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之美——為第八屆當代漢語貢獻獎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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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對當代大陸中國的成年公民來說,他們幾乎都處在丑陋、罪錯、虛偽的狀態中而少有自覺,他們生活在曖昧、羞辱、污染和匱乏的狀態中而少有應對。他們幾乎很少能想到來自己孩童時代的夢想、青年少年的高潔善念,很少能想到天地自然的美麗和人心的深情。那些少年時代的夢想是一個作家或物理學家,夢想做畫家或民主斗士、做良醫良相或總統的中國人,他們在當代中國轉型的悲喜劇里成功轉型,發了橫財或成為成功人士的人,應該承認自己無能面對人性的陽光。
所有當代中國的成年公民們,我們這些類人孩們,捫心自問,我們不能說我們是絕對正直的人,是清白無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樣。我們要承認中國的污染和匱乏,承認中國人的黑暗、骯臟和殘忍,首先應該承認自身的卑怯和罪錯。任何一個在中國繁榮或中國崛起神話里活著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個在中國轉型里建功立業的人,都不能說我們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說我們活出了德性和正義,我們得承認我們跟這個表面經濟繁榮的國家一起,毛孔里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對祖先、文明、人性和我們的孩子來說,我們都有一些難以啟齒的言行、心理和思維。
遺憾的是,這一切并不妨礙我們對自然懷抱簡單的擁有感,如今我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瞎球傳了,太空的旅行也已經踏空了一步;我們盡管不自知,卻在自然的懷抱里一時輕松起來:這是我們外出的最大的收獲。同樣,我們的狀態也不妨礙他們對老人和孩子懷抱簡單的擁有感,我們祭祀先人以明自己的成功,我們養活孩子以表自己的福氣。我們很少跟祖先和孩子進行徹底的交流,以傳承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倫理文化。
是的,無論擁有自然風景還是擁有血緣家族,對當代中國人來說,他缺乏我們人類文明演進到今天最為徹底的真實:他自身的狀態、位置和品質。一句話,他沒有生活在真實之中。他無法向祖先和孩子們說:他是混到今天的,而且混得還不錯。他無法向祖先和孩子們說:他經歷了侮辱和損害,他也侮辱和傷害過別人。他無法向祖先和孩子們說:他是一個膽怯的人,是一個勢利者,一個虛榮分子,一個媚俗媚雅媚官媚商的無操行無德性者,一個吞吞吐吐之人。這些文明真實,他難以啟齒,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他已經說不出來,他表達不了自己。
一個年滿十八歲的現代成年公民所具有的品質:同情、自由、獨立、平等、責任、自省、博愛,等等,很少在我們中國人身上體現出來。相反,我們絕大部分生活在鄉愿、犬儒、合群而大的勢利怯懦之中。因為缺乏一個文明個體所應有的品質,使得傳統中國向現代轉型,一百多年,步履蹣跚,以至于全體大陸中國人不得不、甚至主動地把一種專制生活及其制度形式帶入了新的千年世紀。大陸中國不適宜人居不說,就是居住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也在侮辱、損害和壓迫中彼此仇恨,相互折騰了生生世世。
無論我們中國人如何夸耀今天的成就,對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海外仍是他的安全目標,是他兒孫的落腳之地。由于缺乏對自身的認知,他們到了海外,也仍會低頭做人、橫著走路:勢利、丑陋。我在《惜語》中曾痛惜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國人:自明清"豬仔"求生以來,"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逃離流亡已成為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青年、民工、女人、老者、學子紛紛移居異域,至美西、日本、澳洲、俄羅斯、馬達加斯加。至于今日,全球華裔已數千萬之眾,約我大陸二十分之一。試問他族,有此驚人現象嗎?語言專制之力使我流民再不思精進堅定,直認他鄉作故鄉。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猶太民族,大創造不及白人民族。遺民黃禍劣等不可理喻之形象,日漸深入人心。
而在大陸留居的中國人,則繼續生活在無明之中。這種生存的無明,久而久之,甚至讓中國人驕傲起來。即使那些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也驕傲于自己一生"庶幾無愧"。有些在官民兩界均討巧的二丑人物,則有著觀看自身聲名的幸福感、悲壯感,他們回首過去,會對自己的一生感到滿意。那些被制度、社會、群眾壓制得不幸的人,反而聲稱自己生活得最快樂;似乎國民不幸他幸運,他的快樂建立在專制生活之上。
這樣同義反復的申說,并不表明中國人不自知。對那些有著移民沖動、流亡逃離意識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其實都知道大陸中國是什么東西,都知道生活在大陸中國要付出什么代價。當然,最悲慘最徹底的思想在普通人心上生長,它們往往最真實。如同王康的父親臨死前的善言:人是最不好的動物,最不好的動物也比人好。又說,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如同太湖邊七歲的中國男孩劉輝看著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說的:"活著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野夫筆下的朋友李斯:"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搖著我的肩膀哭喊著質問——這就是我們留給孩子們的一個國家嗎?"

二.

