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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進輔仁

我能進輔仁大學，并一直工作到現在，還要從邵老伯和唐老伯說起。我十一歲時，他們幫助我家募集了2000元的七年公債，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到十八歲，這筆公債已用完了。那時我剛中學肄業，還沒找到工作，只能靠臨時教些家館，維持生計，偶爾賣出一兩張畫，再貼補一些。邵、唐二位老伯對我真叫負責到底、仁至義盡、善始善終，他們認為最穩妥的長久之計是為我謀一份固定的工作，于是在我二十一歲時，找到四川同鄉傅增湘先生幫忙，他慨然應允。

傅老先生是我曾祖的門生，（圖 傅增湘先生畫像及書法作品 見《藏園老人遺墨》）他在參加殿試時，我曾祖是閱卷官之一，在他的卷子上畫過圈。傅老先生在當時是著名的社會名流和學者。早年肄業于保定蓮池書院，當時書院的山長是桐城派著名學者吳汝綸，他十分欣賞傅老先生的詩文。光緒二十四年考中進士，入翰林，任編修，又升為直隸提學使。當時改革風氣初開，傅老先生率風氣之先，創辦女子學校，培養了大批女子人才，直到晚年，當時的女學生還常登堂求教。北洋政府時，因教育成就顯著，受任教育總長，后因不滿時政，尤其不滿當局干涉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而辭職。后又將精力轉向籌辦輔仁大學的前身“輔仁社”，又任輔仁大學董事會董事長，對輔仁大學有開創之功。傅老先生博學多聞，退出政界后搜羅古籍，校勘群書，達一萬六千馀卷，后都無償捐獻北京圖書館，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大量有關古籍的專著。傅老先生與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先生交誼篤厚。他任教育部總長時，陳校長任教育部次長，他下野后，陳校長接任他作護理部務，掌管大印，相當于代理總長，后來辭去政務，應英斂之之請，專職任輔仁大學校長。二人之間可謂長期共事，于是傅老先生決定為我的事去找陳老校長。而老校長從此成為我終生的大恩師，為了能更清晰地表述陳校長對我的培養，不妨先對他作一簡介，特別是我見到他之前的一些情況：

陳校長名垣，字援庵，生于清光緒六年（1880），廣東新會人。（圖 見《啟功畫傳》第27頁上）幼年受私塾教育，熟讀經書，但他自稱“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覽”（《陳垣來往書信集》），研讀了大量的子書和史書，接受了很多實用之學。但受時代風氣所限，仍不得不走科舉之路，于是他“一面教書，一面仍用心學八股，等到八股學好，科舉也費了，白白糟蹋了兩年時間，不過，也得到一些讀書的方法，逐漸養成刻苦讀書的習慣。”（《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驗》）這期間他參加過縣試、府試。二十一歲時先取為新會縣試第一名（案首），同年參加廣州府試。按慣例，各縣案首府試無不取之理，但主試的廣州知府施典章對陳垣先生文章中表現出的新思想不滿，竟在卷子上批道：“直類孫汶（文）之徒”，后又把“孫汶”圈去改為“狂妄”。所以最初陳垣先生不再復試之列，但在輿論的壓迫下，府學不得不在最后時間把他的名字補上。而復試的題目為“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這顯然是針對陳垣先生初試文章的“狂妄”而發的。但這次陳垣先生按部就班、四平八穩地作起了八股文章，那位施知府也無話可說，于是陳垣先生順利通過府試和院試，考取了秀才。后來他在回憶這次經歷的時候曾作過這樣兩句詩：“猶憶當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同年又參加順天府鄉試，廣東甄某請陳先生代考，于是陳先生在考試時一口氣作了兩篇文章。張榜結果，自己的那一篇沒中，而給甄某的卻中了。“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和當時口味，越用心越南轅北轍。代別人作文，不下工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見《陳垣年譜》）但也有收獲――得到甄某3000元酬金，把歷年從家中支出的錢全部還清。第二年又補為廩膳生，即可以拿到“廩”――實物和“膳”――伙食的雙重補助的生員，再次參加開封鄉試，仍未錄取，從此徹底放棄科考，投入宣傳新文化運動及反清斗爭和辛亥革命，曾參與及創辦《時事畫報》、《震旦日報》，宣傳革命。后又大力興辦教育，在新會、廣州教過小學、中學，又考入美國人在廣州開辦的博濟醫學院學習西醫，后又與廣州醫學界的中國名流創辦光華醫學校和“醫學衛生報”、“光華醫事衛生雜志”。1912年與廣東醫學共進會同人歡迎孫中山并攝影留念。1913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北上北京，又創辦北京孤兒園，北京平民中學。這時期他的學術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特別是在歷史考據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矚目。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親自上街游行。由于社會影響日益顯著， 1921年任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1922年起担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同年辭去教育部任職，專心于辦學與學術研究。1925年任故宮博物院理事兼圖書館館長，1926 年任輔仁社社長。1929年起任輔仁大學校長，直到1952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繼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直到1971年故去，享年九十一歲。陳老校長畢生投入到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是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和史學家。他的學術著作《通鑒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歷》、《史諱舉例》、《元典章校補》、《元西域人華化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都是史學界不朽的著作。陳老校長作為史學家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他最擅長宗教史，他出身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從小歸依基督教，所以對基督教史，特別是中國傳入史有非常深入、精辟的研究，后來他又廣集佛教典籍，因此對佛教歷史典籍也有非常廣泛的研究，如《中國基督教史》、《開封一賜樂業教（即以色列教）考》、《元也里可溫（即天主教）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火 教入中國考》、（以上四種合稱“古教四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都是這方面的杰出成果。二是非常強調把中國的各民族當成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來研究，強調中華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整體文化，如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即是這樣的代表作。三是充滿愛國激情，把歷史學和愛國主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語重心長地說：“從來敵人消滅一個民族，必從消滅他的民族歷史文化著手。中華民族文化不被消滅，也是抗敵根本措施致之一。”而他的《通鑒胡著表微》就處處滲透著抗敵御侮的思想和用心。試想，能到這樣一個大學者手下工作不是非常難得、非常榮幸的事嗎？

