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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如同蘇聯解體一樣，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對東歐劇變的成因，人們給出了種種不同的說法。一些學者立足于“外因論”，或是將東歐劇變歸咎于蘇聯推行的“一體化”方針和“有限主權論”，或是將其歸咎于戈爾巴喬夫的“辛納屈”主義，或是將其歸咎于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一些學者則立足于“內因論”，或是將其歸咎于東歐國家的“經濟崩潰”，或是將其歸咎于東歐國家“政治體制的僵化”，或是將其歸咎于東歐國家的民族問題或民族矛盾，或是將其歸咎于東歐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性格。應該說，所有這些分析都不無道理，也都不盡全面。而全面地解讀東歐劇變也非本著的目標，本著的基本目標在于從宗教維度反思東歐劇變，指出境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和境外宗教滲透戰略乃東歐劇變的至關緊要的一項原因。正是由于本著的這一特殊視角，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對波蘭和其他蘇東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就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意義，值得我們予以特別的關注和反思。

從境外宗教滲透的角度看問題，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對蘇東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無疑是蘇東劇變中的一個中心事件。而波蘭又是美梵神圣同盟對蘇東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突破口，因此，深入探究美梵神圣同盟對波蘭實施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在整個蘇東劇變的研究中便具有一種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鑒于我們在本著第二篇中已經從歷史事實層面對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作了介紹，在本節中，我們將主要著眼于對之作進一步的義理分析。

東歐劇變在一個意義上是死于“自殺”，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則可以說是死于“他殺”。倘若從死于“他殺”的立場看問題，則西方敵對勢力，尤其是美國與梵蒂岡的“神圣同盟”則可以說是東歐國家的第一殺手。

無論是美國還是梵蒂岡都早有圖謀東歐國家的野心。就美國而言，它是在由于其對蘇聯的遏制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轉而著重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歷史背景下開始思考并實施其分化東歐的外交路線的。應該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并沒有將貧窮和弱小的東歐諸國放在眼里，這從它與蘇聯和英國簽訂的雅爾塔協議即可以看出來。一如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和1919年的巴黎和會確定了新的國際格局一樣，美國、英國和蘇聯于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木半島召開的雅爾塔會議也是一個確定新的國際格局的重要會議。按照雅爾塔協議，歐洲一分為二：東歐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西歐則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盡管一些西方人士對于這一協議的內容持有異議，例如有人曾批評羅斯福將東歐拱手讓給了蘇聯，但其所確定的國際格局和歐洲二分的局面卻還是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接受和認同。這種情況至5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決意對蘇聯著力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而開始發生了變化。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炮制了一個題為“美國對東歐國家政策聲明”的文件（NSC5811/1）。該文件將美國東歐政策的長期目標規定為“推行全面的國家獨立，成為自由世界共同體的和平的一員”，而將美國東歐政策的近期目標規定為“促使它們朝著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方向和平演變”，“減少被統治國家為增強蘇聯的力量做貢獻，削弱蘇聯集團內的單一化和內部凝聚力”。由此看來，美國東歐政策的根本宗旨在于孤立和打擊蘇聯，其根本措施則在于“分化”和“西化”，即一方面在東歐“推行全面的國家獨立”，以“削弱蘇聯集團內的單一化和內部凝聚力”，使東歐各國脫離蘇聯的“統治”或“支配”，另一方面使東歐各國“成為自由世界共同體的和平的一員”。

