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醞釀發起一場政治斗爭、準備拿下黨內某權要的前夕，預先避開京都這一“是非之地”，成為毛澤東的一個政治習慣，1953年的高崗事件，1971年的林彪事件，都是如此。

作為共和國史上最沉重、最不堪回首的一節，文化大革命運動自始至終存在著許多讓人感到撲朔迷離的疑點問題，僅以從上海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北京通過《五一六通知》這一段稱為文革發動的時期而言，北京拒登姚文元文章，彭羅陸楊垮臺事件，中央一線領導對于毛澤東發起文革的真實態度，一直以來就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些問題的長期存在與久懸不決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人們對這段重要歷史的準確把握與深刻認識。因此，在有關文革回憶文章和研究資料不斷出現，尤其是步入資訊空前發達的互聯網時代的今天，我們重返文革歷史現場，再度考察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五一六通知》這一文革發動時期既驚心動魄又波瀾起伏的歷史過程，努力還原文革發動興起的歷史真況，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

【一】

1965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四清工作會議上與劉少奇發生的尖銳沖突使其定下決心將劉少奇從政治上搬掉。毛澤東意欲倒劉，存心已久，最初起意可追溯到1962年，蓋因大躍進失敗導致大饑荒，圍繞經濟政策調整，農村試行包產到戶，毛劉政見嚴重分歧所致也。毛劉因此于七千人大會后爆發了第一次激烈沖突。其后，毛澤東以“階級斗爭”和“反修防修”為國家治理與發展主調，對中國社會現實政治的看法愈趨嚴重和激烈，認為黨內業已形成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國家政權安全受到威脅，與劉的分歧加大，對劉愈加不滿，心中的想法亦隨之不斷醞釀發展，變得堅定而明確。在國際局勢急劇變化(1964年10月蘇聯赫魯曉夫意外被逼下臺)的刺激影響下，與劉的再起沖突促使毛澤東將久存于心的想法付諸行動，開始著手倒劉戰略的部署安排。

這一年2月毛澤東授意江青前往上海組織寫作批判文章，是邁出的實質性的第一步。江青通過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組織《文匯報》青年編委姚文元担綱撰寫。經過大半年的精心準備，文章十易其稿，經毛澤東親筆三次修改，最后上海市委集體討論通過，1965年11月10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這就是被稱為文革導火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文章洋洋萬言，以學術評論之名行政治批判之實，將劇中反映海瑞當年“退田”、“平冤獄”的情節與1961——1962年出現的包產到戶現象牽強附會，認為劇本借古諷今，鼓吹“單干”，煽動“翻案風”，從而認定《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矛頭直指劇作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但批吳僅是巧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實意圖乃是以此作為引線，由此及彼，引發一場清算劉少奇及其路線的政治斗爭。

姚文發表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即乘專列離開了北京，一路南巡，最后抵達上海。毛澤東此次離京時間長達8個月之久，直到翌年7月中旬方返回北京。在醞釀發起一場政治斗爭、準備拿下黨內某權要的前夕，預先避開京都這一“是非之地”，成為毛澤東的一個政治習慣，1953年的高崗事件，1971年的林彪事件，都是如此。此次也是如此，毛澤東有意遠離京城，駐于滬杭，遙觀北京如何反應與事態發展。

客觀而言，如僅以文藝觀點、史學影射、話語方式和上綱上線的程度而論，姚文與其時盛行的批判文章幾無二致，毋寧說就是1949年之后逐漸形成尤其是1964年以來大張旗鼓的黨文化大批判的延續與發展。故此，一般讀者由于“對幾年來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升級的過火批判已經習以為常，對此也未加重視。”正如時為北京市委一般干部的前《求是》雜志副總編蘇雙碧回憶所說：“我看了這篇文章反應并不強烈，只是把它作為姚文元經常打棍子的作風。”