所以我至今還清楚記得傅老先生介紹我與陳校長會面時的情景：

我先到傅家，把我作的幾篇文章和畫的一幅扇面交給傅老先生，算作我投師的作業。他囑咐我在他家等候，聽他回信。然后拿著這些東西直接到陳老校長家。當時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我知道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機遇，我渴望得到它，又怕失去它，為了它兩位學術大師，一位前總長，一位前副總長親自過問它，這怎么能讓我不感動。好不容易盼到傅老先生回來，他用平和的語氣傳達了令我激動的消息：“援庵先生說你寫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錯，可以去見他。”又叮囑道：“無論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總要勤向陳先生請教，學到作學問的門徑，這比得到一個職業還重要，一生受用不盡的。”就這樣我得以去見陳校長。初次見面還未免有些緊張，特別是見到他眉宇間透出的一股肅穆威嚴之氣，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卻十分和藹地對我說道：“我的叔叔陳簡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們還是世交呢。”一句話說得我放松下來，還產生了一種親切感。但事后我想，老先生早已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會對封建科舉制度看得那么重要，他這樣說是為了消除我的緊張情緒，老先生對青年后生的關愛之心可見一斑。

之后，老校長即安排我到輔仁附中教一年級國文，（圖 輔仁附中教職員名錄 見《啟功畫傳》第32頁）在交派工作時，詳細問我教過學生沒有，教的是什么，怎么教的？我把教過家館的情況報告了一番，陳校長聽了點點頭，又囑咐我說：“教一班中學生與在私塾屋里教幾個小孩子不同，你站在臺上，他們坐在臺下，人臉是對立的，但感情萬不可對立。中學生，特別是初中一年級的孩子，正是淘氣的時候，也正是腦筋最活躍的時候，對他們一定要以鼓勵夸獎為主，不可對他們有偏愛，更不可偏惡，尤其不可隨意譏誚諷刺學生，要愛護他們的自尊心。遇到學生淘氣、不聽話，你自己不要發脾氣，你發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壞的事發生，又怎么發更大的脾氣？萬一無效，你怎么收場？你還年輕，但在講臺上就是師表，你要用你的本事讓學生佩服你。”上班后，我自然不敢怠慢，按陳校長的囑咐，努力上好每一節課。幾十年后，還有當時的學生記得我和我的課，稱贊我的課生動有趣，引人入勝，使他們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應該說我的教學效果還不錯，但一年多后，即被分管附中的輔仁大學教育學院的張院長（按張懷字百齡）刷掉。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說我中學都沒畢業，怎能教中學？這與制度不合。于是我一進輔仁的經歷就這樣結束了，這對我不能不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但陳校長卻認定我行，他也沒有洋學歷，自報家門時總是稱“廣東新會廩膳生”，他深知文憑固然重要，但實際本領更重要。他又根據我善于繪畫，有較豐富的繪畫知識的特點，安排我到美術系去任教，但限于資歷，只能先任助教，教學生一些與繪畫相關的知識，如怎樣題款、落款、鈐印等。（圖美術系時照片見《啟功畫傳》第33頁）說實在的，憑我的繪畫功底和從賈老師、吳老師、溥心 先生、溥雪齋先生、齊白石先生那兒學到的東西，作個美術系區區的助教綽綽有余；實踐也證明我我能勝任，很多當時美術系的學生至今還與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但不幸的是分管美術系的仍是那位張院長，孫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一年多后，他再次以資歷不夠為理由把我刷下。當時陳校長有意安排我到校長室作秘書，便讓柴德賡先生來征求我的意見。我當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陳校長，但我的處事態度有點守舊，先要照例客氣一番：“我沒作過這樣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夠，難以勝任啊！”柴德賡回去向陳校長匯報時卻說，啟功對我鄭重其事地說他不愿來，這真叫我有口難言。于是他把一個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學生安排了進去，也許我那番“謙遜”的話正中柴德賡的下懷，他很想借這個機會安排一個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觸陳校長。后來陳校長見到我就問：“你為什么不愿來呢？你還應好好學習啊！”我一聽就知道陳校長誤會了，但也無法解釋了。就這樣我不得不暫時離開輔仁，結束了我二進輔仁的經歷。

那年正是1937年，七月七日爆發了蘆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迅速占領了北平。北平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災難，物價飛漲，通貨膨脹。不用說流離失所的難民了，一般的小康家庭都難以為計，更何況我剛剛工作又失業，生活又面臨著重大的危機。我不得不臨時去教一兩家家館，再靠寫字畫畫賣些錢，勉強地維持生活。

