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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歷代王朝興亡更替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貪污腐敗如蟻嚙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華屋遂轟然倒塌。在君主專制時代，反貪斗爭猶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開國之初狠抓反貪，中后期“尋租”之風愈演愈烈，到了執政末年則是民不聊生，始終無法走出輪回怪圈的尷尬。

貪污橫行與漢武帝加強反貪力度

武帝時期官場的腐敗表現在許多方面，貪官們把其觸角伸向任何能夠伸去的地方。首先是侵吞土地。因為土地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財富的象征。以武帝為首的封建國家將土地視為私產，隨意征用。為擴修上林苑，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墳墓，拆毀人家的房舍。大小貴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權，以強取、賤買等手段，千方百計侵吞百姓的土地，強占國家的土地，也搶奪失勢貴族官僚的土地。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來歷不明的肥沃土地。

其次，官場行賄受賄之風愈演愈烈。如太尉田蚡一時權傾朝野，賄賂絡繹而至，他照收不誤。韓安國因對匈奴戰爭的失誤而免官后，以五百金賄賂田蚡，結果被重新起用，先任北地都尉，后任大司農，成為中二千石的高官。大行王恢因與匈奴對戰馬邑失利，漢武帝準備嚴懲。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賄，希冀通過他向武帝說情，以免死罪。因為田蚡對音樂、狗馬、田宅特別鐘愛，行賄者于是投其所好，一時間獻到他府上的“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再次，司法腐敗越來越嚴重。漢武帝任用張湯、趙禹修改增刪過的法律繁密苛酷，“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于是執法者可以隨意引用解釋法律條文，根據關系與行賄多少量刑判案，“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如此一來，必然是“罪同而論異”，罪重得釋與罪輕冤死者不在少數。一批人數眾多的酷吏走上執法崗位，他們“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視法律為兒戲，隨心所欲地行事。如此執法辦案，貪贓之事必然司空見慣，一些執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

又其次，是軍官的侵吞戰爭物資，克扣軍餉，刻剝士卒。由于武帝連年對外用兵，軍需物資數額龐大，戰爭造成了軍官勢力的膨脹，也為他們的貪污創造了條件。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人就是通過克扣軍餉，侵吞軍用物資和虛報軍功請賞而富極人臣。最后，由于漢武帝壟斷貨幣鑄造，實行鹽鐵官營、算緡告緡、均輸平準等工商政策，給主管官員創造了侵吞國家財產，內外勾結，貪污牟利的機會。如張湯就與長安商人田信等勾結，偷漏國家經濟情報，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無孔不入的貪污腐敗嚴重腐蝕了官僚隊伍，動搖漢皇朝的統治基礎，迫使漢武帝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加大反貪力度。為了改變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較多的問題，武帝下令推行察舉選官制度，令郡國守相、二千石以通曉儒家經典為標準，每年舉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經考試后任官。與此同時，漢武帝設十三部刺史，加大監察力度，鼓勵吏民越級上書，詣闕言事，從制度上保證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時刻處于監督之下，使腐敗能夠被較早發現和懲治。為了反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對付貪殘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價。在加大反貪力度的同時，武帝還有意識地表彰廉吏，公孫弘、趙禹、尹齊等一批公正執法，廉潔自律的官員得到好評，被樹為百官的表率。

唐代后期的反貪實踐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王朝受到沉重打擊。肅宗賣官鬻爵，出售僧尼道士的度牒，亂征商稅，甚至沒收富商豪族的財產。為了配合增加收入這項重要工作，作為主要反貪機構的御史臺，也在反貪的名義下，斂聚財物。監察御史毛若虛，向肅宗獻策，要求將所有犯人的家財，全部沒收充公。在得到肅宗認可后，他就濫用職權，按照犯人的家財來確定贓款數額，任意征剝財貨，以至每天都有進奉，由此受到肅宗的賞識，提升為御史中丞。監察御史敬羽，捕逐錢貨，不亞于毛若虛，而其濫用酷刑，又在毛若虛之上。胡人康謙，資產億萬計，肅宗任命他為試鴻臚卿，負責管理山南東路的驛站。因其富有，被人誣告暗通安史叛軍，敬羽遂嚴刑逼供，二日之間，康謙鬢發皆禿，膝蓋被打碎，人也完全變形，看見他的人都以為是鬼物而非人類，最后還是被敬羽所殺，資財也被全部沒收。代宗即位后，捕殺敬羽，而敬羽在臨刑的時候，從衣袖中拿出幾張狀紙說，有人檢舉州縣官吏犯貪污罪，恨不得審理其事，希望主持州政的人，不要將此事不了了之。大概他始終認為，懲治貪官污吏，將其財產全部充公，并無過錯。反對貪污受賄，不是整飭吏治，而是以斂聚財貨為目的，這是肅宗時期反貪工作的突出特點。

