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25）
附談：戰爭規模逐級提高，從氏族紛爭到世界大戰。（戰爭規模升級與人類文明升級之間具有最明確的正相關關系。先知者先絕望：歐洲七年戰爭時，歌德感嘆：“謝天謝地，在那樣一個徹底完蛋的世界里我并不年輕了。”二戰期間，茨威格夫婦對西方文明失望赴巴西自殺。近年來，有學者如史蒂芬·霍金等人不斷催促，希望人類盡快向外星移民或殖民，以為地球人滅絕之后留種，但，如前所述，這樣做恐怕只會加速地球資源環境的破壞，甚至因此而加劇戰爭危機，卻絲毫無助于包括外星移民在內的人類之長遠生存和延續。）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實乃“天下無義戰”，不義也罷，還要斬盡殺絕、同歸于盡不成？（因為一切戰爭都是不同人群之間資源爭奪的最激烈形式而已，相互爭搶既然是生物與“人物”之天性，有何“義”與“不義”之別？倘若一定要說有什么區別的話，那就是，生物之爭似乎尚可維系生物種群的非退化生存，而人世之爭卻勢將導致整個人類的整體毀滅，如此而已。）
Ⅴ．由科學技術引發的與文明并行的系統性危機。［a.科技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對人類的戕害，我們前面所談到的各類危機說到底都是科技危機，或者說是人類的智能增進危機；b.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就是它的正面效應本身，且始終呈現出指數遞增的趨勢（舉例從略，可參考《知魚之樂》一書中的《富貴病：馬爾薩斯的失誤》一文以及我的其他有關講座或講演錄）；c.眼下只看方興未艾的生命科學之成果：且不說專門制造基因武器，即便是最簡單的基因重組，如普遍進行的單細胞或亞細胞生物工程實驗，作為非自然菌類與人造病毒，會使億萬年進化而來的機體免疫系統陡然失效，從而可能釀成無法控制的災難性甚至絕滅性大瘟疫。］
以上所述無一不是文明發展和進步的結果，這里還只呈現了最尖銳或最刺眼的部分，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那樣。［即是說，除了上面的宏大敘事而外，文明危化趨勢其實在每一個細節上無不表達，也無不加劇。仍以水資源為例：原始農業犁鋤兼用，“深耕易耨”（耨nu，就是經常鋤地），松土保墑，《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魏晉賈思勰《齊民要術》：“鋤不厭數，勿以無草而中輟”。現代農業是機耕、電灌、除草劑，甚至采用免耕法，導致地表蒸發量劇增，此乃江河與地下失水量最大的環節（加之腐殖質有機肥具有保墑作用，而化肥造成土地板結等等）。僅中國“灌溉革命”造就8.6萬座水庫、幾百萬座塘壩、300多萬公里引水河渠、百萬座提灌站、220萬眼動力機井，這般大肆調用有限水源，卻無視也無力解決農不保墑之類的細事末節，如何得了？據孟凡貴（蘇拉密）統計，因放棄“松土保墑”加大的田間騰發總量每年為：3556億m3×1/4=889億m3，接近一條黃河再加兩條海河的天然水量。］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26）
嚴峻的現狀與溫和的趨勢之反差：由于這種現狀眼下還可以忍受，甚至有望在某些方面予以補救，唯其如此，這個趨勢才顯得是溫和的、隱蔽的或自欺的。但，趨勢決定著未來，它的引申含義是：文明本身即是衰亡的指征！而且它的動向乃是不可變易的。
至此引出的問題是：生存能力的提高為什么反而造成生存效果的全面敗壞呢？（理論總結可參考《物演通論》第五十五章前后各有關章節。）
這個問題關乎人類的生死存亡！因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
歷史證明，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只會積累和加劇人類生存的危機因素，而不可能成為化解危機的力量或手段。
這里深藏著某種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趨勢性規定，發人深省。（“趨勢性規定”即“原理”部分的論證請參閱《物演通論》全書；亦可參考本講座《人類文明的趨勢與危機》第二部分或其講演錄文稿。對于閱此單行本的讀者，可以轉而先看后面的論文《遞弱演化的自然律綱要》，然后再返回來接著讀下面的文字，庶幾也能起到些許補缺的作用。）
再看“人類文明”的表面差異與匯合趨勢：（重點在“匯合趨勢”。因為“文明的差異”是受諸多非主導因素影響的結果，如地理地貌、氣溫雨量、物候條件，以及光照時間對當地人種的生物鐘和生殖力之影響等等，而且，這些非主導因素的作用效果僅在文明初期比較明顯，隨著文明動勢不可阻遏地演進，或者更準確地說，隨著生存效價無可抑制地衰減，這些外部因素對于人類文明的影響力必將逐漸削弱。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三十四章。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是被某種宇宙物演法則所注定的，一般短視距的人文歷史現象描述只能起到遮蔽主因和蒙蔽智慧的作用。）
西方文明的特質。（總是處于“代償期待”的少年型缺憾狀態：環地中海文明，原始農耕條件不足，商業交流與競爭的補缺態，邏輯模型的縝密與破綻，封建社會的分權態，自由民主的分化態，等，處處表達著快速代償的失穩格局，但卻演成近代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和“現代化”潮流的引導力量。）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27）
東方文明的特質。［相對處于“代償延緩”的早熟型圓滿狀態：東亞封閉地形，黃土農耕與高密人口所致的人際關系緊張與社稷關懷，象形文字與具象思維的技術化和非邏輯傾向，大一統的自然因素與專制社會的人文整合，等（可參閱我的《國學大體》講座及其講演錄）。但假使沒有西方入侵，東方文明就一定不會導向目前的危機嗎？我看它大約會稍遲若許年，不過最終表現可能更惡劣。］
“全球化”趨勢早已呈現，目前只是惡化發展而已。（“全球化”動勢早在人類問世以來就萌動不止，百萬年前的直立人、9萬年前的現代智人，足跡遍布除南極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再看15世紀的“藍色文明”啟動之前，從亞歷山大大帝遠征至南亞印度、漢武帝驅趕匈奴與西羅馬帝國滅亡、張騫出使西域與絲綢之路、四大發明傳西方、成吉思汗貫通歐亞大陸橋、馬可·波羅東方行、鄭和下西洋等皆為先兆；近現代的全球化運動，至多不過是把最病態的文明形態和最嚴峻的生存危機以最快捷的方式傳染給全人類而已。可以說，“全球化趨勢”是“危機化趨勢”的正反饋效應，且呈互為表里的關系。）
人類是地老天荒的產物，而西方文明又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造作。由此注定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危機趨勢。［人類歷來自視過高，這與人類的自然生存處境恰好相反。談“地老天荒”的概念；談人類文明像一個立不住的陀螺；談“天幕之舞”與“天人合一”的現代注解；談生物社會的自然動勢早已決定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法則和運動方向（請參閱《物演通論》卷一和卷三各有關章節）］。
總之，晚級文明社會的發展結果只能是：依存條件愈繁，依存難度愈大；結構體系愈密，破綻之處愈多。而十分不幸的是，此刻的“智性物種”其生物生存度已趨近于零，他們必須時刻仰賴社會結構的有序運轉才能茍存，可偏偏此一結構體系也已走到了自然代償演運的盡頭，亦即社會結構的脆弱程度業已發展到一觸即潰的地步，此正所謂“靠山山崩，依水水涸”。誰能保證，“社會”這個寄存著人間最多厚望的寶貝，恰好不是一個宇宙間最幽深的陷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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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人類文明史上的三次浪潮與兩次禍殃。［第一次農牧業文明浪潮在世界各地分別引發了一場持續的社會動蕩：中國的商周到先秦時期（秦漢以后停滯下來也相對平靜下來）；西方的古埃及、巴比倫、古希臘直到古羅馬的動蕩期（至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才稍微平靜一些）。第二次工業文明浪潮引發了另一場更大的連鎖性全球化災難：歐洲內部的原始積累罪惡（其中包括販奴黑潮）、階級矛盾激化（馬克思主義由此興起）、社會動蕩加劇（英法德民間起義、1848年歐洲革命，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同時出現世界性的殖民主義狂潮和民族解放運動（美洲土著滅絕、列強瓜分非洲、印度殖民災難、中國鴉片戰爭，等）。然后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臨近毀滅的全球冷戰。它的傾向性特點是：危機爆發速度越來越加快，危機爆發程度越來越猛烈，危機波及范圍越來越擴大，危機發生類別越來越繁雜，而且，可以預見，危機間隔時間也一定會越來越縮短，譬如信息文明浪潮或生物文明浪潮所可能造成的危機一定會很快來臨，甚至現在已經緊接著工業文明尚未休止的災難而初露端倪，即正呈現出無間歇發作的終末失控之局。］
從整個自然物演進程上看，后衍者的時度更短就意味著某種加速度的存在，而現代文明的運動狀態，恰恰就像從緩坡下滑突然跌入深淵，呈垂直下落的加速赴死態勢。（自然史150億年，愈后衍的物態，其衍存時效愈短；生物史38億年，愈進化的物種，其絕滅速率愈高；此兩點已在本書卷一第十二章提及。再看文明史：以新石器時代為開端，農牧業文明約1萬年；從兩河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計起，信史文明約5000年；理性化的哲思約2600年；以哥白尼為標志的科學紀元不足500年；依次推算，整個文明期只相當于300萬年人種衍生期的三百分之一乃至六千分之一，倘若換算成一個耄耋老者的福壽，則相當于他彌留期的最后幾個月甚或最后幾天而已。）
而且，人類的現代“進步”觀念和現實“競爭”格局，都還在竭力為這個并不美妙的進程加速。這就仿佛一位耄耋老者還在繼續服用加快發育和加強代謝的興奮劑一樣荒唐。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29）
以“早衰癥”（又名“哈欽森—吉爾福特綜合征”）為例，患兒7歲像中年人，12歲像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一般活不過16～17歲。它的病理特征就是“超速發育”，相當于如今人文社會“快速發展”的沖動。
大體看來，人類文明很可能終將被劃分為三期：上升期即青少年期、憂患期即中年期、衰微期即暮年期。人文危機也可以相應地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危機潛行期即文明初期或中古前期、危機顯化期即文明中期或近現代期、危機延緩期即文明晚期或未來的文明形態再造期。（僅看近一個世紀的人寰景象，以兩次世界大戰為標志，先是核武危機浮現，緊隨其后的便是，20世紀60年代環境危機浮現，70年代資源危機浮現，80年代生態危機浮現，90年代氣候危機浮現，進入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則又見恐怖主義危機浮現。再往后，還會有信息系統危機、生物科技危機、社會動蕩危機以及人種存亡危機等等接踵而來。總之，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災難變局或大危機時代正在轟然降臨。）
一言以蔽之：眼下的文明形態難以為繼，人類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自身生存方式的時候了！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得改變觀念，甚至得改變整個宇宙觀、知識論、社會學和人生觀。［這就是我要深入探討基礎理論的初衷。我知道人們更關心的是如何操作，但它作為一個問題得以提出，正是基于此種理論推導。并且，對實際操作而言，就各類選項來看，它也更需要事先進行縝密的構思、設計和邏輯推演。（如果后人能夠進行類似于沙盤推演那樣的更具體也更細密的事前檢驗，則我強烈建議如是而為。不過，只怕任何形式的預先推演都不是萬全之計。故，我隨后給出的理想邏輯之推演和檢驗未可輕覷。）］