到次年三月，我的八叔祖看我生活實在困難，出于好心，想幫我找個工作，他本人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作小職員，給我介紹工作也只能從這方面找，嚴格地說就是找偽職，當偽差。他從商店買了張履歷卡，填寫上姓名、年齡、籍貫等。我一看他把我的姓名寫成“金啟功”，就很不高興，因為我爺爺早就發過誓：“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孫子。”于是我爭辯道：“我不叫金啟功啊。”他連哄帶壓地說：“這有什么關系，你不看現在是什么時候，我現在不是也叫金禹宗了嗎？”當時家族的勢力還很強，宗族觀念還比較重，雖然一提金啟功我心里就惡心，但又不好當面堅決抵制，這樣就迫不得已地叫了一回金啟功。他把履歷表交給當時任日本傀儡政權委員長王克敏手下的祝書原。正當我還在猶豫的時候，恰巧又趕上日本顧問與王克敏被刺事件。當時刺客向他們開槍，王克敏先趴下，日本顧問被擊中，倒在王克敏身上，王克敏算是躲過這一劫。日偽政權當然大為惱火，全城戒嚴，到處抓嫌疑犯，形勢非常緊張。很多人受到牽連，如王光英先生就被抓進煤渣胡同的特務機關。當時我如堅持不去，也很容易被懷疑與此案有牽連。我母親和姑姑也嚇得束手無策，亂了方寸，都勸我說：“別惹事了，還是去吧，看看再說。”這樣我就身不由己地干上了偽職。那個單位屬于秘書廳下的一個科室，按職位排有科長、科員、助理員、書記，我作的是助理員，一個月能掙30元，勉強養家糊口。但幸好的是，機關里的工友聽差還都叫我啟先生。就這樣我心神不寧地一直干到夏天。沒想到這時我的救星又降臨了――陳校長找到我，問：“你現在有事做沒有？”我咬著后槽牙說：“沒有。”“那好，真沒事，九月份發聘書，你就回輔仁跟我教大一國文吧。”聽到這個意外飛來的好消息，我高興得簡直要瘋了。我本來就不愿干偽職，只是迫于生計和叔祖的好意，更不愿就此真的姓了金，正好像是在苦海里掙扎，這回總算是得到解救。我趕緊回家告訴母親，激動地想起一句戲詞，攥起雙拳，仰天大叫：“沒想到我王寶釧還有今日啊！”我的母親和姑姑也都高興得直哭。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秘書廳找到負責人祝書原說：“我現在身體不好，老咳嗽，昨天我去看病，醫生說我是肺病，我只能辭職了。”也不知他信不信我這套假話，反正他沒強留我，只是問：“誰能接替你啊？”我說：“我們這兒比我位置低的只有那位書記，他可以。”祝書原就按我說的向上邊打了報告，真的就這樣定了。事后這位書記還常給我寫信，很感激我對他的推薦，直到去年還給我來過信。可見人都是很善良的，為人家作了點好事，人家就會感激你，雖然我當初推薦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無意中又得罪了那位科員，他知道后好一陣埋怨我不該推薦那位書記，原來他想把自己的人塞進來。就這樣我于1938年9月第三次回到輔仁，直到今天，六十六年再也沒離開過它。

回想我一生，除了秘書廳這件事，我從沒作過不清不白的事，1938年春夏之際的三個多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個污點。解放后不久，曾發起“忠誠老實學習交代會”，我積極響應號召，真的十分忠誠老實，把干過幾個月偽差的事原原本本向組織作了交代。當時開會的地方在女院（恭王府），散會后我就直奔南院校長辦公室，找到陳校長，非常惶恐地向他說：“我報告老師，那年您找我，問我有沒有事，我說沒有，是我欺騙了您，當時我正作敵偽部門的一個助理員。我之所以說假話，是因為太想回到您身邊了。”陳校長聽了，楞了一會兒神，然后只對我說了一個字：“臟！”就這一個字，有如當頭一棒，萬雷轟頂，我要把它當作一字箴言，警戒終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點了。

二、 循循善誘與登堂入室

這次回輔仁不但心情特別愉快，而且特別塌實。（圖 啟功在輔仁國文系工作時的兩幅照片 見《啟功畫傳》第40頁）陳校長讓我和其他幾個人各教一個班的大一國文，而他自己也親自担任一個班。他一邊教他那班學生，還要帶我們這“班”青年教師，我們可以在同一課程內直接向他請教，請他指點，這不是天賜良機嗎？也可以說，陳校長為培養我們這些人，特意創造了一個可以手把手教我們的機會。他提攜誘導年輕后學真是煞費苦心。他在開學之前又諄諄教導我說：“這次教大學生又和中學生不同。大學生知識多了，他們會提出很多問題，教一堂課一定要把有關的內容都預備到，要設想到學生會提出什么問題，免得到時被動。要善于疏通課堂空氣，不要老是站在講臺上講，要適當地到學生坐位中間走一走，一方面可以知道學生們在干什么，有沒有偷懶、睡覺、看小說的？順便看看自己板書的效果好不好，學生記下了沒有，沒有記下的就可順便指點一下他們；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創造一個深入他們的氣氛，創造一個平等和諧的環境，讓學生們覺得你平易近人、可親可敬。到了大學更要重視學生實際能力的提高，要多讓學生寫作，所以上好作文課是非常重要的，批改作文一定要恰到好處，少了，他們不會有真正的收獲，多了，就成了你給他重作，最好的辦法是面批，直接告訴他們優缺點在哪里，他們要有疑問，可以當面講解，這樣效果最好。要把發現的問題隨時記在教課筆記上，以便以后隨時舉例，解決一些普遍性的問題。”

陳校長在實際教學中也給我們作出了表率。我常去聽陳校長的課，聽了他的課，我更加深理解了老師為什么要選這篇作品，教授它的重點、難點、要求是什么。我不但為老校長精彩的講解和淵博的學問所折服，也學到了很多教學經驗。比如，最初我看他板書時每行（豎行）只寫四個字，非常奇怪，就問他為什么，他說你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就知道了。我一試，才明白寫到第四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看完整，再多寫一個字，就被講臺擋住，學生只有站起來才能看得見。僅此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老師是多么用心，多么細致。