然而，對黨內尤其是有政治經驗的黨內高層，姚文如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中宣部副部長姚溱連夜打電話給跟隨鄧小平在三線視察的王力，說“有重要文章，要馬上看。”王力即叫人送來文匯報，讀后“覺得很重要”;而正在外地開會的彭真“當即囑令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11月10日的《文匯報》”。黨內之所以如此反應迅速、強烈，不僅為姚文咄咄逼人的批判架勢，更在于文中所言“單干風”、“翻案風”觸及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后發生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路線之爭這一黨內諱莫如深的極為敏感的歷史問題。而對一些消息靈通人士，文章的江青背景，讓人感到文章非同小可，大有來頭。

正是因此，姚文見報當日，《北京日報》總編范瑾即向市委提出轉載問題，11月13日北京文教書記鄧拓同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和范瑾專此碰頭磋商研究，出于慎重，范瑾先向上海方面詢問姚文是否經毛澤東過目以確定轉載，因上海守口如瓶而一無所獲，鄧拓遂電話請示出差外地的彭真。

在姚文見報之前，彭真即已從鄧拓處獲悉文章消息及其江青背景。這是張春橋慮及文章批評北京副市長，出于鄧拓曾為其領導和朋友的關系考量，而透露給鄧拓的。此前10月8日在中南海頤年堂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也親自問過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評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評。毛澤東說，讓下面批評嘛。”在更早的1964年，毛澤東已將《海瑞罷官》列入可供批判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批轉至縣團級黨委，而北京市委聞風而動已組織撰寫了批判吳晗的文章，只是中央最高層覺得批判的時機未到而未允發表。因此，對批判吳晗，彭真早已是心中有數，不覺意外。但盡管如此，姚文所顯示出的批判架勢，尤其對黨內敏感歷史問題的觸及，實出乎其始料之所及，而這背后又隱約著毛澤東的身影，經驗老道的彭真自是“感到極不正常”。于是，接到電話請示，指示暫不予轉載。

沒有資料顯示彭真當時就已察覺到了隱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實圖謀。但作為一個正直而有責任感的高級領導，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屬下首先受到來自上海的批判，看到上海批判北京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報上，讓不良影響在自己的領地廣為傳播;當然更不希望在當下國內政治形勢緊張、黨內矛盾叢生時刻節外生枝，讓一篇觸及黨內敏感事件的政治批判文章惹事生非，帶來不安定因素。何況，1965年上半年中央鑒于64年以來文藝領域的批判過頭狀況，做出過一項規定：“學術批評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央宣傳部，批判要以中央報刊為準。”上海發表姚文，事先未經請示中央，明顯違反規定;這也意味著對北京、對彭真權威的侵犯。姚文因此而被彭真予以“冷藏”。

彭真“冷藏“姚文，誠然是對上海擅自刊文點名公開批評北京副市長這一違反紀律、不無挑釁行為的不滿與抗議，也多少含帶其對江青不滿甚至對毛澤東埋怨的情緒貫于其間，同時，還折射了當時中央政治的復雜與微妙。1960年代以來毛劉之間的矛盾分歧，無形中形為“兩條路線”之爭，讓彭真等屬僚時常面臨著政治行為的兩難選擇。彭真從延安時期就深得毛的器重，建國后一直被委以重任，對毛從來就懷抱著敬仰之心，但作為一名務實的高級官員，其治政理念更接近于劉;中央一線二線之分，讓彭真接觸更多的也是劉。因此，敢于置姚文背景于不顧，除了姚文本身違反了中央規定，讓彭真可以理直氣壯之外，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可為依賴與支持，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宣部長陸定一明確表示對姚文涉及政治問題的不以為然。

由于彭真指示拒載，北京報刊對姚文不見任何反應，仿佛波瀾不驚的一泓靜水。此與華東諸省市聞風而動，紛紛予以轉載，形為鮮明對照，讓一直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毛澤東大為失望，也大為惱火，“指示上海立即印發小冊子發行，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征訂，北京新華書店請示市委，得到的答復是一本也不訂。”這就更加激怒了毛澤東，其后指責“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

毛澤東組織發表姚文，目的就是通過批判吳晗激發矛盾，挑起論戰，或者說，他點燃姚文，希望看到的效果是人們火上添油，而彭真及北京方面的行為無疑是“揚湯止沸”，與毛意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在毛看來，北京對待姚文的態度，其實就是對待自己的態度。本來，毛澤東一直懷疑自己被人架空，成為一尊表面受人尊敬卻實際不起作用的神祇而“大權旁落”，北京的冷藏姚文，讓毛的懷疑得到進一步證實，更讓毛感到發動一場斗爭的必要和正確，激發了他要“大鬧天宮”的斗志，同時，也為彭真的垮臺埋下了伏筆。

