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

簡體傳統

文革爆發至今四十多年過去了，面對社會上關于“宋要武”的傳說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為傳說不等于事實；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無論說什么都只會引起更大的波瀾。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殘、致死，和他們相比，我這又算得了什么，不說就不說了。近幾年，為了搞清楚在那個年代、在那一天，在我們身邊究竟發生了什么，許多人站了出來，從不同的角度記述或講出自己的經歷和反思，漸漸復原出當年的真實面貌。作為當事人的我也問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應該承担什么責任？在尋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過程中我最終明白，再繼續沉默，不僅是對歷史不負責任，對自己不負責任，也是對那些因說了真話而直面社會質詢和責難的校友們的傷害。我應該講了，哪怕風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對靈魂的拷問。我相信，這已不是四十年前。

一、關于兩宗“罪行”

綜合各種文章和傳說的內容，我的“罪行”大體歸結為兩宗：一是文革初期組織過紅衛兵的殺人比賽，自己親手殺了七八個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簡稱“女附中”，現名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下簡稱“實驗中學”）部分學生游斗校領導發生了暴力行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不幸遇難。我被認為是施行暴力的“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聯期間就開始在各地傳播并廣泛流傳、形成文字見之于多種書刊雜志，比如某著名學者在其《自撰年譜》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學校的一位老師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寫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個人的學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雖然在80年代實驗中學已經為我做過明確的組織結論，說宋彬彬在學校文革中沒有打人和暴力行為，但此結論無人理會。90年代以來，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筆下，我成為“八五事件”的責任人。這個說法更被國內外多人援引而逐漸擴散。2002年美國出版的一本嚴肅的學術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類似說法。我覺得不能再回避了，從此時起，我開始認真地回憶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經歷。
2003年春，我給劉進打電話說起這個想法。之后，我開始找同學了解當年情況，幫助自己回憶。2006年，我和一些同學集中走訪了不少老師、校友，后來還開過幾次座談會。在我們班（女附中66屆高三3班）兩次班級座談會上，十幾位同學敞開心扉，從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談到文革初期學校發生的幾件大事，她們具體、生動的敘述喚起我不少記憶。還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時期的筆記或給我寫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幫助我回憶、梳理、分析。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狀況和文革開始后頭三四個月的經歷。

二、文革前后

1960至1966的中學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過的。上初中時大家都很單純，除了上課，腦子里沒有別的，就是玩，直到初中畢業我連入團申請書都沒寫過。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學校階級斗爭教育開始明顯加強。雖說有“講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階級路線，但團內還是做了在發展工作中貫徹階級路線的報告，要重點培養干部子弟。在團組織的幫助下，我高一入了團。入團后，我覺得自己政治上比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學接近。那時我每天給劉進補習俄語，因為她一貫反對同學中的驕嬌二氣，反對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鍛煉和勞動時特能吃苦，還敢于在課堂上提問題，所以我對她的印象很深。我覺得要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應該像她那樣自覺鍛煉。那時，我們班組織過不少活動，像從學校步行去爬鷲峰，給革命母親夏娘娘掃墓，請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講革命故事，等等。我們每天學毛選，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為榜樣，批判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雷鋒的很多話成了我們的口頭語：“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還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學的思想也很活躍，大家常在政治課上提出各種問題展開討論，不清楚就問老師，但課任老師經常回答不了，于是學校派教導處副主任梅老師教我們班的政治課。