這種生存的無明狀態,在最徹底的意義上是一種缺乏肝膽心靈魂魄的亡命無命狀態,就是說,它不是當代中國特有的生命狀態,而是生命自身罪惡的表現使然。我們中國人的圣人早就明白這一點,故絞盡腦汁"為生命立命",以神道設教而服天下,以華夷之辯來度化萬民。故在中國人的成長里,有家教、族教、國教一類的教化輔助其完善生命,使其在人生的危險之旅中不至于過分墮落。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有終身之憂,圣人甚至不厭其煩地示范并規定了每天的省思瞬間:一日要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而不習乎?這種形式主義也符合生命自身的禱告本性。這種禱告既是無告的,又是告示一切的,既是反思的,又是正定正念正精進的。
不獨東方圣人如此明哲,西方圣人更是將生命的罪性推到原罪的程度,并以極端的形式主義要求人的贖罪。這種贖罪的精神核心在于人的懊悔,如同一次疾病的治愈是重生的過程,精神靈魂的重生是借助懊悔來實現的。人類靠懊悔來解救自己的靈魂,表現出生命的德性。如同東方的省思是人體驗天人之境的倫理活動一樣,懊悔是西方文化體驗世界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倫理心理實驗行為。懊悔使世界有善的火光,人不會因積壓的罪過而喪失生命,人可以也只能在沉郁而痛苦的懊悔之路上贏得生命,西方文化因此把懊悔當作德性世界強大的自我再生能力。
東西方的救命之路異曲同工,只是歷史的發展并不同調。借助于基督教文化強悍而執著的精神教義,西方人活得陽光而積極,代表了文明在近代以來的最高成就,并以物質的名義求解了精神,以科學的名義測試了倫理,以人類的名義征服又回饋了自然。而中國人卻一直在失命復立命、失教復設教的輪回里。甚至有了西方的參照系的重新評測,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在近代以來確實是在一種德性的陷落過程中,它的智力和道義水準不再上乘,它既非優秀又非高尚。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們合群稱大,以量的優勢取代品質,個體的存在在種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計。中國人口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蟲,像垃圾堆上的蒼蠅,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沒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種群。在數千年的歷史里,它不斷地繁衍,遭受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人口的毀滅,仍自立于世。
盡管今天生物學意義的優劣原則已非"知識正確",各國國情的特殊性宣示也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主義代替,但被揚棄了的"國民劣根性"——經梁啟超、魯迅、柏楊等人闡發的國民性批判仍有其正當和文明意義。魯迅終其一生批判國民劣根性,因為他深知中國人的下陷墮落的程度,故無論黑格爾主義或杜威的實用主義如何跟中國人的勢利結合,無論中國人如何學會了理性、漸進、科學、現實的合理性等一類的名詞,魯迅仍執著地呼喚現代中國人的心靈、魂魄,呼喚中國人心中的生命情懷或品性,他的言行可比傳統文化的圣賢"為生民立命",故他死后被稱為"民族魂"。
不經過思考、反省、懊悔的人生不值得過,但失魂落魄的中國人仍得過且過了。由環境帶來的生存壓力使得個體總是難以自立,他們在脫離父母、人群之后無能自立,而主動被動地尋求依靠。他們要么跟隨圣賢、大師,要么迷信或不得不認同生存第一的"吃飯史觀":粗口即是"有奶便是娘",雅言則為 "服從者即得食"。因為中國人的圣賢生產機制的落后、圣賢認定標準的嚴苛、圣賢產生的稀少,使得這些類人孩經常世世代代不曾得見圣賢那樣的仁者、愛者,不曾得見人類個體的精神高度、密度、廣度和熱度。這些失去依侍的人如同失怙的孩子,既無法無天,又屈從進而信服暴力。他們匍匐地崇拜了暴力,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就是我命名的次法西斯主義的表現。
中國人的次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本土的生存本能,比較而言,人性深處的那種獨立不依的個人主義意志、那種不可撼動的個性自尊自立本能,似乎罕有萌芽。中國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貴如浮云"一類的個性張揚說辭總是有條件的,無條件的只是次法西斯式的合群生存。這種生存本能,大概從其上層合謀殺害吳起、商鞅之時就開始了,今天的上層仍合謀封殺過武訓、胡適之、魯迅、晏陽初、陶行知、趙紫陽、劉賓雁、李慎之等近代以來的中國圣賢。這種上層的次法西斯精神是平民大眾的教師,因此,這個民族的先知、大臣、良相良將如王安石、岳飛、袁崇煥、譚嗣同等人,都曾在都市街頭遭到千百萬人的唾棄、食其肉而寢其皮。直到今天,中國的仁人志士如高耀潔、陳子明、劉曉波、高智晟、郭飛熊、胡佳等人在被封殺之后,同樣為其鄰居、朋友、同胞們如避瘟神一樣避之唯恐不及,或如算賬一樣小心計算利害地選擇對他們的態度。

三.