與此同時，梵蒂岡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也逐步將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納入自己的工作日程。盡管20世紀的天主教有過“現代派”和“自由派”之爭，但20世紀上半葉的天主教卻始終缺乏“現代”氣息。只是到了60年代，這種狀況才有了改變。這種改變是同約翰二十三世這個人和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這次會議聯系在一起的。約翰二十三世是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推出“美國對東歐國家政策聲明”的當年，即1958年當上教皇的。而在他當上教皇的第二年，即1959年，他做出了一個無論對于天主教還是對于當代世界都至關緊要的決定，這就是籌備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這次會議于1962年10月開幕，于1965年9月閉幕。與前此召開的20次大公會議不同，它不再僅僅拘泥于教義之爭，而是著眼于教會與時代、教會與社會、教會與現實世界（世俗世界）的關系，提出了“趕上時代”的口號，“把羅馬天主教會引進了20世紀的現實世界”。它號召整個教會“要認識到人類事務的合法的自主性，要投身于自己‘在塵世的使命’，去建設地上之國”。它甚至高調地宣稱不僅要與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對話，不僅要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和所有其他宗教對話，而且要與共產主義對話。而它與共產主義對話的目標顯然意在改變和消滅共產主義，而首先是改變和消滅東歐的共產主義。而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戰略考慮，羅馬教廷于1978年10月16日選舉卡羅爾·約澤夫·沃伊蒂瓦（1920—2005）為羅馬天主教第264任教皇，取名約翰·保羅二世。意味深長的是，約翰·保羅二世不僅是天主教歷史上第一個成為教皇的斯拉夫人和東歐人，而且也是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第一個非意大利教皇。因此，梵蒂岡此舉不僅與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建立“地上之國”的旨趣相一致，而且其瓦解蘇東聯盟的政治意圖也昭然若揭，從而與美國的東歐政策完全合拍，并且因此而與美國政府最后終于走到了一起，締結了對東歐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神圣同盟”。

由于美國是一個靠清教精神立國的國家，所以，盡管在政治立場上與梵蒂岡比較接近，但長期以來與梵蒂岡一直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系。美國在立國初期與梵蒂岡建立的只是一種領事關系，雖然在第11任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KnoxPolk，1795—1849）在位期間（1845—1849年），美梵關系一度由領事關系升格為公使關系，但至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任職期間，美國不僅撤回駐教廷公使，而且還完全關閉美國駐梵使館。這種狀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鑒于梵蒂岡持譴責德國納粹主義的立場，]才有所改觀。60年代初，隨著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的召開和羅馬教廷介入國際政治、反對共產主義立場的明朗化，美梵關系開始升溫。1979年10月，約翰·保羅二世訪問美國，并在聯合國大會上做關于和平和人權問題的演講，美梵關系全面復蘇。1982年6月7日，美國總統里根訪問梵蒂岡，秘密會見約翰·保羅二世，雙方訂立以西化東歐、瓦解蘇聯帝國為政治目標的“神圣同盟”。1984年1月10日，美梵正式建交，美國總統里根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分別將各自派駐對方的“私人代表”任命為大使。可以說，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基于西化東歐、瓦解蘇聯帝國這一政治目標的美梵關系進入了和度過了它的鼎盛時期或蜜月期。但至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隨著美梵同盟政治目標的如愿以償，美梵關系逐步降溫。其深層原因在于：“1984年建交以后，在里根任期內和布什任期之初，美梵在反蘇反共有堪稱‘神圣同盟’的一致利益，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美梵親近的這一基礎已不復存在。”

美梵同盟并非一個宗教同盟，而是一個政治同盟，一個美梵反共勢力利用宗教對波蘭和東歐各國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同盟。其最高綱領在于藉西化東歐各國來瓦解蘇聯帝國，以期實現美國獨霸世界的外交目標。其根本舉措在于在東歐地區“去蘇聯化”，用里根與約翰·保羅在1982年6月7日密談中的話來說，即是解決“蘇聯在東歐地區占主導地位的問題”。然而，美國和梵蒂岡在對東歐8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時卻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而是將重心放在波蘭，以期以波蘭為突破口，然后在東歐各國全面“開花”。這一點從美梵結盟第一天起就是非常明確的。