1966年春季開學后，報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斷，給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那時我們高三年級已經學完了全部高中課程，進入復習備考階段，可我們無法靜下心來學習，覺得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黨，學校16名學生黨員組成了學生黨支部。當我們得知，1965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發生學潮的消息時，都很羨慕，認為他們提前經受了階級斗爭大風大浪的考驗，希望女附中也能有這樣的機會。在學生黨支部會上，大家熱烈討論國際、國內形勢，積極分析什么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表現，對我校在貫徹教育方針上提出了不少意見和建議，還和負責學生黨支部的梅老師展開討論或辯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那天一早，高三的學生黨員劉進、馬德秀來學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劉進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原來提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愿意寫大字報嗎？”我想，這是保衛黨保衛毛主席保衛社會主義的斗爭，這些意見在支部也討論過，因此當即表示同意。我們連草稿都沒有打，三人邊說邊由劉進寫在舊報紙上。她簽名后，我和馬德秀也簽了名。現在我已記不清楚大字報的標題和具體的措辭了，只記得是對學校不讓我們高三學生參加運動有意見，說學校教育路線上有問題。近年，有幾個同學回憶起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領向何方”，開頭的一句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復習……”大字報貼出后，學生們議論紛紛，遲遲不回教室上課，有不少人也開始寫大字報聲援。學校一下子亂成這樣，是我事先沒有想到的。有老師批評我們這樣做是“反黨”，校黨總支的老師也害怕我們滑向右派學生。當天下午他們在一間大階梯教室里幫助教育我們，可我們不明白為什么貼大字報就是反黨。6月3日晚，團中央的幾個干部來到學校，他們說我們貼大字報做得對，做的好，堅決支持！還說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學生。聽到他們的肯定，我們激動得熱淚盈眶。
6月4日，由團中央干部組成的工作組正式進校。上午，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準的八條意見，〔1〕強調要把全校師生團結在黨團組織周圍，有序地開展文化革命，不要搞過激行為，讓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參加文化大革命，把學校的運動深入下去。聽到這些話，我心里踏實多了，覺得有黨派來的工作組，學校亂的局面就可以扭轉過來了。工作組進校后，我們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體忙的是什么多已記不清。經過這幾年的調查了解，憶起了一些，特別難得的是一位同學還保留著當年的筆記，據此我整理出以下記述。
6月6日，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其中學生代表會（簡稱“學代會”）主席是劉進，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們分頭負責，把工作組開展運動的要求布置給各年級的核心小組，年級再布置給各班的核心小組。每天還要收集執行情況向工作組匯報，大家天天十幾個小時地忙碌著，也不知道累。教師代表會只有兩名老師，由他們負責組織老師的學習和寫大字報。不久，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學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計劃來學習毛選和黨報社論、寫大字報，下午在校園看大字報。
6月17日，學校貼出了第一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學生立即分為保、反兩派，聚在宿舍樓前展開大辯論。當時，我們學代會的同學都不同意她們這種作法，認為工作組是黨派來的，運動也在有序深入，對工作組有意見完全可以提出來，為什么非要貼大字報呢？6月21日、22日，工作組在大操場主持召開了兩個半天的揭發批判會，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為首的校領導所謂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會上，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揭發卞校長是假黨員，激起了學生的憤怒。隨后，校外人員袁某帶著兒子和母親在工作組沒有允許的情況下哭喊著沖到臺上控訴卞校長有生活作風問題。她們邊哭訴邊揪打卞校長，會場一下子就失控了。幾個原來站在臺上拿木槍的高年級同學開始用木槍捅打卞校長，還不斷有學生、老師跑到臺上喊口號質問、推打，卞校長當時就吐了。揭發出卞校長的這些問題讓師生感到驚訝、氣憤，但是出現打人的混亂局面，我覺得這不符合中央八條，即便是出于義憤也是不應該的。6月27日，出現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這一次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6月底，工作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卞仲耘和胡志濤兩位校領導被劃為四類干部。全校師生集中對卞、胡等校領導的所謂罪行“梳辮子”、深批深挖。工作組除了具體安排運動進程外，還提出了“邊學習、邊議論、邊揭發、邊批判”的口號，學生按班級每天半天學習、半天揭批。一位同學當時的筆記記錄了6月底傳達了李雪峰、胡克實的報告，布置的討論題有“放手發動群眾和加強領導的關系”、“文斗和武斗哪一個水平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啟立、張世棟（女附中工作組組長）帶著劉進和我到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運動情況，卓琳也在場。當時主要是工作組匯報，鄧插話或集中講幾點。