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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1919年7月，北大教授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演講時，提到三種人生觀是“少年中國”的“仇敵”：“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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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番太炎先生，話里面說現在青年的四種弱點，都是很可使我們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憑藉已成的勢力；三、不要虛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騖遠。這四條都是消極的忠告。我現在且從積極一方面提出幾個觀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國的邏輯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一般中國人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因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幾種現象：（一）靈異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壇及各地的各種迷信；（二）謾罵無理的議論；（三）用詩云子日作根據的議論；（四）把西洋古人當作無上真理的議論；還有一種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狀，我且稱他為“目的熱”，就是迷信一些空虛的大話，認為高尚的目的；全不問這種觀念的意義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說：“我主張統一和平”，大家齊聲喝彩，就請他做內閣總理；明天又有人說：“我主張和平統一”，大家又齊聲叫好，就舉他做大總統；此外還有什么“愛國”哪，“護法”哪，“孔教”哪， “衛道”哪……許多空虛的名詞；意義不曾確定，也都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認為天經地義，這便是我所說的“目的熱”。以上所說各種現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們既然自認為“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里所能詳細討論的，我且略說科學方法的要點：

第一注重事實科學方法是用事實作起點的，不要問孔子怎么說，柏拉圖怎么說，康德怎么說；我們須要先從研究事實下手，凡游歷調查統計等事都屬于此項。

第二注重假設單研究事實，算不得科學方法。王陽明對著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來，反病倒了，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學家最重“假設（hypothesis）。觀察事物之后，自說有幾個假定的意思；我們應該把每一個假設所涵的意義徹底想出，看那意義是否可以解釋所觀察的事實？是否可以解決所遇的疑難？所以要博學。正是因為博學方才可以有許多假設，學問只是供給我們種種假設的來源。

第三注重證實許多假設之中，我們挑出一個，認為最合用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是否真正合用？必須實地證明。有時候，證實是很容易的；有時候，必須用“試 驗”方才可以證實。證實了的假設，方可說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工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

二、少年中國的人生觀現在中國有幾種人生觀都是“少年中國”的仇敵：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固然不消說了；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如靜坐會的人，如坐禪學佛的人，都只是消極的縮頭主義。這些人沒有生活的膽子，不敢冒險，只求平安，所以變成一班退縮懦夫；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這種人雖不退縮，但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見，所以他們不惜利用他人，作他們自己的器具，不惜犧牲別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緊要關頭，不惜作偽，不惜作惡，不顧社會的公共幸福，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這三種人生觀都是我們該反對的。少年中國的人生觀，依我個人看來，該有下列的幾種要素：

第一須有批評的精神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點批評的眼光；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習俗，都最容易陷入機械的習慣，到了“機械的習慣”的時代，樣樣事都不知不覺的做去，全不理會何以要這樣做，只曉得人家都這樣做故我也這樣做，這樣的個人便成了無意識的兩腳機器，這樣的社會便成了無生氣的守舊社會，我們如果發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國，第一步便須有一種批評的精神；批評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問我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不那樣做？

第二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我們須要認定這個世界是很多危險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險的；世界的缺點很多，是要我們來補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們來減少的；世界的危險很多，是要我們來冒險進取的。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大舞臺，我們既上了臺，便應該老著面皮，拚著頭皮，大著膽子，干將起來；那些縮進后臺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著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這個世界豈是給我們靜坐旁觀的嗎？那些厭惡這個世界夢想超生別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說了。

第三須要有社會協進的觀念上條所說的冒險進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們既認定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又須認定人類的生活全是社會的生活，社會是有機的組織，全體影響個人，個人影響全體，社會的活動是互助的，你靠他幫忙，他靠你幫忙，我又靠你同他幫忙，你同他又靠我幫忙；你少說了一句話，我或者不是我現在的樣子，我多盡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和你多盡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點事，社會的全體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這便是社會協進的觀念。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侶，自然會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覺得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和社會有關，自然不肯為社會造惡因，自然要努力為社會種善果，自然不致變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家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批評的、冒險進取的、社會的人生觀。

三、少年中國的精神少年中國的精神并不是別的，就是上文所說的邏輯和人生觀；我且說一件故事做我這番談話的結論：諸君讀過英國史的，一定知道英國前世紀有一種宗教革新的運動，歷史上稱為“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 ），這種運動的幾個領袖如客白爾（Keble ）、紐曼（Newman）福魯德（Froude）諸人，痛恨英國國教的腐敗，想大大的改革一番；這個運動未起事之先，這幾位領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詩歌寫在一個冊子上，紐曼摘了一句荷馬的詩題在冊子上，那句詩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 翻譯出來即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我們也該時時刻刻記著這句話：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本文為1919年7月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上的演講， 原載1919年《少年中國》第1期)

網載 2015-09-20 15:5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