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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悲哀

當權者不聽你的時候，你放棄了說理

劉瑜 雷頤

| part 1 |

1.

百年前的很多見識，比現在要高明

謝謝理想國和雷老師的邀請。我對民末清初和民國的歷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師粉絲的身份來打醬油的。

剛才雷老師反復提到這本書里的很多人物與我相關，因為其中很多是哥大、哈佛、英國的留學生，而我又在哥大、哈佛和英國待過。我就想，如果這么攀親戚的話，連奧巴馬都是我的師兄。他曾經在本科的時候轉學到哥大，應該說是我的師兄，而且是“親師兄”，因為他當初也是政治學系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奧巴馬，可以給我打電話。

關于《孤寂百年》這本書，我也是這兩天才真正坐下來看。看了以后的第一個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學到很多東西。另外一個很深的感受，是在看書的過程中，經常會有一種昨日重現的感覺。因為這本書牽涉到的很多爭論，今天我們都能看到它的回音，仿佛同樣的爭論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復活了。

比如這本書講到所謂的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斗爭。在我們今天，就是所謂的“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問題。再比如書里講到1920年代的科學派和玄學派之間的斗爭，這個就讓我想起了方舟子。還有這本書里講到3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內部有一場關于“民主還是新式獨裁”的爭論，換到今天的語言，就是所謂的“強調民主還是強調國家能力”兩個派別之間的爭論。書里面有很多的爭論，真的帶來時光穿越的感覺，仿佛一百年后，我們重新回到了認識的原點上，重新討論這些問題。

更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不但他們一百年前在討論類似的問題，而且一百年前他們很多的見識，甚至比現在還要高明。比如關于愛國。我讀一下梁啟超“愛國論”里的一段話，他說：“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他說，什么是國家？民眾的積累才是國家。什么是國家政治？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愛國是什么？民眾愛自己就是愛國……如果說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壓制民權，等于是放棄了這個國家。如果說民眾不主張自己的權利，那就是自暴自棄……我們中國人今天有多少人能達到這個認識水平？

再比如在中國的歷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謂的儒憲派在論證，中國歷史上也有過憲政，雖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樣。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就對此做出了批評，雖然古代有類似于誹謗木、敢諫鼓、御史臺等等限制君權的設置，但這些設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長久。“何也？其所設種種限制機關，皆隸屬于行政機關之下，而未嘗別為一獨立系統。其司此機關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無他途以使之發生。”這些機關的首領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沒有其他的任免渠道。“夫隸屬機關，欲對于上級機關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幾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權之機關，則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欲使舉其職難矣。”

聯系到中國的反腐，用他的觀點來說，如果下級機關來監督、約束上級機關，能監督到什么程度呢？這是他的提問。從他對愛國這個問題，對所謂憲政問題的看法，就可以意識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沒有超越他那個時代的觀點。這讓我有一點沮喪，更多的是困惑：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樣的問題已經被爭論過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經出現了，但一百年之后，我們回到了原點？

2.

知識分子真正的悲哀

一般我們認為，這是因為知識分子在權力的面前非常軟弱。雖然你有好的觀點，但秀才說不過兵，你沒有權力，沒有辦法把主張轉化為現實，甚至還會被迫害。知識分子沒有掌握權力，因此在整個政治生活當中處于一種被動的狀態。雷老師這本書的每個故事幾乎都有這方面的情節。比如容閎，容閎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負的人，但是，這個人的悲劇在于，他無論有什么樣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時代，始終在尋找愿意聽從他的當權者——哪怕是太平天國的洪仁軒，到李鴻章、張之洞、康梁、光緒，包括到后來的孫中山。如果掌握槍桿子的人不聽他的，他也沒有辦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從失敗走向失敗。還有雷老師的書里寫到的蔣廷黻、丁文江，他們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張“新獨裁”，就是他們覺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權力，我說什么都沒用。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悲哀。

但是我覺得，除了知識分子沒有權力以外，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失敗同時也是智識上的失敗。他們對很多事情的認識，高度就是不夠，比如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包括對計劃經濟的認識。哪怕是像中國當時非常少數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堅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適，他在經濟上還是社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說了。

政治認識也是一樣。很多知識分子一遇到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就立刻想到“強權拯救世界”，認為只有依附權力才能把問題解決。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識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說理的時候當權者不聽你的，而是當當權者不聽你的時候，你放棄了說理。我覺得這是最悲哀的地方。

3.