很多原話我已記不清了，記得最清楚的是聽到袁某帶人沖會場時，鄧當即說這是個壞人。鄧強調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盡快恢復黨團組織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園出現紅衛兵組織；恢復團組織的辦法就是把學習好、思想好、有影響和號召力的學生吸引到團組織周圍，讓鬧事的沒有領頭人。還說要和反工作組的同學辯論清楚這些問題，缺席辯論也可以；說運動每發展一步都要排隊分清左中右；還說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義，一個學校頂多一兩個，要抓緊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師。當天下午，張世棟在全校講話，號召開展“要不要和工作組爭奪領導權”的辯論，辯論進行了三個半天。那幾天滿校園貼的都是批駁反工作組同學的大字報，有些同學還被追著打罵，一些人回到家里還有家長找談話。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學去邢臺軍訓；少部分從高年級各班抽調的同學參加對校領導和教職員工的集訓；一部分所謂有問題的學生還被安排到郊區農村勞動。我參加了集訓。集訓是按照“四清”的方式進行的，當時把所有教職員工都編成小組，先自己做準備，準備好就在小組發言，由學生主持小組會幫助他們，讓他們早點“洗澡、下樓”和爭取重返講臺。
集訓開始不久，傳來了毛主席批評工作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李雪峰在會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組宣布撤出學校。那幾天聽的最多的話就是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還說革命就是要“運”，要“動”，要靠自己。雖然我知道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組的感覺就像找不到組織一樣，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樣去“運動”，不明白工作組怎么就成了阻礙文化革命運動的消防隊，也不明白我們跟著工作組走怎么就犯了錯誤。
8月1日軍訓的同學返回學校時，校內外已出現血統論的對聯，校園里很亂。當時有不少干部子弟為對聯叫好，認為是長了“紅五類”的志氣；但也有說這樣刨個三代四代，咱們“紅五類”也要變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學因感到喘不過氣來的壓力而沉默。在辯論對聯時，我覺得它不符合黨的“重在表現”政策，不利于團結大多數，對這種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說它客觀上起到推進運動的作用，而且矯枉必須過正。在對聯問題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沒有公開質疑。
工作組在校期間，少數反工作組的學生已游離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組織“紅旗”。工作組撤離后，“紅旗”的骨干學生回到學校。據初三和高三幾位同學回憶，原來“紅旗”的骨干學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欄貼出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的大字報。黨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組是正確的，她們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學代會的成員都跟著工作組犯了錯誤，成了“保守派”。對于下一步運動應該怎樣搞，學校的形勢會怎樣發展，自己應該怎么辦，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發生了因本校學生的暴力行為導致卞校長死亡的嚴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領導，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學生發起的。那天下午，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聚在東二樓原工作組的辦公室討論下一步該怎么辦，幾個初中學生跑來告訴我們有人在大操場打人了。劉進、我和幾個原來學代會、核心小組的同學趕快跑到操場，看到卞校長等五個校領導被學生押著游街，他們有的拿著簸箕，有的頭上扣著紙簍，臉上身上都很臟。我們勸她們不要打人，她們說，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神氣了，今天讓他們游游街有什么不對？！我們說，不是不讓斗“黑幫”，但斗“黑幫”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黨的政策。她們不說話了，我們讓圍觀的同學散開后，就回東二樓了。后來，低年級同學又來告訴我們說后操場上打人了，劉進和我趕去，看見后操場聚了不少同學，校領導被人逼著挑土，筐裝得很滿，挑不動就要挨罵挨打。劉進和我勸告那些監管校領導的學生，說勞動就是勞動，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們的確抬不動。看她們沒有表示異議，我們就離開了。
8月5日傍晚，又聽說卞校長躺在后操場，人快不行了。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趕快跑到后操場，當時李松文老師也在場。劉進讓工友打開了后門，大家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郵電醫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說是“黑幫”分子不能救，于是我們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吵。劉進說必須搶救。據一位同學回憶，我當時說共產黨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俘虜還要優待呢。據李松文老師近年回憶，醫院要求出示學校證明，但當時不可能開具這樣的證明，李老師問是否可以簽名作證？醫院同意了，并說必須有老師的簽名才行。于是李老師帶頭簽名，并征得幾位在場高年級學生（包括我和劉進）的同意，寫下了6個學生的名字。李老師把簽字的紙條交給大夫后，醫院才開始搶救。一個多小時后，卞校長搶救無效死亡。
