巴赫·魁奈——他們沒有創立思想體系。

批判地運用理性的替代物是什么？包括非理性嗎？弗洛伊德依賴理性，為的是探討非理性。他效仿狄德羅，其《拉莫的侄子》提供了一個沒有道德的人的臨床個案研究。這個人想殺掉其父，從而他能與母親同床。尼采贊揚文化中狄俄尼索斯（希臘酒神）的要素，但他仰慕伏爾泰，沒有為他后現代主義的追隨者們提供放棄伏爾泰的與暴政和社會非正義抗爭的理論基礎。

后現代主義者開始攻擊啟蒙運動，約翰·格雷（John Gray）的《啟蒙運動之蘇醒》是其最具典型性的代表，它吁請尼采勸告我們放棄對規范原則的信仰，并贊同在一個被剝奪了時代意義的場景中堅持立場的必要性。像霍克海姆和阿多諾一樣，格雷毫不躊躇地研究法國啟蒙思想家們真正寫的東西。然而他拿出的是一份模糊不清且無事實根據的，他稱之為啟蒙方案的東西，并進而因其未能符合后現代主義者的哲學制定的標準而責備之。姑且不論它的時代誤植，這論點似乎假定，從政治理論推論出的政治文化，仿佛是哲學家的邏輯中的一個錯誤轉向或歪曲，能決定普通人在世界上的定向方法。格雷試圖糾正它們。秉承著尼采、霍克海姆與阿多諾的論點，他猛烈抨擊他認為是啟蒙運動的世界觀，把它駁得體無完膚，并要求讀者們接受它的“歷史命運”——亦即，照格雷說法的世界，一個沒有啟蒙的世界，“破碎的觀點和毫無根據的實踐的后現代主義狀態”。

倘若格雷研究啟蒙運動哲學家們的著作后，施行之，他們大概會使那個試驗失望。孔多塞——無疑，通過努力解放奴隸，給予婦女選舉權并阻止羅伯斯庇爾，改變對歷史命運的理解——可能會得到一個“F”，因為如果從希特勒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這方面來看的話，他的進步理論更顯得沒有根據可言：借助于出版物的幫助逐出虛妄的理性嗎？但對于人類持續進步的展望不可能是荒謬的。與此同時，我們應怎樣來理解迫使孔多塞自殺的理性和大革命的恐怖之結合呢？

5. 啟蒙運動是極權主義的根源。它為法國革命的恐怖提供理論基礎，后又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以啟示。三個恐怖的共同原理全部是，試圖強迫社會秩序符合一個思想的藍圖。

確實，羅伯斯庇爾在制造恐怖事件時，他依賴孟德斯鳩和盧梭的思想。像許多雅各賓俱樂部成員一樣，他企圖按照政治理論重塑法蘭西。但他還在雅各賓俱樂部打碎愛爾維修的半身像，并圍堵《百科全書》派成員，僅保留對一位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推崇，因為盧梭與啟蒙運動斷絕了關系并開辟了通向浪漫主義之路。在盧梭看來，人類只有服從某種有機體的普遍意志才是自由的，這種強迫性自由觀念削弱了由其他啟蒙思想家們發展起來的自由概念。但盧梭從未正視過像恐怖這樣的事物，而恐怖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20世紀的國家所犯下的罪行踐踏了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尊重個人、自由和一切人權。但過譽人權使啟蒙運動受到進一步的批判：它對婦女權利只字未提。那么，動物、環境及值得注意的后冷戰世界的其他活動又怎么樣呢？這些問題導致了最終的指控。

6. 啟蒙運動是過時的，不適宜作為應付當代問題的觀點。啟蒙思想家們支持導致生態災難的工具主義的理性觀，還支持把婦女置于個人領域的次要地位、由男子組成的市民生活觀。確實，啟蒙運動除被時代所限制之外，也被文化所限制。它發生在一個20世紀依然無法想象的世界中。因而，它未能料想到偉大思想以后可以改變文化界限。19捍衛啟蒙運動并非是欲否認T.S.艾略特（T.S.Eliot）的詩歌，畢加索的繪畫，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乃至德里達的修辭學。它也不欲否認婦女的權利。奧林佩·德戈爾熱（Olympe de Gouges）和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實際上非常感激這個示例，同樣也感激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一些對狄德羅和盧梭的推測，如果與普蘭·德拉巴雷（Poulain de la Barre）的較早期概念相比較，似乎是倒退的。要點不在于編制思想目錄，從清單上增刪一些，而在于當界線已劃定并處于絕境時采取一種起作用的理性態度。當人們要求我們責備阿根廷的酷刑、越南戰爭或美國的種族主義時，如果不根據獨立宣言和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所奉為神圣的原則，我們怎么能表明態度呢？