除了我到陳校長課堂上現場取經外，陳校長還經常到我的課上把場傳授。每次聽完我的課都要指點一下，指點時照例以鼓勵夸獎為主，一如他要求教師對學生的態度那樣。對于問題，他總是用啟發的口氣同你商量，而且總是提一個頭，不再多說，剩下的讓你自己考慮，比如說：“這篇文章的時代背景很重要”。怎么重要呢？他點到為止，我下來就要仔細地查一查，而每到查完，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他還鼓勵我們開展多種形式的教學，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比如，那時的大一國文都要開書法課，陳校長就建議我拿些帖拍成幻燈片，打出來給學生看。為了讓學生看清楚，陳校長和我特意選擇了輔仁大學東北角的階梯教室。課由我講，但指揮由陳校長担任，他用為上幾何課預備的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放一張新幻燈片。這時課堂上就會爆發出一陣感慨聲，看到好的，大家會由衷地表示贊嘆，看到不怎么樣的，如“龍門造像”中有的作品本來就很差，再一放大就更難看了，大家就會發出嘲笑聲。等到感慨聲稍微平靜下來，我就給他們具體講解這件書法作品的有關知識，并從用筆、結字、行氣、篇章詳細分析它的特點。講得差不多了，陳校長就用尺子再敲一下桌子，于是又進入下一張的欣賞和講解。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老校長當時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對我的鼓勵，我講起來也特別能放得開，準備的講得很充分，沒準備的即興發揮得也很生動，我和老校長的合作猶如演出了一場“雙簧拉洋片”，配合得格外默契，同學們聽得也格外帶勁，一堂課很快就結束了。就這樣，這幾節書法課使學生收益很大，每次課前課后都不斷地有學生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還詳細地與我進一步討論這些碑帖，說明這些課確實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而這一切都是與陳校長的親自設計與親自指導分不開的，他非常注重教學的靈活性、生動性，并手把手地把有關方法傳授給像我這樣的年輕教師，而一旦他們能取得一些成績，就和他們共同分享這份快樂，陶醉其中。

陳校長非常注重寫作訓練，對作文課抓得非常嚴。當時學生的作文都用毛筆寫在紅格宣紙本上，他要求我們在批改時也要工工整整地用毛筆來寫。陳校長還有一個高著兒――定期把學生的作文及老師的批改張貼在櫥窗內，供大家參觀評論，有時他還把自己的“程文”也張貼到櫥窗內，供大家學習。每到展出時，我們都格外用心，因為我們知道，這不但是學生間的一個小型的作文競賽，而且也是老師間的一次相互觀摩，所以我在批改學生作文時，總是提起十二分的警惕，拿出十二分的用心，不管是天頭的頂批，還是最后的總批，每處都兢兢業業地寫。每當展出時，看到我的字確實不至落在學生后面時，心里就感到一絲欣慰，這也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教學相長。而陳校長的這種做法也大大地促進了我的書藝，特別是小楷，他雖然沒有直接教我書法，但他這種辦法無疑是對我的極大促進，使我長年堅持練習，一點不敢馬虎，而且一定要寫得規規矩矩，不敢以求有金石氣、有個性，而把字寫得歪歪扭扭、怪了怪氣，更不敢用這種書法來冒充什么現代派。

說到展出的櫥窗，還有一點順便的補充。這些櫥窗平時是為貼告示用的，如哪位老師生病請假，就事先公布在櫥窗內。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如果某一個老師長期“請病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此人必定出事了，而出事又不能明說，結論只有一個――被日本人抓走了。學校也可以通過這種默契的方式向大家公告不好公告的消息，據說整個淪陷時期，輔仁大約有十來人被捕過。當然，一旦有人被捕，大家都會盡力援救。這里應該提一提曹汝霖。“五四”運動后，他在大家眼中成了漢奸，他自己為了表白自己，堅決杜門不出，既不與人來往，也不寫文章。他七十多歲生了一個女兒叫曹慶稀，在我教的這個班上念書。當很多輔仁的老師被捕后，有人找到曹汝霖請求他出面保釋，這雖與他長期的處世態度不合，但他仍勉為其難，真的找日本人斡旋干預，最終很多人都獲救釋放了，看來對一個人的歷史評價是件很麻煩、很復雜的事。

大一國文課各班的課本是統一的，選哪些作品，為什么選它，它的重點是什么，通過對它的講授要達到什么目的，陳校長在事前都有周密的考慮，并向我們這些年青的老師講解清楚。學年末全校的大一國文課要統一“會考”，由陳校長自己出題，統一評定分數，這既考了學生，也考了老師，很有“競爭”的味道，大大調動了我們的積極性，每到這時，我總是加班加點地為學生輔導，所幸我在歷次會考中成績都不錯，沒有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

陳校長不但教我們怎樣教書，而且教我們怎樣讀書做學問。陳校長做學問非常嚴謹，他強調治史學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時，來不得半點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時一定要“竭澤而漁”。竭澤而漁并不是指寫文章時要把這些材料都用進去，而是要熟悉全部相關的材料，做到心中有數。對老師的這種治學方法我有兩次親身的體會。一是老師家中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經》和一部道教的《道臧經》，他開玩笑說：“唐三藏不希奇，我有四藏。”但我每到他家，看到這“四藏”，心里總會浮現這樣一個問題：這么多的經典老師都翻看過嗎？不久得到了回答：一次老師在古物陳列所發現了一部嘉興地方刻的《大藏經》，立刻告訴我們這里面有哪些種是別處沒有的，有什么用處，之后又帶著我們去抄出許多本，摘錄若干條。怎么能知道哪些種是別處沒有的呢？當然熟悉目錄是主要的，但僅查目錄，怎能知道那些有什么用處呢？我這才“考證”出老師藏的“四藏”并不是陳列品，而是曾一一過目，心中了然的。二是為查歷史年月，他得知日本御府圖書寮編了一種《三正綜覽》，就花了200銀圓托朋友在日本抄出副本，自己又逐月逐年地編排演算，最后寫成《中西回史日歷》。編到清朝的歷史朔閏，老師就到故宮文獻館中查校保存下來的清朝每年的“皇歷”。后來我買了一本印出的《三正綜覽》，不但發現它的編排遠遠不如老師所編的醒目，而且清朝部分與老師的多有不同，就拿去請教老師。老師自信地說：“清朝部分是我在文獻館中校對了清朝每年的‘皇歷’，自以我的為確。人不能什么事都自負，但這件事我可以自負，我也有把握自負。”只有親手占領了第一手資料，才敢有這樣自信的宣言。

