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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在越南舉辦的一次國際“性”研討會上，越南某大學的一位女生跳起來“質問”我們：中國怎么會出來《上海寶貝》？中國的女人怎么了？中國人的“性”怎么了？語氣中帶著不解與氣憤。

中國人的“性”，怎么了？這個問題一方面隱含著人們對于“性”（行為、關系、觀念）的迅速變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達著強烈的焦慮與恐慌。

中國人的“性”，怎么了？這是一個老問題。

80年代初的時候，婚外戀（尤其是陳世美現象）、性教育（包括對自慰的討論）、婚前性行為、離婚等等話題就引起過社會大討論。99年的《上海寶貝》是一枚重型炸彈，把美女作家們推向風口浪尖。接踵而來的木子美性愛日記、換妻聚會、各種嫖娼賣淫案件、少女懷孕、援交、忠貞聯盟、貞操女神等等，無時無刻不在挑撥著中國人的神經。

那么，8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性，實際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潘綏銘曾經從性行為、性關系、性觀念、性的公開表達、女性之性的變化以及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顯性化等方面總結過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性革命”。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或者性自由，也不等同于中國社會每個方面、每個人都在朝著性開放的方向變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內（主要指“文革”之后）中國社會和普通大眾的性發生了一種整體上的迅速變化。這場性革命根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愛情、社會性別與“性”共同組成的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在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所發生的變化。

這樣的認識來源于性社會學的諸多調查研究。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從2000年開始，針對中國成年人（包含流動人口）的性行為、性觀念、性關系開展過三次全國隨機抽樣調查（2000，2006，2010）。最近一次調查，除了包含18-61歲的成年人，還涵蓋了14-17歲的青少年人群（包含校內外少年）。數據在方法、內容上具有可比性。

性，涵蓋著很多的內容，需要被分解了來討論。下文僅列舉被社會大眾津津樂道的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以及青少年的性四個方面的調查數據，結合數據所表達的社會事實與社會層面的相關討論，思考十余年來，中國人的“性之變”與人們對于這種變化的情緒反應及其背后的道德情感。后者在筆者看來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于性的道德恐慌。

婚外性行為與“二奶”恐慌

婚外性行為，威脅的是婚姻忠貞、單一配偶制，相關的報道層出不窮，爭論經久不衰。

我們的調查從“事實婚姻”的角度出發將其定義為：已婚或已同居一個月以上的人，在婚姻或同居期間，除了目前的配偶之外，還有其他性伴侶。婚外性行為，在男性中的比例，2000年是13.2%，2006年是8.5%，2010年則上升為28.9%。這個比例在女性中為：2000年4.5%，2006年6.7%，2010年9.7%。

從觀念上看，三次調查的結果都顯示有接近一半的人認為應該區別對待婚外戀現象（不是一棍子打死），在45％左右的水平上持平。在2010年的調查問卷中，對于男人包二奶的現象，有7.6%的女人和13.0%的男人持有支持或者理解的態度，男女合計10.3%；對于女人做二奶的情況，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態度的占8.7%，男人占13.1%，男女合計11.0%。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對于“做二奶”的態度比對于“包二奶”還要寬容一些。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有3％上下的夫妻明知道對方已經有婚外性卻仍然沒有離婚；還有大約16％的夫妻懷疑對方可能有，也沒有離婚。兩者相加，到2010年的時候，中國現存的婚姻中有五分之一已經被婚外之性威脅到了。可是，這些夫妻們卻仍然沒有離婚！

這個數據寓意深刻。這究竟是中國夫妻對婚外性越來越不在乎了，還是由于婚姻越來越難于解除，迫使至少有一方不得不“忍為上”呢？究竟是他們學會了如何在猜疑之中相處，還是更加看重婚姻的其他非“性”的基礎，還是他們仍然不肯或者還沒有學會把離婚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