在半個多月的時間里,圍繞姚文的轉載，北京和上海處在一種對峙的狀態，上海希望北京有所反應，而北京偏偏不予理睬，雙方相互賭氣，暗中較勁，形為僵局。直到11月下旬周恩來和羅瑞卿先后來到上海，明確獲悉有關姚文的背景，電話告知彭真轉載時，僵局方始打破。

11月29日——12月1日《北京日報》、《解放軍報》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先后轉載了姚文，并刊發了編者按。隨著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四家報紙的轉載，報上開始掀起批判吳晗及《海瑞罷官》的第一波浪潮。

作為首當其沖的被點名批判者，吳晗在姚文發表后，感受到了巨大壓力。“住家里的警衛也換了人，從原來的保衛變成了監視，所有的客人來都要登記。”但他對姚文的批判，并不認服，11月14日他辯駁說道：“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產生于1961年‘刮風’的時候，這是錯的。我的《論海瑞》發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1960年寫的，我沒有那么大的本領，預見到1961年要‘刮風’”。并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這段辯語作為情況反映載入內部刊物《光明日報情況簡編》。毛澤東閱后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談話，論及當下局勢，說：“一些知識分子，什么吳晗啦，翦伯贊啦，愈來愈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發表于12月6日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作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翌日，又向專程來杭匯報的彭真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

這是姚文發表以來毛澤東首次公開表示態度。不難看出，毛這是在為姚文漏洞做補救，以要害是“罷官”來掩飾文章所謂“翻案風”的致命硬傷，同時也藉機將這場文化領域的批判斗爭進一步引向政治領域。不過，“要害”之說在邏輯上仍難免讓人感到迷糊，因為就算吳晗是為59年罷了官的彭德懷“鳴冤叫屈”，與毛所要發動引向劉少奇的斗爭也談不上有何內在的關聯，充其量不過是增強吳晗政治問題的嚴重性。這說明，在文章公開發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毛澤東別無選擇，只能勉為其難，以突出政治問題來掩蓋學術硬傷，把批判引向斗爭更深處。

果然，要害之說一出，吳晗問題陡然升級，“批判文章的調門隨之升高，受到點名批評的人和作品不斷增多，批判的范圍不斷擴大。許多學者、作家心情緊張，惶惶不安。”北京市委開始組織對鄧拓的批判;學界最高權威郭沫若也感到了危機，以“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于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為由，向上提出“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包括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以免“在報刊上被公開批判”。

毛澤東利用談話，批評了兩位學界名宿，表揚了兩位后起之秀，提出了要害之說，向外界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他對學術權威的不滿，對青年小將的欣賞，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支持。這一彈一贊一要害，令學術界人心惶惶，讓年輕人歡欣鼓舞，令黨內高層喜者更喜，憂者更憂。

【二】

自姚文發表以及毛澤東談話精神傳出，意識形態領域明顯發生新的形勢變化，也出現新的認識問題。面對新的形勢變化和認識問題，中央領導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五人小組”，需要審時度勢，因應得宜，制定新的方針政策。所謂“五人小組”，乃是中央鑒于毛澤東極為不滿文藝界狀況所做出的兩個著名批示而專門成立于1965年7月的一個領導機構，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所組成，彭真為組長，“負責領導有關方面貫徹執行中央和毛澤東關于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批示。”1966年1月周揚患重病住院，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接替主管學術批判工作。

誠然，關于當前發生在學術界的這場批判斗爭，來自最高領導毛澤東的態度已是鮮明，“五人小組”貫徹執行即可。但從對待姚文的態度不難看出，“五人小組”尤其是彭、陸，對這場批判顯然持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對于毛澤東，又必須緊跟服從。于是，如何緊跟服從，如何具體貫徹執行毛的談話精神，正確把握“放”的尺度和“批”的廣度與深度，成了一道頗費心思的難題。更何況，這是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任何有關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從來都是事關重大，且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出問題。