美梵神圣同盟西化東歐以波蘭為突破口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首先，在東歐8國中，波蘭不僅面積最大、人口最多，而且其影響也舉足輕重。波蘭的面積為31萬平方公里，約占東歐8國總面積的24%。其人口為3700多萬，約占東歐8國人口總數的27%。此外，波蘭不僅是蘇東集團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同盟華沙條約組織條約的簽署地，而且還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主要成員國：不僅是其聯合武裝部隊的主要成員國，而且還是其一體化部隊的主要成員國。因此，如果能夠使波蘭發生劇變，它就有望對東歐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反之，你策劃阿爾巴尼亞劇變，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產生特別重大的影響。阿爾巴尼亞一是國家太小，面積只有2萬8千平方公里，只占東歐8國的2%，人口只有300萬左右，也只占東歐8國的2%。此外，阿爾巴尼亞與大多數東歐國家本來就不完全一路。例如，阿爾巴尼亞早在1968年就退出了華沙組織。阿爾巴尼亞退出華沙組織，并沒有影響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并沒有跟著它退出。同理，即使阿爾巴尼亞首先發生了劇變，也未必能夠產生出波蘭劇變的效果。所以美梵同盟以波蘭為突破口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其次，美梵同盟以波蘭為突破口實施其對東歐國家的宗教滲透和和平演變戰略，還有一個合理化根據，這就是波蘭是東歐諸國中天主教信眾在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國家。東歐各國基本上是一個以基督宗教為主要教派的國家。除阿爾巴尼亞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外，其他7國均以基督宗教為主要教派。其中，東德以新教為主，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以東正教為主，只有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天主教為主。而在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個國家中，波蘭的天主教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最高。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有600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60%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有1000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0%左右。波蘭的天主教徒有3300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90%左右。波蘭不僅是東歐國家中信仰天主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而且還是宗教（天主教）信仰程度最高（最深）的國家。據有人對世界上42個國家和地區的抽樣調查，波蘭的宗教信仰程度排名第二，不僅遠高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還遠高于意大利。波蘭宗教信仰方面的這樣一種狀況不僅特別方便美梵同盟利用宗教對波蘭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實現其和平演變波蘭社會制度的政治圖謀，而且還特別方便梵蒂岡利用天主教對波蘭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實現其和平演變波蘭社會制度的政治圖謀。在對波蘭實施其和平演變戰略的過程中，美國之所以特別倚重于梵蒂岡，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

美梵同盟以波蘭為突破口實施其對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還有一個可資利用的條件，這就波蘭不僅對民族問題特別敏感，而且在民族問題上與俄國和蘇聯積怨極深。波蘭，作為一個國家，相對于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而言，歷史不算悠久。它是在公元965年才正式建國的。然而，它所遭受的苦難卻甚于他國。在它的歷史上，雖然也曾扮演過征服者的角色，例如，它曾于16世紀攻陷莫斯科，并在那里扶植過傀儡政權，但在更多的時間里，處于被騷擾、征服、肢解和瓜分的境地。事實上，波蘭在建國之初，就不時地受到歐洲諸強的騷擾、肢解和宰割。至近代，這樣一種苦難史和屈辱史非但沒有結束，反而愈演愈烈。單單在18世紀下半葉，波蘭即被三度瓜分。第一次發生在1772年，當時被沙皇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第二次發生在1893年，當時被沙皇俄國和普魯士瓜分。第三次發生在1795年，當時被沙皇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全部瓜分。正因為如此，波蘭人具有超乎尋常的民族情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蘭人與俄國和蘇聯積怨甚深。且不要說在歐洲列強18世紀下半葉對波蘭的三次瓜分中，俄國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即使在十月革命后，蘇聯也曾給波蘭帶來過巨大的民族傷痛。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和德國于1939年8月簽訂了以犧牲和瓜分波蘭為基礎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其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期，蘇聯在波蘭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森林慘案”。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以戰勝國的名分如愿從東波蘭獲取多達近1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即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所有這些都使得“波蘭人對俄國和俄國人有一種特殊的‘過敏癥’”，不僅使相當一部分波蘭人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和“有限主權”論極為反感，而且還使相當一部分波蘭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也極為反感。波蘭與蘇聯的這樣一些民族恩怨不僅使美梵同盟瓦解波蘭與蘇聯的聯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而且也為其煽動波蘭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走上西化道路準備了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