如此充滿罪錯的中國國民不曾省思,少有懊悔;他們生活在類人孩的狀態中,虛假、偽善、傻美。他們很少也很難進行創造性的發明發現,因為他們生存的主要精力在于不勞而獲,少勞多獲;他們很少參與生產生活資料的增長性努力,而是注重存量或增量的分享。這種分享如前說又是簡單占有、肆意踐踏的。
這種如蟻民、如蜂群一樣的種族生存,其后果顯然是不可知的惡性循環,是持續的危難。最為悲慘的,它的上層建筑甚至喪失了維持現狀的意志和能力,而是反動到只愿盡一切努力維持它自己的威福,穩定壓倒一切。因此,任何天災人禍、內辱外侮,它都掩飾、逃避、拖延,甚至自污以應對,由此導致它的平民大眾、下層社會主動被動、被迫或被引導地行動起來。這一子民肝腦涂地的犧牲行為,在傳統中國有兩個或美好或驚天動地的名目,一對中國政治的悖論:勤王和造反。岳飛、辛棄疾和方臘,袁崇煥、鄭成功和李自成,曾國藩、左宗棠和洪秀全,等等,就分別為傳統中國政治做了最好的注腳。
但這種中國政治發展到后來,準確地說,到了近代,越來越失去了它的健旺的生命力,即失去了傳統文化的王道、天道、天命等文明至上目的的支撐,反而多跟名教、財寶等相勾連。圣人設教跟深厚高遠的天道站在一起,但后來這些神道天教被各種各樣的國教僭越取代了,漢代崇信黃老,唐代尊奉道教,宋明驗以理學,還有儒法斗法,佛教治國,等等,每一次形而下的洗腦,都使子民們變本加厲地強化了環境生存的本能。這個不斷淪陷的過程,使得類人孩們的心智越來越封閉,情感越來越簡單,意志越來越粗鄙。
于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群眾運動:地區造反、扶清滅洋、勞工神圣,等等,如同死水里的沉渣不斷泛起。這些現象如此慘不忍睹,令文明文化蒙羞,如同一個沉睡得過久的畸形巨人,一個蒙昧蠻硬得過久的僵尸,一個失去活氣的木乃伊。
太平天國、義和團就是這一意義上的子民造反或勤王(又稱奉旨造反),中共的農民革命也是這一意義上的子民造反。遺憾的是,中國人自己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歷史運動仍多停留在一知半解之中。中國人依照國教或歷史教科書的定義,將其認定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巨大努力。以義和團為例,如歷史學家張鳴先生明見的:我們的歷史學家每每熱衷于引用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那句說瓜分中國實屬下策的"名言",來說明義和團運動的巨大功業,其實,在那個時候,西方人對中國人說了很多很多的話,其中最多的其實是悲憐中國人的愚昧,從那以后,一些傳教士們開始了一輪又一輪在中國興辦教育的熱潮,其痕跡現在依然能夠看得見。
另一方面,類人孩們自以為獨立思考地走向了另一極端,即他們完全失去了對歷史了解之同情,而對這些顯得愚昧的下層運動破口大罵。他們恐懼、敵視、妖魔化群眾運動,他們認為太平天國是名教罪人,義和團是拳匪,中共的農民革命是一場共產共妻的泥腿子鬧事。由這樣的認知出發,他們甚至仇恨起歷史和當下的社會青年、學生們的街頭運動,他們認為那都是激進的、非理性的,是身體的青春本能,是阻擋社會進步甚至倒退的歷史現象。這些類人孩們似乎忘了,正是因為他們的不作為甚至主動作惡,中國作為現代種群的共同體才自處難和、跟他人相處難調,中國的這種反文明反社會,因緣巧合之下,青年學生們的身體本能做出了反應,最正常不過的了。一國的類人孩們聽任巴黎和會簽下喪權辱國的協議,真正的孩子們本能地或不得不上街吶喊,開啟了一個時代,這能完全怪罪孩子們嗎?一國的類人孩們聽任毛澤東一人實驗,真正的孩子們被他叫出來造反,罪孽確實深重,這能怪罪孩子們多少呢?
那些鄉愿、犬儒的類人孩認知,妖魔化他者、自污自大的認知,經過改革開放的扭曲,更為嚴重。當代漢語知識大概是其文明以來最為混亂的;作為世界知識下的地方知識,中國知識也是最為錯亂,充滿罪性,人類知識含量最為低下。經過了當代中國生存的原始積累和現代積累,絕大多數中國成年公民都犯有這樣那樣的罪錯,但他們不經修省、懊悔,反而主動被動地做了專制大家長懷抱里的類人孩,求取或暫時分享了中國發展和全球化經濟的紅利,變本加厲地加入了中國繁榮或崛起一類的合唱。他們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學生、新新人類面前很少成為生命的榜樣,很少具有人生的可示范性。由此導致大陸中國上干天和,下遭人譴,生態、世態、心態污染而匱乏,使得真正的孩子們,那些有機會蒙面的網民或實名的青年學生,發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為狼狗們的聲音。
由此可知,當代中國的類人孩較之傳統中國的子民們,罪孽更為深重。由當代類人孩們合群生活的"中國劫"如此慘烈,以至于每到劫難來臨,他們只能以次法西斯式的狼狗橫暴應對。威福是他們的,小康是他們的,和諧是他們的,科學也是他們的;甚至災難也是他們的。中國人的苦難成為他們抒寫次法西斯式悲情的口實,天崩地解的斷垣殘壁成為他們粉墨登場的化妝間。傳統中國統治集團及其合伙人們尚且有自知之明,有自責精神,有"罪己詔"一類的悔過行為,有大赦天下的意志;今天的中國統治集團及其類人孩合伙者,玩弄天下、自然、民眾、青年于掌上。今天的中國統治帶來的罪惡、災難和危機,使得勤王和造反都有了新的表現,但無論與統治集團分享艱難、共赴國難,還是反對、維權或沉默,類人孩們都表現了一種次法西斯式的美學:規模、合群,沉默中的集體爆發,唯漂亮、煽情、偽崇高,一種集體迷狂。

四.