1月17日中宣部召集北京六大報刊負責人座談會，會上所反映的諸多問題，如揭批吳晗政治性錯誤的尺度，涉及其他點名批判對象的限度，以及批判“要害”問題的文章如何發，發多少，什么時間發，等等，讓會議召集人許立群深感棘手，無從回答，亦不敢貿然行事。他將這些問題匯作簡報，又整理出了與此相關的6個材料，一同報送“五人小組”。

這批材料反映了學術批判面臨的許多新問題，其中有反映關鋒和鄧拓在1962年發表過錯誤雜文的;有記錄許立群與張春橋通話中張反映上海方面有人想批評戚本禹的，因為戚寫過一本關于明末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孫承宗的小書;還有關于上海寫作、上演《海瑞上疏》情況的。材料旨在說明：當前發表批吳文章的左派并非一貫正確，其自身也存在一定問題;如果批北京《海瑞罷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綱，那么，上海《海瑞上疏》搞影射不比《海瑞罷官》隱晦;如果對《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筆帶過，那么，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也該適可而止。

從這批材料，可以看到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情形的錯綜復雜。在“五人小組”，至少在材料整理者，鄧拓與關鋒是同類項，已被列入準備挨批的對象，而代表上海提出要批戚本禹的則是張春橋。這至少說明：(一)當時思想戰線的左、右之分不像后來說的那樣涇渭分明;(二)京滬政爭雙方都在抓對方的小辮子。王力關于此事的一個回憶，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到歷史的復雜及真實。“聽說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王力馬上給彭真打電話，說：“你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峰、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

文件(材料)是2月1日送出去的。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組會議，根據這批材料，對涉及學術批判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研究討論。會后，由許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份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提綱原本無署名，姚溱臨時加上“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字樣，從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之名逐漸傳開。

作為階級斗爭時代的產物，《二月提綱》具有明顯的左向思維特征，它將自批《海瑞罷官》以來的大批判首先在政治上做出定性，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大斗爭，是我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并且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后，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斗爭，是興無滅資的斗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它同時提出，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的各種學術理論問題，充分展開討論。”并強調“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

顯然，提綱制定者其主旨依然是試圖把這一斗爭限制在學術范圍內，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斗爭發展為政治運動。這樣一份旨在“維穩”的提綱同毛澤東鼓動“鳴放”的意圖自是大相徑庭。2月8日當彭真率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飛抵武漢向毛澤東當面匯報情況時，毛澤東知道提綱已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京常委討論通過，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只是連問了兩次：‘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回答說：吳晗當然有政治問題，但據查，他和彭德懷是沒有牽連的。毛澤東說：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于形成緊張局勢，就可以‘放’了吧。”毛的此番講話，讓彭真以為毛已同意認可，遂將提綱作為中央文件迅即轉發全國，要求各級黨委“遵照執行”。

殊不知毛澤東心有城府，他只是礙于常委業已通過，不便馬上推翻而暫緩行使否決權而已。其后不久，毛澤東移駐長沙，通過電話周恩來，表露對《二月提綱》的強烈不滿，質問這個材料怎么會以中央名義下發，問是哪個皇帝決定的。

就在毛澤東惱怒于《二月提綱》之時，一份題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和關注。作為毛澤東夫人，江青建國之后很長一段時期恪守本分，行事低調，深居簡出，但進入60年代，隨著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和對文藝界現狀的極大不滿，江青開始拋頭露面，變得活躍起來，以文藝領域“流動的哨兵”角色現身于當代中國政治舞臺。1965年江青組織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多少還帶有隱身于幕后的意味，進入1966年則開始正式亮相于前臺，其標志便是召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

這是江青根據毛澤東指點、意欲“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而向林彪提出的在上海搞的一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等一行6人受命參與座談，時間與《二月提綱》幾乎并行。所謂座談乃是江青將大家召集一起聽她獨自就文藝問題一人談而已，其他大部分時間不是看電影和演出就是看文件。江青一開始就提出“不準記錄，不準張揚，特別不準讓北京知道”的規定。盡管如此，劉志堅等為回京向上匯報，還是根據大家事后的追記和回憶，整理了一份3000來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不意招致江青的責怪與不滿，認為“歪曲了其本意’，”其本人“打算議一議就算了，沒有想到搞個什么文字的東西”。但毛澤東從中看到了價值和作用，指示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與其中，幫助修改，加以提高。

