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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傳記精彩而又準確地描繪了一位混亂生活者的藝術肖像……在這樣的生活中誕生了一位英國過去百年歷史上最杰出的畫家。 ——湯姆•沃爾夫(新新聞主義之父) 喬治·格雷格的新書是充滿智慧靈光與高級八卦且絕無歉意的綜合體。它不僅加深了人們對于盧西安·弗洛伊德作為人和藝術家的理解,而且默許了某種不可置疑的神話。它既迷人,也震撼。弗洛伊德擁有“無邊界人”的名聲。這本書同樣沒有顧忌傳統的禁忌,混合了多種元素,切入到最具問題意識的地方,讓那些反復積累的、常讓人感到惡心的與弗洛伊德模特的對話來彌補空隙,還包括應徑直來自《誰是誰》的橋段。當然,這并不全部關涉性愛史。不過,任何一個對弗洛伊德充滿興趣的人都不會忽略此書。總而言之,這是至今為止反映他真實最多的一本書。 全書親切地開始于燈光明亮的高檔的克拉克餐廳。餐廳位于肯辛頓教堂街,里面有漿得筆直的桌布。在他最后的十年里,弗洛伊德常在這兒使用早餐。他會穿過隔壁的熟食店,而這里服務的早餐并不尋常,通常還有他的助理大衛•·道森陪伴著他。大衛帶著大幅報紙、《每日郵報》,這些把占據了屋后圓桌的一大半面積。客人也會受邀約而來,尤其是在星期六的早上,有時候這樣的聚會會形成小沙龍。固定的客人便是格雷格。有時他會帶來自己的三個孩子。帶著歲月的芳香,弗洛伊德會佯裝從他們的耳朵里變出櫻桃,唱小調,背誦沃爾特·梅爾或魯德雅德·吉普林的詩歌,或者用湯勺和拳頭擊打桌面。 這很好地向人提示了他的魅力。不過翻過這書幾頁之后就會發現,他的賭馬業朋友維克多·錢德勒講到的故事顯示出他是一個滿嘴臟話的酒醉鬼。一位露營侍者以戲虐的言語激怒了他,他對別人動口又動手。在河岸咖啡廳,他偕維克多剛走進去,一旁有兩對夫婦,而弗洛伊德始終為兩位女士身上散發出的濃烈香水味感到冒犯。他叫嚷道:“我討厭香水。女人只該聞起來有一種味道:陰道。”在錢德勒看來,這個故事更顯得不堪的是,這兩對夫婦是生活在倫敦北區的猶太人。任何生活在海德公園以北半公里地方的人都遠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之外,但是他自己就是猶太人。按照錢德勒的判斷,如果這種魯莽反抗的背后有著反猶主義的話,那么這就不光是奇怪的,而且是不可寬恕的。 但是,我們習慣了這種與弗洛伊德相關聯的震驚和不安,因為這些都是他的藝術素材。他強有力的繪畫作品吸引著、抵制著不同的觀眾,以至于形成了崇拜者與憎惡者兩大陣營。很少有人能逃脫這些繪畫所帶來的沖擊。勞倫斯·高英剛開始對弗洛伊德作品做了大量考察之后,便認為,即使熟悉了,他的繪畫依然具有沖擊力,因為其“不可預測的嘈雜”、“極端的混亂”、“非協調的冷峻”。高英試探性地提出這樣的觀點,弗洛伊德希望他的畫能被人發現到尷尬。他應該是對的。弗洛伊德極好地提升了裸體畫的品位,這樣的方式干擾了、困惑了他的欣賞者。或許沒有比他將活老鼠帶到畫里更刺激的了。 被驚倒的畫家,2004-2005 動物反復出現在弗洛伊德的肖像之中,還常常伴有在人物身上缺乏的柔弱感。狗休憩在人的手臂或膝蓋上,他巧妙地表達出狗爪子或鼻口的重量和感覺。據說他為他的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以為驕傲的,并不是因為他是心理分析學的奠基者,而是因為他原本是造詣深厚的動物學家,且率先區分了鰻魚的性別。