這個屬于人類龐大基因種群中的成年個體,至今仍無自己的權利宣示,無自己的合眾為一的原則,無自己的自處、相處的外交哲學,更不用說,無自己對混到今天的實錄和懊悔。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在他們那里是缺失的,文明的至上目的因此與他們無緣。胡適之、黃仁宇曾以為抗日戰爭這樣洪荒未有的抵御外侮事件,才使得中國人組成了一個現代國家。但中國之組成仍只是一個國難修復的自然過程,而缺少全體成員及其代表辯難、和解、背書的再造過程。是以今日中國及其國民尚非文明俱樂部中一員。
中國國民仍為國教或國教下的各種名教、族教支配,馬克思主義、中特主義、經濟發展主義、儒教立國主義、基督教救國主義、阿訇、活佛、喇嘛、道長、大師、巨富、主席、總理,等等,都仍在分別給予十數億國民以異質同構或異名異質的信服感、幸福感。由此可知中國國民對現代人類的權利和義務的無知和淡漠到了何種程度。
那些從孩子長成為成年國民的中國類人孩,不僅喪失了天真,而且充滿了罪錯。這種罪錯對其身心的反動、報復是驚心動魄的,以至于中國國民終其一生多做了沉默的大多數,因為他們只有以沉默來保持最后的自尊。他們既無能揭示中國的真相,又担當不起修省自己的明德,因此,他們只能沉默,在沉默中咀嚼更深的恥辱和罪過。這種罪錯對那些無自尊廉恥的國民的報復也是驚心動魄的,他們在人生的收獲期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是絕物也。
但無論他們如何匍匐在罪苦的泥潭里無能自拔,人性仍會在黑暗的某個時刻閃出一線微光,使他們明白自己人生的污染和匱乏,明白自己的人生難以說出來。即使他們教育自己將入社會的孩子要認清險惡,弱肉強食的社會只能做狼做狗,但他們面對純真的孩子時仍難以啟齒:他們自己做過哪些惡,犯過哪些錯。這并非說他們不知道是非對錯、善惡美丑,而是說他們無意也羞于追究終極。他們的人生難以說出來,他們難以跟孩子們說,他們的生命是一種人生的自我規定和自我實現,也是一種人生示范。
這大概是占人類五分之一強的國民合眾、至今不得不也主動過著專制生活的原因。這個人類最龐大的基因種群,彼此厭惡又不得不彼此依存,彼此制約又不得不合群傲世。如前說,他們的心智盡管封閉,但他們完全明白人生世界的是非對錯,在打開他們的心智時,他們絕大部分投票說,如果有來世,那么下一輩子他們是不愿做中國人的。盡管幾個世紀以來至今的流亡,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移居異域,直認他鄉為故鄉。但仍有十數億人聚眾成國,原因有很多,比如仍有希望,比如被集體綁票,比如好死不如賴活或一動不如一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國民少有生存于文明世界的能力,他們缺乏通往文明世界的盤纏、他們無能獲得通往文明世界的通行證。如果有柏林墻那樣方便的國界線,中國人奔向自由文明世界的也許更多,香港的幾次移民潮即是明證。令中國人悲哀的是,東土大陸是一個幾乎封閉的大陸,他們只能在其中實現自己的類人孩人生。
我曾經談到何家棟先生:在何家棟先生那里,陳獨秀先生那樣激越的愛憂"此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已經失去,更多的是一種思想無法通過的蒼涼困惑,我們的老祖宗究竟為什么走到一起來?何家棟先生懷疑他們走出來到底想干什么,為什么不在山上當猴子算了?走到一起為什么沒有一點人的感覺?俄羅斯至少在前一個世紀里,有高爾基說過做一個人多驕傲。中國人有這種感受嗎?做一個人多么驕傲,中國人的感覺是有錢多驕傲,有名多驕傲,有權多驕傲,有多少身外之物多驕傲,而且都那么忙著包裝自己,好進入歷史。俄羅斯人的感覺,高爾基是通過底層的流浪漢說出來的,確實反映了當時俄羅斯人的精神。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始終不曾有這種做人的感覺呢?我們都是影子,忽聚忽散,忽隱忽現,影子在黑暗中是不存在的,在光明中更是不存在的。
事實上,老祖宗為何走到一起是學者、歷史學家們的任務,當代中國人如何自處、相處和他處卻涉及到他自己的人生價值和全體同胞的福祉。更何況,祖先們對人性、人生的思考構成了我們文明最可寶貴的遺產,這些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制度化、習俗化,制度習俗的變遷是否保證了人性,對人性的思考是否符合人性,這是對我們當代人的挑戰。

五.

