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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好合惡分
　　人們一般以為，國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識形態——在一系列政治觀念上的根本沖突。這其實是官方史家的欽定說法。不管這一說法可以舉出多少以后的紛爭加以認定，卻無法解釋為什么在1926年，在親密合作了五年之后，這兩個名聲不相上下的激進革命黨突然反目。
　　原因其實很簡單：到了1926年，國民黨已不再需要共產黨員為他打場子、做苦工了。這個一直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黨，不但規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軍隊，還與北方強國蘇聯有了正式和穩當的政府間的聯絡。不過，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里僅僅做苦工也就罷了；事實是，這批激進學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對國民黨的介入不僅越來越深，掌管的部門也越來越多，影響與威望快要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國民黨內的左派進一步與共產黨聯手，恐怕就沒有以軍事領袖為頭目的蔣介石“右派”們什么事了。
　　蔣介石日本武備學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對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與我們后來所熟知的“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那樣：制造一個事端，然后對當事者栽贓——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有了“證據”，將共產黨排擠出去的“整理黨務案”順理成章出臺，蔣介石從此大權獨攬。蔣在國民黨內的反對派當然不會完全同意——我們以后會看到，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隨著兩黨內部的不同意見——作為鞏固他的獨裁統治的一部分，他沒有對自己的“同志”讓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絕，以達到同時鏟除內憂與外患的目的。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堪與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殺：蔣介石槍口對著的，不是對方的槍口，而是天真地幫他、信賴他、歡迎他的人（筆者在這里想特別強調的，此類場合的犧牲者極少政治領袖）。此時與共產黨決裂的，不過是國民黨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繼續與共產黨合作。小說家茅盾對這一時期作了生動的描繪：浪漫的革命黨人——他們多半都在共產黨里，國民黨人反倒顯得務實和服從——前程渺茫與彷徨無依，不知該死還是該活，該愛還是該恨。
　　好在這樣的日子只延續了三個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頭目是汪精衛——也公開宣布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汪精衛雖然后來以“漢奸”之名被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他確曾是孫中山最信賴的助手，在當時也極孚眾望。但剛剛和陳獨秀作了“聯合宣言”，怎么說翻臉就翻臉？此外，共產黨就那么沒有腦子么？給人家幫忙就那么死心塌地，連同伴的鮮血都不能讓他們醒悟？
　　當然不是這樣。所有這些變故的根子都在兩黨（特別是共產黨的）的太上皇：第三國際。
　　共產黨的成立，來自國際命令；表面給國民黨打工，借機發展壯大自己，也來自國際命令；大屠殺之后，與國民黨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樣是國際的命令——當時共產黨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連最后的幾支學生隊的槍都交出去了。為了爭取最后一個“友好軍閥”吳佩孚的同情，在那里當秘書的共產黨員鄧小平可是一點后來的氣派都不敢有……但所有這些委曲求全在國際的又一個命令里化為灰燼。7月14日，莫斯科突然來了訓令：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右傾投降的機會主義作斗爭，自己成立五萬紅軍，并設立革命法庭審判反動的國民黨。更為奇特的是，這個本來對黨內的訓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衛手上。
　　所有這些，加上左派將領唐生智、張發奎的最終掉頭而去，共產黨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斷，被后世史家贊美為“歷史上光輝一頁”的“八一”南昌起義，絕沒有那么豪邁從容。待到兩黨都有了軍隊之后，投入150萬兵力的“中央蘇區圍剿反圍剿”登場，終于把宋代昌盛繁華的江西，殺得半個世紀都緩不過來。□

戴晴 2013-08-19 16: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