說理和強權的關系

所以我們經常會講，強權是最厲害的。因為知識分子只會說理，而說理沒用，對牛彈琴的話彈得再好聽也沒用，所以知識分子百無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長線的歷史去思考，強權真的那么厲害？比如斯大林厲不厲害？他當然掌握了強權，蘇聯不照樣覆滅了？希特勒厲不厲害？最后第三帝國不照樣衰亡了嗎？毛主席厲不厲害？照樣不是要改革開放嗎？

當然你可以說，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滅是因為美國更厲害——可是，難道美國的厲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這些制度安排及其價值基礎沒有關系嗎？而所有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說理”的空間？從這個角度來說，未必那些在短期內成王敗寇的人真的經得起歷史長期的檢驗。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還是說理，還是理性的力量，還是觀念的力量。那種完全靠強權取得的暫時的勝利，的確知識分子對他沒辦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設計是違反人性的，不利于經濟發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綻放的，最后你還是要被理性所淘汰。

所以，雖然很多人說知識分子只會說理，所以知識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講胡適的時候嘲笑他書生意氣、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覺得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應該堅持這種天真、幼稚，堅持這種迂腐和書生意氣，這才是真正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東西。

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識分子的力量。回顧20世紀的中國歷史，我覺得知識分子始終處于一種要么是極端自負，要么是極端自卑的兩極狀態。極端自負時，就覺得我要治國平天下，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極端自卑的時候，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對工農要自我改造。這種極端的自負和自卑，都是對知識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認識。畢竟社會的變革一定是社會各種力量合力的結構，知識分子不可能一言興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識分子說理的力量，還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公民社會的成長，需要商業和市場的力量等等。

正是因為一個社會的進步是一種合力的結果，所以對于今天的中國，我也不是太悲觀。雖然我剛剛講到，知識分子的智識也許在很多方面還不如一百年前，但是，畢竟社會不一樣了。一百年前的中國文盲率可能是90%，現在中國的識字率可能是95%，還有市場經濟的成長、全球化、中產階級的出現，民眾觀念的變化。因為這種社會結構和觀念的變化，如果今天的中國再次面臨改革的契機，我相信應該比一百年前的命運更好一些。

| part 2 |

1.

左翼思潮和中國傳統能接上軌

劉瑜：20世紀上半期左翼思潮，在中國格外嚴重。因為左翼思潮和中國傳統的很多東西是能接上軌的，所以它格外容易被中國人接受。比如中國傳統上講“不患寡患不均”，左翼講“財富再分配”；還有中國傳統講“日省三身”，共產黨講“思想改造”，都是能接上來的。包括像社會主義經濟，且不說王莽他們搞的社會主義，朱元璋某種意義上都是社會主義者，這都是左翼思潮的傳統土壤。在西方，雖然20世紀初期也有知識分子向左轉的趨勢，但他們畢竟還有自由主義的根基，所以即使最左的時代，也還有哈耶克、奧威爾的脈絡。一旦西方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危機結束，自由主義的脈絡就重新抬頭，到80年代有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回潮，就是自由觀念重新占據明顯上風。

雖然總有人講西方的危機、西方的沒落，但我覺得西方人對自由、憲政、人權的觀念，還是他們最核心的東西，這些東西對于全世界，也還是具有不可匹敵的吸引力。比如我們媒體上看，似乎全世界人民都恨死美國了。但是你看皮尤調查中心每年的調查，象2013年，問全世界人民對美國的好感度，還是有66%左右，也就是66%左右的全球民眾是喜歡美國及其代表的價值觀的，這還是中東地區拖了后腿，因為中東地區大概只有20%的民眾喜歡美國。相比之下，同年全球50%的民眾喜歡中國——這是一個參考數據。

像福山，最近幾年寫關于國家能力的書，強調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他的書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他的問題意識，如果用比較簡化的方法來說，一個是來自于中國的崛起，他需要解釋這個問題；第二個是伊拉克、阿富汗所發生的災難，他也想解釋它。所以他就找到了國家能力這個維度。但他自己也強調，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要國家能力、民主、法治這三腳支架同時發展。他也指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國家能力的傳統太強大了，民主和法治的兩個腳太薄弱了，中國應該發展這兩方面。但是因為他講了三只腳，盲人摸象，各取所需。

2.

左翼的聲音特別大

劉瑜：整個西方知識界、媒體都是對所謂溫和左翼抱有同情態度。即便是美國，也是左翼的聲音特別大，為什么？我們中國人老是講，西方媒體偏見很嚴重。如果讓我們對這個偏見傾向做一個判斷的話，一般我們會講，媒體是資本家養活的，肯定媒體是偏向資本主義、偏向資產階級。但事實上，如果你去看調查的結果，就會知道其實不是這樣，甚至正相反。比如在美國普通民眾當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數是不相上下的，中間可能是2、30%，這邊可能30%多，那邊可能30%多。但是，在新聞記者里面，民主黨可能占了75-80%，而共和黨的記者只有10-20%，大學老師也差不多。在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中的左翼偏見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可以另說。作為媒體記者，如果你不能成比例地呈現社會觀念和社會問題，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會認為，在西方，恰恰是溫和左翼的興起壓抑了激進左翼的興起，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左翼偏見則未必是壞事。比如美國很多右翼非常討厭羅斯福新政，因為它將很多社會主義的元素引入了美國，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比如美國學者Martin Lipset就說，如果沒有羅斯福崛起，可能結果就是美國的斯大林崛起。

3.