德宗討伐叛亂諸鎮的戰爭失敗后，政治態度發生根本轉變，不僅對藩鎮采取姑息態度，以求得暫時的安寧，而且疑忌大臣，寵信宦官，迷戀和追求個人財產，從而使貪污腐化再度猖獗起來。他的這些做法，引起許多官員的不滿，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一小批不滿現狀的官員，聚集在皇太子身邊，針砭時政，討論改革措施。他們的這種做法，得到皇太子的支持。因此，當順宗即位后，便支持以王叔文、王伾為首的小集團進行改革。二王首先將殘暴掊斂的京兆尹李實貶為通州長史，消息傳出，市井歡呼，皆袖藏瓦礫，遮首等候，欲痛擊之，李實繞道而行，才得以逃脫百姓的懲罚。接著，順宗在即位赦詔中宣布，除兩稅正稅外，不得擅自另行征稅；除正常的土貢之外，不得另進錢物，包括鹽鐵使月貢錢在內的各種進奉，全部取消；因欺詐勒索而引起公憤的宮市、五坊小兒也全部罷去。由此人心大悅。然而二王的改革，觸動了許多既得利益者，因此遭到宦官、大臣和部分節度使的強烈反對，很快就以失敗告終，順宗也被迫傳位于太子李純，即唐憲宗。

唐憲宗即位后，在懲治貪官污吏方面，也有所作為。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彈劾京兆尹楊憑，在其担任江西觀察使期間，貪污僭侈，由此貶楊憑為臨賀縣尉。同年，監察御使元稹彈劾已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等人違制擅賦，中飽私囊，憲宗下詔迫繳嚴礪生前貪污的贓款贓物，涉及此案的七個州刺史也都受到責罚。元和五年，右金吾大將軍伊慎賄賂宦官第五從直，求為河中節度使，第五從直担心事情會泄露，遂向憲宗告發。貶伊慎為右衛將軍，與此事有牽連的三人被處死。元和六年，前任行營糧料使于皋謨、董溪，貪污數千緡，被人告發，賜死。元和八年，宰相杜黃裳生前受賄賣官的事情，被御史臺揭發，涉及此案的人員，大多受到懲處。元和十二年，京兆尹竇易直，貪贓枉法，貶為金州刺史。但是對于宦官的貪贓枉法，憲宗卻沒有予以嚴厲的懲治。

唐憲宗以后，官僚集團內部形成以牛僧孺、李德裕為首的兩大對立政治派別，在其將近四十年的相互傾軋中，不乏假借貪污受賄以打擊對手的事例。其結果，使得正常的反貪斗爭，舉步維艱。唐宣宗時，牛、李黨爭結束，但是以宰相令狐為代表的高級官員卻肆意貪污，貨賄盈門，法紀蕩然無存，宣宗雖屢頒反貪詔令，仍于事無補。僖宗以后，在王仙芝、黃巢大軍的打擊下，唐王朝實際上已經四分五裂，為生存而苦苦掙扎的皇帝和朝臣，再也沒有可能開展反對貪污腐化的斗爭。

兩宋民謠中的頌廉反貪

兩宋時期的民間謠諺中，有大量的倡導廉潔、頌揚廉政的內容。宋人認為：往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飛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則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清心做官，莫營私利。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轉化為歌謠民諺。

另外，當時還有勸廉、守廉的民謠。例如：世常羞貧賤，貧賤非我羞；人人為官莫斂財；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一日好事。否則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些或詩或歌的民謠，代表了廣大民眾希望官場廉潔、官員廉正、不奢華、莫斂財的良好愿望。

據傳，當時民歌謠諺中還廣為流傳著宋真宗寫的《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詩歌中既有勸人勤學苦讀的用意，也將讀書、做官、發財之間的關系寫得清楚明白。但不論怎么說，學而優則仕，總比不學無術、只顧投機鉆營和貪贓枉法要好。因此，時人又唱道：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鐘粟；但他們也深知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為官去貪污；且富貴有余樂，貧賤不堪憂。

兩宋時期，大量的民謠諺語表達了人們對貪官污吏的憤恨，尤其是對北宋末年童貫、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齒之恨。如貪官朱勔受寵，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賜爵。其中受金帶者至有數十人。當時民謠說：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以貪污勒索的錢財而換取的腰帶到手后，又被高價轉賣，從而大獲其利。因此，人們對貪贓枉法之徒憤慨至極，認為“打破筒（指童貫），潑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

有些詩歌民諺還揭露了貪官的罪惡與崇拜金錢的無恥嘴臉。南宋初，因大將張俊所領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軍”之名。然而，這些花腿軍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這些花腿搬運花石，在杭州為他修蓋太平樓。當時民謠道：“張家寨里沒由來，使他花腿抬石頭，二圣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不僅如此，他還派人到海外貿易，獲利幾十倍。于是，張俊成了當時的一大富翁，僅“歲收租米六十萬緡”，而且“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為‘沒奈何’”。但人皆怨之，把他叫做“錢眼內坐”，給他取了個“鐵臉”的綽號。“鐵臉”者，“無廉恥，不畏人”之謂也。