控告已經終了。我意識到我已變成一個鼓吹者的角色，放棄了歷史學家的任務。當歷史學家們屬于他們所研究的文化時，他們往往屈服于這樣的滑移。為什么歷史學家不拋開職業特性，全神貫注于布道呢？

三

倘若我可以加入一些我自己的觀察，我則會強調啟蒙思想家們是拒絕尊重學科的或國家的界線的。盡管他們是土著巴黎人，有法國人的癖性，但他們還生活在真正世界性的文壇中。它既沒有邊界也沒有警察。它向來自四面八方的思想開放。其中沒有一個人，或任何別的地方，孕育出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野蠻主義起源于1792年的戰爭與“無論對錯，都是我的祖國”的致命性概念。

近來，我離開18世紀，20為的是在倫敦印度公司的檔案館中做些關于英國統治的研究工作。不久，我的耳邊鳴響著在所有文獻中出現過的疊句樂曲。母親萬歲！母親萬歲！母親萬歲（“母親”！——亦即，印度）是本世紀初，想要甩掉外國人（Feringhees即“foreigners”）的印度革命者的戰斗口號。他們心中的這句“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使他們感動得潸然淚下，偶或甚至鼓勵他們進行自殺式炸彈攻擊，而其魅力，對一個外國人而言，是它的不可思議。“母親萬歲”對我意味著什么呢？

自由、平等、博愛嗎？兩個世紀的壞天氣幾乎把這些話語從大多數法國市政廳墻面上磨去。我懷疑它們在今天許多法國人的靈魂深處共鳴。如果有的話，你們在諷刺詩文中聽到它們：“既非自由，亦非平等，亦非博愛，而是稍許多的芥末。”上次，放映電影《卡薩布蘭卡》時，我注意到，當恩法雷·博加爾（Humphrey Bogart）有意使得群眾唱《馬賽曲》時，一個愛國的法國人哽咽不已。

但是，僅僅昨天，人類為了幾平方公里的波斯尼亞還在相互殘殺呢。為大塞爾比亞而死嗎？另一個不可思議的想法。為一個聯合的愛爾蘭嗎？直到最近，IRA（愛爾蘭共和軍）才同意停止投擲炸彈，ETA（巴斯克祖國與自由組織，西班牙恐怖組織）投彈手們依然以巴斯克祖國的名義在殺戮。庫爾德人在土耳其暗殺，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暗殺，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暗殺，泰米爾人在斯里蘭卡暗殺。全都為了重新排列版圖。同樣的事在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和車臣進行著……

無須列舉整個明細表。我們都已相當了解了。我們無法領會且不能了解的是，驅動人類因此種原因而殺戮的激情。對于我們這些極少數吃得好且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方人，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說得很清楚：“向那一切告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的前輩們戰斗是為了消滅民族主義，而不是放縱之。迄今為止，每一天在電視的屏幕上，它在我們眼前爆炸。我們如何能了解為像祖國印度的空想而戰死的驅動力之意義呢？

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1907年在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大聲疾呼地向民眾演說，根據一個秘密記下他的話的警察密探的說法：“為你的國家戰死。我們有三億人。他們有一百五十萬人，一陣風就會把他們吹走。大炮是不重要的。一根手指能輕易被折斷，當五個手指合起來，形成一個拳頭，沒有人能折斷它（這點被予以著重強調，而且有鮮花撒下）。”

我們抓住了這句話中的要點。但我們能“抓住”一陣風吹花瓣，赤腳的踩踏，從胸中迸發出的歌聲，小男孩們沖過去慷慨激昂地立下誓言，老年人熱淚盈眶，人人激動得如鯁在喉嗎？

話語猶存，樂曲已消逝——至少對于我們當中那些對格雷夫斯做出響應的人，且會附言道：“別了，謝天謝地總算擺脫了，愿民族主義死一千遍，再也不要蘇醒！”然而，在我們周圍，實際上，在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羅馬凡能聽到的地方，它繼續存在，吼叫著。有沒有任何我們能找到節拍的方法，如果并非懷著同情心，起碼以足夠的共鳴，理解驅動它的力量呢？

一個通過重新研究我們的傳統的方法展現在面前。我們可能被遍布往昔的愛國者們的血跡弄得毛骨悚然，但連我們中間最老于世故的人，在這一或那一時間，也會感受到那特殊的哽咽。