老大哥與民主化

劉瑜：從70年代開始就有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有幾十個國家從威權體制走入了民主體制。有一些是比較成功的，有一些就不太成功。如果我們分析為什么有些國家成功，有些比較失敗，一般來說我們會找到幾個原因。

一個是經濟發展的程度——像東歐，為什么民主化比較成功？顯然它的經濟發展水平比非洲、中東要好。還有國際體系，從70年代中后期到現在，我認為國際體系是有利于民主化的。說白了就是美國霸權的時代——當“老大哥”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時候，它所提供的安全體系有利于什么制度發育，不言而喻。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文化，我自己認為現在中國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在向民主靠近，比如最近你看到中國很多環保方面的運動，不要把化工廠建到我家門口；當城管、警察打人的時候，引起網上風起云涌的聲討和抗議；又比如今年的春晚，當時有一個節目說女神和女漢子，嘲笑長得不好看的女孩，在網上引起很多的爭議——春晚嘲笑殘疾人、嘲笑胖子，每年都是這樣的，只有在這兩年，成為了爭議性話題，這本身也顯示民眾觀念的變化，觀念的水位在變化。再有一個因素，是收入差距。比如，拉美的民主化，雖然80年代以來還算是比較平穩，但是很多拉美國家的民主質量始終還是有些問題，腐敗比較嚴重、民粹主義比較嚴重，尤其是這幾年，在拉美發生了一場所謂“粉紅色革命”，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拉美的貧富懸殊嚴重聯系在一起的。

如果用這些條件來分析中國。我覺得，經濟水平、國際體系、文化條件方面，中國的準備已經有相當基礎。但是貧富差距來說，中國的條件不太有利，貧富差距太大。

因為我研究美國比較多，所以談論美國比較多。很多人說，你不能老拿美國來說事，美國發生的事情跟中國不一樣。但是緊接著，他們就拿菲律賓、印度和肯尼亞說事，似乎這些國家發生的可以套用在中國身上。我覺得正如美國的“國情”和我們差別很大，印度、拉美、菲律賓和非洲的“國情”和歷史，跟我們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真正談可比性的話，一個是東亞地區——文化跟我們相近；一個是前蘇東地區，跟我們有共同的社會主義歷史。拿這兩個稍微有可比性的地區來看，這兩個地區的民主化歷程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還是比較順利的。如果一定強調可比性的話，我覺得可以從這兩個地區找到一些經驗教訓。

4.

民粹和民主的區別

讀者：現在總是有些人不斷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民粹的思想，每當有人在網上為弱勢群體說話，他們總是說這是民粹。我想請教兩位老師，你們覺得現在中國是否存在民粹的風險？

劉瑜：我覺得任何社會都存在民粹的危險。民粹和民主的區別是很微妙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是大學老師，如果我跟學生說，今年不用期末考試了，大家每個人都得90分，這就是民粹。你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沒有理性的力量在背后作為決策的基礎，僅僅是為了討好民眾，這就是民粹。民粹和民主的區別就在于這個社會是否有一個協商機制，并且在這個協商機制當中，理性的力量能夠占上風。但是前提是要有一個協商的機制。

當然，我們不能保證在有一個協商機制的情況下，在所有的時刻、所有的問題上都一定會是那個理性的聲音占上風。但是，民主機制的好處就是它有一個內置的糾錯機制。比如由于民眾對核電的原理、對核電的危害并沒有真正了解，導致某個核電站沒能上馬。假如這被認為是民粹的表現，至少是在自由和民主的社會里面，人們可以辯論這個事情，不同的意見可以呈現；當核電不能上馬，導致經常停電，或者是國家的工業生產上不去，人們有可能在四年、八年或者十年之后重新決策這個事情。

相比之下，威權體制下的民粹主義不但可能程度更嚴重，而且缺乏內在的糾錯機制。舉例來說，暴力土改在我看來是最顯然的“民粹”例子。“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小姐的床我也可以滾一滾，把你們家的地都拿來分，這還不夠民粹媽？但是我們發現，暴力土改往往發生在專制極權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反而在民主化比較成熟的國家，很少看到那種通過暴力強制性剝奪別人土地的事情。最近的暴力土改發生在津巴布韋，這也是發生在它的體制最威權的時期。在威權國家，恰恰是因為一個政權缺乏程序上的合法性，所以要它要從效果上、從福利分配上去收買人心，所以民粹常常成為極權國家建立和維系政權的手段。