《紀要》幾經修改，內容大為擴展，增加了座談沒有的東西，篇幅達到一萬字左右，其中毛澤東親筆加寫不少重要段落，并將標題改寫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使文章的份量和召集人的身份由此大增。

林彪給予《紀要》高度評價。按照毛澤東旨意，《紀要》以中央軍委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并作為中央文件于4月10日批發全黨。其后不久，周恩來找到劉志堅等，提出劉等代為中央寫的批語對紀要的評價不夠，需要重寫，并親自口授修改要點，囑咐改好的批語交江青看后，再交其審定。經周審定的新批語隨文件由中央重新下發，同時收回原批語的文件。新批語字數擴大近三倍，對座談會做了更高的評價，尤其強調提出毛澤東親筆對《紀要》三次修改，更顯出《紀要》的重大政治意義與作用。而在中央正式批發《紀要》之前，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即在全國創作會議上“搶先”宣傳介紹了其中部分觀點，雖然他自身已是被《紀要》炮制者視為批判的對象。此從一個側面反映《紀要》在黨內高層得到廣泛贊同和接受。

《紀要》對建國以來的文藝工作成績進行全盤否定， 斷定“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并強調“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正是“文藝黑線專政”這種對文藝領域的極端看法和尖銳認識，使《紀要》在方法論上與《二月提綱》針鋒相對，成為用以批判文藝界黑線人物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而打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的理論銳器，為文革的進一步發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輿論準備。

【三】

毛澤東授意江青組織撰寫、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掀起意識形態領域波瀾的同時，開始有步驟地調整、清理中央和軍隊的重要職位和人員，進行新的人事布局，以此來確保屬下的忠誠可靠，政令的暢通無礙，和對軍權的絕對控制與掌握。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同一日)，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據《楊尚昆日記》，楊是此前十天得知這一消息的。王力回憶，早在這年夏季的一次高層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到楊尚昆的問題，責問“楊尚昆為什么還不走?”毛澤東“要楊尚昆離開北京，說楊尚昆搞竊聽”。據此，毛澤東應于更早之前就已有此動議。

所謂“搞竊聽”，亦稱“秘密錄音事件”，乃是發生在1961年的一樁陳年舊事。當時毛澤東乘專列南巡，偶然發現車上裝有錄音設備，其講話未被告知就被錄音，不由大發雷霆。其實，對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的重要講話錄音是中辦1950年代后期建立起來的一項工作制度，得到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的同意批準。但毛澤東很多場合的講話并不喜歡被記錄，更不用說被錄音，而中辦則認為黨的主席的每一次講話與談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指示，都應該也需要記錄與保留。“秘密錄音事件”蓋由是而發生。此事牽涉多個部門，包括中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在內的眾多人員為此獲咎，楊尚昆檢討過關，一時表面安然無事，卻從此失去毛的信任。毛澤東要發動倒劉斗爭，必須清除外圍障礙，控制關鍵崗位，楊尚昆這樣的可疑人員自是不能繼續留用。于是毛澤東舊事重提，以此為由，把楊調離中南海，貶放廣東，由汪東興取而代之，巧妙地將位處中樞的中辦主任職位轉移到忠誠可靠的親信手中。