美梵同盟對波蘭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還有一個便利之處，這就是波蘭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的歷史關聯性。如前所述，波蘭是965年正式建國的，而波蘭受洗并且以天主教為國教則發生在第二年，即966年。這就意味著天主教是在波蘭尋求立國精神基礎的情況下作為立國之本進入波蘭的。而且，在此后不久，即在波蘭設立了直接隸屬于羅馬教廷的主教區（968年）和大主教區（1000年）。這樣一種獨立的天主教管理模式此后一直構成波蘭的民族獨立和民族獨立運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這不僅在波蘭的民族歷史上有鮮活的表現，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生動的體現。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絕大多數波蘭天主教神職人員都英勇地投入了地下抵抗運動，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著名的民族英雄，有1/3神職人員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例如，圣方濟各住院會的柯爾貝神父（1894—1941）在奧斯維茨集中營中代獄友去死的事跡就曾感染和鼓舞了許多波蘭人。再如，在新波蘭長期担任天主教領袖的司提反·維辛斯基和卡羅爾·沃伊蒂瓦也都曾為當年地下抵抗運動做出過重要貢獻。司提反·維辛斯基（1901—1981）曾任亞格隆尼大學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投身地下抵抗運動，曾組織過一個名為“復光”的旨在弘揚波蘭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知識分子團體。1948年開始担任波蘭大主教，1953年開始担任紅衣大主教。1980年維辛斯基去世后，波通社發表訃告，不僅稱他是一個“偉大的波蘭人”和“愛國者”，而且還稱他是一個“一向主張采取明智的、負責任的和公正的解決辦法的人”，“他的態度和活動使他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也贏得了崇高的聲譽和威望”。卡羅爾·沃伊蒂瓦（1920—2005）出生在波蘭的一個軍人家庭。早年曾在位于克拉科夫的亞格隆尼大學就讀波蘭語言文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積極參加地下抵抗運動，并且因此還被列入納粹的黑名單。1946年，沃伊蒂瓦成為一位神父。1956年，開始在盧布林大學担任倫理學教授。1958年，升任克拉科夫教區助理主教。1964年，升任克拉科夫大教區總主教。1967年，成為紅衣主教。1978年，成為羅馬教皇。由于波蘭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有上述的歷史關聯性，它在波蘭民眾中便具有極大的號召力。而波蘭天主教的領袖人物，如維辛斯基和沃伊蒂瓦等，由于其身上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環，他們在波蘭民眾中便具有一般政治領袖難以享有的巨大號召力和影響力。美梵同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波蘭劇變中之所以每每得手，波蘭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的歷史關聯性無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最后，美梵同盟之所以以波蘭為突破口對東歐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歷史機緣。因為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罷工和地下團結工會的崛起給美梵同盟對波蘭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提供了上好的機會。在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似乎是一種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的司空見慣的事件。例如，早在1956年，波蘭就爆發過著名的“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其實也就是一次由波茲南的切卡爾斯基工廠（亦即斯大林機床車輛廠）工人牽頭的規模巨大的罷工事件。1968年，波蘭爆發了由華沙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牽頭的波及許多重要城市的游行示威事件。1970年，波蘭又爆發了由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牽頭的波及波羅的海沿岸城市的抗議示威活動。1976年，拉多姆和烏爾蘇斯地區也相繼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但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罷工卻非同尋常。首先，這次罷工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和政治意圖。例如，在前此的罷工和游行示威活動中，罷工者關注的主要是工資和物價問題，但在這次大罷工開始不久，罷工委員會即向波蘭政府提出了保障“人權”、“自由”、承認地下工會等政治訴求（即“21項要求”）。其次，罷工委員會不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而且還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性組織，即“團結工會”，并通過游行示威和罷工等手段迫使政府正式注冊登記該組織，從而使這一地下組織搖身一變而成為一種合法組織。第三，這次罷工運動不但有自己的政治訴求和政治組織，而且規模空前。團結工會1980年10月在華沙地方法院正式注冊成功后幾個月內，其會員人數即爆炸性地增長到1000萬。而這就意味著在波蘭有1/4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工人為團結工會的會員。無怪乎有政治評論家將波蘭成立團結工會當作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一個其歷史影響唯有十月革命和南斯拉夫決裂才能比配的歷史事件。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國務卿黑格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波蘭人顯然已經決定寫下歷史。在團結工會的旗幟下，出現了生氣勃勃的民眾運動，燃起了波蘭人民的政治想象。”現在，美國政府感到他們出手的時候到了。