老師見了我們這些后學晚輩多數情況下并不急于考問我們讀什么書，寫什么文章，而總是在閑談中抓住一兩個具體問題進行指點。比如老師的家里總掛些名人字畫，案頭或沙發前總放著畫卷和書冊，談話的內容往往就從這里入手。比如他曾用三十元買了一幅章學誠的字，字寫得十分拙劣，他只是為聊備一格掛在客廳里，我們這些門生去了，他會指著它問：“這個人你知道嗎？”如果知道，而且能說出一些相關的問題，他必定大為高興，連帶地給你講出更多的內容，特別是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趣聞，全是即興講解，而且十分生動，如果整理出來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學術札記。可惜，我那時手懶，沒記下更多的內容。如果你不知道，他就簡單地告訴你，“他是一個史學家”，就不再多說了，我們因自愧沒趣，或想知道個究竟，只好回來趕緊查閱這個人的有關情況，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師表現一番，老師又必很高興。但又常在我們所說的棱縫中再加一點，如果你還知道，他必大笑點頭，加以稱贊，這時我也像考了滿分，感到得意；如果說不上來了，他必再告訴你一點頭緒，容你回去再看。

當然，他也會具體過問、指導我們寫文章。我最初不知從什么方面、角度入手，他就幫我謀題目。他問我：“原來你都讀過什么書？其中哪些讀得最多、最熟、最有興趣？這一定要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我說：“我原來隨戴先生讀了很多經史一類的書，但我的興趣還在藝術方面，我也接觸、積累了很多這方面的知識。”他說：“那很好，藝術方面有很多專門的知識，沒有一定實踐經驗和切實修養，還做不了這方面的研究，你很適合做這些題目。”在他的鼓勵下，我寫的第一篇論文是有關《急就篇》研究。《急就篇》本是史游編的童蒙識字課本，很多書法家都喜歡書寫它，就像后來許多人喜歡書寫《千字文》一樣，因此流傳下大量的法帖。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老師也給我很多具體意見和知識，再次體現了他的博學多聞。特別是這篇文章的題目究竟怎樣命名為好，因為這里面牽扯到一個重要的概念――“章草”究竟指什么，老師早就對這一概念發生過疑問。因為《急就篇》又稱《急就章》，又有用章草一體所寫，所以后世竟有以“章草”代稱“急就章”。這樣一來，章草的概念就非常混亂，有人說是漢章帝所寫，所以叫章草，這是從篇章的角度出發；有人又說章草應指字體的特點，如故宮所藏影印鄧文元寫的《急就章》用的字體是章草；而羅復堪給他定的題目又叫“鄧文元章草”，此處的章草是指字體名還是指篇章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后來我終于想明白，陳校長的老家廣東可能有這樣的習慣，即把字體名和篇章（急就章）名合在一起都叫章草。不管怎樣，老師給我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由辨明概念入手，才能把這篇文章寫好。經過與老師反復的斟酌、推敲，最后才定下文章的題目：《急就篇傳本考》，對以上問題進行了考辨，并對失傳及在傳的版本進行了詳細的整理，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論文。后來，我又根據出土的漢朝木簡考證了《急就篇》中第一句所說的“急就奇觚與眾異”的“奇觚”指的是什么：原來古人有用方木棍作書寫載體的方法，如果把方木棍按對角線劈開，使之變成兩個三棱形，這樣就可以由四面書寫，變成六面書寫，大大節約了材料。木簡在三棱體的斜面上只寫“急就”二字，既不稱“篇”，又不稱“章”，在另外兩個直面上寫正文，每面三句為一行，這樣又把《急就篇》研究深入了一步。說到木簡，還應補充一點。現在很多人把出土木簡泛稱為“流沙墜簡”這是不確切的。“流沙墜簡”是羅振玉根據法國人沙宛所藏的敦煌木簡出的書翻譯的書名，意思是“從沙漠中刨出的遺留的木簡”，它是特指，而不是泛指一切木簡。

后來，在老師的關懷和指導下，我又寫了《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一篇論文。如前所述，我早就喜歡董其昌的畫，但又發現很多畫畫得不搭調，一會兒這邊水高，一會兒那邊水高，當時認為或者是贗品，或者是代筆人水平太差。后來聽賈羲民老師說，才知道其中也不排除董其昌本人的“大爺高樂”的作品，很有啟發，而且發現給他代筆的松江派畫家都是很有功底的，畫起來都是有板有眼的，于是就對這些代筆人及其畫風發生了興趣。我把這些想法和陳校長說了，他認為這個題目很有意義，鼓勵我把它寫出來。在我寫作過程中，老師還給我寫過一封信，告訴我朱彝尊曾在《論畫絕句》中提到趙左和僧珂雪曾替董其昌代筆，并親筆把這條資料抄錄給我。這是一首七言絕句：“隱君趙左僧珂雪，每替香光（董其昌）應接忙。涇渭淄 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朱彝尊自注云：“董文敏疲于應酬，每倩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為書款。”陳校長讀書有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的好習慣，即遇到有用的資料就隨手抄錄在紙條上分類備用，現在看這條資料對我有用，就寄給我。這條資料對我的啟發確實很大，說明早在清初就有人注意到這種現象。當我寫好文章，呈給老師看時，他十分高興，夸獎了一番。我也很得意，至今認為它是我論文中的得意之作，而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和老師辛勤指導、具體幫助分不開。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不光對我如此，老師對所有的后學都傾注全力地加以培養。如柴德賡寫過一篇有關“謝三賓”的文章，專論清初那些反復無常、時而降清、時而反清的降臣叛將，內容暫且不說，僅為他文章的題目，陳校長就不知和他商量了多少次，時而改成這樣，時而改成那樣，也夠得上“反復無常”了，真可謂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但體現了老師嚴謹認真的學風，而且寄托了對后學晚輩的殷切期望。