與此同時，對于“包二奶”的現象，社會層面的恐慌近年來有增無減。隨著婚外性行為的不斷被曝光，再加上圍繞著《婚姻法》的熱烈討論，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這種對于“夫妻雙方相互忠貞”的背叛越來越威脅到自己的婚姻與家庭。也有人把這種恐慌擴延至社會的穩定與人類的發展。這種恐慌，嚴格意義上其實并不是指向性本身，而是婚姻與家庭的穩定（包括財產的分割）。婚姻與家庭的穩定，又被設定為社會穩定的前提。可是，婚姻與家庭的穩定一定（或者主要）是因為婚外性行為破壞的嗎？或者換句話說，婚外性行為就一定會破壞婚姻與家庭的穩定嗎？婚外性行為，違背了什么？婚姻的設置，由誰來規定？婚姻，首先是為了社會的穩定還是為了個體的幸福？社會穩定是以低離婚率為必要條件的嗎？　　

婚外性行為，可能有它的種種問題，但是其與婚姻以及家庭穩定之間的關系，進而與社會穩定之間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想當然地“必然”化了。在道德恐慌之中，我們對于婚姻的想象，缺乏認識層面的反思，往往過度強調作為“社會設置”的婚姻，而無視“事實婚姻”的挑戰，當然也無從分析“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及婚姻(包括離婚)對于當事人乃至社會的意義。

商業性行為與“失足婦女”

商業性行為，挑戰的是性的神圣與性的私密，性是否可以被視為商品進行公開自由的買賣？賣淫嫖娼與色情業，被社會視為道德風向標，或者被視為禁忌、不予討論，或者備受譴責。

我們雖然有十多年性產業研究的經歷，但是沒法回答“中國小姐之多少”的問題。從我們的定量調查數據看，男人找小姐的情況在近十年里沒有太大變化，可謂穩中有漲：2000年＝6.3％，2006年＝6.1％，2010年＝8.0％。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道題是檢測人們對于賣淫嫖娼的態度：

“目前在中國，從事“性服務”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時拘留最多15天，還要通知家屬。您覺得，這種處罚是太輕了，還是太重了？”

“目前在中國，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時拘留最多15天，還要通知家屬。您覺得，這種處罚是太輕了，還是太重了？”

對于上述的兩個法律規定，在2000年的時候還只有15％上下的人認為是處罚過重了，可是到了2006年和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25％上下，增加了1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雖然中國人民以遵紀守法而著稱，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對于國家處罚賣淫嫖娼的法律持有不同的看法。

賣淫嫖娼，在最近的十年里，比例并沒有很大的增幅（至少找小姐的比例保持平穩）。這一方面表明現行掃黃政策的失敗，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如果不掃黃，嫖娼賣淫必然越來越泛濫”的假設與恐慌。“掃黃”的政策不僅無效，也不那么合乎“民意”。尤其是，當越來越多的性多數人群也意識到生活的艱難，當博士們都為自己的就業担憂的時候，曾經道德敗壞、貪圖享樂的賣淫女被改稱為“失足婦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社會情感在增強。可是，雖然社會對于個人賣淫的寬容度越來越高，賣淫現象被賦予的道德色彩并沒有因此而減少。“道德敗壞論”（尤其是玷污婦女、毒害青少年）、“家庭破壞輪”、“文明破壞論”，乃至“導致腐敗論”，這種種指責，雖然缺乏社會事實層面的論證與有力的邏輯推導，但是折射出社會對其強烈的道德恐慌。這種情緒的來源，在筆者看來，實際上是因為商業性行為極大地挑戰了性的隱私性與神圣性，帶來某些階層對于性泛濫、性低俗化的道德恐慌。商業性行為，也是人們為失敗的婚姻、日趨囂張的腐敗、缺乏安全感的社會、失落的文明尋找的替罪羊與出氣孔。

青少年的性與“救救孩子”

青少年的性，涉及性與年齡的關系，也涉及性與未來的關系。青少年，是性道德最關注、最想“保護”的人群。青少年，在性愛相關的問題上被貼上的是“純潔”“無辜”的標簽。担心青少年的純潔會受到玷污是家長及社會反對性開放的重要理由。可是，這種“純潔”與“玷污”，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社會對于青少年的性，知之甚少。“救救孩子”的聲音往往以忽略、掩蓋孩子的聲音為前提。

從我們的調查數據看，在14-17歲的少男中，2010年，12.6%到15.4%的人自報有過性交行為，在少女中，這個比例是8.3%到11.9%。在情感方面，33%的少男與29.1%的少女有過單相思的經歷，29%的少男與23.7%的少女有過失戀的經歷。目前承認自己已經有戀人的少男有13.5%，少女13.8%。如果再結合大學生的調查數據的話，我們會發現，在2006年，32%左右的大學生有過性交行為。而且，性愛經歷并不會影響學習成績。相反，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社會活動能力越強的學生，發生性行為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個應該是更有意義的數據是：時至2006年，依然有近五分之一的大學生沒有過與異性單獨交往的經歷。

