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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北京晚報 北師大文學院童慶炳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6月14日晚去世,享年79歲。北師大文學院在童先生的家里設置了靈堂,追悼儀式將于18日上午9:00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童慶炳在文藝學領域是泰斗級人物,在文學基本理論、文藝心理學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等領域均具有開創性研究,現在大概有500多所高校在使用童慶炳理論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除了在文藝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著名作家莫言、余華、嚴歌苓、遲子建等均為童慶炳學生。 同時,童慶炳本人還是一位作家,曾經創作過長篇小說《生活之帆》、《淡紫色的霞光》以及散文集《甜日子苦日子》等。晚年他還有文學方面的創作計劃,曾經組織朋友、學生創作兒童文學,“想和羅琳(哈利·波特作者)pk一下”。 時間是一種怪東西,有時你覺得它太長,過一日如度三秋,有時又覺得它太短,你的一生可能都快過去了,可覺得童年時光如在昨天。眼看就到古稀之年,生活似乎就快結束,卻覺得生活才剛剛開始。航船好像剛從黎明時分美麗的港口起航,可轉眼之間已經到達黃昏時分寂寞的港灣。人生對于我們只有一次,你盡管覺得那人生航船走了許多彎路,但已經不能回轉,不能重新再來一次。 ——童慶炳《人生七十感言》 師大數學樓前·大一留念 我的第一課 童慶炳 1958年冬天,在新一教室(編者注:獨立一間的平房階梯大教室,在學16樓西北角位置)里,我走上講臺,咳嗽兩聲,清了清嗓子,說:“今天,我們開始講文學的類型。”就這樣,在臺下四百雙渴望知識的眼睛注視下,我開始了留校教學的生活。 為了準備第一堂課,我不知下了多少工夫,真是體味到了當一個大學老師的不易。因為過去沒有寫過講稿,于是要模仿人家的東西,還要逐字逐句改。這時候還談不到什么創造,無非就是把現成的知識,做個梳理概括。 文學的類型是個較為淺顯的題目,國外是三分法,中國是四分法。三分法,就是抒情類、敘事類和戲劇類。咱們中國呢,就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那么就要講這些文體與題材的特點。關于特點,有很多教材都可參考,但是怎么取舍這些論點,費了很大工夫,我簡直是用出了所有的聰明才智,還經常開夜車。我很重視自己的第一課,終于能把第一課的講稿拿出來了,就請黃藥眠先生看稿子。黃藥眠先生翻了幾頁,卻說:“你這個字啊,寫得太差了,不好認。”然后讓一位年輕講師幫我謄寫了一遍,再請黃藥眠先生看。黃藥眠先生說:“寫得太全太多了,有很多東西不是某個文體的特點,而是所有文學體裁的共有特點,這些你總體上講幾句就夠了,要刪掉。”所以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做修改,真是不知折騰了多少遍。終于到了新一教室,面對400個學生,我講出了“今天,我們開始講文學的類型”,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講臺。 我的第一課啊,講的是非常失敗的。為什么說非常失敗?因為我離不開講稿,我不能脫稿來給大家很生動活潑地說明一個問題,或者是把一個例子解剖得很細,我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我這個課,大家聽起來有條理,但實際上就是一般的知識,還是靠念講稿念出來的,不是從心里面說出來的。現在,習近平主席主張甩開講稿來講話,這個非常重要,能說出來的東西這才是真東西。你真懂的東西,才能脫開講稿說出來,而不懂的東西只能念,念過去了可能你不懂,學生也不懂。 我想,我讓那400個學生感到失望了。當然,后來我還上了幾次課,慢慢有些提高,但總的來說,講得都不是很好。對我而言,不可能一上臺就能夠那么從容,能夠盡情地發揮,就像小孩剛剛開始走路,還在蹣跚學步的階段。