自我拯救的原則：
討論這個題目有相當大的風險，風險來自于兩個方面：
一、預言本身的風險。（除非是趨勢性的總體判斷，預言的可信性歷來是很差的，尤其是對未來事體的模型細節所作的預言。這種前瞻性的無效或盲目甚至是一種自然規定，譬如，后天獲得的能力和知識不能通過基因遺傳，基因的變異也不按照預定的方向發生，所以基因的突變才是隨機多向的；再如，既往的經驗對于指導未來幾乎是完全無效的；等等。）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0）
二、理論失當的風險。（歷史上的社會變革，很少有按照一個事先設定的模型操作而居然兌現了的，即便碰巧把它做成了，一般也難免轉瞬即逝，發生在上個世紀的轟轟烈烈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運動就是最典型的例證。馬克思只談原則，情況還稍好一些，列寧的修正似乎還可以為其理論失當承担一些責任；恩格斯較多細節描繪，結果就有了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的暴虐照搬之自殘型惡政。）
因此，我在本節中之所談，僅限于基本原則，而且這些原則都有自發實現的傾向，故此才有討論的意義。［這種自發實現的傾向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能夠實現，其中最嚴酷的問題是：自發實現的惡性過程是否能夠耐受？或者，人類是否還能熬到自發實現的那一天？最后，就算熬到那一天，它也不過類似于前述“大同”的局面（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七十七章）。因此，必須打斷或調整這個進程，同時還要具有一定的順應性，非此不足以達成可行性。］
關于“可持續發展”問題。（目前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在理念上是完全錯誤的，或者說，是本末倒置的。它滿足于局部的修修補補，滿足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自慰性治標舉措，故而其結果一定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從根本上改變現行的文明方式、文明體制和文明形態。）
人類目前的所作所為，例如節能減排、治理環境、保護生態等，還只是在個別點上采取的治標不治本的行為方式，對于造成這些不良后果的基本動能，人們非但沒有約束，反而還在變本加厲。（當然，從更深層次上講，這里所謂的“治本”，仍然僅限于代償層面，因此，它內含著某種深刻的矛盾：代償因變量可控嗎？僅僅調控因變量有效嗎？衍存自變量的人為游移度有多大？這些都是十分嚴峻的理論問題。因此，從嚴格的邏輯關系上講，我仍然認為我在哲學專著最后一章的表述是最精當的。）
關于“治本”方面的問題，我們姑且置疑，它將會表現為某種“可行性”的困局。眼下，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找到措手的機會和方法，盡管這樣做有可能帶來第三重風險：邏輯失洽的風險。［這里只有兩點理論上的回旋余地：1．“對于一切表達為代償產物的存在者來說，代償就是存在本身”（《物演通論》第四十章），“代償過程正是存在度下傾的實現過程”（《物演通論》第三十八章）；2．人類的能動性代償固然是定向的，但由此造成的哪怕是極其微小的彈性游移度，目前理論上無法精確計算，從人類文明史上看，這個游移縫隙或彈性空間似乎是存在的，譬如東西方文明的差異等。當然，也可以將這種反省目光及其相關操作視為一種自然規定，就像老年人會自發性地履行高齡生理保護機制如降低基礎代謝率和日常活動量那樣。而且，這其中理應含蓄著一個給定的衰竭態衍存時度，即便它在人類文明史上表現為某種以萬年計的漫長延緩階段，在自然史上也只是一剎那。］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1）
以下，我們進入操作層面的討論與分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有關操作問題的理論準備和邏輯推演。
總原則：減緩衰變動勢，降低代償增速。（發展就是衰變，創新就是代償，分化就是弱化，弱化就是殘化，而殘弱化演運的終極歸宿就是在某個最繁華的文明結構之臨界點上寂滅失存。切莫幻想能夠徹底扭轉其代償傾向，更莫幻想能夠完全阻止其衰變動勢。唯求能夠明智地引導遞弱代償法則偏移于人文生存的非關鍵領域或非實質方面，以減輕損害罷了；唯求在現有基礎上達成某種延緩型文明體制或緩和型社會結構的前瞻性設計，以拋磚引玉而已。）
從上述的學理探討來看，我們只有兩個方面的事情可做，它恰恰就是人類過去引以為自豪的兩大類代償手段，即“理性智能”和“社會構成”。（這樣一來，我們下面所能做的事情，就像是要“壯士斷腕”一樣的為難和痛苦，這也是讓我感到氣餒的因素之一。）
一、抑制智能的發揮，或至少是不鼓勵理性智能的過度發揮；
二、改造社會的結構，或至少是調整社會的競爭性生存格局。
由于人類的任何一種生物潛能或生物現象都只能表達在晚級實體化的社會結構之中，因此上列兩類問題可以歸結為一系社會操作。（下面給以具體的和理想性的討論，關于“可行性”問題容后另議。）
前提篇：取締國家，或國家消亡。（就其傾向性而言，“國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趨于解體和衰亡，但這一自發過程的演運方式及其導向卻并非是良性的，故而有必要加以干預。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七十六章等，并請留意其中給出的“國家”之定義。）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形，前者是主動而為的，后者是被動實現的。（當然，即便取前項之態度，它的實施方式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其過渡步驟必從建立全球協調的經濟架構肇始，同時輔以全球普適的倫理價值觀念和兼容并蓄的社會文化形態，最后才能達成全球統一的政治治理架構。問題在于，這個過程是短時傾力合作推進的，還是長期紛爭被迫妥協的；是作為人類和諧共存的改良基礎和前提目標預立，還是作為各國侵奪兼并的傳統結局和臨終苦果接受。由此必將引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前途，儼如及時就醫與諱疾拖延，兩者的時間差決定一切。）
它的人文理念是：由“民族主義”轉為“人類主義”，由“國家主義”轉為“世界主義”。（人類自古就有這種夢想，譬如孔儒師生“平天下”的淫志及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豪情，可惜它全然不與自然之道和人性之流相契合，到頭來只演成“九州內外皆寇仇”的“亂天下”之鬧劇。如今突然間又要發此感慨，莫非忘了塵世之濁與前車之鑒？）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2）
前者即“取締國家”很難做到，因為它不符合少數當權者及其相關利益集團的愿望。而且國家之間強弱失衡以及弱肉強食的局面，也使各國人民難免心存猜忌。
然而，時至今日，王爾德的一句名言已成為人類命運的咒語：“愛國主義是一種邪惡的美德”。因為，“國家”歷來是人類抱團攫利的最高組織形式，也是人類之自私、貪婪、殘暴和愚蠢等劣根性的最高表現形式，或者換一個更概括的說法，是截至目前的一切晚級社會之病害和文明人間之罪戾的溫床與載體。此外，它還是人類集團化競爭的制高點，就像高考是中小學應試教育制度的關鍵點一樣，故而可以再加一句評語：國家乃萬惡之首。（此說的側重點在于外向，即在于國家之間的競爭或國際紛爭對人類文明社會的惡性牽制；但并不排斥馬克思式的內向批判，即國家對內也是階級壓迫的罪惡工具和人際紛爭的濁臭舞臺。）
后者即“等待國家自發消亡”，就相當于目前全球化競爭態勢的繼續發展，而且一定是以越來越惡劣和強暴的方式繼續發展。
若然，則任何國家、集團或個人所能采取的削弱競爭的措施必將一概無效，而且他們到底會不會真正采取這類措施都大可懷疑。
因此，這件事盡管是最難實行的，卻無疑是最為必要的。如果人們不肯做，或者認定做不到，后面的其他所有舉措盡可免談，因為即便有人肯干，大抵也不過是裝腔作勢或枉費心機而已。
對此，我不存絲毫之樂觀預期和僥幸心理。說出來，或者使人明了他們只需要做哪一點點事情，或者就任它起到澆滅幻想、清醒頭腦的作用。
政治篇：建立非人格化的“普世政府”，實行“普議制”全民自治制度。（至于消除國界和一切限制性邊界，裁撤所有國家體制下的政府、軍隊和地方權力機構，統一警力調配與監管，全面開放文化輿論系統，保持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和結社自由但限制任何政黨或政團活動等等，都是伴隨“取締國家”之時必須同步采取的應有舉措。）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3）
全面履行“普議立法制”和“普世公權制”，并廢除一切代議制和選舉制，這在電腦網絡化以后是一件特別簡單易行的辦法，所有立法程序和重大行政事宜一概交由全民動議和議決，任何人都沒有任何特權。（全部問題的關鍵在于能否真正實行“全民普議制”，若居然有效實行之，則等于徹底消除了抽象意義上的“公權”或獨立意義上的“治權”。立法的核心在于對個人權利或集體權利束的精確界定和細節落實，由此產生真正有實質性基礎的“普世人權法”和“普世公權法”，它相當于制定一部“世界憲法”。其最初啟動過程不得由故國或故舊集團的代理人暗箱操縱；其最終確立程序必須滿足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認同；而且，任何既成之法律或法規，在執行期間一律處于繼續議決的狀態，一旦達到法定人數或某種更精當的表決閾限，即可隨時修訂或廢止。）
為此，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原則上也應由“民意機器”代理執行，由民眾全程監督。（這里的“民意機器”是指電腦網絡系統及其相關衍生物，目前看來，它的現實前景已毋庸置疑。我對“民選代表”、“民選官員”或“民意權力組織”不抱絲毫信任態度，因為歷史一再證明，任何個人或小集團都不可能克服人性的弱點。當然，“由全民體現的合眾人性”并非一定可信，它僅僅是尚未真正表達過而已，至于它是否能夠得到表達，以及表達的結果如何，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倘若仍舊劣性不改，則人類真是無藥可救了。但無論如何值得最后一試。順便說一句，“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樣，并非永遠是一個幻想，它的合理性在于：1．人性無可恃；2．世道無可期。即它的實現必定不是一個美好的結局，而是一個無奈的終局。）
在民法和刑法中，必須含有對科學研究和技術進步的限制條款，否則一切皆休。對任何生產和消費環節，均應嚴格計算環境和生態成本，并嚴厲追究損害賠償責任。［若商品和貨幣消失，賠償或懲罚也應以其他方式執行。難辦的是，對科技研發活動是否應當全面限制？對單項科技成果究竟如何予以評估？前一個問題與后一個問題是相關聯的，即“限制范圍”與“項目評估”是相關聯的，此外還涉及個人自由等問題（容后另議）。不待說，我的看法是明確的：任何科技創新都是戕害性質的。麻煩之處在于，某些可以借助于科技手段解決的臨時性難題如何另行應對，也就是遠慮與近憂的關系問題。看來，有關限制科技發展的執行力度和執行細則，將是后人所面臨的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關于我對“科學技術”的評價，在廣義上對應于我對“屬性代償”的評價，即整個《物演通論》卷一、卷二之矛頭所向均是對它的深層批判，此外還可參考我的其他著述以及有關專題演講材料。）］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4）
總之，立法和管理原則均以“全人類的生存安全”為第一關注點，除非全體人類一致要求放棄“長遠的安全”而追求“一時之放任”。［討論“放任”的理由：1．約束限度和約束效益之比，這里特指“最低限度的社會約束是否能夠有效延緩人類整體的生存危機”；2．約束苦楚與生存樂趣之比，這里特指“社會約束帶來的痛苦是否足以泯滅人類個體的生存興致”。第二項參數似可作為第一項中所謂“最低限度”的指標上限。盡管按照此前歷史的惡劣記錄以及“苦樂均衡的心理學原理”，第二項不成立。（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零八章前后有關章節或《知魚之樂》一書之“快樂公式題解”一文。）］