在性觀念方面，超過半數的少男少女們認為自己的性觀念比較開放（或者非常開放）。在諸多性愛觀中，比例最高的是認同“先有愛，再有性”（少男71.8%，少女79%）。認同比例比較高的性愛觀還包括“性很寶貴”（少男68.1%，少女63%）。過半數的少男少女認為婚前性行為不算道德問題。對于

“包二奶”問題，超過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對于“男人包二奶”、“女人做二奶”表示能夠理解。少女中表示贊同的比例略高于少男。對于女性貞操，絕大多數少女很看重（6.1%認為沒有意義），比例遠遠高于少男（22.4%認為沒有意義）。

從數據顯示的社會事實來看，青少年的性與愛，不管是行為方面還是觀念方面，都呈現出了多元的特點：不是沒有性愛行為，也不是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有性愛行為。社會對于青少年之性的態度，一方面，無限夸大青少年中性的“泛濫”，譴責“性自由”的社會風氣帶來的壞榜樣作用；另一方面，又過度強調青少年的性“純潔”，在性教育的問題上戰戰兢兢，唯恐越雷池一步，教壞了孩子。不管哪一種，都不愿意正視青少年的性愛，不愿青少年的主體參與。家長們總是希望，在某個年齡之前，青少年是白紙一張；在某個年齡之后，他們馬上可以牽手成功、性福快樂地結婚生子。殊不知，談戀愛、性交往也是一種能力，也是需要培養與鍛煉的。

反對青少年的性，道德說教與“防患于未然”的社會控制的意義大過社會事實。對于青少年的性恐慌，實際上折射著人們對于未來的担憂，甚至是對于人類發展的担憂。只不過，這種担憂很輕易地被轉嫁到“性”的問題上。

婚前性行為與“貞操女神”

婚前性行為，挑戰的是婚姻與性之間的先后關系，后者更為確切地說，涉及性是否具有獨立性、是否需要以結婚為前提的問題。這是最近30年來中國大眾最為關注的性現象之一。

我們的數據顯示，在全國18到61歲的未婚總人口中，就是到調查的時候仍然沒有領取結婚證的人里面，有過性交（無論跟什么人）的總計比例是：2000年為37.7%；2006年為37.0％，基本持平；2010年則顯著地增加到49.1％。注意，我們這里僅僅說的是發生過性交行為，而不包括其他更為寬泛意義上的涉性行為。

人們對于婚前發生性行為的寬容度在不斷增加。尤其是對于那些在戀愛中跟對象發生了性關系，但是兩個人后來又結婚了的現象，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認為這不算是道德問題的人，都超過了一半，在60％上下呈現為持平狀態。

可見，婚前性行為，不管是行為發生率還是觀念，社會的寬容度都是比較高的。這與社會大眾的認識也是比較相符的。與前面提到的幾種性現象不同，婚前性行為，雖然發生率越來越高，但是人們并沒有恐慌感。婚前性行為，尤其是“先斬后奏”型（導向婚姻）的婚前性行為已經越來越合乎社會的情理。大學生貞操聯盟、貞操女神之所以成為社會的熱點，不在于她們契合了大部分人對于婚前性行為的反對情緒，恰恰相反，是因為在婚前性行為越來越被寬容的情況下，人們對于“居然”還有人跳出來宣揚女性貞操表示不解。“守貞”派雖然列出了很多“守貞”的理由，但這些理由與性所承載的很多罪責一樣，往往缺乏事實論證與邏輯推理（比如把婚前性行為當作少女意外懷孕的原因，而不談性教育的缺失；把婚前性行為當作青少年羞恥感的來源，而不談這種羞恥感的社會建構），越來越多的守貞倡導者開始基于宗教信仰來反對婚前性行為。