緊接其后，12月8——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總參謀長羅瑞卿會上突然遭到整肅。羅瑞卿是1959年廬山會議林彪接替下臺的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后，由林提名，毛澤東批準，担任總參謀長的。林與羅從井岡山紅軍時期起就一直是上下級關系，兩人間由此建立并保持著良好的私人友誼。然而，自1962年林彪患病、賀龍接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后，羅瑞卿與賀龍以及中央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的接觸開始趨于近密，有意無意地疏忽了林。羅瑞卿工作能力強悍，深得劉少奇的欣賞，一度視為下屆的國防部長人選，但作風獨斷，擅權自主，得罪了部分老帥。這自然引起林彪的怨憤及其他老帥的不滿，同時更引起久蓄倒劉心計且視軍權如命根子的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不安，雖然毛并不懷疑羅的忠誠，但羅與劉、賀關系的密切卻不是毛澤東所愿意看到的。毛澤東要搬掉劉，首先軍權要絕對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林和羅都是毛的親信部下，毛知道林羅的關系，也清楚近年來兩人間的糾結，在二者之間毛要選擇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據近年出版的有關資料披露，至遲不晚于1965年6月，軍中老帥間就已經出現了不利于羅瑞卿的言論。其間毛澤東對葉劍英談論羅瑞卿問題時說道：“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你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葉向林傳達了毛對羅的這一看法。11月30日，林彪做出回應，寫給毛澤東一信，說：“主席：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怕有礙于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在聯系才知道的楊尚昆的情況(葉劍英講的)，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在派葉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以隨時到來。”信中所稱“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乃是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人，其于此前已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統匯報了羅瑞卿的問題”。

林的表明態度，讓毛感到批羅條件與時間業已成熟。12月2日毛澤東提到“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并在一份軍隊上報材料上批示說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于突出政治陽奉陰違的，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不相信突出政治”的“人們”，指的就是羅。這是毛澤東決定要拋出羅所發出的一個明確信號。

“反對突出政治”成為會上對羅瑞卿提出的一項重要指控。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軍隊高級將領共61人參加是次會議。一個本由7人組成的常委會議擴大到幾近9倍，目的只為整肅一人，顯示了毛澤東為保證會議萬無一失而一反常規的政治策略;而劉少奇、鄧小平等作為常委卻事先不知會議內容，則說明會議具有逸出常規的非常性質。會議進行兩天后，羅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離，接受審查，沒有給出任何申訴辯護的權利機會。

羅瑞卿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其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兩項重要職務，分別由葉劍英和楊成武取而代之。在1966年3月召開的北京會議上羅瑞卿繼續接受批判。北京會議規模更大，人數更多，幾近百人。這些原來朝夕相處的親密同志與戰友，一夜之間“變成了路人或者仇敵。所有的人都換上了一張完全不同的面孔，”“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而且“都以十分敵視的眼光望著”羅，用極端化與情緒化的語言指控羅，斥其為“野心家”，“陰謀家”，“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代理人”。羅瑞卿不堪其辱，跳樓自殺未遂，引起群情激憤，招致更為嚴厲的批判，其問題隨之升級，被視為“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

在《海瑞罷官》大批判中，羅瑞卿是最早表態要求《解放軍報》轉載姚文元文章，并告訴彭真也應予轉載的，但這并沒有為他帶來轉機，挽回被整肅下臺的命運。在毛澤東打倒劉少奇這一盤宏大棋局和預謀中，羅瑞卿所處位置和行為注定了他是必須拋棄的一枚棋子，也因此成為遭遇清洗的第一人。

這種對視為黨內異己分子的批判和清洗，毛澤東將其形象卻又讓人顫栗地比喻為“剝筍”——將那些壞掉了的外皮一層層剝掉。毫無疑問，楊尚昆與羅瑞卿顯然屬于暴露在外已經看見的必須要剝掉的第一層“外皮”。至于在此之后，還會暴露出誰，還要清除什么人，可以說毛澤東胸無成竹，事先尚無完全把握。只是隨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掀起的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展開和發展，毛澤東進一步發現了新的“壞掉了”的必須要去除的“筍皮”，這就是彭真和陸定一。

前述，彭真和陸定一領導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排拒與抵制，客觀上讓毛澤東發起倒劉斗爭的戰略意圖貫徹伊始就受到阻礙，毛澤東大為惱怒，但一時隱忍，沒有發作。或許在毛看來，彭、陸一時不能體察領會其深意，且暫緩以認識問題而觀察之。但在其明確表態支持姚文，指出要害問題之后，彭真還不識時務地為吳晗辯護，彭、陸一道制定出臺妨礙斗爭發展的《二月提綱》，那就不是簡單的認識問題，而是立場態度問題了。毛澤東不能不對彭真陸定一等產生深刻的懷疑和想法。

