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男兒事業有戴笠

簡體傳統

戴笠是一個曾讓很多人聞名色變的人。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他指揮的軍統為國家搜集了大量的情報，并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顛覆者，為蔣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敵。他被稱為“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向蔣介石提出要見到“中國的希姆萊——戴笠”。這是一個讓人想起王朝政治時代的東廠、西廠一類機構的鷹犬、爪牙。人們對這個軍統特務頭子的評價無外乎“間諜王”、流氓成性、“殺人魔王”，對此類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應該敬而遠之，以為此種人心狠手辣、殘酷無情，不講道德。大多數人甚至天真地以為自己跟戴笠們隔得很遠，以為戴笠一類人是社會的極個別，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測其威儀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這其實誤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們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說，這種人在我們的社會里無處不在。在戴笠們的身上，有著我們中國人最可寶貴的進取精神。無論出身如何，他們知道要努力成材。這種成材，可以解讀為胡適之說的，努力爭取個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讀為求功名富貴。總之，是要實現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規蹈矩的讀書人不同，盡管他的成績也很優秀，他卻不守成規、嫖賭成性，一度被學校開除。
在窮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記自己的志向，不曾改變自己愛整潔的生活習慣。哪怕是俗艷廉價，他也總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說，在杭州混飯吃時，他只有一套夏裝。為了保持整潔，他通常在西湖邊找一塊無人之地，脫下上衣和褲子來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塊有太陽的巖石曬干，自己在一邊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樣。而也就在這種一般人都覺得尷尬的窮講究里，他結識了終生的朋友，當時的小學教師、后來成為蔣介石的門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傳記作家，美國人魏斐德的說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識分子，即今天社會學家眼里的“小平頭階級”，不自覺地具有流氓知識分子特有的自負，“他們各自在對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對權力和地位無限的渴望”。
戴笠不僅有生活目標、理想，也有實現這些目標理想的艱苦付出。在他30歲時，聽到“革命朝氣在黃埔”的說法兒，就自改其名，取風土記“卿雖乘車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騎馬，他日相逢君須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這種吃苦精神是難能可貴的。甚至到他成為蔣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親。為了北伐收集情報，他常一個人奔走四方。當時共事的同學徐亮回憶說： “人稱戴笠是英雄，我以為是怪物。這種人醉心事業，連皮肉痛苦，都能忘記，非怪物而何？” 抗戰軍興，戴笠已位高權重，但他在淞滬之戰中，白天忙于組織對日情報戰，并竭力建立軍統武裝別動隊（后來的忠義救國軍）協助正規軍作戰；晚上，他親自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介石匯報戰況和情報分析。那時南京到上海鐵路已經不通，汽車也只能滅燈行駛，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掃射，時時如身臨鬼門關，他卻犯險如常。抗戰后期，戴笠屢次化裝深入日偽區，布置情治系統，檢查工作。當時，日本人對他的人頭懸賞金額，猶在對毛澤東懸賞之上。
因此，可以說戴笠是一個干才。戴笠諜報功績的頂峰是1940年代，其諜報網絡在鼓浪嶼率先破譯日本將襲擊珍珠港的情報，并報美軍海軍部，但被美軍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美軍才意識到戴笠的厲害。亂世行權，何況抗戰。在抗戰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開始為人們刮目相看。據說，戴笠遇難后，舉國哀悼，就是他過去的敵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個說法兒是，周恩來在中共的會議上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卻沒有注意到他是提著腦袋做事。他的心路歷程并沒有什么特異之處，只是在身逢革命年代，他有著投機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獻身。比如，淞滬抗戰之前，國民黨大員們在南京開會，休會的時候議論紛紛，戴笠很堅定地對其他人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問他，武器，經濟都差的那么遠，拿什么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這句話給其他國民黨人震動很大，后來成了軍統對于抗日的經典創見。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賞識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為正適合流氓無賴來做，軍統是流氓的大本營。事實不然，那里需要的是中國社會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質：比如正直、勇敢、大義等等。軍統組織嚴密，但其人員卻從社會上廣泛吸收。對于工作人員的要求比較嚴格。戴笠曾經屢次發文告誡下屬：“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搖，用之未有不敗也”等等。招收的人員越要求積極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隱性的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就越多。據沈醉回憶，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者就達18000人以上，而抗戰結束時全部注冊人員僅為4萬5千余，死亡率高達40%，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眾。這一事實可證明戴笠及其軍統的國家情懷。