在《裸體男人與老鼠》(1977-1978)中,這個被喂了安眠藥的動物在它和模特之間并不能引起相互的同情感,即使那個男人斜躺著,一只手放在老鼠身上,而它的尾巴正卷曲于他赤裸的大腿便,緊靠著他的睪丸,開腿張開,展露無遺。模特雷蒙德·瓊斯知道弗洛伊德畫肖像的時間長短,于是問他是否有必要一開始便將老鼠放在其中。它能否晚點兒出現?“不行,”弗洛伊德答道,“因為這關系到整體的情緒態度……如果這只老鼠沒在那兒,你的思緒會有所不同。” “如果你不懂他們,”弗洛伊德曾說到他的模特們,一幅肖像畫“不過像一本旅行書。”他還聲稱,在肖像中尋找相似性是錯誤的,他希望他的肖像畫正是這些人,而不是像他們。 任何陳腐的概括的可能性都被弗洛伊德拋棄在外,代之以長時間的近距離觀察。這種方法被馬丁·蓋福特記述為他當模特的《帶藍圍巾的男人》一書中有細微的描寫。蓋福特在做完模特之后非常慶幸能與弗洛伊德共進晚餐,但很快認識到在他們的談話過程中弗洛伊德對他的探究仍在繼續。 但通常來說,卻很難將弗洛伊德的肖像鎖定在心理因素上。格雷格在學生時代看到《裸體男人與老鼠》之后感到危機與危險,并毫無疑問地感受到“真相會傷害人”。然而任何敘述總是被刻意地保留著;畫面組成部分是各自獨立的,眼睛與模特舉起的手臂、打開的手掌處于一體,握著的老鼠與它清晰的尾巴、生殖器與上面的空白又同模特的面孔相映照。這畫達到了弗洛伊德追求的“真實的緊張”,但仍保留了旅行書的特質:它的真實僅僅被外在的面貌所撲捉到。 貫穿格雷格全書的是他對弗洛伊德陶醉了三十三年的故事。故事開始于他十七歲的時候。那時,由于在伊頓一位英語老師的洞察力,他被帶到一場弗洛伊德在屬于安東尼·道菲的畫廊的一次展覽上。道菲后來成為一流的當代藝術代理人。受到沖擊后,格雷格開始不間斷地給弗洛伊德寫信,但是多年未有答復,直到他最終能利用他的在世界新聞界的地位——作為《星期天時報》的文學編輯,然后是《泰特勒》的編輯,這樣才得到他的回應。 他最終與弗洛伊德見面了,且發現自己“處于弗洛伊德領地”。他說,“這正是繪畫所帶來的熟悉感——光禿的地板,堆積的碎布片,搖晃的餐椅,頹廢的怠慢感”。但是這無疑幫助了曾生活在紐約的格雷格與弗洛伊德前妻卡羅琳·布蘭克伍德的女兒擁有了一段情事。格雷格在這書里愛玩的伎倆便是考索出弗洛伊德在情人與朋友間的亂倫關系。 倒立在女兒貝拉旁 弗洛伊德接受了為女王畫肖像的任務,在格雷格的頭腦里,他與萬·戴克聯系了起來。這書論述道,兩人作為他們時代中最令人生畏的肖像畫家攻克了英國社會。但是萬為貴族、社會肖像畫樹立了范式,給約書翰·雷洛茲留下深刻印象,影響至今。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至今未能促使那些熱衷于表面詭計的當代肖像畫家轉而注意到緊張的品質、執著的觀察。但是,誰又能忘記他的被盜于1988年而從未出現的小幅肖像畫《弗朗西斯·培根》呢?又有誰能忘記他對于約翰·明頓性格中強烈憂郁的記錄?對于弗洛伊德難題,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托馬斯·曼的語言來提出疑問:“誰能解開藝術家天性與性格中的疑團!誰能解釋這種對于其依靠的法則與奇逸所作出的本能般的深度融合?”
在達拉米爾的家外面,一九六三
在達拉米爾的畫室
女孩和白狗
裸體男人與老鼠,1977-1978
鳳凰讀書 喬迪·格雷格 2015-08-23 08:54:05
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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