下課后,我非常難過,嗓子也講啞了,出了一身大汗,可是課卻失敗了,這就是我的第一課。當時,也有別的老師坐著聽我的課,看我講得怎么樣。他們也感到不滿意,給我提了意見,于是我陷入了教學的困境。 由于講課的失敗,我在文學理論組待的時間不長,便發生了工作的變化調整。在當時教研室主任同時兼系副主任的提議下,硬是把我排斥出了文學理論教研室。系里沒有辦法,只好把我調到學校的教務處。 教務處分為三個單位,一個是教務處,一個是社會科學處,一個是自然科學處。我就在社會科學處的一個科當科員,每天要上8小時的班,上班的時候只許看報紙、喝茶,但是不許看書。其實,那時社會科學處也沒有多少工作,所以白天這8小時過得非常漫長、枯燥、沒意思,但是又不能不去。可以說,這就是我在留校以后遭遇的第一個挫折。 但也是在這過程中,我開始了思考:怎么能夠提高我的業務水平、學術水平,返回中文系。于是我就開始研讀《紅樓夢》,一方面因為我對《紅樓夢》的確有興趣,另一方面正好遇到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當時毛澤東的口號是“勞逸結合”,希望大家縮短工作時間,休養生息。但對我來說,那是關鍵時刻,是決定我還能不能夠繼續走文學研究道路的關口。所以,我把《紅樓夢》真的不知讀了多少遍。毛澤東說要讀五遍,還有人說要讀十遍,我讀《紅樓夢》啊,肯定不止十遍。我印象里,《紅樓夢》這一百二十回的章目,我是全部都能背誦的,又有幾章我也能夠背誦。據我所知,全中國能背誦《紅樓夢》全本的,只有一個人———茅盾,他能把《紅樓夢》從頭背到尾。你要說背詩詞、背古文,這都比較容易,但是要背一部長篇小說,這很難的,但是我當時就沖著這個目標努力的。我先把一百二十回的章目都背下來,然后把一些比較重要的章節,特別是介紹性,比如說“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像這些帶有概括性的章節,我都背下來了。林黛玉第一次出現在賈府那一回,我也背下來了。我把《紅樓夢》弄得滾瓜爛熟,到最后我的論文寫完以后,我的腦子都還沉浸在《紅樓夢》中。 1962年年底,我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高鶚續紅樓夢的功過》。這篇文章經過中文系五個教授的鑒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黃藥眠先生、鐘敬文先生,他們寫的鑒定就是“思想文字皆好,可以在學報發表”。 那時候,我們發表文章的陣地是很少的,《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也是剛創刊,青年教師甚至教授要發論文都不容易。我的論文受到好評并在學報發表以后,總支決定把我調回教學崗位。這樣,我就又回到中文系,還回到文學理論教研室。 然而,事情還沒有結束。1963年夏天,中宣部來北師大,要搞一個“整黨試點”,專門批判知識分子中走“白專道路”的人。這些人說:“人民內部矛盾當中,有一部分人想成名成家,不想為黨工作,要批判這些人。”結果就是,中宣部來北師大搞“整黨試點”的中心任務就是各個系都要抓出兩個人來,一老一少。在我們中文系,老的就是郭預衡先生,他研究散文與魯迅,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光明日報》不知發了多少文章,連《紅旗》雜志都請他寫魯迅,這被當作“白專道路”的典型給揪了出來。然后,我也被揪出來了,說我在困難時期,不好好響應毛主席“勞逸結合”的號召,竟然去寫《紅樓夢》的論文,想成名成家,這不是“白專道路”是什么,頭腦中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 這樣,就開始了對我們的批判,整整批了一個月,還貼大字報。最后,我得了肺炎,住進了校醫院。但是黨組織對我還算好,當我病快好時,他們也決定不再開批判會了。然后,總支的副書記——一位上了點年紀的女同志,到我的病房來征求我的意見:“經過組織研究,決定派你到越南去工作,到那去當專家。但是越南現在是炮火連天,河內也遭受了轟炸。你去的學校是河內師范大學,有一定的危險。你自己選擇一下,去還是不去。”連想都沒想,我就趕緊說:“我去,我不怕死。”我想啊,到那里我就能夠靜靜地讀書、靜靜地備課、靜靜地給學生講課了,也就可以不參加國內的這些政治運動了。