而威權體系的糾錯能力是很差的。當然威權體系也有糾錯的可能性，比如下一屆領導人更開明了、更開放了。但是，威權體系的糾錯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我們知道，中國是怎樣才走向改革開放的？是文革、是大饑荒、是大躍進這種極高的社會成本之后才走向了糾錯。我不能說在自由民主體制下一定不會出現民粹主義政策，但我認為這個機率在威權體制下更高，而且糾正起來更困難。

雷頤：我再補充一下，就是有沒有合法的程序，民粹和民主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能不能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他們發言的權利，他們的言論能不能獲得保證，能不能說出來，而不受到各種壓力，這就是非常重要的區別。民粹往往是和威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當貪污腐化橫行，很容易激起民眾的民粹主義情緒。如果發生沖突，首先會說這個人是不是官員，如果是官員，網上就一片譴責之聲。或者說他的父親是不是官員，有人說他不是官員，他的父親也不是官員。

5.

為什么還要強分你我、他者？

讀者：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似乎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主導的。兩位老師認為這種現象是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進行的文化選擇呢？

雷頤：我反復強調“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都沒有超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這個時期。“五四”那個時候的識字率還是有所提高，雜志更多了，這跟當時社會環境有關，“五四”把激烈的、全面的反傳統推動得影響更大，從社會思想變成了社會思潮，所以人們習慣性地用“五四”。我這本書（《孤寂百年》）談到反傳統，恰恰想糾正的就是這一點。

在全球化時代，為什么還要強分你我、他者，誰是他者，誰不是他者？北京受西方的影響，相對于外地，北京又是一個他者。只要是我的，通過我吸收了、消化了，就變成我的東西了。這就是人的文化選擇、文化的主體性。中國哪里沒有變化的？我們現在說話，按照強分你我的觀點，我們都沒辦法說話了。我們現在用的所有的詞，解放、衛生、健康、邏輯、經濟全部來自于西方，來自于日本的新詞，才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我最近才知道我們用的“地下室”都是來自日本。

這些強分有意義嗎？實際上在近代已經分不開了，我經常寫文章舉例子，張之洞是最開明的。他在湖北辦新學，有很大貢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批日本的新詞流入中國，比如中國的傳統叫做明學，就不行，就被來自于日本的邏輯所取代了。他有想分開這個，他辦新學，而不想用新詞。他辦學校，他讓的幕僚起草辦學的大綱，幕僚就說要注意健康。張之洞看了就非常生氣。覺得“健康”這兩個詞就是日本名詞。他就批了，健康乃日本名詞，用它可恨。這個幕僚說“名詞亦日本名詞”，名詞也是從日本傳來的，用之也非常可惡。我們今天在這個咖啡屋，它是西方的嗎？咖啡又是來自埃塞爾比亞，我們就追溯咖啡是東方的。非要追究它是東方的，然后說我們在這個咖啡屋里討論政治的正確性，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已經不覺得這是一種異國情調。

我還是強調人的文化主體性就表現在我可以吸收其他的。只要我吸收了就變成我的了。

劉瑜：我非常同意雷老師說的。我覺得中國人已經是文化上的混血兒了，很難分清楚哪些觀念來自西方，哪些來自中國傳統，哪些來自于所謂的社會主義傳統。中國有一批比較熱愛傳統文化的人，他們始終認為，如果我們不能在本土的傳統文本當中找到支持自由、民主、法治、權利的東西，這些東西就不可能在中國立足，似乎中國人還只能通過傳統的棱鏡去認識自己和世界。我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當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誤解。

有多少中國人的世界觀還主要是被“傳統”所定義？如果我問大家，你們如果生了女孩子，你們覺得女孩子應不應該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可能都會回答是。以后你的孩子，你想讓他學什么？很多人可能都會說，他想學什么就學什么唄。你對同性戀怎么看？很多人會說同性戀就同性戀唄。這些都不是我們的傳統。在我們的觀念當中，至少在城市受教育階層里，已經生長出來了對自由、對自主性、對平等觀念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已經“西化”了。如果很多人已經能夠接受平等、自由、開放、自主性，為什么一定舍近求遠地找到孔子、孟子說了什么，用它來說服當代人呢？難道如果他們沒有這么說過，我們對同性戀、對孩子的專業、對女孩子教育權利的認識就應該不同？

至于變化從從哪里開始的，剛剛你提到五四。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我開始時講到的，一方面我們要承認思想、觀念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思想文化傳播者在社會中的作用。西方發明了汽車，我們也想開汽車。并不是因為胡適說開車好，你才去開車，而是因為開車真的方便。我們“照搬”了來自西方的電梯，也不是因為蔡元培說電梯真的很好，你們去坐吧，而是因為坐電梯就是方便。西方的很多東西在中國的傳播，未必需要知識分子的媒介，而是因為在制度競爭和器物競爭的過程當中，人們根據趨利避害原則自然有自己的選擇。

理想國 2015-08-23 08:5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