性之變，我們為什么恐慌？

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青少年的性，以及婚前性行為，這四類性行為雖然都在變化，但是在中國社會的變化速度與折射出來的社會情感是不一樣的。前面三類的發生比例遠遠低于婚前性行為，但是人們的恐慌要遠遠大于婚前性行為。因為婚前性行為威脅到的僅僅是性行為道德本身，這種威脅隨著婚前性行為的普及而日薄西山。但是對于前三者的恐慌則更多的不是指向性行為本身，而是婚姻、家庭、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等等。

這種種聯系跟20世紀初期社會對于戀愛、婚姻自由的恐慌、對于娼妓業的討論何等相像！自由戀愛、自由婚姻曾經讓社會感嘆世風日下，担心因此而“亂套”，可是現在又怎么樣？民國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爭史上有著積極的地位與論述，但是隨后，在同情憐憫的語境中，娼妓被描述為可能蔓延性病、敗壞風氣、攪亂社會秩序的無知基層女性，進而被建構為關乎國家的健康、民族進步的社會問題。這種建構我們并不陌生。“性”何以堪，有這么大的能量、該為婚姻、家庭、社會發展、人類進步這么多的問題負責？

現代社會，“性”的變化為什么總是會吸引人眼球，容易引起那么多的恐慌？且不管西方如何、歷史如何，至少不能忽視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對于“性之變”及其道德恐慌的影響。　　

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與婚姻家庭的破裂、社會的無序、文明的退步之間的“必然”聯系并不單純是思維邏輯的問題，而是因為相當一部分民眾其實僅僅需要有人來為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負責，僅僅需要為伴隨著社會疾速變化而來的焦慮與無措找一個替罪羊或者出氣口，但是又絕不能指向任何本應對社會秩序負責的人。這種民眾情緒也契合了相關部門運用道德優越性來鞏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毫不奇怪，“性”這個最能觸及人們道德神經的問題，總會出現在幾乎每一次社會熱議的風口浪尖上。在這種種情感之下，小姐們、二奶們永遠不會被承認是社會結構的受害者以及社會問題的結果，而是“必然”會被視為社會的“損害者”與社會問題的起源。

從技術層面看，互聯網的出現與普及對于性的公開討論以及性的社會情感的形成就至關重要。賣淫嫖娼，只有現在才有嗎？貞操女神，只有現在才出現嗎？是有關這些問題在短時間內大規模的討論現在才出現。互聯網給了大家一個空間去展現，且容易放大某個事件的社會效應，建構這類性現象的公共色彩以及對于個體的臨近感、威脅感。互聯網，讓大家看到了“與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稱性的異端），而且，更讓人慌張的是，這些人居然還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還挺好”。這是對于“多元”社會的恐慌。面對變遷社會中的性之變與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會---”、“如果每個人都---，社會就會---”的無前提假設與無限推論把處于性等級下層的各類性存在及其“惡果”無限擴大，人們對于違背某種社會規范的性行為的恐慌也隨之放大。

“在性這個問題上，往往魔鬼學的成分比較多，性學（尤其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成分比較少”。數據所表達的社會事實，不是唯一的、絕對的社會事實。但是，在對“中國人的性”捶胸頓足、唾沫橫飛的時候，完全不顧社會學事實，只在“魔鬼學”（基于對個個案的無限擴大化想象與惡性推導）的基礎上妄加評論，至少是欠妥當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數據本身只能表達這樣的社會事實：某個時空中，中國人的“性”在不同指標上的整體變化趨勢。如何解讀這種變化，如何判斷變化的方向與意義，如何判定某個百分比代表了“保守”還是“開放”，帶來的是“欣慰”還是“恐慌”，則與意識形態以及處在某種具體社會情境中的讀者（包括研究者）的價值取向有關。

“中國人的性，怎么了”？我們沒有定論，有的只是更多的問題。我們也無法在旋飛的社會中為“應該怎么辦”給出標準答案。但是，在性的問題上，希望多一些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討論，少一些魔鬼學的丑化；多一些分析與反思，少一些罵街與“必然”；多一份寬容，少一份壓制。

最后，本文僅僅是在社會的層面上討論性之變與性恐慌，并沒有涉及性的政治意識形態與那些違背他人意愿、侵害他人權利的性存在。這三者不能混淆。本文也沒有論及社會性別（包括男女，以及多元的社會性別）與性的階層化問題，這兩者在討論21世紀中國人的性之變與性的道德恐慌時應該引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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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黃盈盈 潘綏銘 2015-08-23 08: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