近年來我聽到一個說法，說我在事發后對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說，我從遠處看到了卞校長躺在宿舍樓前。我不記得與王先生交談過有關卞校長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學、老師詢問，她們對此也沒有印象。所以在這里我只能說，我確實不記得有這次會面，也不記得在文革中與王先生有過其他個人接觸。
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和看到這種場面，我很害怕，也很緊張，卞校長問題還沒有定性就被打死了，這可怎么辦啊。劉進說應該趕快向市委匯報，于是我們和一些還在醫院的同學連夜走到北京飯店去找市委領導，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接見了我們。吳德聽了匯報后半天都沒有說話，后來才慢慢說的。劉進和我都記得他說的大意是：這么大的運動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也難免要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了就死了……你們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
走回學校后，大家心里很亂，幾個人坐了一夜。我們剛跟著工作組犯了這么大的錯誤，還不知道怎樣才能繼續參加運動，學校就出了這么大的事情。現在雖然上級講話了，但“這么大的運動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該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該怎么理解？我們又該怎么辦？但無論怎樣，應該盡快將卞校長死亡的消息和吳德講話傳達給全校師生。劉進是原學代會主席，她說就由她來說吧。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傳達了吳德的講話，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還說以后不許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們在一起議論最多的是再這樣亂下去不行了。8月8日，劉進、我和一些同學一起商量怎么辦，有同學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想以籌委會這種有組織的形式繼續革命、參與運動。于是，按工作組在校時學生代表會的思路，由劉進担任籌委會主任，我和其他幾個同學担任了副主任。
通過2003年以來的調查和回憶，女附中的紅衛兵應該是籌委會成立之后出現的。那時紅衛兵運動開始席卷北京城區各中學。說出現，是因為女附中的紅衛兵沒有貼大字報宣布成立，也沒有章程和組織機構，很松散，所謂家庭出身沒有問題的同學，認為自己是紅衛兵的，那就是了。紅衛兵和籌委會由同一批人負責，我也是負責人之一。8月18日前兩天，我們接到去天安門廣場集會的通知后，各班都開始做準備，主要是制作紅衛兵袖章和標語牌，為了能戴著袖章參加集會。
8月18日那天，是由劉進帶隊去的，學校的隊伍很早就到達了天安門廣場。聽到廣播中說讓一些學校派人到天安門城樓下集合（分配給女附中40個名額），劉進讓我選人帶隊去，她留下照看學校的隊伍。到了天安門前，我們才知道是要上城樓。那時，毛澤東等多位國家領導人已在天安門城樓上。被邀請登上城樓的中學生有上千人之多，學生中膽子大的都去給中央領導人戴紅衛兵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紅袖章，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紅衛兵”三個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身后一個男生（后來知道是師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別人都上去給領導人獻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么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著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也認識我。我問他，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初二年級的一個同學也說要去獻紅領巾，他同意后我倆就過去了。毛主席并不認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他問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當我從天安門下來見到同學們時，大家圍著我問長問短十分羨慕，都覺得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榮學校的光榮。
8月18日下午返回學校后，《光明日報》一位年輕的男記者來采訪我，就把那兩句話講了。他讓我寫下來，我說就這么兩句話不用寫了吧。后來我和幾個同學說起記者約稿的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啥可寫的？我沒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氣，對同學說，怎么沒有征求我的意見就隨便寫文章登報呢？怎么還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給起的，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改名啊。我們班一個同學也說，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聽了。現在重讀那篇《光明日報》的文章，文中對“要武嘛”三個字大做文章，這哪是我能寫出來的。接著《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的文章。從此，宋要武的名字滿天飛，全國各地都有人給我往學校寫信，大部分寫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寫宋彬彬收的。這么一來，別說宋要武，就連宋彬彬這個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幾個月后，班里幾個同學幫我改名，她們翻字典翻到“巖”字，我就改名叫宋巖了。當時我曾對劉進說，人怕出名豬怕壯。她問什么意思？我說豬壯了就該被殺了。