經濟篇：消滅私有制，福利人均化，擯棄“進取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增長揮霍型經濟理念。（當代經濟體系及其與之相呼應的經濟理論，一致呈現出某種過度昂揚的瀕危瘋狂狀態，就像臨近敗亡的竹木藤草反倒呈現出花籽異常繁盛的瀕死瘋長狀態一樣。一味地追逐經濟增長，然后去刺激消費揮霍，如此達成當代經濟結構的循環式擴張平衡。其社會圖景：一端是資源浪費，一端是人情澆薄；一端是過勞疲敝，一端是失業愁苦；一端是豪富流油，一端是赤貧血淚。其最終結果：增長的是自然代償量，揮霍的是人寰存在度。）
不要指望什么“新生階級革命”，來者盡是禍水；但也不能等待“資本收益趨零化”，因為還等不到那一天，大家早已在競爭激化的濁流中同歸于盡了。所以，必須找見一個達成公有制的別樣改良出路。［這個“別樣改良”的基礎，可能恰恰在于“階級”本身的分化消亡（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七十章），然則同樣存在“等待”之危；猶如“資本收益趨零化”是現行經濟體制動蕩化的必然結果，故而它才最有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走向衰亡的直接動因。又，此處所謂的“公有制”絕非“國有制”，因為歷來為極少數人所盤踞的“國”已遭取締，更因為“國有制”是最極端的復古版私有制，或是最粗暴的資源壟斷肥私體制。這個“公有制”是“自然所有制”，即把人和物都歸還給自然界，但它不是伊甸園，因為伊甸園里還有動物領地占有制。它是真正社會化的經濟民主，規定任何資源的使用權益和財富的產出效益都必須歸全社會所有。它的掌控權在全民，它的調度權或公平分配權能也在普議制的法統保障下由民意機器精確執行。我承認，它有可能滋長懶惰，降低效率，但這恰好是未來所必要的，須知閑散是好事，勤奮出麻煩，正是“高效率”締造了“加速度”的文明危亡態勢。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5）
我倒更担心，它能否抵消現行經濟秩序之下失業率遞增所造成的被動怠惰率，何況“無聊的心理基態”和“自我實現的高層需求”很可能會促成馬克思所謂的“勞動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局面（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零八章和第一百七十八章）。總之，不可避免地，現行的商品生產系統和市場配置體系傾向解體或變型。全社會對超常貢獻者的唯一獎勵（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還需要獎勵的話），就是自發形成的“榮譽”，這倒有點類似于中世紀的貴族精神——即讓傾向于追求“優越認可”（福山語匯）的劣質人性，變態為一種無特權的高貴精神。］
不要等待“物質生產極大豐富”，因為再豐富也抵不過貪欲的膨脹；所以，不要指望什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夢幻，只要能做到“福利人均化”就應算是達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最高幸福境界。［“各盡所能”仍有促進生產力發展之意，“各取所需”仍有激勵消費欲膨脹之嫌，從本質上看，它完全是“進取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繼續。換一個思路，如果能夠在“按勞分配”、“按人分配”（即“人均分配”）與“按需分配”之間建構靈活恰當的調節機制，加上既成的過剩產能、拉平的貧富補差和后述之人口減少等系統配套，相信社會財富的人均享有量只會有所增高。實際上，只要不落于生理需求的生存底線之下，只要不撩起貧富不均的攀比嫉妒之心，“幸福”就是一種純主觀的心理感受或心理適度震蕩感受。在正常生物界，超生理的“物欲”原本即無由形成，在合理布局的人文生態或理想社會之中（“理想”詞義見后注），真實的超生理享受無疑全在文化生活領域，那里盡可因個性自由分化而讓每個人都產生某種“不同凡響的自豪”與“不失平等的優越”之快感。（關于人類秉有“向上配位”的心理天賦及其成因，請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的“意志論”部分。另外，特別提請讀者注意，我所謂的“理想”，僅指某種“純理性思想方式”或“純邏輯預設方法”，而不含有通俗意義上的“超現實愿景寄托”或“烏托邦空幻遐想”之成分，可參考《物演通論》第九十八章及前后有關章節。）］
概括言之，變革經濟結構或重建“生產與分配體制”的關鍵在于，必須徹底破除近現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各類增長揮霍型經濟平衡理論，并破解“效率與公平”問題的陳舊思想死結。（即，不是要既保持效率又追求公平，反而恰恰是希冀通過公平分配來降低生產效率，以求達到減緩發展速度的目的。唯有如此，才可望給行將就木的人類留出茍延殘喘的最后一線生機。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6）
另，澄清一下，北歐西歐之社民黨或左翼工黨等所主張的廢除“私有制”和所實行的“福利化”社會改良，理念上仍屬于“科學與資本結構”或其變態強勢延續，跟我在此處所談的“后科學時代”暨“后資本時代”的危態弱勢延續，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文化篇：修正“智慧”之含義，改變教育方針和方式，文化創意多元化，并取締“知識產權”。
修正“智慧”之含義。［從哲學上澄清智慧、理性和科學的非真性、無效性和戕害性。實際上，目前西方的后現代哲學就有這種傾向，如所謂的“語言論轉向”、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及“科學崇拜主義”（亦可謂之“科學教”）等，可惜未能深入而系統地加以論證。此類問題請參閱我的哲學著述。］
改變教育方針和方式。［批判當前教育的科學主義、邏輯主義和知識主義等不良傾向，更要批判它對兒童的生活、身體以及社會人格的損害和扭曲。不愛讀書是好事，也是人類更普遍的素性，試問誰見過作為人類先祖的任一動物讀書來著？重新探討未來的德（自主型法制意識）、智（自制性守拙修養）、體（自然態原生健身）、美（自娛式審美創意）的教育方針新內涵，其中，“德”應指向“對全人類生存的終極關懷”，“智”應指向“為緩解人文危機的自覺轉型”，“體”和“美”則是未來文化生活的重心與中軸，而它的基本導向是返璞歸真和悠游歡樂的。批判“棟梁之材”和“獻身社會”的非人化教育目的，拋棄“統一刻板、外部強加、優選應試、拔苗助長”的虐待狂教育體制，強調人各有志，天性不同，確立“每個人都是天才的孤本”之自信與自愛，著重落實教育制度的自由化、興趣化以及無定向、全選修的自學輔導體系，使之既有利于適應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化前景，又有利于創建詩意和審美的嫻雅生活方式。］
文化創意多元化。（這里所謂的“文化創意”，是指“輕科技，重人文；薄知識，厚審美；降邏輯，升直觀；減信息，增愉悅”的全新文化生活方式。它并不是要退回到古代東方文化的“小視野、淺水準、低分化、散邏輯”的原始文化生態之中，而是要建立某種分化程度更高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完全個性化的文化創意活動平臺，從而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傾向于無限豐富，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為謀生而削尖腦袋鉆營知識的所謂“知識經濟”之現狀。總而言之，它的基本目標是：擺脫“文化求存”的高壓競爭狀態，達致“文化享受”的精神安撫境界。）
取締“知識產權”。（與消滅私有制相吻合。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抑制科學技術的發明沖動”和“減緩智質性狀的危化發展”。此外，在不能粗暴壓制“科學興趣”與“學術自由”的情況下，至少應立法限制科學實驗的不良影響和技術創新的實際運用。）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7）
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文化再造工程，它的素質決定著人們的生活素質，同時，它的文化取向，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生存趨向。
生態篇：減少人口數量，或降低人口增長率。［影響生態問題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人口數量顯然是第一要素，屬“自然道統”，或者說，屬“宇宙物演質量梯度”之天限（參閱《物演通論》第十二章）；其他因素或可在上下文所議的對應性“人文法統”或“晚級社會文明進度”的改良過程中加以消解。］
前者是主動采取的，后者是被動自發的。（盡管它看起來像是一個自然學或生物學問題，但二者之間的效應差別肯定不亞于上述任何一項社會學動作，因而值得特別關注。）
前者當然得采用現代避孕技術，但我只能在這個基礎上說話（重申倒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所謂“減少人口”，是指在世界范圍內，全人類共同自愿地努力進行，而且要把地球上的人口數量減至10億甚至5億以下才算初見成效，因為這是農業文明時代的最高人口負載。［公元1600年前后，全球人口數量約為4億。而那時的自然資源緊張程度已足以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并造成相當程度的生態環境破壞。故，最佳的人口數量，當然還應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下調，即應該將近現代文明發展所致的人均資源消耗增加量，換算成相應的人口削減量，如此才有望使這顆極其稀缺的太陽系行星之人居條件保持相對穩定。（聽起來此說似乎有些過分，但不妨回顧一下，在地球的陸生生物史上，何曾有過某種大型脊椎動物或哺乳動物能夠以億萬巨量保持長久生存的？更何況，一個文明人的資源消耗量及其環境破壞率豈是數百頭大型動物可以比擬的？）］
后者會造成如下結果：隨著人口數量逐漸逼近極限，以及生存競爭壓力的繼續提高，加之家庭結構分化解體，必將造成育后愿望急遽減縮，甚至由于污染中毒、緊張焦慮等人間生態的持續惡化而導致人類生育力衰竭，這些因素近期就可能降低人口增長率，遠期則不排除弄成“人荒”或“人種滅絕”之虞。［有人認為，農業科技的無限量發展足以維持地球人口的無限制增長，這純屬癡人說夢。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38）
且不論暫時還無法給出精確參數的自然物演質量梯度（參閱《物演通論》卷一），亦不論生物史上養育后代的時度和難度始終呈遞增態勢（參閱《知魚之樂》篇八），此兩項自然制約均不支持人類超量繁殖；僅是由于消費攀升激勵值與生存進取緊張度的自發性增高傾向，就足以壓癟人們的生物性育后樂趣并導致人類生育峰值的拐點很快出現（不妨比較一下養育孩子的古今費用之差）。此外，還有一個惡性循環機制來充當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人口過量增殖所致的種內競爭加劇，必令上述各項社會改革變得越發難辦或越發不可能，由此引出一系列更嚴重的生育生理上的畸變和衰竭之惡果：譬如英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男子精子數下降50%；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城市男子正常精子數量減少40%左右。如此以往，人類將很快墜入作為物種絕滅前兆的雄性不育之深淵。］
計算一下，如果所有家庭平均只要一個孩子的話，那么不出200年就可達標。目前可預見的另類困擾是：達標之后的人類繁育能否維系在一個合理穩定的水平上。（計算按30年一代，并留出早期的青年基數翹尾時段。有趣的是，“婦女解放運動”與“生存成本抬升”互為因果，即婦女也被卷入社會物質生產，而不像過去那樣只承担生育生產和家庭內務，它表征著婦女責任的疊加化傾向和女性生活的緊張化情勢，也表征著人類繁育本性的社會化干擾和心理化衰竭，但卻反而造成女性普遍的鼓舞和欣喜感受，此正所謂“時代蒙蔽效應”或“自戕欣快效應”是也。）