跟西方圣人們的應對有所不同,中國圣人在面對人性的淪落時,除了分辨君子小人之別,除了稱道君子恐懼修省外,也提供了生命對外行為上的思考。即圣賢們公認的,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這一說辭與其說是思考,不如說是對人性的總結:圣賢承認人群中的關系,并把某一關系提撕出來,作為人生自我完善的典范。
人群中的這種關系、行為,作為一種觀察對象時,君子成全他人的成人行為就具有了一種人性之美,是以中國人又明白,君子有成人之美。而大眾在圣賢總結表彰的基礎上,將這種人群關系制度化習俗化。中國人以為,成人是值得恭喜的,值得期待的。在中國人看來,成人甚至不是因為成全了他人的一次偶然事件而閃耀出一次美麗、德行,而是一種人生到底的承諾,一種持久的義務、責任,一種應享也分享的權利、自由。成人是人生的重大事實,它需要形式化進行確認。及冠禮以及各個民族、地區形式多樣的成年禮都表明了對成人的看重,而中國人認定成年則還有一個簡潔的辦法,那就是,中國民眾定義一個人告別孩童、青春少年的成人界限,把它劃定在跟異性締結婚姻家庭之時。熟悉的孩子結婚了,最好的贊辭莫過于"恭喜成人"。
成人的美至今少為人論述。成人確實失去了孩子的很多品性,那些孩童不意擁有的純真,自然而美好,是成年人在孤獨中極羨慕,甚至費盡一切辛勞去尋求也不能求得的。詩人甚至愿意生活在童話里:他知道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幻覺。但對孩子來說,成人是美好的,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快快長大,快快成人,以參與這個世界。對文明社會來說,成人是文明社會賴以保證并發展的基石,成人是其原因,又是其結果。故成人之美決定了文明社會的成就。
成人的美一言難盡,中國文化甚至有著人物品評的傳統。中國人認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豪爽、容止、自新、傷逝、棲逸等等都是成人之美的范圍。現代文明則更科學地明確,成人之美在于他代表了生存、安全、責任和愛,代表了生命經驗的真實。在這些成人之美中,財富是沒有余地的,權勢是無緣的。因為財富和權勢只是個體自身的狀態,遠非他跟外界的關系及其品性。人的關系是如此豐富,內心的情懷和外在的信念是如此多樣,因此,中國文化的成人之美是那樣美不勝收。那以法施民的德行之美是屬于堯舜的,那舞干戚不止的意志之美是屬于刑天的,那三過家門不入、以勞定國的政事之美是屬于大禹的,那非攻兼愛、摩頂放踵的方正之美是屬于墨家鉅子的,那哭尸于市、重義輕生的人性之美是屬于女子聶榮的,那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文學人格之美是屬于屈原的,那不食周粟寧愿餓死的棲逸義美是屬于伯夷、叔齊的。中國文化提供了極為燦爛的成人之美,千里托孤、百里受命、毀家紓難、舍生取義、一諾千金、鞠躬盡瘁,等等,所有這些成人之美,都構筑了其中人物與世界的關系,他們成全了世界,成全了文明。
成人的美因此對孩子構成了持久的挑戰,孩子們面對成人的美,羨慕,崇拜,他們不可思議的心智甚至以為是成人創造了文明世界,成人是文明世界無所不能的巨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不僅如此,成人一身多能多任,他能夠歌詠,可觀天象,多識花鳥蟲魚,可以設計并自己蓋房,他是歌唱家、建筑學家、生物學家、園藝學家、騎師、車手,等等。這些成人之美不僅是三代以上的歷史,也是分工社會中現代公民的事實。孩子向成人學習可以如饑似渴一語形容,成人向孩子講述的一切,孩子們都用心聽了,孩子不認為有的成人是好的,有的孩子是干涉,是灌輸。文明教育的一個方式就是成人向孩子的傳承,每一個成人都可以向孩子談論世界,每一個成人都向孩子示范了他所代表的文明。借用毛澤東的話,傳播文明的一個方式就是成人多談談他自己,每一個與孩子接觸的成人都可以談談他的人生理想,每一個與孩子接觸的成人都是文明的活廣告,他向孩子揭示了文明的進程、文明遭遇的危難和機緣。
以中國文化的這一理解,成人之美即是社會成員關系之善的表現。的確,個體、機構、乃至人類,都借助于關系來實現自身,但關系有惡,有丑陋,有罪行。人們總結出這種惡有簡傲、輕詆、慳吝、讒險、仇隙、汰侈等等,這種惡行惡言使得人不再具有君子成人之美,而是小人,是蟻民,是奴仆,是我說的類人孩。
由于有這樣的人間罪惡,一種文化僅展示個體個別的成人之美是不夠的,只有少數英雄圣賢是不夠的。它必須使其全體國民都具有成人之美,才算進入了現代制度文明之中,它才能進入持續不斷的創造發展之中。就是說,社會關系之善必須進展到制度之善。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尚不具有這種制度保證的善意。傳統中國制度是以儒法之惡來搭架的,當代中國社會也以經濟理性簡傲于世,它同樣非制度之善,它的劣勝優汰舉世皆知。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為專制文化最骯臟的"潛規則"污染和毒害著,中國社會少有成人之美,而多類人孩之罪錯、丑陋和苦難。

六.

