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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對日抗戰，是以國民政府為首腦和主干，其他各黨派均有貢獻，并均以“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為旗幟。即使“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所打旗號，也是“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而除國共兩黨之外，其他黨派也都因愛國之情而投身其中。本文擬介紹除國共兩黨之外當時中國其他黨派的抗戰活動與貢獻，希望從側面了解抗戰，以得到一 個全面印象。

文/班布爾汗

一、中國青年黨抗戰紀略

中國青年黨在抗戰時期，已經成為有著相當政治力量的政黨。其自己所說“中國第三大黨”，確實實至名歸，并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經在德國、比利時、法國里昂等地建立支部，發展黨員60多人的青年黨，在巴黎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后被稱為“青年黨三巨頭”其二的曾琦、李璜便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一為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5年，青年黨總部由巴黎遷至上海，1926年召開第一全國代表大會，“三巨頭”另一位左舜生成為中央常務委員。其時，青年黨黨員數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云南、貴州、安徽、山西、山東、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漢等城市陸續成立了二三十個團體，并先后建立黨部。

中國青年黨的主要創始人曾琦和李璜，該黨秉承“絕對的國家主義”，主張“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曾長期與國共兩黨對抗。因其領導層有很多為四川人，故而在四川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抗戰前甚至可以說在川省的力量超過其它黨派，社會青年、年輕軍官與在校學生中追隨者如云。該黨雖于1923年年底在巴黎創建，但到1924年4月份才召開第一次黨員大會，有人認為這才算作正式建黨時間，一開始中國青年黨也采用秘密組織的原則，都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名義對外活動中，直到1929年4月才公開黨名；如果當年有互聯網，該黨官方網站有可能叫作“四月青年網”^_^！

1929年，在上海創辦了“黨校”——行知學院。而宣傳其國家主義主張和募集資金的實體，便有上海的大陸書店、愛文書店，成都的國魂書店，重慶的肇文書店，沈陽的長城書店等。當時青年黨的具體黨員數，尚未見有資料，但從1947年時，湖南的青年黨員達20000多人，預備黨員10000多人，而湖南青年黨黨務在全國僅排第五來看，抗戰時期的青年黨員數絕不會少。而因為青年黨在東北和四川活動頗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實力人物被囊括入黨，如東北軍入關后，天津市長、東北軍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長等，均是青年黨黨員，四川“其組織之龐大，黨員之眾多，與地方實力之雄厚，皆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相對而言，其他中間黨派不但成立時間較青年黨為晚，而且組織規模無一能與之相比。青年黨對于抗戰時期的政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從抗戰期間四川實力派與國民黨、共產黨的交往、溝通，往往需要青年黨居中牽線便可看出。

以“國家主義”為信仰的青年黨，一向強調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面對著國家空前的危機，表現出來的，是難得的相忍為國的精神。

在青年黨創立之初，便以“反G”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對于國民黨，也因為其曾經聯俄容共，后又一黨專政而大加反對。因此在共產黨眼里，是“最反動勢力的結晶”，在國民黨眼中，則是“少數無恥文蠹，思想封建，行為卑劣之反革命集團”，“鮮有知其為禍亦不減于共產黨者”。可說都是你死我活，勢不兩立。

而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國共兩黨都還沒有提到停止黨爭，團結御辱的時候，青年黨領風氣之先，提出“國事至此，一切政見異同已成次要之問題，當前急務，惟如何團結全國已渙散之人心，共臨大敵。”10月3日，在青年黨機關刊物《民生周報》上發表《我們的主張》，慷慨言道：“我們很誠懇地忠實宣言，我們目前的憂慮，只有國難；我們的仇人，只是日本。我們在內政上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愿意犧牲。”在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尚未對此做出回應的時候，便提出“（一）停止對國民黨之革命活動；（二）停止對國民黨之攻擊言論。”而對于原本“反G必須徹底，不可再事敷衍……”的共產黨，也改變了方針，將“外抗強權”的目標從蘇聯改為日本，將“內除國賊”的目標從共產黨改為漢奸賣國賊。

中國青年黨最初的機關刊物是《醒獅周報》，圖為它在其它期刊上登載的廣告。青年黨秉承著“絕對的國家主義”理念，主張“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切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

中國的歷史上，不乏外敵入侵而內爭不止的范例。放棄自己的主張，主動愿意與斗爭多年的敵人攜手，無論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著較大組織以及相當政治軍事實力的青年黨，如果僅僅將抗戰停留在口頭上，很自然會讓人想到“保存實力”。所幸，身為國家主義者，他們并非口是心非。