生活篇：改變人生追求，滿足于恬淡唯美、貼近自然、詩意棲居的生活方式。
在上述社會改良的基礎上，形成如下生活氛圍：
一、由于政治體制扁平化，導致人們政治情結疏淡，結社熱情下降，社會憤懣情緒趨于平和；
二、由于經濟體制非競爭化，追逐財富的緊張感得以舒緩，五花八門的物質貪欲傾向淡泊；
三、由于文化謀生的壓力減低，知識結構從高深變為平易，文化取向從求知轉為享樂。
生活方式隨之發生根本改變，生活形態大致如下：（以下六者之中，五項皆屬生物素性的原生態煥發，唯有第三項為別種動物所不及，但它無疑也是人文現象中最接近于人性基層的東西。）
1．回歸自然；（由于人口稀少，加之社會聯系相對疏朗，人們徹底告別雞籠般的城市高樓寓所，從此盡可散居于江河湖海之畔、山林泉石之間，仰望日月星，結伴動植物，照拂天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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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身健體；（由于貼近自然，當然無需再到健身房里借助各種傷人的器械釋放多余的體能，登山、游泳、走路、跑步和跳躍這五種動物原生態運動成為日常必有之活動，“鍛煉”之說成為笑談。）
3．審美文化；（審美與文化，二者的內容都極其寬泛，它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人文修養，還包括智力和情愫調動的感性愉悅，其中琴棋書畫、歌舞音樂、文學影視、各色游戲、精致肴饌、美麗服飾等等純生活要素，構成主流。）4．率真社交；（唯有“無功利社交”才富于樂趣，唯有“無目的交際”才識得朋友，各人之間率性往還、情真意切、直言快語、豪放無忌，是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春秋情境。）
5．男歡女愛；（“家庭結構松散化”是對“社會結構致密化”的反動，如果社會改良能夠降低其對人性的結構性壓抑，則無論人們結伴生活的形式如何，男歡女愛的生物天性才能真正得以開放。)
6．天倫之樂。（血緣親情在未來的非家庭結構中如何表達不得而知，也許它將被某種“廣譜基因族系學說”取而代之，但它最好能夠有所維系，并令人牽腸掛肚，因為這種動物本性的失離程度標定著人類本身的失存程度。）
建立“閑適唯美，甘于淡泊”的生活方式。［消除競爭才有“閑適”，湮滅學智才能“唯美”，知足常樂才可“淡泊”，所謂“詩意的棲居”舍此何談？（注：海德格爾援引荷爾德林的詩句“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荷爾德林懷有某種宗教情結，并強調“純真”，詩的開頭為：“在柔媚的湛藍中，教堂鐘樓盛開金屬尖頂”。足見海德格爾是隨意引用，以附會他的哲理：由“人的存在”——此在——入手研究哲學，后期從現代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中看到人有日漸物化而喪失自身的危險——提出“煩、畏、向死”的人生三態，于是冀望尋找一種達到“在的澄明”的途徑。顯而易見，兩人的意趣，以及他們使用這個詩境的局限，與我“危化求存”之系統題旨雖相去甚遠卻兩端暗合。）］
實際上，情感化和審美化的生理要素都聚集在更穩定的下中樞，因此它構成人性堅實的基層，也構成藝術永恒的魅力。［越原始的基層存在越具穩定性和恒久性，正如原始的生活方式構成人體健康的堅實基礎一樣。（詳見《人體哲理》與《哲學縱橫》等講座或講演錄。）］
附談：歧義性問題與變通操作。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0）
關于公有制，理論上有兩種實現方式：（1）也可以視為是全部經濟資源的平均細分化，且不可轉讓也不可繼承，此即僅限于經濟層面的低級落實形態；（2）如果能夠真正實行徹底的普議制民主，則全社會所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即告直接實現，此乃在政治層面上的高級落實形態。前者是公有制的原胚或私有制的前身，自有其導向私有制的天然傾向；后者是私有制的衰變或公有制的成體，自成其不得不如此的逼迫格局。
關于“抑制科技發展”是否會導致無力抵御外星人侵擾，我以為其概率幾等于零。因為距離太陽系最近的恒星系，即位于半人馬座的比鄰星尚在4.2光年以遠；而且更重要的是，天外生物或宇宙中的任何智質存在，都不可能逃脫遞弱代償法則的制約，亦即根據地球人的現狀推測，智質代償的極限顯然不能克服星際侵擾的距離和速度屏障。
再者，可用“智力游戲”或“科技錦標賽”的方式來替代科技創新，以滿足人類天性中追逐高級智力活動的需求，就像用“體育競技”替代和發泄戰爭行為和黷武本性一樣。而且還可以在電腦中虛擬仿真實現，并就其危害效應作出近似精確的評估和打分。如經測評發現其危害有限，甚至可以在限定局域（如沙漠、深山、外星等）建造可監控樣品以供人娛樂。
諸如此類的歧義或問題，并不構成對上述各項原則的顛覆，因為這些原則是自然律的推衍結果，而歧義性問題僅屬人性應有的困惑。
一切變通操作，均以“止損制害”為第一原則，萬不可因開變通之蟻穴，而終致防護文明的千里堤壩崩潰于瞬間。
附談：上述原則略顯類似馬克思主義的緣由。［兩大原因：1．盡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純屬幻想，所提供的進步理念和進取方法也一無是處，但它所揭示的社會運動前景表象卻很有可能是不容選擇的；2．仔細分析它的社會構成，尤其是借鑒已然實驗過了的共產主義運動，我們發現它可能恰好起到了上述兩項抑制作用（即在其體制內對“經濟競爭”和“科技創新”的壓抑）。這當然不是馬克思的自覺和初衷，它倒反而是馬克思主義與東方滯后傳統暗合的又一佐證。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說東方的就是良性的，更不是說可以朝落后的方向倒退，而是說當前主宰形態的西方文明，其前景表觀與后向運動略有相似之處，但這正是一般所謂“螺旋式上升”的現象化誤判，就像人衰老之后自然傾向于減縮體能與智能消耗，卻并非返老還童，更非永壽無疆一樣。請回顧我對“大同”境界的實質性剖析，即可領會我的一貫性語義，以及該語義中所給定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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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我與馬克思主義的表面類同點僅僅在于：A.批判當前的主流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我這里，還包括冠之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名號的所有蘇東式“國家資本主義”在內）；B.超越此前人類的所有文明形態或文明取向（此“超越”相當于無可選擇的繼續或必將選擇的變革，而非馬恩式的“決裂”）。我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不同點一目了然：a.非階級斗爭論（代之以“進行性分化論”）；b.非生產力論（代之以“屬性代償論”）；c.非科技論（代之以“無效代償論”或“代償指標負向論”）；d.非進步觀（代之以“遞弱演化論”）；e.非理想論（代之以“瀕危求存論”）。即“后資本時代”或“后科學時代”的思想核心在于“人文危存主義”（對照“存在主義”哲學的朦朧含混）。］
我與馬克思主義有三點根本區別：（1）理論上的區別，包括宇宙觀、社會觀、歷史觀、人生觀，無一相通。（2）實踐上的區別，包括政治操作、經濟操作、文化操作，甚至人情操作，無一雷同。（3）預期上的區別，包括悲觀預期、瀕危強迫、改良可疑，等等，均與之恰恰相反。（與作為馬克思主義“修正派”分支的伯恩施坦之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別在于：寄望于自然增長性改良或“緩進妥協型改良”，其結果就等于保留現在的文明趨勢不改。何況福利性國家早已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不“取締國家”自身難保，談何前途？談何仿效？）
一切學者的理論、人類的意志，以及不斷變形的美好理想，說到底都不過是自然意志或自然物演進程的開路之斧罷了。（人間有太多的迷惑，這既是人智的缺陷，也是人情的缺陷，此乃被弱存之苦難鎖定的人類永遠不能擺脫的掙扎和空想。）
附談：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與“最后之人”。［福山其人似乎也可算得是一個對“終極形態的未來社會”有所構想的思者，但他的出發點是對西方現行文明體制和社會形態的高度贊揚和過度確認，因而他展望未來的視域不免被完全遮蔽，其似是而非的學說之所以廣為傳播，是由于他最完美地迎合了正在彌漫全球且還看不到退潮跡象的主流人文史觀。我的評價難免令人不快，就像我那不合時宜的學說討人嫌一樣：1．他的“歷史終結論”實在太幼稚，幼稚到不值一駁的程度，仿佛遠古的昏君堅信他的王朝法統終將常駐人間、萬世不絕那樣，又仿佛一個不懂人生的壯年漢在其意氣風發之際就憑空斷言，說他當下的生理和心理狀況必定永續于未來之余生。2．他對“最后之人”將會不求進取的描述倒有點貼切，但他不必為此担憂，更不必為英雄主義的“最初之人”重新復出而枉費心思，因為人文歷史絕不會循環輪回，就像一位風燭殘年的老者斷不會突發豪邁的進取意氣，也不會死而復生一樣。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2）
3．他拾黑格爾“惡的歷史”之唾余加以發揮的“追求平等認可”之說，頗像是“階級斗爭論”的溫情主義翻版，不過，單憑階級斗爭不可能帶動社會結構變革，就像單憑生物的種內競爭不可能引發生物進化或生物社群結構進化一樣。試看中國帝制時代，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困斗兩千余年，黎庶暴動風起云涌，起義成功史載不絕，然而何曾看到中國社會的體制結構或“平等認可”獲得絲毫改進？4．他的“科學技術動力論”頗像是“生產力論”的主觀主義翻版，我也承認，從表觀現象上看，此說似乎成立，但問題是，人類的智能與科技為什么會無休止地增進？其他生物物種的“生產力”（也就是“求存行為能力”）為什么是相對穩定且世代不變的（除非物種本身發生系統變遷）？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智能科技提升或生產力變革究竟是怎樣影響了生物晚級社會的結構繁化進程？搞不清這些問題，只做表面文章，然后還要評說人類的命運和文明史的未來，豈能不謬？（請參閱《物演通論》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三章，第八十九章至九十八章，第一百四十四章、第一百四十五章與第一百六十四章等。）5．作為其社會演運的兩大基本動源，他的上述“社會觀”和“知識論”恰好墮入我所謂的“無功代償”之陷阱，此乃既往的西方哲人和近代的東方學人一概未能超脫的老舊思緒之繼續，這標志著當今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已經走到了僵化呆滯、山窮水盡的地步。］
附談：東方返璞型社會理想的別致夢幻。（與西方的烏托邦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一味向前超越的情調和路徑大相徑庭，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里，對美好社會的憧憬——即其“理想社會”或“社會理想”——卻歷來是朝后看的。譬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所描述和向往的，不是未來，而是唐堯虞舜之往事（漢語之“向往”一詞原本就不是指向眼前而是指向身后的）；老子對“小國寡民”的盛贊，更遙遙影射著原始氏族社會的虛靜恬淡；即便是最富想象力的詩人陶淵明所虛構的世外“桃花源”，也仍然只是彩繪了一幅“往來種作”的原始農耕圖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間沒有官府、沒有不公、沒有戰亂、沒有奢華，自然也沒有文化（狹義），惟其沒有這些高度文明化的糟粕，故足以構成“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返璞型人間天堂。可惜的是，無論在茫茫宇宙之中，或是在惶惶紅塵之內，從來就沒有一條可供后退的路，“單向度演動”或“單向度衰變”的法則像鐵律一樣支配著一切，也支配著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盡管由于這種后視的眼光和反動的思緒，曾使中國的“皇權農夫型”社會形態長久保持超穩定格局，以至于讓抱以典型進步觀的馬克思驚嘆為“停滯社會”的罕見標本，然而，它終究得追補該段虧欠的路程，這就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半世紀有余，中國社會為什么如此動蕩不寧、如此急切轉型，又如此高速發展的原因，且迄未補課完畢。）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3）