我必須供認，幾年前，在一次有導游帶領的、游覽費城獨立廳的過程中，我經歷了這種震撼。導游解釋道，華盛頓坐在那里，就在那把椅子上，就在這間屋子中。它是一把精巧的椅子，背上刻著作為象征的太陽，華盛頓正在主持1787年的立憲會議。在辯論特別困難的時刻，22當這年輕的共和國的命運似乎未決之時，坐在這里的本杰明·富蘭克林問坐在那里的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太陽正在升起還是沉落？”他們打破了那個和其他許許多多僵局。當最終工作完成時，富蘭克林宣稱：“太陽正在升起。”

“他們是多么偉大的人物啊，”我自言自語，開始哽咽，“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和杰斐遜，在法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忠告拉斐特的時刻。比我們今天的政治家要偉大得多。他們是啟蒙運動的人物。”

我不能理解日本的朝日，并且我不信華盛頓的太陽對于獨立大廳中我身邊的日本旅游者和我具有同樣的意義。從外國角度看，崇拜憲法和開國者們必定看上去像一個外國民間傳說。確實，華盛頓本人不再深深打動美國人的心。和林肯與羅斯福不一樣，他顯得太生硬，在那些吉爾伯特·斯圖亞特畫的肖像中被撐起腰，下巴堅定，嘴唇縮拢，眉毛極重，是一個偶像，不是一個人。肖像是為敬奉的，但在美國敬奉的、似圣像的華盛頓，是那個從鈔票上朝外盯著我們的圣像。

現在，崇拜美元不可能全是壞事，其激起感情的范圍是有限的，而非致命的。與民族主義不一樣，它激起自身利益而非自我犧牲，投資而非投擲炸彈。盡管它是粗俗的，但它是世界范圍的；一個人的美元與另一個人的美元是等值的。這個原則也是源自啟蒙運動，普遍存在于馬德維爾（Mandeville）和亞當·斯密學說分支之中。開明的自身利益不可能與自由、平等、博愛一樣崇高，但它在新世界中使千千萬萬移民創建一種新生活成為可能。它可能最終重振俄羅斯，美元在那里已變成有效的貨幣。

這個思想體系有個可尊敬的祖先。它穿過法國的重農主義學說、蘇格蘭的道德哲學和英國的功利主義，但它帶領我們美國人遠離19世紀早期激勵我們祖先的激情，那時，他們雕刻、繪出、縫制，并把華盛頓的肖像遍造成他們制作的所有物品。倘若我們不具有那種情感，我們仍然可以通過看一看畫像后面的人學到一些東西。

一次，在參觀弗農山的華盛頓故居時，我偶然見到必定是在國家圣地中曾展示過的一件最令人奇怪的遺物，比在莫斯科的列寧博物館和倫敦的韋林頓博物館中所有古董都更奇怪，即華盛頓的假牙。假牙放在玻璃柜里且（如我當時所以為的）由木頭制成！裝著一副木頭假牙的國父！所以，這就是為什么他在肖像中顯得如此冷酷。這個人處于連續不斷的痛苦中。如果不靠牙床震動，他就不能嘗到任何美味。

人們常常問我，作為這個領域的一名專家，我想在18世紀生活嗎？其一，我說，我一定要出生在農民階級之上，其二，沒有牙痛。在我閱讀來自18世紀生活中各個階層人士的、數以千計的信件時，我往往碰到牙痛。這疼痛抄近路穿過古體語言，作者悠然浮出在你的想象中，敬畏地等待著巡回拔牙師來到鎮上，經過一陣短暫的折磨，結束數周之久的苦惱。

今天，我們的牙痛少了，芥末多了，而且大多是一流的，來自第戎。我們能稱這個為進步嗎？如果我們跨越兩個世紀的苦難來看的話，那是另外一個含糊不清的18世紀思想。但若對人道主義在過去的際遇既已熟悉，就可能有助于我們理解適度的，不斷增加的超越痛苦之上的快樂。它還可能促使我們對那些面對非人道贊成人權的人們產生同情心。我想起伏爾泰，他并非年輕的浪子，而是憤怒的老人，他把最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反對盲信的斗爭中。倘若他對于后現代主義的美國很陌生，為什么不召喚我們自己政治文化里的關鍵人物呢？當艱難局面來臨，我們或許能通過咬牙切齒勇敢地對付我們周圍的不公正，并回憶起華盛頓曾多么痛苦地咬著他的假牙。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