陳校長不但教我們怎樣教書、怎樣做學問，更重要的是教我們如何做人。日寇占領北平后，作為一個赤手空拳的老學者，他只能以筆代槍，把他的愛國思想、愛國情緒寄托在他一篇篇史學論文中，他常引用《論語》的話：“施于有政，是亦為政”，這就是他寫這些文章的苦心孤詣。有時直接給我們講解其中所蘊涵的內容和情感，每到此時，忠憤之氣溢于言表，再加上他本來就眉目威嚴，使我不由想起陸放翁《跋李莊簡公家書》所云：“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于辭色。------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他還專對輔仁大學中年青的中國神甫進行歷史文化基本知識的教育，這些行動都是對后學之輩很好的愛國教育。

在這方面，陳校長對我更是耳提面命。他有時看我給學生作文的批語或寫的詩流露出一些消沉的情緒，就委婉地批評我思想不要太舊，要不斷地除舊布新；有時看我有些偷懶，就鼓勵我加緊努力。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也對我平生影響最深：

光復后，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陳立夫、國防部部長陳誠曾到北京，在宣武門內路西市黨部舉辦招待會，招待各大學的教授、副教授，意在拉拢知識界對國民黨的支持。我那時已是副教授，所以也參加了。會上陳立夫和陳誠不但不關切長期處于淪陷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反而責怪我們“消沉”，對他們的到來不夠歡迎。陳校長當即反駁道：“你們說我們消沉，也不問問我們為什么消沉？不問問我們這些年是怎么熬過來的？是怎樣在日本人的壓迫下過著非人生活的？”說到氣憤時，竟激動地直用招待吃點心的叉子敲盤子。接著燕京大學的校長陸贄偉也慷慨激昂地說：“不知二位部長聽說過這樣的民謠沒有”？于是一邊用叉子敲著盤子一邊念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氣得陳誠大叫道：“那你就投好了！”會場上哄然大亂，可見當時的民心所向。接著一位政法大學的教授又操著濃重的湖南常德土音，繼續大罵國民黨，可惜我聽不懂他的話。據說散會后，此人又到中山公園音樂堂去講演，國民黨特務朝他扔臭雞蛋，他在左派學生的掩護下才得以離場，聽說后來跑到解放區。這次會上陳校長的凜然正氣給了我很大的震動，常說“身教勝于言教”，陳校長以身作則，告訴我在復雜的社會中應該怎樣堂堂正正地做人。

光復不久，輔仁大學教授英千里出任北平市某一局局長，想從輔仁的教師中找一個“自己人”作幫手，幫他管一個科室，不知怎的，想到了我。如果純從收入的角度來看，這個位置的薪水比當一般教師要高得多。我當時真有點動心，但又拿不準，和一些人商量，也莫衷一是，便去請教老師。老師先問：“你母親愿意不愿意？”我說：“她不太懂得，讓我請教老師。”老師又問：“你自己覺得怎樣？”我說：“我少無宦情。”老師揪著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無宦情，我就可以直接告訴你：學校送給你的是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里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適合干哪個？”我恍然大悟，立刻告辭回來，用花箋紙寫了一封信，向那位教授對我的提拔表示感謝，又婉言辭謝了他的委派。寫好后，拿過去請老師過目，他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話：“值三十元。”這話真是大有禪意，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確的選擇，對我來說，這是無價之寶，而幫我指點迷津的恰是陳老師。他指導我怎樣正確衡量自己，認識自己，怎樣擺正自己的社會位置，選好自己的人生舞臺。現在想起來，如果我當時從了政，即使干得再好，再順利，至多使社會上多一個可多可少的官員而已，而我的專長和才華（姑且這樣說）就不能得以發揮。所以陳校長不但是我的業務導師，更是我的人生導師。

1963年我根據一篇發表過的、讀者反映很好的論文，經過多年的修訂補充，整理成一本專著《古代字體論稿》，出版前我想請老師題簽。老師非常高興，問我：“你出版過專著嗎？”我說：“這是第一本。”又問了一些有關的情況后，忽然問我：“你今年多大歲數了？”我說“五十一歲”。老師又忽然放下我，歷數起很多學者的壽命來：“全謝山（祖望）只五十歲，戴東原（震）只五十四歲-------”正當我摸不著頭腦的時候，老師忽然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要好好努力啊！”說罷欣然命筆。我愣了一刻，終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一方面為我的成長高興，高興得好像一個孩子，看到自己澆過水的小草開花結子，便高興地喊人來看；一方面又以長者的經驗告戒我，人生苦短，時不我待，要抓緊大好時光多出書。這時，看著他為我題簽的身影，我幾乎掉下熱淚來。老師的書齋名“勵耘”，老師用他全部的身心和熱血為我解釋了什么叫“勵耘”，如何作一個辛勤的耕耘者，如何做一個優秀的園丁，如何做一個提攜后進的長者。

過了一兩年后，我又起草了一本《詩文聲律論稿》，帶著它去請老師題簽。這時老師已經病了，禁不得勞累，但見我這一疊稿子，非看不可。我只好托詞說還須修改，改好后再拿來，先只留下書名。我又想，老師以后恐怕像這樣的書簽也不易多寫了，不如把將來準備出的書也求老師一次寫了，但又難于為自己以后的著作預設好題目，于是想起“啟功叢稿”這樣一個名稱，準備把它作為總稱，下面可以放進任何文章著述，于是說還有一本雜文，求老師一并題簽。老師這時已不太能多談話了，但仍毫不猶豫地答應我馬上就寫，我就退到旁邊的屋子坐等。沒多久，秘書劉乃和先生舉著一疊墨筆的書簽來了，每種都寫了若干張，任我選擇，（見圖見《啟功畫傳》第86、85頁）我真是喜出望外。但痛心的是這本《詩文聲律論稿》中經文化大革命，一直拖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見到了；還有慚愧的是我的《啟功叢稿》下面的著述還不夠豐富。但每當我看到這些題簽時，都不由地想起當時的情景，老校長殷切的話語仍響在耳邊，老校長慈祥的面孔仍歷歷在目------