然而，美國決意聯合梵蒂岡在波蘭大干一場則是1981年12月的事情。這是因為1981年12月13日，鑒于團結工會在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重建國家”的政治口號并準備將之付諸行動，波蘭政府宣布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軍管。當天，波蘭國務委員會頒布《關于戰時狀態的法令》，宣布由15名將軍和5名上校組成的“救國軍事委員會”接管全國，逮捕了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一大批團結工會的領導人，團結工會又重新轉入地下。這使美國政府既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又感到問題的緊迫性。于是，美國政府與梵蒂岡開始緊急磋商。鑒于當時蘇聯已經在波蘭邊境陳兵18個師這樣一種情況，當時美國政府和梵蒂岡需要處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借機促進波蘭的“演變”，一是要保證這樣一種演變是一種“和平”演變，盡一切可能不為“蘇聯提供軍事干涉”提供任何“借口”，以致“造成類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局面”。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梵雙方一致認為應當從“經濟”和“道義”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從經濟方面對波蘭政府施加壓力，對團結工會給予支持；一是從道義方面對波蘭政府施加壓力，對團結工會給予支持。經濟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美國政府承担的，而道義方面的工作則主要是由梵蒂岡承担的。

愛德華·蓋萊克于1970年接替哥穆爾卡担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以來，波蘭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與此同時卻也將波蘭引向了依賴西方世界的軌道上來，致使波蘭對西方的債務越來越重。1970年，波蘭的外債只有11億美元。至1980年，波蘭已經成為蘇東地區欠西方債務最多的國家，累計達到230億美元。這就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波蘭施壓提供了方便。在波蘭政府宣布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當月，美國總統里根即宣布對波蘭實行經濟制裁：中止向波蘭貸款，要求償還債務并不予考慮延期還債，中止波蘭在美國水域的捕魚特許權，停止向波蘭出口高技術等。美國在以經濟手段對波蘭政府施壓的同時，又加大了對團結工會經濟和“道義”兩個方面的支持力度。里根對團結工會的命運可謂關心備至。就在波蘭宣布軍事管制的當天，里根即與教皇通了電話，商量對策，緊接著又派出虔誠的天主教徒沃斯特作為私人代表到羅馬覲見教皇。里根政府不僅通過美國情報機構和梵蒂岡密切關注波蘭政府和團結工會的狀況，而且還很快制定了一項贊助和支持轉入地下的團結工會的計劃：（1）向團結工會提供“具有決定意義的”資金，以維持其活動；（2）提供先進的通訊設備，為團結工會組建一個有效的集指揮、控制、通訊和情報于一身的地下網絡，以便團結工會即使在軍事管制條件下也能夠開展通訊聯絡；（3）對經過挑選的人員進行培訓，使其能夠使用所獲得的先進通訊設備；（4）動用情報局的情報資源充當團結工會的耳目，甚至可以與之分享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情報。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制定了一個旨在“簡要說明美國在東歐的目標”的文件（即NSDD-32文件）。該文件將美國在波蘭和東歐的目標歸結為下述三點：（1）秘密支持東歐地區“為了擺脫共產主義統治”而發動的地下運動；（2）加強針對該地區的心理戰，尤其是要加強諸如“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臺”的無線電廣播；（3）尋求貿易與外交途徑，使該地區的各國政府拋棄對莫斯科的信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團結工會在“道義”方面給予的另一項重要支持是經過精心策劃，使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瓦文薩于1983年以“領導了波蘭工人運動的和平方向”名義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與美國雖然也給團結工會以道義支持但畢竟以經濟上的支持為主不同，梵蒂岡則雖然也給團結工會以經濟上的支持但卻以“道義”上和“謀略”上的支持與行動方面的掩護為主。