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專制主義理論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理論體系，它的理論是什么呢？

                   歷來作為主導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脈是儒家。唐朝的韓愈與宋朝的朱嘉甚至制造出一個道統來，把《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說成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的所謂“十六字心傳”，是以后又經韓愈、朱嘉傳之后世的“道統”。

                   事實上，即使不說這只是虛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脈，也是極其偏頗的。應該明確，法家在締造中國文化傳統——亦即專制主義傳統的過程中，其作用決不亞于儒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統，或日理統。

                   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國的時候，就純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統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強，以至被六國視為“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鞍勵精圖治一百多年的結果，商鞅當然是儒家所鄙視的法家。法家雖然刻薄寡思，但是在兩千幾百年前要做到富國強兵還真是有辦法。

                   不過，秦政苛暴，二世而亡，從統一算起享國才十五年。漢承秦制，后世又承秦漢的制度，雖不無斟酌損益，但是到底沒有什么根本的變動。所以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也說“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千真萬確的。雖然毛揚法批儒，無非是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場，給自己的行為尋找一個中國自己的道統作根據。但是他明確指出法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看到大反傳統的五四先賢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在學術上倒是頗有貢獻的。

                   不過，法家相信“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罚之可以治國”，畢竟太肅殺了一點，施政效果也可以從秦二世而亡這一點上證明不怎么樣。因此，到漢文帝的時候，賈誼作（過秦論》就批評秦“仁義不施”；到漢武帝時，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歷朝歷代都尊崇儒學，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而法家則自秦以后即不得其傳，沒有一個學統，道統亦隱而不見。于是形成一種成見，認為儒學是中國學術的正統。

                   其實，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廢了。以至北宋的蘇東坡都說：“讀書萬卷不學律，致君澤民總無術。”“儒主禮樂而法崇刑賞”，儒家的作用不過是替法家冷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為之“節文”，為之“緣飾”，使之增加一點“仁義”，罩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已。

                   所以自古到今，中國都有“儒表法里”，“內儒外法”，或“陽儒陰法”的說法，實在是不錯的。事實上，漢武帝的玄孫，后武帝十三年當皇帝的宣帝就對自己的太子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漢書.元帝紀）所謂霸道與王道雜用，說的就是法家與儒家并用。這一點，歷代最高統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

                   再看一看號稱尊崇儒學的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竟因為看到孟子書中有對帝王不敬的話而勃然大怒，差一點把他永遠革出孔廟，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學領袖朱嘉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只能慨嘆：“（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這實際上就是承認儒家的“德治”或“禮治”的理想始終未能實行。

                   不過，認真說起來，法家也有理由對這千五百年之間的治道表示不滿意，因為“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的“鐵面無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對儒家的“德治”、“禮治”的說法，決不是建立在現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從來沒有得到貫徹。在朝廷執法的過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關系，托人情”的徇私枉法的事例。

                   中國的專制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在這種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狀況下延續了下來。而且儒家也自有其嚴酷的一面，它與法家都尊崇絕對皇權。即以上面所說的自以為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一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

                   就是這個韓愈，硬是替兩干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殷紂王認罪效忠的《羑里操》，說什么“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作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為后人學習的榜樣。這原本應該是十分可恥的一句話，倒成為千年來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

                   中國人總是把佛教融入中國文化評價得非常高，以為中國文化特別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釋氏與道家所謂“二氏之學”雖說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對儒學的精致化與形而上學化有所推動，但是對中國整個社會的政教禮俗來說，與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無法相比的。

                   印度人欣賞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國的專制主義擠得無影無蹤（當然也是因為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遠不如印度的種性制度嚴酷）。倒是佛教給中國引入了印度的地獄與西天極樂世界的信仰，對中國人相信因果報應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帶動了所謂“中國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發展，又從而帶動了一大批“邪教”從白蓮教到義和團......的發展。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對人民的實際生活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終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