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性威權到了尾巴

1972年，我進入《民主晚報》，這是一個很小的報紙，我的薪水一個月才1500臺幣。當時我已經是臺灣最好的臺灣大學的碩士，是第一個臺大碩士畢業當記者的，算是學歷最高的吧。我的專業跟植物化學有關，當新聞記者完全是不相干的，偶然進了媒體工作。

那個時候臺灣還是一個蠻落后的社會。在媒體發展的初期，記者是沒有地位的。報紙對低所得社會而言屬于高消費品，銷路因此不是挺多，它的生產規模小，加之新聞管制，不可能報道太多東西。所以無論從告知的效果，還是娛樂的效果講，媒體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民主晚報》的收入，在當時的臺灣還是屬于低等，不能活。所以沒辦法，我又去臺灣省政府辦的日報——《臺灣新生報》里面兼職，不是正式職員。晚報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報。《新生報》是官方的報紙，那個時代公務人員系統的待遇還好，加上日報的銷量在臺灣總體比晚報好，雖然是兼差，但還是每月領3800塊，兩邊收入加起來了就不錯了。

那時候，整個政治環境的白色恐怖開始慢慢變淡。根據臺灣的經驗，由一個很嚴密的威權社會，變成柔軟的威權，再由柔軟的威權轉變為開放，這個時間是很漫長的。

1972年，臺灣的軟性威權到了尾巴，尚未最終解體。當新聞記者不能亂報新聞，要老老實實，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摻沙子，不可以指東罵西，不可以跟異議人物有太多接觸……以免惹到麻煩。

我在《民主晚報》和《臺灣新生報》跑政治新聞，那時，如果不是官方發布的政治新聞，報出來就會有麻煩。那個泛權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東西。

新聞記者都喜歡跑獨家新聞，因為我在國民黨里面當官的朋友還挺多的，所以他們有時會說：老王啊，弄一點新聞給你。諸如此類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還不想發布的，甚至還是泄露了一點機密的消息。

我們小記者跑新聞，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單，報告我們今天跑了什么新聞。如果有政府機關沒有發布的獨家新聞，要特別注明。這種情況下，采訪主任或主編一般會把我們找去，說這個新聞既然政府都沒發，我看我們還是不要發好了。那個時候《臺灣新生報》這樣的官方媒體中就有這樣的麻煩。

安全室與黑資料

那個時代的報館，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有安全室，專門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貞的問題，匪諜的問題。任何一個單位都有的。在臺灣，衙門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遠之的部門。他們也就是兩三個人，到處串門，東打聽西打聽，然后記些資料，打小報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我跟《臺灣新生報》的社長也算是朋友，我遞了辭呈要去《中國時報》的時候，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我當年一來這邊兼職的時候，他就準備把我升成正式職員的（正式職員月入大概5000多塊），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見。安全室的權威是比社長大的，他不讓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職在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在進新聞界之前我就有黑資料，我碩士讀完，和一群學生搞團體，搞東搞西，被“調查局”抓到過。可是我們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們就說對我們寬大為懷，不辦我們。這種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務系統運作中都有，有個術語叫做“設局陷害”，也就是用一個莫須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辦你，讓你緊張，以后要跟他們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設局陷害的。我在做新聞的時候，很長時間內，總是有“調查局”、“警備總部”打電話給我，約我去喝咖啡，“你跑新聞有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啊。”

《臺灣新生報》在臺灣政治發展早期的時候，是一個案子蠻多的報紙。1949年國民黨到臺灣的時候，福建人占多數，財經界、農業界、媒體界有很多福建人。那個時候國民黨一下子來到臺灣，人很多，位子少，就斗來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慘。《臺灣新生報》早年還出過一些福建籍名記者，其中好幾個人后來都被判成匪諜罪了。所以報紙就成了驚弓之鳥。

那個時候臺灣的媒體，沒有一點關系是不可能辦的。《民主晚報》是政府里面一個管財務的官員退休下來辦的。《民主晚報》也沒有什么立場，那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必須根據上面的規則出報紙，還沒有特別敢跟政府唱反調的。