類人孩創造不了文明,他也示范不了文明。這也就是為什么傳統中國圣賢強調夷夏之辯,因為他們深知,人類個體有墮落的本性和力量。淮南為橘者,淮北為枳。一個華夏共同體里的子民,一旦移居化外,往往成為傷風敗俗的樣板,而非華夏文明的廣告或典型。圣賢們的思考無可指責,令人傷感的是,他們的解救之道少有落實為制度之善。
缺乏制度的保證,以及制度帶來的人性驕傲和自信,使得華夏共同體只能在自己的地盤上化育他人,使得華夏子民離開本土后就成為無教的野人,再也參與不了人類文明的演進隊列。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們有一個不曾說出來的事實是,華夏子民在內部爭斗中,被趕到山中去的漢人子民,在自保自處中,成為現代中國不少少數民族的祖先。這一畸形的返祖現象是驚人的,無論是軍功之臣、流放之士,還是失敗之民,他們一旦到了邊緣疆外,總是無力發展文明,反而多跟當地融合,與文明隔絕無緣,成為生存的仆人,成為有待先進文明救濟的窮困之民。我們祖先那種以個體的力量,展現"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偉大文明創造力,似乎只是一種神話,在后代子民那里再也沒有出現過。
即使幾個世紀以來的移民潮,華夏子民主動移居化外,但除了建立起"唐人街"、"中國城"這樣封閉的社區,一種文明眼里不可思議的生存景觀,一種類似博物館式供人參觀唏噓的歷史活物,就很少有其他高尚、優秀的作為了。即使今天讀解人類諸種文明有著上百年的經驗,但我們的類人孩移居海外仍自閉于人,他們的勢利甚至可以做到搭文明的便車而獻媚于中國的專制政府。一些華人甚至遠走高飛,尋找其他大陸中更偏僻更蠻荒的地方居住,他們寧愿如此自絕于文明自絕于人,老此殘生,也不愿坦然、勤懇、忠實地發明發現自身的文明原創力量。
而留在大陸中國的類人孩們,同樣多地表現了文明的反動。那些暴富者、權勢者、成功人士,他們生活在大眾中的方式就是主動隔絕,他們用鋼窗、鐵門、狼狗使自己跟同胞拉開距離。我們傳統社里的縉紳階層,那些以一人一家之力,維系并發展當地文明道德的現象,似乎已經隔世。我們權勢者的政事策略,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而后帶動大家共富的權宜,今天看來已經是一個歷史的笑話。大陸中國的類人孩們無意無能表現他們的成人之美,不曾反省自己是否盡力,相反,他們今天看到民粹主義、青年激進主義要么痛心疾首,要么潑口大罵,似乎唯有他們是理性的、進步的,是悲壯的,是偉光正的。
關于類人孩的論述遠遠不夠,因為類人孩有著自己的適用范圍。隨著生存和認知邊界的拓展,個體、機構和國家在更高一層的文明單位中仍只是類人孩式的生存,它們的品質和生存意義在于,它們在自身的范圍如何自覺和超越。是的,尼采說得好,人要有所超越,人也可以成為超人。孩子的自覺會獲得成人的心智,孩子的超越會具有成人之美。而人類個體和其他文明單位的自覺會獲得文明的創造力量,會超越它們的當下身份而成為地球、宇宙、歷史的一分工子,它們對自身的超越會獲得文明的創造之美。
對類人孩和成人之美的思考使我們可以獲得認知當代文明的一個角度。類人孩跟自身的關系陷入了一種無可救藥的認知障礙中,他做了罪錯的奴仆而無力自拔,他無法獲其放心,收其成心。類人孩跟他人的關系也陷入了一種無能成全的溝通障礙中,他人即地獄式的存在主義使他無意設身處地。類人孩跟自然、世界的關系也陷入了一種無意虔敬的占有障礙中,他占用、糟蹋自然環境而無意回饋造化的神奇美麗。那些一臉正經、獨占共同體的全部媒體資源或宣傳機器,不給異端留下余地的類人孩政治家是無成人之美的。那些通吃市場、以溫情掩飾血腥地征服,強行改變當地人的生活,將人們納入其秩序的機構是無成人之美的。那些動輒教訓、叫罵他國,在宇宙自然面前作威作福的國家是無成人之美的。
無論傳統的圣賢明哲,還是今天的環保主義者、動物保護主義者,等等,都明白人類是自然之子,機構是一個棲身假借地盤,國家是人類世界的一個文明單位,人類和其他文明單位沒有任何理由高高在上。重要的是,各個文明單位要在關系中進化到制度保證的行為邊界和善意,顯明自身的明德,成全他者。因此,無論人、機構還是國家,都應該學習恐懼修省,學會懊悔,而不是指東打西、橫沖直撞,唯我獨尊。

七.