附談：目前情況下中國追求快速發展的有限合理性。（除上列因素外，它還涉及博弈論上的“囚徒困境”問題，也就是國際競爭形勢下的強迫格局，因此談不上支持或反對。順便討論中國古代社會數千年不見大發展本屬好事、何以倒霉的問題，從而說明這個問題不是一國可解的難題，而是一個全人類、全世界必須通力合作的事業。由此引出那個老生常談的“國際主義”（其實應該是“無國別主義”）路線問題，即此前任何時代，人類的所有重大問題都只能首先在某個集團范疇內尋求解決之道，而從如今到往后，人世間已沒有哪件事情是可以局限于某一集團內解決的了。未來若要能夠真正做到長遠的領先，就必須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率先改良文明形態，而這個安全保障對于所有核大國來說都是具備的。所以，它的處理方法，不是先解除核武，而是先共商取締國家。）
未來“大國崛起”的方針：不在于一國圖強，而在于建立新的普世社會模式和統一文明生態，由以引領人類走出瀕死危機的陰影。（這里所謂的“普世”和“統一”，絕非重蹈中原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武力爭霸、兼并天下的老路，盡管目下之世界政治格局頗與其有雷同之處，但，物換星移，時過境遷，昔為坦途，今成斷崖；這里所謂的“社會模式”和“文明生態”，即以上列各論為原則。這是一個舍身求生的“鳳凰涅槃”過程。）
至此可以明確地說，我的“救世原則”其實就是又拿出了一個別樣的“大同”版本。（這樣一來，思想界至少就有了三種“大同”版本：第一種是“東方式倒退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老子的“小國寡民”、孔子的“天下為公”、以及陶淵明的“世外桃源”等；第二種是“西方式激進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莫爾的“烏托邦”、圣西門的“實業制度”、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等；此兩類顯然都屬于不可能落實的妄想或空想。第三種就是我現在提出的這個“迫近于眼前的現實版本”，它必有兩個實現形式：一乃人為努力的“瀕危求存形式”；一乃自發演成的“死滅臨界形式”；說到底，它實質上不過是兩個略有操作時效分別的同一系社會終末運動形態而已。）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4）
總結：
政治上首先取締國家：戰爭自然消失，武器自然禁絕，人類進行集團競爭的制高點被抹平，整個社會的結構緊張度下降。
生態上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留出大量荒地以恢復自然生態和自然環境，加上其他有關非進取型的人類生存方式之改革，前述各類危及人寰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異常等問題將有望持續好轉。
經濟上必須消滅私有制：經濟競爭自然消解，生產積極性自然下降，能耗、資源等問題自然緩解。至于產出減少，正好糾正了當前的消費主義惡潮，何況人均產出未必一定減少。
文化上徹底轉變世界觀：還包括文化理念、教育方式和制度層面的非科學化，由此帶來生活方式的審美化，這種做法本身就阻斷了加速代償的進程，再加上非競爭的外部環境，這就近乎于達到了某種根治效果。
這個社會形態絕不是天堂和樂園，但它至少比前行“奔天堂”要來得安全，而又比倒退“復樂園”要顯得可行。它難免會讓少數強人感到不夠暢快，但萬莫忘記，正是這少數“天才”或“偉人”構成了人類文明史上的災星。
由于每一個人都有天賦的上進心，亦即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天才、強人或偉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上述所謂的“系統性危機”其實就是人性匯流的必然結果。于是，這種近乎于悖逆人性的變革能否實現以及如何實現，就成為一系列必須探究的嚴峻課題。
因此，我們有必要繼續深入檢討其“可行性的內在矛盾和障礙問題”。
自我拯救的限度：
不難看出，上述設想與此前不斷變換身段的各種空想社會主義何其相似乃爾，這不免令人失望，而我所憑借的唯一根據就是由危亡形勢造成的生存壓力。可是，這個壓力要增大到什么程度才能產生質變效果？以及，哪怕這個壓力增大到人種絕滅的邊緣是否能夠真正產生效果？——這還都是疑問。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5）
況且，從導向上看，我所希冀和勾勒的，實屬一場史無前例的看似“反向”或“反動”的社會變革，它比既往任何一種空想的或科學的烏托邦都還要顯得極端。試想，低矮的丘陵尚且未可翻越，談何登臨蒼山之絕頂？
而縱觀人類文明史，任何社會變革都不免陷入兩重災難：一是隨機的動亂或動蕩，成與不成，皆屬瞎折騰；二是僥幸變革成功，則立刻進入下一輪更大的災難，那就是愈發失穩也愈發緊張的社會晉級。（第一種情況如東亞各國歷史上不斷重復的農民起義，或如西歐近代迭次發生的市民動亂；第二種情況如奴隸制變革的春秋戰國，或如資產階級革命后的歐洲動蕩和持續性社會緊張等。此外，哪怕是那些悄無聲息的革命，譬如科技革命、產業革命、信息革命等，其結果也與后一種情形別無二致。）
再則從邏輯上講，我原本就不相信具有扭轉這種危機趨勢的任何可能（因為如果它要是可以任意改動或人為變通的，則說明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既定的趨勢或自然的律令。《物演通論》之末章即為此意的概述），我甚至懷疑所能采取的任何變革或改良措施最終被證明是戕害更深的荼毒（因為“演動加速度”也同樣是一個既定趨勢和自然律令），這種情形早已被自然史和文明史所證實，而以上的構想，倒像是更為激進的演變、一步到位的衰竭，甚至像是直達宇宙物演最后終結的一幕。
因此，以下的討論是極嚴肅的，也是極嚴峻的，它才是最需要人類予以深刻自省和深長思慮的致命性難題。
先看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其理論設計的關系，有如下五種情形：
（1）不作任何前瞻性邏輯設計，只關注于回顧性舊制繼承，結果造成原型遷延，停滯不進，如中國先秦思想與中國帝制時代的吻合輔助關系。
（2）一相情愿的設計者，如首創者柏拉圖之《理想國》和“哲學王”，以及莫爾等烏托邦主義者，由于未能迎合社會結構演進的歷史動勢，故全然無效。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6）
（3）思慮深遠的設計者，前瞻性規劃周密而緩和，如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洛克、約翰·密爾、亞當·斯密和伯恩施坦等，結果就是西方近現代社會構型，如自由民主形態的美國和福利民主形態的北歐諸國等，即加劇當代文明危機的歐美策源地。
（4）激進、激烈而激情的設計者，回顧膚淺，前瞻勇猛，如盧梭、尼采和馬克思、恩格斯等，結果是短命的和災難性的法國大革命、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和前蘇東共產主義運動等。
（5）不作任何前瞻性邏輯設計，也不關注回顧性繼承原則，順勢而行，利益驅動，如荷蘭近代社會轉型（尼德蘭革命）與英國的光榮革命。
顯而易見，第一種和第五種情形最為類似，站在未來的立場上看，結果也最好或最容易被接受。（這里再度印證了用智的危害性，如（2）、（3）、（4）三種。當然，（1）、（5）兩項之遠期后果亦非良善，但它畢竟屬于天道災害，即畢竟減少了一重人禍。）
故此，較之前述的建設性論證，我倒寧愿更充分地探討上列各項改良原則的內在障礙，即其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問題。
首先必須說明，即便我們今天絞盡腦汁，極盡設計，未來的人們也努力實踐，恪盡所能，預料仍然不外乎出現如下三種結果或三條路線：
第一路線：一切照舊，無可變通，于是終將呈現預料中的人寰危亡景象。
即前述馬克思主義的表象前景出現，它很可能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力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達到極限（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表述本身就與歷史不符），而是由于發生巨災之后不得不如此。（巨災之后，自然形成我前述的原則后果，如：5億以下人口甚或人體全面畸形乃至臨近絕滅；國家消亡甚或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瞬間解體；對科技危害的認識已達恐懼狀態；私有制變得毫無意義；商品生產難以為繼；等等。只可惜，屆時“詩意的棲居”注定會變成“悲苦的茍延殘喘”或“恐怖的等待死滅”狀態。）
第二路線：“改良”未果，反成“改惡”，于是越發加速衰變之危局。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7）
也就是說，半吊子變形可能更糟糕，就像今日之中國，即使還在危機化文明的老路上走，也走出了一個最壞的結局，即：經濟上的近代西方資本結構與政治上的中古東方專制體制，它使得表達人類劣根性的“金”、“權”兩個魔頭都足以發揮到協調作惡的極致。（結果導致全社會從上到下的普遍糜爛：官場賄賂貪瀆成風，民間假冒偽劣橫行，以至于連最起碼的“政治大體清廉”和“食品基本安全”都不能維持，于是就有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賣官鬻爵、行政尋租、稅務敲詐、司法黑幕；以及，面粉吊白、鴨蛋紅心、蔬菜殘藥、牛奶摻毒、肉注污水、酒含甲醇等等，不一而足，罄竹難書，然后還美其名曰“中國特色”。）
第三路線：改良居然成功，危機趨勢緩解，然則那個“美好的結果”一定多少有些令人憋悶。（譬如，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批判、理性知識的精神需求饑渴難耐，以及人性中無可壓抑的自由要求等等。除非面臨生死存亡，否則這種近似于“摧殘人性”的末世制度根本無從落實。故，必須強調：這三條路線都不是天堂或美德，而是堆積在地獄門口的罪孽。）
而且，從難度上看，這三條路線或三種結局得以實現的概率一定是傾向于逐次減低的，即第一路線可能性最大，第二路線可能性次大，第三路線可能性最小。（從時間排序上看，又極有可能是依次發生的，即首先運行在第一路線上，其次運行在第二路線上，及至第三路線浮現之時，人類已跨入“大同地獄”的門檻。然則等于運行在遞弱代償法則的鐵律上。）
照此推算，由于走通第二路線的可能性大于第三路線，故而人為地操作結果，總體看來是弊大于利。（文明化的作為歷來是有害的，“人禍置換天災”是文明進步的特征和常例。）
于是，我們面臨這樣一種困局：“無所作為”相當于等死，“有所作為”又可能死得更快。（仿佛陷入密閉的塌方坑道之中，而又絕無外力的援救可以指望，不自救則必將窒息，自救則可能增加氧耗，提前窒息。）
借助這個比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即便希望渺茫，也不能束手待斃。（好在這一次的設計和作為是企圖阻滯文明的，但愿它也能得出反常的結果。）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8）
好了，讓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展開討論：把問題擺出來，不管它有多么尖銳，直面它、研究它，以便最終在某種程度上克服它或延緩它。（以下逐項推求之）
“取締國家”的問題。（此乃關乎“人類物種整體生機的社會化重組”問題，亦即“社會結構”之樞紐問題或“大政治”問題。）