戴笠讀書不多，卻堅守了忠孝的觀念。他的母親把他養大，在他成為“殺人魔王”時，他仍對母親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親學習，學習她管理繁雜事務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輝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著獻身國家、領袖的愚忠。也許蔣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種“奴才中的人才”，或說“人才中的奴才”。在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是一種士為知己者用的赤膽忠心。在革命的春秋時代，慷慨悲歌也好，他或者真的有一種“俠之大者”的悲壯心理：人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之禮待人。而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在革命從權的時候，就一變而為忠于領袖的犬馬之愚忠。他的座右銘是：“秉承領袖意志，體諒領袖苦心。”
因此，不難理解戴笠的意義。這是一個傳統中國人的做人典范，也是一個現代中國人的成功樣板。只是這種成功，或忠孝，如此奇特地成就了文明眼里的罪行。說到底，這一類人，懷著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瀾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權、領袖，某個人或某個機構的羽翼下，借助于專政的機器為所欲為，便宜行事。他們的忠已經超出了道德的范疇，只是某種工具或打手；他們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贍養一責上，遠談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們自認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縛，但他們是不道德的。他們自認為是菩薩心腸而行霹靂手段，其實他們已經泯滅了正當的人性。他們自認為是人才，其實他們是人格永遠立不起來的奴才。他們自認為是好男兒，但他們永遠不會是有責任心有現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這是我們文化教育的怪胎，戴笠是我們社會的產物。他們知書而不識禮、讀書而不明理。學校和社會只是教會了他們如何勢利，他們滿腦子漿糊。他們總是以為亂世可以不循正道，獨裁、專斷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務工作可以搶奪、控制情報信息，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邏輯最終使他們自己喪失了人性。內心矛盾、人格分裂，而不知解決，而一味地向社會索取。他們眼里的人生得意或成功名即是：這個社會有著現成的名利財富，只等他們去掠取，他們絕不會想到創造性地成就新的文明資源。像戴笠懂得因果，企圖超越因果，跟太虛大師等人來往，最終仍被因果所囿，即是他們無知于生命的結果。這樣的人在我們今天也仍隨處可見，他們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在家人、朋友面前恭敬可掬，甚至身邊總會有一兩位和尚、活佛、牧師以證其參禪，但他們用世處世的一面極為猙獰，他們待人殘忍。
我們的文化教育產出的大多是戴笠那樣的人，他們擅長投機、有奶便是娘，更可笑的是他們也會把自己跟國家大是大非的語境聯系起來思考，而一遇到真正的挑戰即以飯碗為自己哀求辯護，實則他們完全明了自己作為打手、工具的功能和價值，他們不僅習慣了殘害生命而且樂此不疲。他們有意無意傷害了別人，對普通民眾，他們更是“狗眼看人低”，他們不知尊重生命為何物。只不過戴笠以極端的形式作了他們的代表。
因此，盡管蔣介石和戴笠的同志以為戴笠有功于國家，甚至章士釗為他寫了一副意味深長的挽聯：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評。
但時隔六十年，文明社會已經對戴笠及其同類做出相當公允的評價。人們堅定地指認戴笠為“殺人魔頭”，是法西斯性質的工具，甚至對戴笠的死也認為是冥冥中的報應，都說明人們對安身立命或為人處世有大于權宜的標準，那是一種建立在尊重個人生命之上的標準。戴笠的美國傳記作家以為戴笠是一只“巨蟒”，其實按中國人最常見的說法，戴笠是一只狼狗，或說是一只藏獒，主人待他極好，他的生活可以說驕奢淫逸，但這種走狗沒有自我，更沒有自己的德性世界。就像最兇殘的藏獒雖然忠于主子，目中無人，但一聞見有血腥氣的屠夫也會無可奈何、搖首乞憐一樣，戴笠們的內心是相當脆弱的，他起居神秘也仍睡不安穩，在臨死前甚至哀嘆自己不是死于毛澤東之手，就會死于蔣介石之手。
因此，可以說戴笠沒有人格，他的內心是扭曲的、病態的、殘忍又卑怯的。如果說平常中國人的生活可傳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樣可以不中斷地傳幾代人，但戴笠那樣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斷了，他在中國人的家族傳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屬于中國家世中的一環。起太史公于地下，戴笠的行跡也只會歸為酷吏猾吏之列，而入不得俠客列傳，更不得列入世家。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國人還有很多，他們跟我們一道，決定了我們社會的文明進程和文明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