事實也證明,我1963年去了越南,1964年就是“四清”,所有的人都被整下去了。 1988年,中國作協的魯迅文學院希望能給中國青年作家辦一個能夠拿碩士學位的作家研究生班,也在魯迅文學院兼課的童慶炳得知消息后,向上打了報告,跑了幾次教育部,最終拿到了批件,同意魯迅文學院與北師大中文系合作,舉辦一個可以獲得學歷的研究生班。在當時報名的人中,就有著名作家莫言、余華、嚴歌苓、劉震云、遲子建等。 那時我經常逃課,逃童老師的課亦多。十幾年的光陰轉眼過去,回頭一想,遺憾良多,逃童老師的課當然是一個重大的遺憾。童老師在課堂下是藹然長者,端重慈祥;在課堂上卻是青春生動,神采飛揚。他講課時的樣子經常地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一般來說,研究創作美學的書與作家的創作不會發生什么關系,作家更不會用創作美學來指導自己的創作。當年我之所以逃課大概也是存有這種心理。但在我畢業之后十幾年的創作生涯中,逐漸地感到當初的認識是膚淺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學了創作心理美學之后才會創作,但一個已經有了一定的創作實踐的作家了解一點創作心理美學,對于他今后的創作肯定是很有幫助的。 我記得童老師在講授“形式和內容的互相沖突和征服”時,曾經舉俄國作家蒲寧的小說《輕輕的呼吸》為例,來說明文學的內容和文學的形式之間的對抗所產生的審美愉悅。當時我就很興奮,似乎感受到了一種偉大的東西,但朦朦朧朧,很難表述清楚。十幾年來我經常地回憶起這堂課,經常地想起蒲寧這篇小說,每次想起來就產生一種躍躍欲試的創作沖動。我一直也弄不明白這堂課為什么讓我如此難忘,直到近兩年來,在我又一次進入了一個創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師這堂課里,實際上包含了一個小說秘訣,那就是:輕輕地說。 在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時認識的北師大的童慶炳老師,他留給我的印象可以用以下八個字來概括:認真、潔凈、儒雅、溫和。 印象中的童慶炳老師總是衣著潔凈,恍惚記得夏季時他穿白襯衣的時候多。白襯衣穿得好了,就像雨后晴空中的白云一樣悅人眼目;而穿得不得體時,則覺得就像初春泥濘中的殘雪一樣讓人看不得。印象中的童慶炳老師面目白凈,臉上棱角分明,穿白襯衣自然屬于上好之列。一位老師,他的衣著的得體很能博得學生的信任。 除卻衣著,便是童老師的認真學風了。記得他講課是一絲不茍的,他講的創作美學總是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更多的時候是結合學生的作品來談),從而避免了把理論講得枯燥、晦澀的弊病。雖然現在我回憶不起童慶炳老師每節課所講的具體內容,但我想課上所受的啟迪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注人了我們這些學生的作品之中。就像一個人成長必須攝取多種營養,你既吃山珍海味,也吃五谷雜糧、瓜果梨桃。老師的課,對我們而言就是這其中的一種。缺了它你不至于失衡,但汲取了它的營養你會變得更為豐富。 記得畢業后有一次去看望童慶炳老師,坐在北師大他的家里,當時師母健在,高高興興地沏茶端水果,師母總是高高興興的樣子,童老師總是微笑的樣子,師母說話聲音高低起伏,童老師說話聲音從來是平靜的。那一次童老師講起環境對人的影響。童老師說他上大學時是一個嚴謹的學生,他的一個關系很好的同學有些自由散漫,童老師看不慣,經常批評這個同學。大學畢業后,童老師留校任教,這個同學參軍。很多年以后,童老師成為名教授,這個同學當上了軍長,兩人再聚時,這個同學變得很嚴謹,他看不慣童老師了,批評童老師自由散漫。童老師微笑著說了這個故事,不加任何評語。這就是童老師的風格,教書做學問時童老師字斟句酌,邏輯嚴密,觀點清晰;生活中的童老師從不指指點點,只是平靜地說出一件一件事情。 童老師治學五十五年,他的想法和觀點是在不斷變化之中,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就是寬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見。1990年的時候,童老師讀到我的第一篇論文學的文章《虛偽的作品》,他在課堂上毫不吝嗇地贊揚了這篇文章,雖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話,但是不妨礙他對這篇文章的喜愛。