回想我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我這個資歷不夠的中學生，眼里根本不夾我地把我刷來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視我這個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誰地把我批來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揚威一番，以示他們強者的偉大與左派的先進，但老校長卻保護了我，每當我遭受風雨的時候，是他老人家為我撐起一片遮風避雨的傘蓋，每當我遭受拋棄時，是他老人家為我張開寬厚的翅膀，讓我得到溫暖與安頓，而且他好像特別愿意庇護我這只弱小的孤燕，傾盡全力地保護我不受外來的欺凌，就像“護犢子”那樣護著我。我自幼喪父，我渴望有人能像父親那樣關懷我，我可以從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愛的另一種愛，有了它，我就能感到踏實，增強力量，充滿信心，明確方向。現在老校長把老師的職責與父親的關懷都担在了身上，這種恩情是無法回報的。我啟功別說今生今世報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來生、有下輩子，我也報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圖啟功與陳垣 見《啟功書畫集》第369頁）

在這里我還想為老校長說幾句公道話，或曰打抱不平。近現代史學界有“南北二陳”的美譽。對那一位陳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欽佩的。但現在有些人評介他時，故意渲染他怎么堅持不過問政治，不參加政治學習，不介入黨派等，好像他的偉大不在他的學問，而在特立獨行、超脫政治。而對陳老校長則不同了，因為他解放后參加了共產黨。殊不知陳校長加入共產黨完全是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他身為輔仁大學和師范大學合并而成的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只有在黨內他才能更直接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地對北京師范大學負責，這種良苦之心是多么難得啊！

老校長逝世于1971年，當時還是禍害橫行的時代，所以他死得很凄涼。他那時住在輔仁大學對面的興化寺街，主要靠秘書劉乃和先生協助他工作，照顧他的生活。但文革時劉乃和先生被扣在學校隔離審查，其實造反派審查劉乃和的目的并不在她本人，而是通過她來挖些整陳校長的“黑材料”。于是那一陣陳校長只能一人在家，我們幾個學生也都被扣著，關牛棚的關牛棚，隔離審查的隔離審查，也都無法去照顧他。他子女的情況也都如此，家里只剩下一個管做飯的袁姐。一天，老校長因行動不便倒在地上，兩個多小時沒人管。后來陳校長的二孫媳，我稱她“曾大姐”急了，冒著危險到中南海國務院信訪處給周總理寫信，反映這一情況，要求趕緊把秘書放回來。這封信還真的起了作用，不久就把劉乃和放了出來，好整天看著老校長。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陳校長曾為這次史無前例的浩劫憂心忡忡。我想直到他死也始終也沒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像我們這些劫后馀生的人，事后畢竟得到一個說法。一個洞察歷史的老人就這樣代著遺恨走了。我失去了最崇敬的導師，最可親的長者，我把千言萬語，匯成了一幅挽聯，想在追悼會上掛出來，但那時我連進到大廳當面鞠躬的條件都沒有，只能在院子里默哀，明智的朋友看了我這幅對聯又是用真情所寫，都勸我不要掛出來。幸好黑暗終于過去了，現在我可以一遍一遍不斷地向他老人家的亡靈吟誦了：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師生同父子；

刊習作二三冊，痛馀文字答陶甄！

三、 輔仁逸事

輔仁大學創辦于1929年，它的創辦與我的滿族老前輩英華先生的努力分不開。英華先生姓赫舍里氏，字斂之，號萬松野人。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學識淵博，曾主辦大公報，又辦溫泉中學，該校舊址門外南面山上所刻“水流云在”四個大字即是他的手筆。西方學者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曾在明朝、清初先后來到中國傳播西方科學文化，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文化教育始終沒有廣泛的影響。二十世紀初，列強開始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西方教會也在中國興起辦學之風。在這種背景下，英老先生寫信給羅馬教宗，請求派專門人才來中國創辦學校。最初由英老先生聯合同仁辦了一個學術團體叫“輔仁社”，后來羅馬派來一個天主教的分會辦起輔仁大學。陳垣先生家世是基督教信徒（路德派），本人又是歷史學家，特別是宗教史專家。他在作國會議員和教育部次長時，曾以自己搜羅的元代“也里可溫”（天主教）的歷史記載向英老先生求教，英老先生即高興地把自己收集的材料補充給他，于是二人結下友誼。等輔仁大學建校時，英老先生即延聘陳垣先生任校長。當時很多天主教同道不贊成聘任不同教派的人任校長，但英老先生不是拘泥教派成見的人，他深信陳垣先生的人品學問，力排眾議，堅持己見，正式聘請陳垣先生任輔仁大學的校長，從此輔仁大學成了學術的大學，而不是教派的大學。