但對當代文明來說,嚴重的問題仍在于東土中國及其人民。伊斯蘭世界已經有上百年政治現代化的經驗,印度也在一條坑坑洼洼的民主道路上走下去了,非洲大陸雖然不無絕望,但它已經覺醒,并以現實的黑白共存經驗給世界提供了它古老又新鮮的哲學。這些悠久的文明已轉型到現代國家的道路上,雖多蹣跚,但努力分享現代文明并可望早日回報文明,以重現本土文明的輝煌。
只有中國及其人民仍在罪與苦的泥潭里,其他國家或者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似乎只有中國在聲稱開放有三十年的經驗中仍是封閉的、自絕的,只有中國在國際社會自得于它的"光榮孤立",并不時叫囂要跟西方文明一較高低,只有中國是類人孩、次法西斯主義和中國劫的三位一體。這種三位一體甚至決定了它自身的不均衡發展,確實,中國是一小片歐洲和一大片非洲的混合,中國是一小塊福利都市和一大片絕望大陸的混合,中國是一小塊富人區和一大片貧民窟的混合。
從儒教徒的觀點看,大陸中國雖稱盛世,盛世、繁榮、崛起、和諧一類的"仁義充塞",其實率獸食人。從佛教徒的角度看,大陸中國已經是一個法滅時代。從基督徒的角度看,大陸中國已經到了末世。在今天,從媒體、網絡縫隙里漏網而出的個體遭遇,其中涉及商賈、官吏、學者、法官、記者、律師、醫生、教師的黑幕及其罪惡行徑,無不令人發指,令人絕望。而那些無望的人民,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在中國生活的深層沉默地生活著,那無數沉痛而微弱的呼吸,像大海的潮汐,漲落于現代前夜的廣闊空間,為中上層的類人孩們忽略、歧視和拒絕。
三位一體的中國如此自卑又如此爭強好勝,在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中,面對西方文明的參照,它時時有趕超之心,有較量之意,有教訓、譏罵之言行。一個有數千年文明的種群,在近代以來淪為畜群,淪為病夫弱民,淪為流氓無賴,這還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在于它無力正當地分享文明,無意服務于國際社會,而以自身內部的整肅、殺戮、剝削、壓榨、污染為生存手段,如此釀成的中國劫使得其中的每一個中國人在劫難逃。今天,在自然環境的崩潰性災難中,中國人又在收獲更大更長遠的劫數報復。這一中國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義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國際社會。
20世紀50年代,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毛澤東在世界面前數落中國:"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據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今天,起毛澤東于地下,不知他看了自己的雄心壯志會作何感想?愿他能反省自己的惡行,愿他的鬼魂能夠懊悔,愿他的靈安息。
逝者已矣,生者的努力在第一要義上是為自己負責。當代中國人能否獲得做人的自由、驕傲,獲得成人之美,能否組成一個文明國家,這是需要每一個人來做出回答的。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對美戰爭、對蘇戰爭、十年內亂等種種天災人禍的國難面前,中國自然而然地獲得了現代國家的外殼,這一大于個人的國難赴急、救亡、修復、重建帶來的國家機器也遠遠大于個人。由此,中國劫包含的動亂、亂動至今不斷,雖有大的穩定,但地區之間、中央政府與諸侯之間、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社會階層之間、城鄉之間、人與環境之間、東方西方之間等等的分歧、對立、敵意至今不斷。中國國民的修省、自我反思、懊悔必須建立在這些劫數之上,國民的幸福才是真實的,國民的成全他者才是美好的,國民的自新完善才是牢固的,國民才有力量參與現代國家的建立。中國才有可能獲得現代國家的文明品性。
在這一當代中國國民的政治任務面前,任一國民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應該置身事外。現代文明從制度上強制人不能自絕于外,從制度上保證人不會孤立無援。現代文明的成就、休戚與共決定了人不再自然法意義上的人,人也不只是上帝、佛祖、真主、太上老君懷里的人,現代人通過政治實現自己,這種政治乃是一種社會關系,一種立身處世的經驗和表達,一種生命完善的權利和義務。正是在這一人類文明收獲面前,一國國民可以較其國家更早地獲得現代性,而也只有生活在現代性的真實中,對國家的參與才可能有效;一國國民教訓起自己的國家才真實有力。
人確實不能自絕于外,人也不能孤立無援,故人類自然誕生之日起就在創造部落、種族、家庭、國家等文明單位,以求得依附和保證。人不單需要心靈的皈依,人也需要建設身體的歸宿。這一種人類處境,耶穌早在兩千年前認識到了,他說,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這一種人類處境,使得人類在告別傳統文明之后甚至建造了民族國家:這一現代個體的人生認同和保險形式。現代民族國家也經歷了變遷,其主權邊界今天仍處于動態之中。但大致說來,比較傳統國家的血緣、地域等自然成型,現代民族國家更涉及正當合理性,更涉及每一個體成員的參與,如前說,它需要個體成員的辯難、和解、背書;甚至不僅如此,現代國家及政府不是一牢永逸的,它需要全體成員定期不定期的集會、游行、示威、選舉,以使全體成員驕傲于它的自由民主。即使如此,自由民主國家仍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生活在其中的個體感到不滿甚至絕望,永不滿足的現代人哀嘆自由民主對"歷史的終結"。他們因此敢于做孤膽英雄、做國家公敵,一人單槍匹馬地挑戰權勢、機構和國家,甚至以生命為代價向自然宇宙深處探險。
對專制國家的子民來說,他可以用腳投票,去到另外一個國家舉手宣誓效忠;但他付出的代價是慘烈的。盡管如此,他的"改祖認宗"仍顯得容易,跟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一樣,更大的挑戰留給了不得不生活在專制國家的子民。對三位一體的中國生活來說,挑戰尤其重大。中國人民能否消解彼此的沖突、對立,首先消解自身的人格分裂,能否馴化自己的統治者,能否跟自然和諧相處,從而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這就是前說的當代中國人的政治任務。
冷戰以來的國際政治沒有給予中國人以正面參照。確實,對專制生活中的子民來說,成全他者、有成人之美是困難的,至少是想象中代價極高的挑戰;而分裂、劃界、移民、自閉倒相對容易、陣線簡單分明一些。因此,冷戰的結束,帶來了民族主義的興起,許多單一民族宣布獨立,成立國家,而從原來的多民族國家中分裂出來了,思維的簡單對等導致文明單位互不成全,分裂因此訴諸流血。諸如此類的分裂活動,如宗教的、地區的,其思維和行動確實簡單,但代價同樣高昂,這種獨立的代價至今為人類全體承受。
中國在邁向現代國家的進程中也面臨這種分裂的挑戰,這也是對中國國民的考驗。它考驗國民是否仍是國家層面上的孩子,因為只有假借國家的現代國民,才可能明白一個地區大國、一個大陸是不應該以分裂為榮的。統一不僅是中國人的歷史邏輯,也是現代國家的聯邦形式。在這方面,比較教主、天父、高僧、道長、喇嘛、阿訇,乃至種族、地區、階層認同等等,國家確實顯得至上。也因此,在現代國家的早期確立階段,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把國家認同看作一個至上目標,林肯在南北戰爭打響后如此寫道:"這場戰斗中,我的最高目標既非挽救奴隸制度,亦非摧毀奴隸制度,而是拯救聯邦。如果無需解放一個奴隸就能拯救聯邦,我將不會解放一個奴隸。如果必得解放所有的奴隸方能拯救聯邦,我將會解放所有的奴隸。"而自由主義大師洛克則更明確宣稱:任何羅馬天主教徒不得在新興的英格蘭國家享有任何政治權力,因為他們的最高忠誠屬于了羅馬教皇,而不是英格蘭國王,這個英格蘭民族國家的化身。
因此,中國國民只有拋棄當下的三位一體,以成人之美(現代國民精神)、人類情懷和中國聯邦的新三位一體,才有可能合眾成一現代文明國家,才有可能服務于國際社會和人類文明。