童老師對待學生像父親一樣,前年我去看望他時,他提到一個還在監獄里的學生,他說起曾經對這個學生說,你沒有工作,我的收入雖然不多,但是養活你沒有問題。結果這個學生非常生氣地說,童老師你是在侮辱我,我寫文章在香港、臺灣發表掙來的錢比你多。我在1993年辭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以后,童老師為我操心,當時程正民老師是北師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師和程老師做了學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調入北師大中文系教書,后來是我自知教書不行,主動知難而退,辜負了童老師和程老師的美意。 作為童老師的學生,我深受其益,要說的話太多,兩段小記在此表達我對童老師的感激之情。 想起北師大,就會想起老師。沒有老師的學校,就是沒有酒的壇子,空有余香,卻無法醉人。 讀文藝學研究生的時候,很愛聽童慶炳教授講課。聽他的課,在汲取知識的同時,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動。他把枯燥的文藝理論講得流光溢彩,閃爍著溫潤高貴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學養為經緯,在嚴謹的學術框架中,將各種生動的例子隨手拈來,如同精致的小品,點綴在精工細作的博古架上,渾然一體,處處生輝。 那時候,我一邊上著課,一邊在一家工廠繼續當著衛生所所長。下了課,當同學們走向飯廳的時候,我就擠上公共汽車,回到我的廠子,披上白衣。等車的時候,私心里常常希望車來的慢些,這樣我就可以比較從容地吃完在轉車間隙中買下的幾個包子。那兩年,奔波于課桌與聽診器之間,身心俱在高度緊張的狀態。此前,我未曾系統地學習文藝理論,甚至連自己是否會堅持寫作下去,也打著大大的問號。學習雖然用功,但內心深處很是迷茫和吃力。不時想著,如果文學這行當,太艱澀和令我沉重,不如掉頭而去,繼續專注地做我的主治醫生,不再受此磨難了。 從一個熟悉的領域,涉足于陌生環境時的游移恐懼和伴生的焦慮,是人的一種普遍的自我保護機制,也是一個充滿了危機的時刻。如果得不到足夠的支持達致最終的自我戰勝,人就會退縮到原有的狀態中去,漸趨死水一潭。我要說,童老師的講課,在我這一人生道路選擇和轉變的過程中,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藝理論家的風度和修行,我被他對文學的執著和獻身所鼓勵。他使我感到了文學的美麗和魅力,使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漸漸地充實和自在起來。 童老師講課的時候,儀態溫和,神容關切,語調沉穩。而且,不知是我的獨特感覺還是別人也有同感(我從未和別的同學交流過此點)——我總是在老師的表情中,看到一點點天真。 比如,記得童老師講到文字的過渡與銜接時,說道:這好比是一個人上下身穿著不同色彩的衣服,中間要有一個鋪墊,就像人的皮帶,承上啟下。皮帶,通常是什么顏色啊? 他看著我們,我們看著他。一時間,教室寂靜。能把一個如此重要的理論問題,講的這般有趣,讓我們大吃一驚,甚至忘了回答他的提問。 皮帶通常是棕色的,棕色是一個包容度很大的顏色,這就是過渡,這樣就不顯突兀……他自己說下去。 妙極了!同學們醒過味來,笑聲頓起。 當童老師講這一段的時候,正好有陽光從窗戶打到他臉上,我看到他的臉上有一種無錫泥娃娃般的單純和誠實。我恍然悟到,只有真正的學者,才能將理論,化作這般大智若愚的表達,背后是舉重若輕的內力和一種對文學的雄渾參透。 一所好的大學,就像一所幽深的公園。那些校舍禮堂和圖書館,就是山水中的庭院和畫舫了。大學中的老師,就是根深葉茂的古樹。倘若有錢,可以在短時間內突擊修起美麗的建筑,但是,沒有年代的雨露,是無法滋養起參天的古樹。 古樹們,祝你們長青! 文章選自北京師范大學校報、《手握青蘋果》,李二號綜合
童慶炳先生與學生游香山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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