當天回到學校后，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幾個同學來找劉進和我，其中有一個是反工作組的骨干。這個同學對我給主席獻袖章很氣憤，她認為我們犯了保工作組的錯誤，沒有資格給毛主席獻袖章。還說這樣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運動向正確方向發展，應該糾正。我們覺得她說的對。原來我們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繼續參與運動，沒有想到這種作法是延續了保工作組的錯誤，所以我們不應該也沒有資格再担任籌委會的職務了。8月19日，劉進和我寫大字報聲明退出籌委會。大字報貼出后，籌委會陷入癱瘓。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爭形勢的復雜，之后還有不少記者想來采訪，我一概謝絕。外校紅衛兵有事來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學生來學校設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說“要武”怎么是這個樣子啊。對“8?18”后的暴力升級、打人成風，我感到不解，我們班曾抄了幾個同學的家，我沒去，也沒有參與社會上的“破四舊”、抄家等打砸搶暴力活動。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劉進叫到釣魚臺，動員我們去武漢保湖北省委。劉進不去，她說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嗎？為什么湖北的事讓我們去？我答應去了，因為抗戰時期王任重是我父親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發生大災荒時，他倆還同拉一個犁杖一起耕過地，我信任他，對他有感情，同時也覺得反省委不對。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學一起去了武漢，我們都是女附中的紅衛兵。到武漢后，湖北省委安排我們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們之后來的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也住在這里。當時，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學生來找我們，讓我們支持他們。我說我們得先了解情況，然后再做結論。于是我們去了武鋼和好幾所大學看大字報，開座談會。跑了幾天后，大家一起討論，看該不該炮打省委。最后的結論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應該三七開。當時我們是邊討論邊寫草稿，都是分析說理的，沒有帶一個臟字。文章寫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記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還是第三天的早上，我們看到當地報紙中夾帶著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開信，一看我們5個人全都傻了。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原稿，對湖北省委，公開信說的不是三七開或者二八開，都成了一百一十開了，不但措辭激烈，還夾帶著當時流行的罵人粗話。我非常氣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負責同志詢問。他和我談了很長時間，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跟著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吃了多少苦，犧牲了多少同志，現在要打倒我們，我們怎么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呢？”說老實話，我很同情他們，不相信他們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走資派。我說，我們可以聲明支持省委，但你們也要實事求是，那個公開信不是我寫的，你們不能以我的名義發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們同意我寫一份聲明，交給省委印發。當晚我就寫好了一份簡單的聲明，說原來發出去的公開信不是我們5個人寫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們覺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兩派群眾的對立。這時有人突然通知我，說我父親病重，火車票已經給我們5　人買好了，我心里著急就把寫好的聲明交給他們了，請他們一定幫助盡快印發。
回到家里，見到媽媽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媽說你爸沒病啊。我這才明白，實際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媽媽講了經過，她勸我以后不要再提這事了。媽媽說他們那樣做的確不對，但他們是在危難關頭，已經被斗、被打、被逼無奈了，處于那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聲保自己。聽了媽媽的話，我理解老干部們真的很無奈，以后也沒提過武漢之行，但那種在不知不覺中被利用的感覺我無法忘記。從武漢回來后，班里同學見到我，說你這個不懂政治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去了？從此，我遠離運動成了逍遙派，連對學校的運動都不聞不問，更沒有去參加“西糾”、“聯動”等老紅衛兵組織。盡管如此，社會上關于“宋要武”的傳言一直沒有斷過。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會上罵了我父親，說宋任窮的鬼女兒去武漢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媽媽被押到沈陽軟禁起來，與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聯系。