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中國文化稱道成人之美,厭憎小人之惡,類人孩之丑陋;同時又深思童心、童真狀態,并對孩童境界賦予了極高的意義。從老子、莊子開始,中國的圣賢不斷地論述孩童狀態的可貴,孔子也對"小子""童子"的詠歸情景心向往之,以至于中國文化衰敗之際,李卓吾這樣的思辯天才找到童心來挽救危亡。今天的中國國民,面對佛祖、圣人、上帝等等仍然依然故我,他們大概也只有在面對自己的孩童狀態時才能反思、修省。
中國文化稱贊個體生命的返老還童、返璞歸真,但中國人對專氣致柔的嬰兒態多誤解為一種養生手段,一種修性方法。事實上,孩童狀態只是個體生命的臨終合題,在生命的展開階段,人仍要承担起成人的使命,仍要在成人之美、小人之惡即類人孩之鄉愿丑陋和罪苦中做出選擇。人的生命在成年期仍有無限豐富性有待展開,在傳統專制和現代異化的雙重壓力下,人類的精神、氣魄、欲望、理性等等呈現極不均衡的發展,成人之美的使命就在于維系并激活生命的精氣神,維系并創造精神、欲望和理性之間的動態平衡。
孩童的前途是成人,成人的歸宿是超越了的孩童。成人走遍了世界,創造了文明,獲得了自我、愛和美,他最終要踏上返鄉之路。因為不回鄉,他跟世界就永遠處于二元狀態,他就永遠在流浪途中。這一回鄉不是他兒時的家園,而是他的孩童狀態。他將面對自己的孩童狀態,這比他面對祖先、自然和自己的孩子還要純粹,他生活在自己的孩童狀態里而與世界合一。
但當代中國人絕大多數仍在流浪之中,他們幾乎都是亡命之徒。他們不曾獲得成人之美,更不用說回鄉,去面對孩童并表達自己的人生經驗。
他們知道痛苦與快活,但他們知道罪錯嗎,知道虧欠嗎?他們知道懊悔與成全嗎?
這似乎是一個謎,但確實,中國的三位一體是一個難題。

2008年5月11日動筆,5月18日寫畢于國難期間


余世存 2012-02-29 1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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