臺灣在很長的一個時段里，特務系統比較厲害，而且特務系統是直接進到印刷廠的。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都是檢字工人根據手寫的稿子檢字。假設是特務系統派的工人，他就會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給特務機關。特務機關根據筆跡就會知道是誰寫的，躲都躲不起來的。最先的時候，大家是用匿名寫，發現不行，筆跡會被認出來，后來就在把稿子交給一個雜志時講明，這個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檢字。每個人為了不讓別人知道自己，幾乎天天都換筆名的。我在《民主晚報》時開始給外報寫評論，都用筆名發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幾十個、幾百個筆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這個筆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雜志上發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后堡壘：<大學雜志>階段的量底分析》。那篇文章好幾萬字，很有學術味道。文章發表的時候，大學雜志已經關閉了。很多人還在猜那篇文章是誰寫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務機關都不知道。過了好多年才被別人講出來，所以沒有給我惹什么麻煩。

《大學雜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時候開始有的，我是雜志108個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條好漢。校園讀書人辦個雜志，上面會容忍一段時間，等雜志開始有影響力了，他們就會注意你。媒體管制也是看影響力的，報紙、周刊是最重要的，當然有電視以后，電視影響變得最大了，政府就開始注意電視。月刊沒有那么重要。《大學雜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學雜志》在我去《民主晚報》不久就被查封了。它最先的時候是很有校園特性的一個雜志，談些風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會變化，對新聞管制者來說無所謂。后來雜志的成員變了，開始關心本地新聞，談論本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比如它關心臺灣農村貧窮問題、政治不民主問題，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選的問題。這就碰到忌諱了，踩到了政府的痛處。真正有影響力就是在轉變之后，早期時沒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我們談論《大學雜志》一般都是談它的后期，

那個時候我是記者，很忙，有參與一點點，不是那么核心。后來雜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沒有什么辦法。那個時候臺灣軟性威權剛剛開始要瓦解，風氣還是蠻緊的。坦白說，可以辦個雜志作出氣孔，已經可以偷著笑了。雜志被禁了后，在時事圈算是個大新聞，大家罵成一團，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動是一個過程

1977年中壢事件時，我剛剛進《中國時報》。中壢事件是一個暴動，每個人都知道那是臺灣的大事情，但當時報紙都沒有新聞報道，過了好多天，大概一、兩個禮拜，《聯合報》才敢登出來，大概是事情已經過了，加上他們跟上面有一定的溝通，所以才開始報道。我所在的《中國時報》一直都沒有報道這個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個社會的發展比較松動。媒體的經營者，也比較會去爭取，他們都去跟高層講話，說這個沒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類的。高層的溝通是很重要的。整個社會的演變，高層的溝通，這兩個因素使《中國時報》言論尺度會比較寬松。那個時候只要不替反對派宣傳，有什么事件發生，是允許報道的。

我的角色比較獨特一點，之前搞反對派的人長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們來往，還寫文章支持他們。這些特務系統都知道，所以在那個時候，我是沒事被盯得很緊的一個人。在“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前，臺灣政治情況已經開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時間是很緊張的，國民黨里面所謂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來了，和黨外勢力的矛盾已經很尖銳了——那個時候除了執政的國民黨外還沒有其他政黨，反對者我們叫做“黨外”。

那個時候媒體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間，但是不能幫黨外勢力宣傳。上面的人跟《中國時報》老板講，王杏慶不好好跑新聞，每天跟那些人搞東搞西。老板也不好隨便開除我，就把我冷凍，讓我不要跑政治新聞，改個角度，在報館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記者寫的沒什么水準的東西，坐冷板凳。當新聞記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氣的一個事情，這明擺著叫我走路嘛。我就辭職，去了臺灣高雄的《臺灣時報》。因為是地方的一個小報紙，管制比較松一點。

“美麗島事件”是媒體的大事件。事件發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體都有登的。這個事情是國際關注的焦點，那個時候不公開審判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體要全面據實的報道。庭審時每個人的講話都是全筆錄的，全場下來就是好多萬字啊。所以每個報館都是派一組人去，這個小時你來筆錄，那個小時他來筆錄。我也參與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發生后，情況改善了，《中國時報》的老板又叫我回去。1970年代末，新聞環境開始有些變化了。因為那個年代經濟開始慢慢起飛，報紙廣告就多了，記者們的待遇也就好了。戰后出生的、學歷比較不錯的人，也開始進入新聞界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臺灣新聞的擴張期。報紙發展比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時候，《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每天都能賣到一百萬份。那個時候有一句俗語：辦報紙跟辦印鈔廠一模一樣。我去《中國時報》時，收入就是每月一萬塊了。在“高雄事件”之后，臺灣才開始有環保運動的報道。很多話題，民權運動、環保運動都是外國人搞起來之后，臺灣才跟著搞起來，跟著別人走。