波蘭實施軍事管制后，梵蒂岡和波蘭天主教會不僅成了團結工會分子的庇護所，成了團結工會專家小組與瓦文薩之間的聯絡人，而且還向團結工會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的食物、金錢、藥物以及各式各樣的印刷機器。更為重要的是，梵蒂岡和波蘭天主教會還不失時機地向團結工會提供謀略上的支持。例如，在波蘭實施軍事管制不久，約翰·保羅二世就通過教廷的管道向瓦文薩發出指示：一方面要求他的團結工會繼續開展地下活動，另一方面又要團結工會的會員們注意活動方式，不要貿然走上街道，以免引起華約條約國的武裝入侵或波蘭軍隊的大規模武力鎮壓。在對團結工會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導的同時，約翰·保羅二世還不忘給波蘭政府施壓。在波蘭實施軍事管制5天之后，即在12月18日，約翰·保羅二世致信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和“救國軍事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要求雅魯澤爾斯基“尊重人權”，“結束波蘭的流血”，“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來”。與此同時，波蘭天主教會開始直接出面干預波蘭政治。1982年4月5日，格萊姆普大主教所任命的“主教團社會委員會”拋出了一個名為“關于社會妥協問題的提綱”，不僅譴責波蘭政府實施軍事管制，而且還要求波蘭政府取消軍事管制，釋放瓦文薩等反對派，恢復團結工會及其他反對派的活動，與團結工會等反對派簽署妥協協議，并且向波蘭政府提出了波蘭天主教會參與簽署妥協協議的要求。令人不解的是，波蘭天主教會的這一“提綱”竟然成了規范和指導上個世紀80年代波蘭社會運動的一項基本政治綱領。其結果是1989年2-4月波蘭三方，即團結工會和“建設性反對派”、波蘭政府和波蘭天主教教會代表參加的“圓桌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關于團結工會地位合法以及波蘭實行議會民主制和三權分立的決議。如所周知，正是由于這次圓桌會議及其通過的各項決議最終導致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傾覆。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蘭劇變中，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不僅通過支配羅馬教廷和波蘭天主教會而成為這場劇變的導演，而且還不止一次地成為這場劇變中的主演。

他自担當教皇后曾先后三次訪問波蘭，對波蘭劇變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9年，約翰·保羅二世在其担任教皇的第二年即訪問了波蘭。在這次訪問中，不僅以其在華沙機場上跪下來親吻故鄉土地的舉動即刻點燃了波蘭人的民族熱情，而且還以“領導波蘭明天的是耶穌”的暗語一下子點燃了波蘭人的政治熱情。在短短幾天的訪問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波蘭人參加了由他在波蘭各地主持的彌撒活動。他的這次訪問無疑為80年代波蘭持續不斷的罷工運動和抗議活動埋下了火種。教皇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則發生在1983年。如果說教皇第一次訪問波蘭的政治意圖有所遮蔽的話，這一次則公開得多了。他在演講中不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波蘭政府監禁和迫害的人致意，不僅會見了受到監禁的瓦文薩，而且還公然強調“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以致有人將教皇對波蘭的這次訪問被稱作“波蘭的第二次洗禮”。教皇保羅二世第三次訪問波蘭發生在1987年。1987年乃波蘭劇變的前夕。他的這次訪問比前兩次更加不遺余力。在不到一周的時間里，教皇保羅二世行程3000多公里，訪問了9個城市，做了36次布道和演說。可以說，他的這次訪問為1989年的圓桌會議做了重要的鋪墊。不難看出，教皇保羅二世三次訪問波蘭無論在時間上和內容上都是十分講究的和經過精心策劃的。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斷定：是教皇保羅二世具體導演了波蘭劇變。