《醒獅》周報的目錄。

為敘述方便，以南北兩方作簡要介紹。

南方。

1931 年10 月, 左舜生和陳啟天在上海組織“抗日急進會”, 開展抗日活動。12 月, 李璜、左舜生、陳啟天等與熊希齡、馬相伯、沈鈞儒、黃炎培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 駐守上海閘北的是青年黨員翁照垣指揮的十九路軍第156 旅。元月28日夜，軍部命令翁照垣將防地移交憲兵團，由于民眾挽留換防阻滯。不料駐滬日軍發動突然襲擊。翁照垣不待軍命，奮起抗擊，爾后轉守吳淞，浴血奮戰，蜚聲中外。《申報》報道翁事跡時，稱贊為“富于謀略, 勇敢過人”。2月17日，章太炎在《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文中說：“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國青年黨還組織了鐵血軍(又稱義勇軍鐵血團) , 由戴天人率領開赴淞滬前線, 受翁照垣指揮, 參加保衛吳淞的戰斗, 在潘家宅戰斗中有4 人戰死。

翁照垣。

北方。

1932 年4 月, 李璜受青年黨中央派遣, 攜各方人士捐獻的14 萬元巨款到北方, 專門負責組織和支援東北義勇軍。他在天津設立中國青年黨抗日義勇軍總部, 由原張學良秘書王捷俠、原東北講武堂政治教官王堯（豎心旁）廬和王師曾3 位青年黨員組織野戰抗日會, 王捷俠任總指揮, 分頭活動。王捷俠率120 余名青年黨員到熱河, 與馬占山余部聯絡, 并打出了“熱河抗日義勇軍第八梯團”的旗號, 其隊伍在保衛熱河的戰斗中損失過半。

同時，青年黨參與發起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青年黨員、東北大學教授霍維周當選為該會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長。救國會組織了東北學生軍, 由青年黨員苗可秀任大隊長。

進入東北參加抗日活動的青年黨員人數眾多，據載有2000余人。其中很多是加入東北義勇軍。僅犧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黨員就達700余人，其中以苗可秀最為杰出。

1932 年7 月, 苗可秀奉救國會命令出關,到遼東加入鄧鐵梅領導的東北民眾自衛軍, 深得鄧鐵梅器重, 被委以總參議要職, 并主持軍官學校。1934 年2 月, 苗可秀組織少年鐵血軍, 提出“愛護老百姓, 喚醒偽滿軍, 團結義勇軍, 打倒日本人”口號, 用游擊戰術打擊敵人, 日軍井上中將驚為“神軍”。同年5 月鄧鐵梅被捕殉國后, 苗可秀整頓自衛軍余部, 繼續堅持戰斗。1935 年6 月, 苗可秀在戰斗中負傷被俘, 拒絕日寇誘降, 于7 月25日在鳳凰城殉國，年僅29 歲。

苗可秀。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翁照垣憤然離開十九路軍。經李璜引薦, 翁照垣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軍第117 師師長, 其中下級軍官也多為青年黨員。長城抗戰中, 第117 師轉戰冀東盧龍、遷安、豐潤、玉田等處, 其營長、青年黨員胡鐘麟在馬蘭峪戰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參加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投身戰時政府，推動憲政，都活躍著青年黨的身影。因為涉及到“抗戰期間是否要憲政”的論爭，不易說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贅述。

相對于青年黨的實力，這些作為已然是竭盡所能，無論規模大小，成敗如何，作為后人的我們都該拿他們作為國家英雄來祭奠和懷念。有的論者說1934年后，青年黨的抗日活動基本停止，說他們不再抗日，而專門反共，實在有些荒謬。

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黨已經加入到國民政府，將自己的抵抗運動納入到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當中，既然擁護政府，那么與政府步調一致，不再獨樹一幟，便是順理成章。否則，政出多門，軍令不一，難免出現“事變”、“摩擦”之類的事件。在國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中的青年黨員一直在戰斗，只不過，不再是以青年黨為標榜罷了。

其二，青年黨自從提出團結御辱的口號之后，對于共產黨的態度在抗戰結束之前一直是團結，而并非攻擊，一直到抗戰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黨第三次省市干部大會上，一些骨干要求進行徹底的反G工作，卻沒有被大會通過，大多數青年黨領袖仍然秉承相忍為國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黨極為重要，而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黨和其他黨派與共產黨積極聯系，尋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二、中國國家社會黨抗戰紀略

相對于青年黨來說，中國國家社會黨的規模要小得多。而影響卻并不遜色，雖然其正式以“國家社會黨”為黨名活動應該算在1934年，但歷史卻可追溯到清末，其領導人均為社會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務委員為張君勱、張東蓀、湯鄉茗、羅文干、陸鼎揆、諸青來、盧韓昌，執行委員則有梁實秋、梁秋水、徐公勉、黃炎培。

國社黨的所遵循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在強調愛國的同時，一面反對共產主義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弊點”，從而推行“漸進的社會主義”。張君勱一貫“反G”和反對國民黨一黨Zhuang政同時進行。于是，國社黨也如青年黨一般，即被共產黨敵視，又為國民政府所打壓。北伐時期，北伐軍占領上海，立即封閉國社黨創建的吳淞政治大學，張君勱也曾被綁架，以至于一條腿受傷，終身殘疾。

國社黨最著名的人物當屬張君勱，在中國憲法史上也具有相當地位。抗戰后結束訓練，推行Xian政，張君勱主持起草了《中華民國憲法》，他參考了諸多國家憲法，并重點借鑒德國魏瑪憲法，與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構想結合，這部草案雖經七次修改，但它最初的框架和精神保留下來了，一起延用到今天的臺灣。