而彭真似乎并未覺悟。3月11日，在聽取許立群匯報上海宣傳部長楊永直請示“學閥”是否有所指時，彭真義正詞嚴，叫許電話回答楊永直:一、學閥沒有具體所指，誰頭上有瘡誰就是阿Q;二、問上海發表姚文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里去了?明知毛澤東久駐上海，支持姚文，彭真仍意氣不平，批評上海，難免授人以柄，“政治不正確”，讓“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反對姚文元文章也就是反對毛澤東”的懷疑和指控得以坐實。張春橋在得知彭真的答復后就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彭真的這一言行加速了自己的被打倒下臺。

彭真何以會“明知故犯”?這是否真的意味著與毛澤東作對，如張春橋所指?自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張聞天直言犯上被打倒下臺之后，毛澤東權威如日中天，黨內再也沒有出現過公開的批評聲音(彭真七千人大會上對毛的批評，有人認為是毛有意讓彭說的)，更不要說反對，人們從此變得謹小慎微，學會了迎奉自保，即便在七千人大會前后毛澤東因大躍進失敗而處于政治的低潮期，其權威仍巋然不動，人們內心或有些許看法但表面上一如既往保持著對毛的尊敬擁戴。彭真所以如此，很難說是有意與毛澤東作對，不然，就無法解釋其4月的舉動(見下)，更不能解釋其復出后對毛的維護，而很可能是他無法原諒上海的冒犯，彭是常委之后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有黨的“副總書記”之稱謂，上海在柯慶施之后其第一書記不過是一中央委員，在等級森然的官場，彭真需要維護自己的權威，再就是誤判了形勢，沒有足夠意識到事情發展的嚴重性，低估了毛的強勢反彈力。這種誤判使彭真付出了慘重的政治代價，用毛澤東的評說，就是使“事物走向反面，他自己為自己垮臺創造了條件。”

3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明顯表現出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不滿，會上警告“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農村工作部1962年因犯錯誤而被撤銷——作者注)”。緊接其后，通過對康生等人談話，毛澤東進一步指責“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壞人，”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壞人要解散”，“中宣部是閻王殿”，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必須進行文化革命阻擊修正主義。”“要彭真向上海道歉。”矛頭直指彭真和陸定一。

(就筆者閱讀所及，這是自發動倒劉斗爭以來毛澤東首次使用“文化革命”這一用詞，這意味著今日之“文化革命”這一概念至此在毛心目中開始正式形成，并將其賦予在倒劉運動上。)，

深陷危機的彭真，始覺形勢嚴重，前途不妙，為爭取主動，表現積極，于4月上旬拋出鄧拓，繼而指示《北京日報》于4月16日大幅刊發嚴詞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材料，作為挽救危局的最后努力。然而，一切為時已晚。

19日毛澤東在杭州再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彭真自知在劫難逃，一到杭州即請求與毛面談，提出“只講二十分鐘”，但被拒絕。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彭真被停止工作。

陸定一問題同時被提出。意識形態領域執行了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違背的方針政策，作為總領其事的中宣部長，陸定一難辭其咎。但會上議論更多的是陸妻嚴慰冰寫寄葉群的“匿名信案件”。匿名信涉嫌辱罵和攻擊，兩年前案發偵破，此前不久始得處理，陸定一牽連其中，成為批判話題，反映出中央高層政治與人事糾結的錯綜復雜，亦折射了不同政治勢力相互較量的此起彼伏。

黨內因長期政治斗爭的激烈復雜而形成一傾向，將并無關聯的打擊對象捆綁一起，冠以某某反黨集團的名義進行批判，以此夸大反黨錯誤與性質，激發人們的義憤，將對手置于束手待縛無從翻身的地步，從而顯示這一斗爭的嚴重性和必須性。彭真和陸定一，加上前已倒臺的羅瑞卿和貶放廣東的楊尚昆，亦以“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名義被捆綁一起，作為倒劉運動的第一批被打擊者被推上斗爭前臺，在隨后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接受批判。

【四】

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于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仍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一切內容程序均按其部署安排進行。

會上對彭真、陸定一進行了激烈批判，甚至“出現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