陳垣先生任輔仁大學校長后，曾延聘多位學者到校任教。他看重的是真本領、真水平，而不拘泥哪個黨派屬性、哪個大學出身、哪個宗教信仰。物理、化學多請西方專家，文學院請沈兼士任院長，國文系請尹石公任主任，接替他的是余嘉錫先生，歷史系請張星烺任主任，教授有劉復、郭家聲、朱師轍、于省吾、唐蘭等先生，可謂人材濟濟，使得后起的輔仁大學頓時與避寇西南的西南聯大南北齊名。得益于是教會學校，尤其是董事會的權利實際由德國人把持，所以在淪陷期輔仁大學處于一種極特殊的地位：由于日本與德國是同盟的軸心國，所以日本侵略者不敢接管或干涉輔仁大學的校務，只派一名住校代表細井次郎，監察校務，而這位日本代表又很識相，索性不聞不問，聽之任之，并沒給學校帶來什么更多的麻煩。為此日本投降后，陳校長還友好地為他送行，真稱得上是禮尚往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因此，在淪陷期，輔仁大學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那些留在北京繼續工作，又不愿從事偽職的學者，那些想在北京繼續學習，又不愿當日本的亡國奴的青年，便紛紛投向輔仁大學，使它的力量陡然增加，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日益擴大。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輔仁大學的，我有一首《金臺》詩就是詠這種情景的：

金臺閑客漫扶藜，歲歲櫻花費品題。故苑人稀紅寂寞，平蕪春晚綠凄迷。觚棱委地鴉空噪，華表干云鶴不棲。最愛李公橋畔路，黃塵未到鳳城西。

金臺即指北京，因北京八景有“金臺夕照”一說，“故苑”二句即詠淪陷區景色之凋零，“觚棱”二句是寫淪陷區“人氣”之衰微。李公橋即李廣橋，輔仁大學所在地，“黃塵未到”就是指日寇的勢力還不能籠罩輔仁大學之上。

我能從黃塵壓抑的敵偽機關來到這黃塵未到的清凈之地，心里自然有一種解放的、甚至揚眉吐氣的感覺，心情特別好。我這個人本來就非常淘氣，也時常犯點兒壞，心情一愉快，便時常針對時局和學校的一些事編些順口溜。如當時在一般情況下兩個銀元可以買一袋白面，但和股票似的，時漲時落，學校管財務、收學費的就要算計，到底收銀元好，還是收白面好呢？我就作順口溜道：

銀元漲，要銀元，銀元落，要白面。買倆賣倆來回算，算來算去都不賺。算得會計花了眼，算得學生吃不上飯。拋出惟恐賠了錢，砸在手里更難辦。

當時的校醫由生物系的主任張漢民兼任，他做生物系教授挺高明，但做醫生卻不太高明，動不動就給人開消滯隆（一種退燒藥），要不就是打防疫針，總是這兩樣，好像《好兵帥克》里的那位軍醫，動不動就知道給人灌腸一樣。（現在想起來也不能怨他，那時學校肯定也沒有別的藥，再說日本人對得疫病的真活埋呀。）而且，他忙于工作和實驗，到校醫院找他經常撲空，于是我就給他也編了一個順口溜：

校醫張漢民，醫術真通神。消滯隆，防疫針，有病來診找不著門。

當時美術系辦得很蕭條，特別是西洋畫，只學一點低劣的石膏素描和模特寫生，而那些模特的水平也很差，都是花倆兒錢從街上臨時雇來的，于是我編道：

美術系，別生氣。泥捏象牙塔，藝術小墳地。一個石膏像，擋住生殖器。兩個老模特，似有夫妻意。衣冠齊楚不斜視，坐在一旁等上祭。畫成模像展覽會上選，掛在他家影堂去。

我還給連續刷我的那位院長寫過順口溜，他當過市參議員和國大代表，解放前，趕最后班機逃到臺灣，于是我寫道：

院長張懷真不賴，市參議員國大代，心要一歪是張壞。事不祥，腿要快，飛機不來坐以待。

解放后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寫信邀請他回來，保證他不會出任何問題，他真的回來了，入華北大學等革命大學學習培訓后，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工作。他還特意讓他的后太太，也是我認識的輔仁美術系的學生，請我到他家去敘敘。我覺得去見他難免兩人都尷尬，特別是他要知道我給他寫的順口溜，里面還有大不敬的話，非得氣壞了不可，便借故推辭了。

編順口溜是我的特長，其實我小的時候跟祖父學的那些東坡詩，如《游金山寺》等，就是那時的順口溜，我早就訓練有素，所以駕輕就熟，張口即來。編完后還要在相好的同仁間傳播一下，博得大家開懷一笑。這時，乖巧的柴德賡學兄就鄭重其事地告誡我：“千萬別讓老師知道！”是啊，我當然明白，他好不容易把我招進輔仁，我盡干淘氣的事，他知道了，還不得狠狠 （kei）我。

淘氣的還不止我一個，余嘉錫之子余遜也算一個。當時輔仁大學有一位儲皖峰先生，曾做過國文系主任。他喜歡吸煙，又不敢吸得太重，剛一嘬，就趕緊把手甩出去，一邊抽，一邊發表議論。他有些口頭語，和他接觸多了常能聽到。比如提到他不喜歡的人，他必說：“這是一個混帳王八蛋”。不知是不是受他的影響，我現在評價我看不上的人時，也常稱他為“混帳”。又比如他喜歡賣弄自己經常學習，知識面廣，就常跟別人說：“我昨天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當別人發表了什么見解，提出意見時，他又常不屑一顧，總是反復說：“也不怎么高明”，“也沒什么必要”。于是我們這位余遜學兄把這幾句話串起來，編成這樣一個順口溜：

有一個混帳王八蛋，偶爾得了些新材料，也不怎么高明，也沒什么必要。

試想，不淘到一定的水平，能編出這樣精彩的段子嗎？所以這則順口溜很快就流傳開了，聞者無不大笑。當然那位柴德賡學兄又要提醒道：“千萬別讓老師知道。”我至今也不知道，老師和儲先生知道不知道這段公案，可惜已無法查對了。

全文較長，此處有所刪節，詳見愛思想網。

本文選自《啟功口述歷史》第三章《我與輔仁大學》

燕南園愛思想 啟功 2015-08-23 08: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