開始變成黨外的一員

回《中國時報》以后，我就開始做專欄主任。我在《中國時報》是二進二出。因為無論怎么講，我都是有案底的。大概在1985年的時候，臺灣的政治比較動蕩，蔣經國的身體不好，國民黨的派系斗爭——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厲害。有一陣子右派比較強，媒體又開始緊起來，壓力就會轉到《中國時報》老板這里。我當時是副總編輯，感覺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開始變成黨外的一員。

離開《中國時報》，我去了黨外雜志《前進月刊》，它的前身是《前進周刊》。之所以選擇這里，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有新聞特性的刊物，專業性強一點，不是亂罵人的。在那個時代，非主流的黨外媒體非常發達，有一堆周刊。這中間，《前進周刊》是最好的。很多新聞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寫稿。《前進周刊》后來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我去時，那個單位沒有幾個人，我當總主筆。

我在《前進月刊》呆了一年多。我在《前進周刊》經常被約請喝咖啡。也沒有什么可以講的。反正寫文章的人，文章寫出來了，還有什么可以講的呢。而且沒有什么大秘密嘛。只是要應付他們，打哈哈。

在《前進月刊》的時候，1986年夏天，《前進月刊》領導風潮，率先在臺灣搞街頭群眾運動。所以他們說南方朔是臺灣群眾運動老祖父（笑）。那次黨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們就根據坐牢這個題目誘發一場群眾運動。這基本上是臺灣第一次和平的群眾運動。之前的美麗島事件和中壢事件不是群眾運動，那叫暴動。街頭都鬧翻天了，但之后也沒事啊，那些人膽子才大起來，趕著在1986年9月28號宣布組黨，這次群眾運動也是一個促進因素。

開放報禁后

然后媒體就開始要解嚴了。民進黨組黨后，國民黨才開始正式宣布開放黨禁，開放報禁，解除戒嚴。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們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開始辦《新新聞》周刊。

我只能說我對政治沒什么興趣，本質上還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是媒體人。那個時候臺灣需要客觀公正、有一點批判性的公共媒體，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興趣，我們的本業。黨外雜志等于是造反的雜志，《新新聞》和黨外雜志不同，是專業性的新聞雜志，都是資深媒體人在做。

因為我的個性不喜歡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筆，管自己讀書。《新新聞》創刊以后，我就專任總主筆。接觸西方的新聞界，就會有很多感觸。我們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記者會上，看到很多歐美的白頭發記者，臺灣沒有，都是些二三十歲的記者。記者應該是越老越值錢，怎么變成越老越不值錢了呢？如果你沒有經過幾十年累積，你怎么寫政治新聞啊？有鑒于臺灣這種現象很難改變，改善不了，所以我改變角色，開始走學問的路線。我自己覺得新聞這個行業不是我的終極行業，那個時候不再拋頭露面，開始讀書，寫一些評論，理論性的東西，寫寫文化。開始轉型。

《新新聞》的創刊是在1987年2月，民進黨組黨之后，解除報禁之前。即使在解除報禁以前，在臺灣要申請雜志也是很容易的，都會準的，只是事后如果違規了，很容易被查禁。它是事后審查制，很嚴格的，出了一點紕漏，馬上就禁掉。曾經有人出了一大本資料檔，搜集臺灣到底禁了多少雜志，很多。

《新新聞》一直辦了很多年都沒有被禁過一期。《新新聞》的人都很有點知名度，不是馬馬虎虎、亂七八糟的人，在整個臺灣社會的評價都是不錯的，你憑什么禁人家？

從《新新聞》創刊到解除報禁，還有一段時間，它基本上是解除報禁之前這段時間臺灣最重要的媒體。解除報禁之后，臺灣雜志開始無所禁忌，后來《新新聞》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體解嚴是大勢所趨，管制慢慢放松是時代變化的風向。1984年“江南案”的發生，讓右派——所謂的強力鎮壓派出了這么大的紕漏，發言權就變弱了。在國民黨內右派和自由派，再簡單一點說就是王升派與李煥派的斗爭中，王升派就開始靠邊站了，臺灣社會就走向開放。那個時候也是蔣經國身體很差很差的時候。事實上，根據他們后來所透露出來的信息，蔣經國那個時候已經考慮開放黨禁、報禁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選舉了。