這是一個眼下看來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而且危機越加劇，國家的內向凝聚力一時反而可能越加大，故，它滑行在第一路線上幾成定局。（盡管現行“國家”的各種主權正趨向于逐步瓦解，繼續維持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封閉發展已無可能，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迄今仍然是全球人類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它非但沒有降低調門的跡象，反而愈來愈聲嘶力竭。各國之間無一不在強化其局部利益的攫取能力，軍備升級從未消停；猶太復國、科索沃獨立、庫爾德人建國要求等，全都不惜訴諸武力，攪得滿世界不得安寧；聯合國里的國家或地區組織數目逐年增加，當然也許這正是國家趨于解體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按目前形勢看，且不要說“取締國家”，連“國家消亡”的第一步也邁不出去，這表明，人類競爭自殘的更大災難還在醞釀發展之中。話說回來，作為自然選擇最基本單元的基因都是自私的和競爭性存在的，你想讓完全被基因支配的人類個體或個體放大集團為公共利益而放棄競爭，難！）
隨著危亡壓力的加大，當它造成的損害值大于任何個人、社團乃至國家在現有結構下所能獲取的最大利益值時，機會才可能出現。由于此刻尚處在臨界狀態，任何跨界波動都可能造成首鼠兩端的反悔行為，故，它將來很可能先行滑入第二路線所預料的情狀。［國家常設機構及其管制功能的搖擺，勢必造成極其嚴重的社會動蕩。仿佛臨界高血壓的早期間斷治療，其所引發的血壓波動性損害遠大于當初血壓持續性增高之損害；或如二戰之后的聯合國，不僅形同虛設，而且成為大國或強勢力量操縱的工具，如朝鮮戰爭（斯大林游戲與聯合國軍）、海灣戰爭（小布什的反恐站隊聲明與伊拉克問題）、巴以爭端（大國庇護以色列導致阿拉伯恐怖主義抬頭）等，此外還有聯合國內部的種種問題，它只在雞毛蒜皮的瑣事上顯示其存在。而這還僅是拿一個虛設機構作比喻，相對于籌建一個實質性的“普世政府”而言，未來面臨的復雜情形必定更糟。］
隨著危亡壓力的繼續加大，當其損益值固定在不利的一端時，第三路線才有望實現。我們唯一的指望是，人類屆時還沒有滅絕。（請試想一下，生活在這么個絕望的彌留境遇里是一種什么滋味？但唯因如此，事態才不會反彈，人類才不會舊病復發，可見弗朗西斯·福山有關“最初之人”復歸的担憂是在一個偽命題里瞎担憂。）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49）
但，這樣一來，其結果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線貫徹到底。
“社會政治制度和管理層面”的基本問題。（a.這是一個從“集體無意識”到“集體有意識”的動進過程；b.但它們歸根結底是同質的。即是說，人類的行為方式越來越理性化、邏輯化和預設化的傾向是不可遏制的，亦即“預先計劃”或“預先謀劃”的人類行為模式注定呈擴展態勢，從個人行為的動機預設，到企業內部的計劃生產，再到全社會的計劃經濟，此乃晚級生物社會之理性代償逐級增益的必然結果。但，這個看似主觀的人為動作本身正是某種自然意志的表達和貫徹，因而它并不能改變或扭轉固有社會運動的向度。）
哈耶克在抨擊“計劃經濟”時對這個問題的論證是淺層的和有誤的，他稱之為“自發的、目標不明的和不自覺的擴展秩序”，其失誤之處在于對“社會邏輯建構傾向”和“社會管理智能傾向”的否認，其政治合理性在于維護自由。他的理論價值在于對“自發”、“擴展”和“不自覺”的強調。
由此引出兩個問題：
一、“社會結構致密度的自發擴展”與“人類或人工智能的增長進度”之匹配問題，即“社會結構復雜程度的躍升”與“人類駕馭或調控社會系統運行能力的進展”之間能否相互匹配的問題。
二、“自由”與“控制發展”的矛盾問題。（此話題容后專論）
先看第一項問題。它涉及：
a.“自發擴展”能否控制；（“社會結構擴展”必致“社會結構脆弱”。故，不能控制則一切皆休。但根據上述，難乎其難！）
b.“人類或人工智能”能否達成管理匹配；（問題是，“人類智能擴展”又必致“社會結構擴展”。何況，此前蘇聯、東歐和中國對其相對簡單低下的社會經濟結構尚不能進行有效的計劃管理，遑論未來必將面臨更復雜的局面。）
c.“擴展”控制的關鍵就是“智能”控制，故形成內在的循環矛盾。（根據a項，“自發擴展”必須抑制；根據b項，“管控智能”還得提高；然而，抑制社會結構擴展的關鍵就在于抑制智能擴展，二者是正反饋循環機制，由此形成根本性矛盾。）
看來，這個問題很可能會糾纏成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0）
而且，就“普議制”來看，還涉及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所謂“社會結構擴展”的前提是“社會單元分化”，“社會單元分化”的極致就是“社會個員分化”，即一般所謂的“個性分化”或“個性解放”。分化過程就是差異化過程，它既是未來“普議制”的基礎，也是其難題之所在。［“普議制”要求表決的簡易性和一致性，因為逢事必議，議則必決，倘若人各有志，志各有識，那么如何才能達成“動議”的簡要便捷和“決議”的順暢通過？再問，倘若“提議”變得無窮之多，而“議決”變得無限之難，“普議制”豈非立刻變成了“提而不議制”或“議而不決制”？“社會管理體系”豈非全然變成了“社會癱瘓僵局”？說起來，“效率”低下也許是一樁好事，但，按照分化律，社會問題或社會事件只會沿著幾何級數的線性趨勢劇增（所以我曾說，所謂“文明”就是把事情越解決越多也越解決越糟的歷史進程），一方是問題的疾速堆積，一方是效率的陡然跌落，這又會糾纏成一個解不開的死結。順便多說一句，人類的行事效率之所以一直傾向于變得越來越高，大約實在是迫于某種由不得人的自然規定。］
“消滅私有制”的問題。（“凝結在社會實體中的人類分子”之經濟綱領。）
這個問題格外困難，它面臨兩個幾乎無法克服的難點：
一、以國家消亡為前提。（因為如果國家存在，消滅“私有制”的結果只能是“國有制”，而“國有制”是最壞的放大了的私有制，它讓整個社會經濟資源壟斷在極少數人的手中，并最終不免使全民都變成奴隸。由此可見，假使國家消亡，“統一社會”的自由民主體制必須更健全，故談“普議制”。）
二、以人性扭曲為前提。［人性導源于物性和獸性。所有后生動物都必須是自私的、私自占有性的，否則就無法在生存競爭中活下來，此乃生物性之規定；但反過來，以單細胞生物為界標，此前的所有無機物性都無所謂自私不自私，因為它們的衍存穩定性極高，用不著從本位出發展開競存；可見“消滅私有制”違反人性的近端，卻要求恢復到人性的遠端（指作為生物源頭的非生命界之“物性”），這種倒行逆施的作為何其難哉！］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1）
上列問題還可以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討論：
a.自然物演的依存關系傾向于越來越繁復，由此注定了貪欲高漲、物欲橫流的人性特質，這就是“人性”與“獸性”或“物性”的唯一區別及其統一關系；（如前所述，“商品”是智質性狀高度分化的產物，“價值”是依存緊張度日益增高的產物，于是必須人為創造出價值符號“貨幣”作為交換媒介。既然如此，未來的經濟形態一定要符合這樣的趨勢：“商品”或“產品”的種類愈加細分，從而導致交換的環節和難度進一步增加；物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都傾向于越來越高，從而要求更復雜也更脆弱的交換媒介出現；而交換的前提是私人占有或擁有，且隨著生存緊張度的提升，私人占有欲傾向增強。）
b.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愈發展，社會結構的級差分化愈加劇，生存緊張感和物資匱乏感相應也就愈嚴重，由此導致經濟生活的焦慮化傾向日益加劇；［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們放棄私人占有物，簡直無異于謀財害命。試看人類文明化過程中經濟分配形式的演進路徑：按需分配（如動物般成幼雄雌有序配享）→按人分配（原始氏族公社中后期之唯恐不公平反而造成與需求量脫節的劃一配給性不公）→按勞分配（氏族公社后期至部落聯盟早期能力強者多勞多得由此開啟私有制之門）→按權分配（部落聯盟中后期至邦國形態初期之階級分化出現強權占有和剝削制度成型）→按資分配（國家體制中后期之商品經濟與資本運營蓬勃發展的產物），在這個序列里，愈晚近、愈高級的社會歷史階段，其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的程度愈嚴峻，迄今已演成“1人富敵6國；首富500人的財富量大于4億窮人之總和；全球2%的人擁有50%財富，另有50%的人卻只擁有1%財富”之困局（聯合國下屬研究機構2006年報告）。如此大勢所趨，怎能指望它突然之間轉軌奔向公正大同的天堂？］
c.而與此同時，社會結構的穩定度又愈來愈低，動蕩度愈來愈高，人們很難依靠它來達成自保。（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們信賴全社會公有制，簡直無異于緣木求魚。且公有制必引出“計劃經濟”，一如前述，問題更多。）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2）
總之，消滅私有制的改革很像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妄想和企求，因此，在一般情況下，人類只能繼續滑行在第一路線上。（這也是我一直將馬克思歸類于“反動派”的原因。注意，這是贊賞之詞，與老子同列，可重申思想家的反動與深刻，以及思想家因此必遭曲解與曲用之宿命。）
除非經濟動蕩和生存緊張達到崩潰點，即資本收益趨近于零或動輒陷于盈虧負值，此外包括兩極不公分化導致絕大多數人不能忍受，以至由此引發的社會動亂嚴重危及原有生產結構中少數獲利者的財產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第二路線的嘗試和第三路線的問世才有可能。（它相當于某種衰竭性散架及其彌留態重構，如此延伸而來的“第二路線”和“第三路線”會糟糕到什么程度，目前還無法想象它。談代償位相與邏輯變革的滯后關系，故“無法想象”是正常的，而“想象”通常是離譜的。）
至于“福利人均化”或“級差化”的問題，還會帶來很多弊端。［在目前社會條件下，前者可能造成獎懶罚勤乃至無人工作、社會貧困乃至人性貧乏的蒼白難耐之局；后者又會重新刺激競爭化和私有化。這兩種情況在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以及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中早成事實，毋庸細述。此外，無論從自然史或人文史哪個方面看，“均質”或“均等”現象一概僅見于最原始的低級階段，也就是說，“異質化”（異質分化）和“級差化”（級差分化）是物演分化律的必然結果，所以，我曾說，追求平等和平均屬于“反社會傾向”，它的一般后果是助推其社會結構分化進一步加劇，除非陷于某種非常態或終極態。（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三十章、第一百六十九章、第一百七十五章和第一百七十七章等。）］
結果如前，即它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線貫徹到底；而且，如果是自發形成的所謂“第三路線”，則無論它的實現形態如何，都只能是固有不良趨勢的變態繼續和惡化加劇。
“思想與文化變革”問題（涉及“信息增量與信息混亂的自然終末形態”）。
知識是滿足貪欲的工具，是性情飄忽不定如“浮士德”的人類所特別寵愛的魔鬼“靡非斯特”，貪欲飛升，則知識高揚，知識累進，則貪欲疊加，二者相輔相成，共謀大業，可誰能抑制其中之一呢？（低端神學邏輯還知道敬畏自然；高端科學邏輯是最實用、最苛毒，也最能調動貪欲的思維方式。“貪欲”和“求知欲”均乃人之本性，前者是維系人類物質能量依存的原動力，后者是維系人類精神屬性依存的原動力，這兩個輪子眼下正并駕齊驅地行駛在最陡峭的坡道上，豈能戛然而止？）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3）
一、貪欲的根性與淵源。（談貪、煩、畏（參閱《知魚之樂》“人性之根：貪、煩、畏”）。海德格爾只說“煩與畏”，似乎“詩意的棲居”為人人所企盼，殊不知“詩意”比起“貪念”，就像斑駁悅目的秋葉遭遇鋪天蓋地的北風一樣，輕飄飄而無根，蕩悠悠而失魂。）