1969年初春，我從沈陽逃出來到內蒙牧區找同學插隊，人還沒到，謠言就先到了，說“宋要武”殺人放火、強奸婦女、無惡不作。當地老鄉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們把自己口糧、衣物勻給我，并鼓勵我堅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該怎樣走。插隊時我一直埋頭勞動，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鄉和大隊公社領導的推薦下，我被一所大學接收，后又因謠傳被退掉。老鄉和知青都去反映情況，最后是負責錫盟招生的金老師頂住壓力想辦法錄取了我，讓我走進長春地質學院的校門，從此改變了我的命運，幸運地開始求學生活。此后，我不提過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遠離喧囂，認真學習和工作，平靜地和家人生活，與同事和朋友相處。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屆高中）在香港發表了《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將8月5日校長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門上給毛帶袖章聯系起來，作為因果關系來論證。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導致校長之死的紅衛兵暴力事件的負責人。她舉出的唯一證據是前面說到的那個為搶救卞校長而給醫院作担保的7人名單，她說：“這7人中有6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實際上，名單第一個名字是李松文老師，我的名字寫在最后。
多年以來，該校友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輿論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導，認為是宋彬彬帶領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見，毛給我改名“宋要武”，同時我的父親還被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些中外學者也將這一講法寫入文章或專著中，以訛傳訛，還被不少人添枝加葉，以聳人聽聞的內容在互聯網上傳播，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2002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性學研討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國女學者Emily　Honic　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據那位校友的說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聯系在一起，并把我給毛獻袖章與我父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聯系在一起。有美國朋友說，這樣的說法太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了。他們認為，社會上的謠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寫進學術著作性質就不一樣了，影響惡劣。他們建議我表明態度，說清情況，必要時訴諸法律。后來，我的一位美國朋友與Honic　及出版社進行了溝通。他們了解真相后向我公開道歉，并承諾如該書再版會予以更正。〔2〕
在此之前，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導演卡瑪也曾動員我接受她的采訪，起初被我謝絕了。后來發生了這件事，大家都勸我不要再沉默，他們認為在一個嚴肅的場合說明事實真相，是對歷史負責任的表現。這樣，我才在紀錄片殺青之際接受了卡瑪的采訪，并從2003年開始調查回憶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況。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為什么不露面？因為我不想在美國成為公眾人物而再次卷入輿論的漩渦，更不愿單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靜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擾。

三、我為什么參選“榮譽校友”

2007年，實驗中學要舉辦90周年校慶并評選90名知名校友（正式名稱為“榮譽校友”）。有同學推薦了我，并通過了學校的初選。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后來，在一些同學、朋友的勸說下，我接受了他們的看法：這是為自己澄清的機會。這期間，我也猶豫過，也曾想退出，怕接受提名給母校帶來負面影響。可同學們告訴我，已進入了評選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認了那些謠言。而且，我退出也會給學校和推薦人帶來不好的影響。這樣，我在猶豫不決、進退維谷中參加了“榮譽校友”的評選。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地球和大氣系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博士，這是我被推選的理由。
同年3月，我們班準備制作一張名為《六十回眸》的光盤作為校慶禮物，也是為我們自己共祝花甲。關于光盤的圖文，班里形成共識，不提8?18，不用我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因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評選，所以班里把這個原則也反映給校慶辦公室和校領導。我按班里的要求，把自己離校后的照片選了一遍，選照片時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寫下一些抒發感情、說明背景的話，以供做光盤時參考。這些材料我在4月底發給了做具體工作的同學，沒有想到這封私人郵件會上傳到學校“榮譽校友”評選的網絡上。7月23日，我在母校網站上發現后非常驚訝。更讓我不能接受的是，關于我的“個人簡介”里還有8?18我給毛戴袖章的內容。我馬上找到劉進，請她和學校聯系，要求校慶辦公室將關于我的圖文全部從網上拿下來。雖然劉進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慶活動結束仍未見改變。