在抗戰爆發時，國社黨的黨員據他們自稱有10000多人，在全國除陜西和甘肅之外均有黨部，其中以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四川等省規模較大。但作為黨魁的張君勱雖然是憲政專家和學者，卻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和政黨領導人，在提高本黨聲望和力量方面并不在行。如青年黨一般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從而進行抗戰，國社黨力有未逮，因此，國社黨的抗戰主要是在政治層面。

所謂政治層面，國社黨的作為主要為兩點：其一，促成中國的政治統一，各黨派團結，一致抗日；其二，積極推動國府行憲，實現戰時憲政。

1938年4月13 日，張君勱以國社黨代表身份，致信蔣介石與汪精衛，言道：“……同人等更愿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愿為公等確實聲明者也。更有進者，方全民族存亡，間不容發，除萬眾一心對于國民政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表達了放棄以往政見和恩怨，服從政府，一致對外的態度。

“七七事變”后，張君勱作為國社黨的實際領袖，參加了國民政府組織召開的廬山談話會，后又帶領國社黨參加了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

至于推動戰時憲政，功過是非，實難有個中肯評價，但其出發點絕非借國難而發展本黨在朝勢力。張君勱其人，極有原則與操守，即使是參加抗戰后所召開的“行憲國大”，因為認為國民政府對憲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職務，還拒絕民社黨（國社黨和民主憲政黨后合并為民主社會黨）人接受內閣部長職位，僅僅派一人充當行政院政務委員，可見其并非爭權奪利之人。推動戰時民主憲政的原因，是認為只有憲政與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國人心，集合全國力量一致對外。

是不是國社黨就沒有人直接參加武裝抗戰呢？也不盡然，有一個公案，值得在這里一說。

上文有關青年黨的抗戰事跡，說到東北抗日鐵血軍司令苗可秀，而與苗可秀并肩作戰的還有一位少年英雄趙侗。一般人認為，苗與趙都是青年黨員，但據很多與趙侗共過事的共產黨員的回憶，趙侗是國社黨員。如《揚成武回憶錄》中便記載：“高鵬同志和趙侗相處多年了，對趙侗深為了解。高鵬同志說，趙侗是國社黨黨員……”。

趙侗與苗可秀一樣，都是東北大學學生，九一八事變后與苗一起入關，后又一同出關參加鄧鐵梅的自衛軍。鄧鐵梅殉國后，與苗可秀組建少年鐵血軍與日寇作戰。1935年苗可秀殉國后，趙為鐵血軍司令。由于鐵血軍在戰斗中損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補充，趙侗不得不入關尋找救國會謀求給養，由白承潤代理司令。然而，趙入關后不久，鐵血軍就在日寇的圍剿下失敗。趙侗于是在北平一帶組織國民抗日軍與日軍周旋。其母趙洪文國也是位巾幗英雄，全力支持兒子的抗日事業，毀家紓難，四處購買軍火，做抗日宣傳，被譽為“游擊隊之母”。

趙侗的母親趙洪文國也是抗戰期間聞名全國的人物，有“游擊隊之母”的稱號，經常被報紙廣為報道，也是在有些報紙的演繹式報道之下，她得到了“雙槍老太婆”的綽號。但是，作為一個東北抗日老太婆，趙洪文國與其家族的故事也夠傳奇性了，此處自不多述。

趙侗的國民抗日軍后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而趙侗始終未加入共產黨，后脫離隊伍南下重慶。在這里便出現了懸疑，共產黨說趙侗是叛變，意圖拉走部隊而未得逞，國民黨方面則說趙侗是奉國府之命南下述職。在重慶，趙侗及其母親受到極高的待遇，被譽為“當代岳飛”，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

1939年6月29日，趙侗奉命率200人組成“抗日挺進隊”北返河北抗日根據地。1939年12月，途徑河北新富、靈壽兩縣交界的陳莊時，突遭伏擊，趙侗戰死，時年僅28歲。其妹趙理智亦同時殉難，年僅20歲。

令人痛心的是，伏擊趙侗所部的，是第十八集團軍120師所部。這一點，可從《聶榮臻回憶錄》中得到雙重印證：“趙侗……1940初，他回來的時候，走到石家莊以北的一個地方，正好碰上冀中回晉西北的120師部隊，在那里打了一仗，把他帶的部隊消滅了，繳獲了很多文件和戰利品。我對賀老總說，你們做了一件好事，不然的話，任他發展起來，還會出現很多麻煩。”這自然只是當時抗日敵后戰場諸多“摩擦”中的一個而已。

究竟趙侗的黨派身份是青年黨還是國社黨，筆者手頭資料難以最后確定。而無論其為何黨何派，均為民族脊梁，抗戰英烈。是值得后人追悼與懷念的。

趙洪文國1938年遠赴香港為抗戰募捐，也被當地和東南亞報紙廣為報道，成為焦點人物。

知道主義 班布爾汗 2015-08-23 08: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