二、求知欲的根性與淵源。（談感知代償的理性化、邏輯化、歧異化、暴烈化與依存關系緊張化的對應關系（參閱《物演通論》卷二）；據此說明未來達成統一認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也據此說明西方后現代哲學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只是一種情緒化的反應。）
而且，文明化進程只能導致生存結構日趨復雜和生存緊張日益加劇，從而對知識的功利進取作用提出愈來愈高的要求，這就是今天所謂“知識經濟”的本質內涵，也是第一路線的自發驅動力。
鑒于目前生存緊張與危機加劇的雙向沖突，以及科學的深層危害正顯現出大于其表面收益的趨勢，預計人類“后科學時代”會很快來臨，它將不免表現出進退失據的搖擺情狀，各種觀點混戰不休，所以第二路線的文化面孔會很難看，一副“臉紅脖子粗”的樣子。
除非全人類都陷入瀕危衰竭境地，就像行將就木的老者無知無欲那樣。不過此刻的“第三路線”已算不得什么自救措施，而只是垂死的征兆罷了。
再看“自由”問題。僅是“自由”這一項問題，就足以難倒一切智慧，擊垮任何意志。因為說到底，“智慧”、“意志”與“自由”是同一條藤上的三枚苦瓜。［智慧乃“感”，意志乃“應”，自由就是“感應”的實現形態。“感應屬性增益”則“自由動量擴張”，“生存效價遞弱”則“自由意志遞強”，無論從哪個角度審視，“自由”都是沉淀在人性乃至動物天性中的基層稟賦，且永遠升華不止。換言之，自由度的代償性增高是一種必然，其意義在于更充分地調動人性深層潛涵的全部屬性與能力，借以維系遞弱化之存續。因此越原始、越穩定的社會，壓抑性越強，越進化、越失穩的社會，自由度越高。（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二十章，以及第一百六十八章等。）］
于是，很麻煩，上列各項基本問題都不能解決，而且形成互為因果或互相掣肘的復雜格局：要抑制發展就必須管控社會和抑制智能，要抑制智能就無法管控社會，而管控社會和抑制智能都不免損害自由，但傷害了自由就等于從根本上傷害了人類，從而使上述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義。
這個系列問題若不能化解，第一路線就將成為無可選擇的唯一選項。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4）
假若給“自由”留出余地，而且假定民眾的絕大多數也自愿放棄第一路線，則必須給意見相左的少數人設置若干實行別樣生活方式的飛地，否則即屬“多數人暴政”。若然，結果不外乎如下三種：
一、飛地社會豐富多彩的生活很可能誘使多數人重新返回第一路線，就像冷戰時代的共產者艷羨資本社會一樣，這種反悔相當于徹底埋葬改良理想，宛如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反而徹底毀滅了人類的千年夢想；
二、即便多數人不反悔，由于飛地少數人盡可繼續暴采資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甚至制造武器，使多數人成為自縛手腳的犧牲品，改良化為泡影，甚至令多數人淪為少數人的奴隸；以上兩種結果即第二路線景象。
三、少數人后來“自愿”從飛地回歸多數人的改良社會，造成這個結局只會出于兩種緣由：
a.多數人變相強迫少數人回歸，然則等于暴政再現，因為任何人都隨時可能變成某種意見的少數派，這種情形還不如現行民主社會的第一路線，因此可視為第二路線的變種；
b.瀕危壓力已達極限，沒有任何人還會產生勃勃富有生氣的欲望和夢想，這倒的確是第三路線得以實現的充分條件，但它與“將第一路線走到盡頭”的情景沒有區別。
后人有辦法解決這些在今天看來幾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嗎？我都有些懷疑我們是在幫助他們，還是在為難他們，甚至是在攪擾他們。（就像現代醫學長于診斷而拙于治療，結果適足以嚇死病人一樣。）
“人口問題”的難點。（雖說這關乎“人類物種”與“物演質量遞減梯度”之鐵律，但，“透支自然生態環境”與“透支人體生理儲備”可能是在此“人間末世”艱難求存的必需吧。）
如前所述，這個問題比較簡單而直白：隨著家庭失穩解體、養育緊張度增高和不孕不育癥流行，預料人口數量很快就會呈現下降走勢。它的極端狀況反而是“人丁稀疏”乃至“人類滅亡”的問題。這是第一路線的終極景象。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5）
因此，它必將逼迫人類不得不采取第二路線。（譬如，環境污染導致基因工程人（如抗核輻射人、抗宇宙射線人、抗各類化學污染的人種變塑等）、智力競爭導致生物芯片人，此外還有機器人替代生物人問題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屆時自然生育成為不可能，工廠化造人不再是科幻電影，由此釀成的各種問題不堪設想。接著還要受制于“后衍者的質量和時度遞減法則”，即不得不繼續表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死滅層層加速”的畸化衰變鬧劇，直至“隨生即死”為臨界終點。它有點類似于“莫爾定律”與“達維多定律”的普世化變態運作。）
而且，只要國家還存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人口數量不太可能減低到保持生態相對穩定的級別，甚至促生人口或人造人口數量還會在國際關系緊張的逼迫下大幅上升，就像戰前的軍備競賽一樣。（反過來它又會進一步加劇各方面的社會人文危機，也會進一步加劇繁衍和養育危機在未來爆發的烈度。即是說，人口問題的不利狀況在第一路線和第二路線上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緩解。）
第三路線就是“計劃生育”，而且必須在國家消亡的前提下，它才可能真正實現達標。（這里所謂的“達標”是指達到嚴格的生態平衡。這里所謂的“計劃生育”，未必是強加于個體或家庭的，但卻必須限定總量，因此很難保證個人自由，尤其是在生存壓力和經濟緊張大為緩解的改良情況下，這當然是一樁十分棘手的難題。另外尚有道德倫理、宗教信仰等現實問題。再者，此處可能還暗藏著一個“福山遠憂”式的懸念：假若社會改良的第三路線居然及時全面實現，人們會不會在輕松閑適的生活氛圍里重新萌生發自本能的育后熱情，也就是重新恢復生物固有的超量繁殖潛能？若然，則第一路線上的各種社會弊端不免轉瞬間死灰復燃。）
這里仍然顯示，人口問題的第三改良路線矛盾重重。
“改變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問題。（動物不問這個問題，反而活得很自在，可是人類能不追問嗎？退回動物存境顯然不可能，一旦追問則必取上進奢華態勢。）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6）
就算問出了一個比動物還寧靜質樸的結論，后果又如何？（釋迦牟尼的佛教教義取苦集滅道“四圣諦”和不入輪回“涅槃觀”，其修行之靜甚于動物，結果古印度和古中國照樣動蕩，直至佛教自身衰落。第歐根尼宣揚“像狗一樣活著”的犬儒主義，自己苦行如乞丐，居于木桶，半裸身體，一根木棍，半片斗篷，交媾于人前，瘋癲于街市，蔑視權貴到讓亞歷山大大帝“讓出陽光”，在希臘化時代后期和古羅馬早期，曾與斯多葛派共享顯哲地位，但終究擋不住西方文明的大潮滾滾而來。）
試看“人性”的內涵與形成機制：
“貪婪”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表達著分化遞進和多向依存的衍存失據危機；
“上進”是不可阻擋的，其中顯現著遞弱代償法則對人類意志傾向的制約；
“浮躁”是不可抑制的，其中潛藏著能動屬性虛補和社會結構動蕩的憂患與不安；
“奢侈”是不可遏制的，其中蘊蓄著對日益弱化的人性備加呵護的必要。
既然上述種種全都是出于身不由己的天道之規定，那么，自不待言，除非某種外部壓力的強制，否則誰能受得了“寧靜質樸”的折磨？
于是，前述的相關原則中就隱含著難以克服的如下矛盾：
“唯美”的生活內容能夠滿足人性繁華的精神需求嗎？（生物進化和基因分化的結果，造成每一個人都是某種“天才”的孤本，才華源于興趣，興趣因人而異，如何叫人都去搞藝術？再說，“藝術追求”必致“技術追求”或“技巧追求”，而技術和技巧之進步正是人類文明危化發展的動源之一，想想看，哪個民族的原始文明不是從“藝術”發端，而最終又何曾止于“藝術”？）
“閑適”的生活方式能不滋生更加離奇的宣泄動作嗎？（姑且不論悠閑懶散可能造成的供應緊張問題，假定鼓勵閑散的全部條件都具備，又將如何？自古“貴族出文化”，任何文化的初期形態一定是別出心裁的異端，誰敢說裝神弄鬼與宗教勃興無關？邪思詭辯與哲學邏輯無緣？怪力淫巧與科技創新無涉？我看文人嗜書與賭徒嗜賭沒有什么要緊的區別，由此造成文化多樣性，也由此促成人文進步。若然，閑散生活豈不是要生出更離奇怪誕的文化魔頭嗎？）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7）
既然如此，“甘于淡泊”就可能只是一種虛飾之詞。（“饑餓出盜賊，飯飽生余事”，反正無論怎樣做都不得安生。看文明史，明顯是一個從節儉到奢侈的歷程，與自然史是一個從簡單到繁復的歷程完全合拍，如何能逆向求得“淡泊”？）
所以，不用担心“無人勞動”這類問題，只怕是“勞動”的花樣愈來愈多，“勞動”的產物愈來愈讓人難以消受而已。（尤其是對“知識經濟時代”以后的“智力勞動”而言。此乃第一路線的變態繼續，甚至是生物本性的自然延伸，算不上什么“共產主義的勤勞美德”。）
總之，人類未來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定會變，問題在于它的趨勢和結果是否是緩和性的？尤其是你所采取的措施是否難免適得其反？（如此發問連連，當然還是對第二路線和第三路線深心抱以質疑態度；這般疑慮重重，實在是由于看不到絲毫可能發生根本轉折的理由和跡象。）
而所有上列問題，都面臨這種“事先無法預測也無法估量”的盲動危險。［“盲動”的基本規定是“盲存”，而且越理性的東西其遠效越盲目（參閱《物演通論》第八十三章前后各有關章節）。］
正如歌德所說：“這個世界多么輕易地拋棄我們，使我們無助、孤獨；它總像太陽、月亮和諸神那樣，繼續走它的路途。”
有人認為，我是決定論者，是悲苦學說，因此一定反對享樂主義，推崇老子無為和犬儒主義，此乃沒有搞懂我的思想體系所造成的誤解。其實，我倒認定，任何理論，如果不能普遍地張揚人性中的所有潛含要素，也就是最大限度地達成表觀意義上的“享樂”和“放任”，則它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從來不對人類的“自我克制”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我尤其反對任何形式的“強權制約”，須知我歷來把“人性”視為不可抗拒的“自然物性”之賡續與集成。我只是想問，人類的“享樂”層級難道一定不能升華到“物欲”以上的高度嗎？“物質消費欲望”難道不是一個較為低級的需求層次嗎？但我還有一問，那個“超物欲”的高級享樂就一定不會導出更糟糕的結果嗎？
未來社會勢必同時具備兩種素質：一方面是“自由化、寬松化以及外顯的柔和化”，它會給人造成一種社會進步的良性假象；另一方面是“密構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它會給人造成進行性的和實質性的損害。前者主要表達了對人性的殘弱化素質加以呵護的代償需要，后者主要表達了對社會的結構化素質予以補缺的代償需要。二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從而最終鬧成“溫水煮青蛙”的既可悲又可笑的結局。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8）
如果你覺得我的學說是矛盾的話，請你留意，這其中隱藏著某種環環相扣的統一規定，而且正是這個無從破解的“統一性”，令人左右為難。
我經常聽到這類批評的聲音，說我只關心認知問題，卻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我在這里算是做了一個嘗試，但愿它能給后人以某種啟迪和參考。
我以為，“知行合一”的時代早已過去，“知者”作為“先知”只負責建立邏輯模型，在他那個時代還不具備“行”的條件，否則他已是“后知”了；“行者”純屬后人的事業，或者說是后人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如果“先知”沒有“知”錯的話。
因此，“行者”之可行的條件就是他所處的困境，即所謂“逼上梁山”的困境。到時候不是肯不肯“行”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堅守住“不行”的問題。
于是，我們最終可以確信，現在看來不可能實現的設想，只要它符合邏輯，也就是符合“事實”，則將來都有實現的可能。