在校慶活動當天，更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那張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豎立在人民大會堂的活動現場，后又陳列在校園里。《90年輝煌——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90年圖志》的第三章也用了這張照片。
我當選為榮譽校友一事在海內外迅速被熱炒為政治事件，實驗中學的校慶也由此成了為文革翻案、替紅衛兵張目的活動。網上流傳著不少聲討我的文章，最嚴重的指控就是我與卞校長之死有直接關系。讀了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為文革中的死難者感到傷痛；二是為謠言難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過平靜的生活，可是這個簡單的愿望卻難以實現。我想說清真相，但說什么都會被誤解。我終于明白，試圖通過一次校慶活動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時也認識到，實驗中學的校慶之所以會演化為一個事件，是因為它再次觸動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難以愈合的傷疤。文革的陰影還遠遠沒有散去，我只考慮為自己澄清名譽而去參加榮譽校友的評選是錯誤的不明智之舉。

四、我的反思和道歉

40多年過去了，我曾一次次地問自己，為什么會參與寫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答案是，在那個年代自己滿腦子想的都是保衛黨、保衛毛主席，不讓資本主義復辟，都是響應黨的號召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自覺地在階級斗爭的大風浪中經受鍛煉。后來，我逐漸認識到，盡管文革是全國性的運動，但具體到我們學校，這張大字報實際上起的是拉開學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參與寫了，就應當承担責任。作為女附中的一名學生，我永遠忘不了1966年8月5日這一天。校長被自己的學生毆打折磨致死，這是女附中的奇恥大辱，也是我和許多同學心中無法解開的結。我從內心感到深深的自責，我不能原諒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應遲緩，正當盛年的卞校長因受盡自己學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長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長的兒女失去了母親。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長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領導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堯先生，當面表達我的歉意。但是，我的處境又使我不能不謹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間，幾位同學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長的遺像獻花以表達我們40年來的思念、哀悼與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給老人帶去刺激和哀傷。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長期以來“階級斗爭教育”的產物。當時，工作組因為犯了壓制群眾革命的錯誤而被撤走，黨報社論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因此，絕大多數同學想的也是怎樣才能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8月5日，學生發起游斗所謂“黑幫”，出現了暴力局面，導致卞校長不幸去世。“階級斗爭教育”讓我們大多數人在看見校領導被施暴時，雖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說什么，更不可能站出來堅決反對。一些無力的勸阻雖暫時緩解了事態，但根本無法制止新一輪的毆打折磨。現在我認識到，這種對生命的集體性漠視也是發生悲劇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說的是，我對上述所說的每一句話負責。我將以對母校、對文革受難者、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繼續進行反思。我更期望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發生那樣的動亂和悲劇。

寫于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注釋：

〔1〕八條要求：（1）大字報要貼在校內；（2）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3）游行不要上街；（4）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5）不準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鬧；（6）注意保密；（7）不準打人、污蔑人；（8）積極領導，堅守崗位。摘自鄭洸《共青團歷史上的人和事》中國少年研究中心，青運史研究文庫，2005　年內部出版，第219頁。
〔2〕美國女學者Emily　Honic　及出版社的道歉信見《亞洲研究通訊》2003　年春季刊（總第48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