1980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出版一部在西方世界頗有影響的著作《真正的戰爭》。在這部著作中，尼克松明確地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稱作“第三次世界大戰”。尼克松強調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就開始了。”而且，從此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戰一直進行著，從蘇聯奪取東歐，到共產黨征服中國，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在古巴建立蘇聯力量在西半球的前哨站，到蘇聯及其盟國目前對非洲、伊斯蘭新月地區和中美洲的推進”。對于這次世界大戰，尼克松還特別強調了兩點：一是它為“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戰爭”，二是它為“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戰爭”，乃是因為“這場戰爭已到達了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美國和蘇聯都成了“全球性強國”，在任何地方影響他們之間力量對比的任何東西，也都影響到他們之間在每個地方的力量對比。尼克松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學會從全球角度考慮問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戰爭”，乃是因為這場戰爭是在“生活和社會的每一個方面”進行的。也就是說，這場戰爭不僅涉及到軍事領域、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而且還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所有這些領域中的每一個“對于這場戰爭的結局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是“第一次全面的戰爭”還由于“敵人的性質”：“因為他們的制度是全面的極權主義制度，它打著一種意識形態的旗號前進，在這種意識形態中，甚至它的人民的頭腦也是國家的財產。”從這個意義上，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可以稱作“和平的戰爭”。

正是基于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戰爭”和“和平的戰爭”的設想，尼克松突出和強調了打意識形態戰的絕對必要性。尼克松援引拿破侖關于“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利劍和精神”以及“從長遠說，精神總是能征服利劍”的格言，一方面強調了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戰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一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既有利劍又有精神”的美國對于蘇聯的優越性。尼克松在闡述美國在意識形態競爭中的“有利條件”時，特別強調了宗教的力量和作用，強調宗教與美國的結盟及其力量。13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談到“教皇和沙皇”的結盟。現在，事情完全顛倒過來了，美國反倒成了教皇向蘇聯和東歐實施宗教滲透和意識形態輸出的同盟者了。尼克松在談到教皇保羅二世對波蘭的第一次訪問對波蘭政局所造成的深廣影響時得意洋洋地寫道：“馬克思曾經把宗教斥為毒害群眾的鴉片。今天的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發現宗教是一塊不可破的巖石。由于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凱旋而回波蘭，蘇聯人不得不認真思索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說過的一番話。當時他曾經帶著輕蔑的口吻問道：教皇有多少師軍隊？教皇沒有裝甲師，但是他擁有的力量不是蘇聯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他觸發的情緒深入人的精神的核心。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這種力量。”盡管尼克松作為一位資產階級政客，其著作中內蘊資產階級偏見不言而喻，但他的這一論斷無論如何是包含有真理顆粒的。當年人民波蘭之所以如此迅速地遭到顛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對波蘭天主教教會中反共勢力的低估無疑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這是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對于保羅二世及其所支配的羅馬教廷和波蘭天主教會在波蘭劇變中的作用，對于境外宗教滲透在波蘭劇變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波蘭共產黨人本來是不應當低估的。（注釋略）

本文選自段德智主編《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第三篇《蘇東劇變的理性反思》之第二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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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段德智 2015-08-23 08: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