問題在于實現的“時機”，倘若非要等到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時候才采取行動，做垂死之掙扎，我看“不行”也罷。
即是說，人類目前所面臨的是這樣一樁棘手的工作，他們非得在還不具備充分條件的時候就把這件事情做成，即便這是一件“拔著自己的頭發就想升天”的奇事，你也最好嘗試一下，反正升不了天就得入地獄。
這就是我在此行文中尊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緣由，即，我明知道我所說的都是不可行的，也要把它說出來，并希望它成為后人選擇正確的“有所為有所不為”之第一步。
但我同時守持這樣的意氣：倘若改革的舉措是以“犧牲個人自由”和“泯滅人性天良”為代價，則我寧可面對毀滅。
人類過于輕率和沖動的天性，曾使人們動輒陷于某種空想的迷幻或理論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這就是我為什么會把更多的筆墨揮灑于對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任何社會改造構思或社會藍圖設計加以質疑與批判的原因。（按照愈高級的社會形態危機愈深重的趨勢看，人們對其所生活的社會屬境或文明時代，厭惡之情一定愈強烈，批評之聲一定愈響亮。為此它反而可能加重對未來社會的期待和幻想。）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59）
倘若對“社會”難以指望，則我倒不妨給個人提出一些忠告。（因為“個人的總和”就是“社會”，所以，這也可以看做是推行社會改良的基層浸滲，或者說是解構社會危機的終端落實。）
首先必須明白，“社會”是一個高于生命有機體的代償結構，也就是一個最失穩、最脆弱的自然實體。把生命和生活的意義寄托給社會、國家或社團組織，肯定是人類的無奈之舉，主動加強與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甚至積極獻身于社會絞肉機之中，則屬愚蠢之舉。（所以，西方人自古奉行“個人主義”，乃基于他們的自然生存狀態相對比較寬松；東方人自古尊崇“社會主義”，乃由于他們在農業文明初起之時的人口土地比例一開始就格外緊張所致。也所以，“隱士”是中國文人特有的偏好，他們從社會中的獲益雖少，但受害也少。但注意，西方的個人主義最終反而成為社會結構運動的推動力量，又表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無可松解。）
無論如何，換一個“淡泊于社會”的生活態度對個人和社會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孟子·盡心上》：“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列子·楊朱》釋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而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這種具有“反社會傾向”的東西，雖然未必管用，卻不失為“防社會荼毒”或“減社會危害”的一種個體逃避型選擇。）
人生原無意義，“意義”無非來自四個方面：
（Ⅰ）社會功利的需要：即主流文化的欺蒙與暗示；
（Ⅱ）自我功利的需要：即名利場上的激勵與糾纏；
（Ⅲ）癲狂弄智的需要：即虛妄自命的優越與雅趣；
（Ⅳ）自然弱存的需要：即代償求存的規定與虛擬。
只有這最后一項，既道出了“意義”的本質，也道出了“無意義”的本質。其他三項可以視為它的派生變態產物。（但也因此注定了這類追問和追求的不可取消性質，甚至注定了它的內涵膨脹趨勢。）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60）
如前所述，人不過是自然社會結構或生物社會系統的階段性填充物。（講座摘錄遺漏，請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二十一章至第一百二十六章等。）
生物社會的生存壓力始終呈現出某種進行性置換關系：即它要么由自然外壓轉向為社會內壓，由天災轉化為人禍，要么就是壓力遞增的；任何主觀的改造舉動均屬這一自然進程的人格化繼續，因而大體上一概有害無益。（社會禍福抵消律。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三十四章及第一百五十二章。）
生物的種內競爭，最終以基因收益均衡而告終。（ESS.生物進化的穩定策略。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引述生態學家史密斯等人的博弈論研究成果，頗為精彩地演示了生物社群競爭的損益中性分布狀況，即“競爭終極無效現象”。）
人生的社會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追求到超額的幸福。［涉及“苦樂均衡律”、“生死等位律”等。人的心理規定：“無聊基線”、“正弦波動”、“振幅振頻遞增”等（參閱《物演通論》第一百零八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援引叔本華論說心理震蕩介于無聊和悲苦之間，表達了對震蕩本身的不良體驗；故此，安寧、舒展以及低度刺激的愜意，就是最大的快樂與幸福。］
以下，提出若干個人行為的指導意見：
一、與社會熱鬧適當保持距離。［在某些方面學做“隱者”，把自身從社會中邊緣化。譬如，不置身于社會大潮的風口浪尖（改革者多遭殃，革命者多犧牲，參考魯迅的《藥》；“文革”中逍遙派最安全也最自在）；盡量不卷入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現代人講究“參與”，我看還是“旁觀”為好，試問演戲者與看戲者，誰辛苦誰安樂？）如莊子所問：“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與創新求變適當保持距離。［譬如，不投入高新科技的初創研發（有統計表明，尖端技術的失敗率最高，朝陽企業的倒閉率最高），不參與一時鼎沸的時尚博弈（炒股者多賠錢，金融衍生產品多陷阱）等。如老子所說：“不敢為天下先”。］
三、與高端產品適當保持距離。（譬如，盡量不選用新藥；不吃工業化的加工食品；能走路不坐車；能戶外運動就不進健身房；等等。道理何在，請參考我的《人體哲理與現代醫療批判》講座或講演錄。）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61）
四、與先進文化適當保持距離。（能用直覺就不用邏輯；能做實事就不做學問；能干藝術就不干科學；就像能收藏古董就不玩新奇一樣。）
五、與激進思潮適當保持距離。（前進就是弱化，激進就是瘋狂，一切躁動和浮囂背后都是災難。現代社會正在如此運行，小心提防，明哲自保。）
總之，遲鈍才顯內力，落伍才有安寧，緩行才能走穩。但愿人人如此，社會如此，這才是人類的福祉所系。（如老子言：“企而不立，跨而不行”。當然也須注意，老子學說失誤頗多，并非人生與社會的可行指南。請參考我的《國學大體》講座或講演錄。）
嚴格說來，讓個人疏離于社會是不成立的。一切所謂的“邊緣化行為”其實是社會高度分化的別樣表現形式，甚至是個體極端殘化的主觀確認方式，須知個體分化或殘化正是社會結構度趨于增高的基礎。因此，應該承認，一切提供給個人的忠告或箴言一概無效，也許，它倒恰好是促進社會分化的臨末誘導形態，或者反過來說也一樣，它倒真正是提升社會結構的潛移默化路徑。（請讀者注意，如果你發現我總是在不斷地否定自己前面之所談，那就算你已經大略體會到了我的苦衷。之所以寫下如此前翻后覆的篇章，其用意僅在于提醒人們：你等正行走在一條怎樣危險而又難以置身度外和調頭轉向的不歸路上。再多說一句，我與此前所有思想家的不同，就在于我對“思想”本身的實質和效應深表懷疑，因此我絕不會再干這樣的蠢事：一味地鼓勵人們按照自己確信不疑的某種邏輯導向或理論方針奮勇闖禍。）
結語：一路珍重
《山海經·大荒北經》：“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上言如讖語，人類如夸父：夸父之錯，首在逐日，日雖絢爛而誘人，逐之不舍則向死，疑其前途，棄其欲求，未至焦渴而先止，或者尚存一線生機；夸父執迷，一誤再誤，怠至飲河不足時，遠望大澤路難覓，值此之際，進退維谷，日影煌煌若烈焰，浴火鳳凰振翅難飛。——此千古傳誦之寓言，恰與人文史跡暗合，字里行間無不喻示著“光明的不懈追求”偏巧對應著“敞開的地獄之門”！）
《道德經·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歷史上的真實情形比這還糟：不僅是“美言不信”，而且是“美言成災”，即從“最美好的理想”中不斷地導出“最邪惡的現實”，如：孔儒仁恕演成吃人千年史；基督救贖締造宗教裁判所；“民主”體制推出狂人希特勒；大同理想更是催生了極權暴政、現代文字獄乃至種族自殘的極致。因此，如果我的話不是“美言”，則你應特別小心它可能正是“信言”：一種讓你最終確信是無法從中超脫的困苦預言。）
人類的沒落與自我拯救的限度（62）
自近代科學主義和達爾文主義興起以來，伴隨著“生物進化論”的誕生，五花八門的“社會進步論”濫調甚囂塵上，經久不衰。然而，它的人文現實景象卻是與世界大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氣候異常、核武高懸、艾滋瘟疫、恐怖主義，以及貧富懸殊、難民流徙、消費奢靡、精神空虛、科技暴虐、金融海嘯、社會動蕩等等聯系在一起的。
美國人類學史上兩位大人物博厄斯與克魯伯，曾提出“進步觀”的三大尺度，令人錯愕：（1）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2）反對謀殺、奸淫和偷盜的道德倫理的發展。（3）財富、安全與舒適的增長。［首先，作為第二項的謀殺、奸淫和偷盜正是文明化的產物，且隨著文明過程越來越進步而逐漸演成合法化的集團行為（如戰爭）或社會風尚（如政治上的竊國為侯或商業上的巧取豪奪）。身為人類學家，連這樣簡單的事實都看不清楚，實在有些不夠資格。至于其他兩項，一乃飲鴆止渴，一乃表象迷霧，正是這種浮淺的眼光和眾口一詞的宣示，令當代文化的“交響”演奏成“人世的挽歌”。］
一如泰戈爾所言：“我們把世界看錯了，反說世界欺騙了我們。”
綜上所述，足見人類今后將長期面臨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生存，還是毀滅？”——這個哈姆雷特式的個人疑懼，目前正在變成全人類的共同夢魘。必須明白，整個宇宙只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惟求存在。整個人世也應緊扣一項守則，那就是：惟求生存。把所有多余的奢華和貪念一起拋卻，把所有虛幻的侈談和妄想全部騰空，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才是人類唯一可行的前程。（當然，既往那種竭力謀求充分代償甚至過度代償的行為傾向，也同樣是出于物演求存或自然衍存的規定，然而，它的趨勢是遞弱衰變，它的結局是死滅失存。盡管我所謂的“減緩代償”，就其可調整度而言也許是非常有限的，但有限的操持總比無限的墮落要好一些吧。）
一言以蔽之：一切皆為存在！生存高于一切！（此乃衡量一切事物現象之迷離曲折或是非曲直的最基本的尺度，對于搖搖欲墜的未來人寰而言，尤應使之成為唯一的尺度。）
這是提交給全人類的一份關乎自身興衰存亡的答卷。
在本文中，我只是指出了遠望的方向或理論的生路，并著重標出了這條路上隱藏的陷阱和羈絆，唯有躲開陷阱、清除障礙，此路才能走通。
這需要特殊的智慧和勇氣，須知此前人類的用智傾向和行為方式都是與之完全相反的，因而它很難，難到令人絕望的程度。
所以才說：一路珍重！
最后的聲明：
我猶豫了很長時間，不知道該不該寫這篇假想性文字，直到下筆之時，我也不認為它是真正有意義的。因為，從根本上講，我無法推論出任何理性的謀劃居然能夠達成遞弱代償原理的變通，甚至，我以為，任何人為的操作反而會造成文明危機態勢的進一步惡化。
但是，我又可以預見，某種變動勢在必行，即便它于事無補或者于事有害也罷。因此，我決定動筆，其目的不在于說明我們能做什么、該做什么，而在于說明我們必須做什么、必然做什么，以及，做了之后也不要對它的“改善”效果抱以不切實際的幻想。
倘若有人據此要退回到“天命論”或“無為論”之舊主張，我自然無話可說，只提醒他一句：恐怕你想無為也無為不成。
此乃“未完成的篇章”，它將被后人無可規避的生存形勢和生存方式予以驗證和續寫——當然，能否續寫取決于如何續寫。弄不好，它也可能成為“文明史的絕筆”。
2008年12月31日于西北大學桃園校區寓所
王東岳 2015-09-07 19: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