1988年1月，臺灣解除報禁，當然影響很大了，非常非常大。臺灣以前的報紙，是限張的，只有三張。因為張數很少，而廣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縮到好小好小，一份報紙甚至可以排27欄，正常大概是21欄，這樣可以多裝些新聞內容及廣告。因為報紙影響力很大，還不是隨便申請的。解除報禁，限張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

因為報紙是資本密集性產業，沒有很多錢辦不成的，所以也不會一下子出來很多很多報紙。但報紙版面可以無限的擴張了，所以新聞量就增大很多，記者因此也需要很多。所以臺灣開放報禁之后，就進入了我們所謂的臺灣新聞界的黃金時代，報紙的競爭就激烈化了，廣告和記者薪水也增加了，新聞界開始進入了一個需求導向的擴張階段。那個時候臺灣新聞界的資深記者一個月拿到八萬、十萬臺幣都蠻正常的。在臺灣算是高收入了。所以臺灣的大學考試，新聞系排名快速飆升，因為就業機會好嘛。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大概1990年代末經濟開始不景氣時。

媒體越來越娛樂化了

解除報禁后，媒體幾乎沒受什么審查，松了很多。有些時候，新聞自由簡直是到了離譜的地步。國民黨內斗的時候，臺灣選舉的時候，是媒體最離譜的時候，你愛怎么寫就怎么寫，沒人管。

目前臺灣的新聞界，當政治一有競爭行為，立刻大幅寬松，一穩定下來，就開始緊縮。比如說，民進黨當政的初期，新聞界是比較寬松的，陳水扁權威一建立起來之后，他的那套意識形態很強的時候，新聞界就不自由，你一批評他，他就說你唱衰臺灣、不愛臺灣了，搞久了你就不敢寫了。后來他弄了一堆貪污案，被人家罵得縮頭了，新聞就又自由了。

臺灣從黨外雜志開始到現在，都有一批胡說八道的人。包括現在政治脫口秀欄目中的一些政治名嘴，一天到晚都胡說八道。在西方，媒體有很強的紀律性。你只要造謠，人家馬上說我們法庭上見。臺灣人比較馬虎，不是很喜歡用法律來解決問題，大家都稀里糊涂，所以就產生了一堆惡搞的人，造謠生事，語不驚人死不休。我覺得是有很多原因的。臺灣媒體的很多事情是無法無天的。

這跟政府長期以來的無能有關系，政府管不了這些，隨便你們搞，只要不搞出人命來。最典型的，臺灣現在有好幾百家地下電臺，只有臺灣才有這種情況，全世界再自由的國家都沒有。電臺的頻道都是公共頻道，需要申請，繳稅，不可能買一個發報機就弄出一個電臺來。不合法，也不合基本公平原則，不合專業規矩。但是以前在國民黨時代，就不敢取締，試過幾次，鬧出群眾糾紛，就不管了。國民黨時代留下一大堆地下電臺的尾巴。民進黨上臺后，因為地下電臺基本是幫助他們說話，所以民進黨也不管。

需要強調一點，我覺得應該比較辨證的看待戒嚴時期和解嚴時期的媒體。不要老是繞著戒嚴、白色恐怖跑。這種單一史觀解釋，把媒體更大的促進社會進步的功能都忘掉了。戒嚴時期，我在當記者的時候，媒體有一批人很努力，在臺灣的行政合理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民怨的解除等方面，做了很多貢獻，現在大家都疏忽掉了。那時，只要你言之合理，談政府都市計劃、環保和財稅政策的不對，政府也愿意改。這對社會的進步貢獻是更重要的，是最基本的。假設一個社會不進步，也不可能民主，假設政府不改革，老百姓沒有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會有后來的民主化。我們怎么都忘記了呢？！

比如說，今天在臺灣基層組織很健全，如果你來臺灣，我一定鼓勵你去看看區公所，臺灣最基層的組織。老百姓來這辦個圖章證明、身份證之類，表格一申請，在旁邊站著，過一下馬上就拿到了，一點都不哆嗦。以前，對不起，兩天以后過來拿，要跑兩趟以上。

媒體在戒嚴時期對臺灣做了很多貢獻。解禁后反而糟糕了很多，媒體越來越娛樂化了，在公共政策上沒進步，反而退步。因為討論公共政策不媚俗，不嘩眾取寵，基本上是就事論事，不怎么好玩。現在出了一個事情之后，你罵他，他罵你，爭不出一個結果出來。以前那個時代不是，以前是談專業的。

（陳剛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