洪武時期的反貪風暴

朱元璋認為官吏廉潔與否關系到民心向背和國之存亡，元朝就是亡于貪官污吏，為此他立下了“殺盡貪官”的誓言，并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

第一，朱元璋頒布了許多勸勉官吏的文書和誥諭，如《祖訓錄》、《臣戒錄》、《醒貪簡要錄》、《彰善癉惡錄》等。他還親自組織編寫了《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以下多總稱《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大誥》三編選錄了當時全國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連同《大誥武臣》共236個條目，其中150個條目是屬于懲治貪官污吏的。

第二，重典懲貪。朱元璋認為，治亂世必須用重典，對貪官污吏尤其應當嚴懲。前面所說的《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就是重典懲貪思想的反映。《大誥》三編中的許多酷刑如族誅、凌遲、極刑、梟令、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等30余種都為《大明律》所未設。同一犯罪，尤其是貪污罪，《大誥》三編的處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了。朱元璋還創立了“剝皮實草”之刑，規定貪污60兩銀子以上者，砍頭示眾，并剝皮實草，將之掛于公座之旁，使官吏一見便觸目驚心。

第三，對于貪官污吏，即便是功臣宗親，朱元璋也一律嚴懲不貸。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東時，收受賄賂、貪贓枉法，強迫番禺知縣道同釋放犯法的土豪和親戚，并誣告道同致死。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將朱亮祖及其侄子朱暹依法處死。

第四，查辦大案要案。最為有名的兩樁大案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第五，在反貪運動中，朱元璋還規定百姓可以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即使沒有文引（明代過關卡需要的憑證），關津也要放行，不得阻擋，有敢阻擋者，一律處死，而且株連九族。又鼓勵人民加強對官吏的監督，規定如果地方官巧立名目、害民取財，允許百姓聯名赴京告發。

“廉俸”與官吏侵貪

清朝的俸祿制度大體上沿襲明朝，明朝的官俸定額是比較低的。但根據明清兩代官俸比較研究表明，明初各級官俸的數額都要高于清朝各級官俸的數額，明正一品官的俸額為清正一品官的三點八七倍，明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額也為清正九品官的一點三倍。如此微薄的歲俸，難以贍養家口。就清代總督為例，其家中人口少則十幾人，多則四五十人，“大多人口甚眾，日常生活開支已極浩繁，而且還要負担幕僚們的費用及衙門的一切陳設消耗等費。實際上地方各級官員的俸薪所得與家庭的實際支出距離很大，中央各級官吏相差之數亦不亞于地方官，這種低俸制對清朝的吏治起破壞作用。

其次，清代地方各級政府沒有經費預算，盡管地丁合一的田賦是國家的主要財政收入，并由州縣征收，逐級解送，地方各級不得隨意動用。如有重大公務軍需，應逐級察報，督撫具題，戶部核實，經皇帝批準方可支領。否則挪移、冒支、截留等均要定罪。而地方的工程項目，日常公務開支就無經濟來源，地方官往往倡以“公捐”的辦法來解決，這往往成為地方官勒派下屬，下屬剝削百姓的借口。

養廉銀制度的實施包括兩部分的內容：一是將原來全部被地方官吏貪污的耗羨銀兩確定比例提解歸公、上交藩庫。在此基礎上，把各省歸公之后的耗羨銀兩的大部分撥給各級官員養贍家口之用，其余部分用來彌補地方錢糧的虧空和解決行政經費的困難。“養廉者，君恩豢養以呵保其廉隅也。”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清代的俸祿制度及養廉銀制度并沒有扼制住官吏的侵貪勢頭，更沒能使吏治澄清。

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養廉銀制度也存在許多弱點。養廉銀作為政府給予各級官員的生活補貼，并沒有從國家的正項收入中支出，而是用非法征收的耗羨銀兩來支付，實際上是對“私征加派”的承認，是政府對官吏貪污行為的妥協。這種妥協的結果導致“耗羨歸公必成正項，勢將耗羨之外又增耗”成了現實，成了養廉銀制度最后失敗的禍根。其養廉銀制度內容的不完善表現在府縣官員的養廉銀額數太低，尤其是不入品級的吏胥差役未定給養廉銀，于是，他們照舊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另外和俸祿一樣，養廉銀定制以后，永無變化，并沒有隨經濟的發展、物價的提高而增加，給官吏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難。和其他制度一樣，養廉銀制度的推行也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隨著最高統治者的更迭，往往使其流于形式。

雍正帝去世后，乾隆雖然表面上繼續遵循這一制度，但實際上并不像其父那樣勤于政事，嚴于吏治，對官員侵貪的防范有所放松，雖然嚴辦了不少貪官，但還是沒能扼制住侵貪愈眾的勢頭，最終出現了如同和坤那樣的大貪污犯。

文章摘自王春瑜《簡明中國反貪史》，有刪節。

鳳凰讀書 王春瑜 2015-08-23 08: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