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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奏啟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勛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潤，形于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辨，可謂識大體矣。后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于災異，陳蕃憤懣于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于史職，蔡邕銓列于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勸于時務，溫嶠懇惻于費役，并體國之忠規矣。

　　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仆，繩愆糾謬；秦有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后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于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辟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丑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范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御，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干。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

　　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讜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矯正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言貴直也。自漢置八能，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皂飾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

　　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文心雕龍奏啟譯文

  《奏啟》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三篇，以“奏”為主，論述“奏”、“啟”兩種文體。

  本篇分“奏”、“啟”兩大部分。劉勰把“奏”分為兩類來論述：第一段講一般的奏文，有三個內容：一是“奏”的起源及其含意，二是秦、漢以來奏文寫作的發展情況，三是寫作奏文的基本要領。第二段專論“彈劾之奏”，有三個內容：一是彈奏和官職的關系，二是評論漢、晉期間的幾家奏文，三是論述寫彈奏的不良傾向，提出正確的寫作態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論“啟”，兼及“讜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啟有關的名目。

  奏、啟和前一篇所論章、表，后一篇所論議、對一樣，都是帝制時期臣下對帝王的政治性文件，和文學創作的關系是不大的。除了對研究古代文體略有參考意義外，其中論及的某些問題，對了解劉勰的思想還很值得注意。如劉勰特別重視彈劾官吏的奏文，對它進行了單獨論述，大力強調彈奏的嚴峻有力，“不畏強御”等，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劉勰一貫推崇儒家，本篇不僅講到《詩》《禮》二經，儒家墨家，都有不當之處，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謾罵，一概當做“躁言丑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評，這對儒家是頗為不恭的。他主張彈奏要“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說明劉勰并非在一切問題上獨尊儒術。

  本篇尊孔光為“名儒”，反映了劉勰的偏見，范文瀾已指出：“孔光雖名儒，性實鄙佞。彥和謂與路粹殊心，似嫌未允。”這是對的。但劉勰在《程器》篇又說：“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曾獻媚董賢的孔光，在董賢死后卻大講其“奸回”，對這位孔子的后代，雖曰“名儒”，就成了無情的嘲諷。

  （一）　　從前唐堯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陳述問題是用口頭語言；秦漢時的官吏，給帝王的上書叫做“奏”。陳述政事、提出典制禮儀、請示緊急重大的事件、彈劾罪惡和檢舉謬誤的陳辭，都稱之為“奏”。所謂“奏”，就是進；就是陳述問題，下情上達。秦初開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綰等人的《議帝號》，文辭樸質而意義淺近；李斯的《上書言治驪山陵》，陳事粗略而用意過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顯地反映在當時的奏章中了。從漢代以后，奏事有時也叫上疏。博學的文人相繼寫作，特出的文采相當可觀。如西漢賈誼的《論積貯疏》、晁錯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谷永的《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等，道理既講的切實得當，文辭也通達流暢。這就可說懂得奏章的要領了。東漢群賢，好的奏章也不斷出現。楊秉在《因風災上疏諫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風災由帝王而生；陳蕃在《諫封賞內寵疏》，對當時腐敗的吏治表示十分憤恨：這都寫得很有骨氣。又如張衡在《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不合事》、《請禁絕圖讖疏》等疏奏中，對不合史實的史書、宣揚迷信的圖讖提出批評；蔡邕在《上封事陳政要七事》中，從維護朝廷綱紀上來逐一陳述：他們都寫得淵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斷興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黃觀的《教學疏》、王朗的《奏宜節省》、甄毅的《奏請令尚書郎奏事處當》等，也是竭盡臣節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晉代多災多難的時期，劉頌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認真熱情地陳述當時的政務；溫嶠以《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誠懇地要求不要耗費勞役：這都是體察國事的忠誠規勸。“奏”這種文體，應以公正忠誠為本，以明析通暢為首。要有堅強的意志來完成政務，廣博的見識以窮達事理；參考古人來駕馭今事，抓住要害以處理繁雜：這就是“奏”的基本要領。

  （二）　　至于揭發檢舉罪過的奏文，是用以嚴明法紀、廓清國政的。從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負責糾正過失的官員；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職掌法令條文的官吏；漢代設置御史中丞，則是主管彈劾罪過的監察官。所以，既然身為執法嚴厲的監察官，就應磨煉其氣勢，以求把彈奏寫得像筆下生風、紙上結霜那樣勁厲。讀漢代孔光對董賢的彈奏，是如實列舉其罪行；漢末路粹對孔融的奏本，卻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見，在彈奏的寫作上，名儒和險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晉傅咸，為人剛勁正直，因此彈奏寫得有力而深刻；東晉劉隗雖嚴峻正直，他的彈奏卻寫得有些粗疏：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彈奏文，相互參酌，在不斷運用中雖有新的發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沒有什么大的差別。可是，制造鎧甲的工匠是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卻是希望使人受其傷害；彈奏是為了糾正罪惡，也就勢必寫得深刻嚴峻。《詩經》里面批判毀謗好人的讒人，說要把這種人投給豺狼虎豹；《禮記》中痛恨無禮的人，把他比作鸚鵡和猩猩。墨翟攻擊儒家，稱之為公羊和大豬；孟軻譏諷墨家，就比之為禽獸。《詩經》、《禮記》、儒家、墨家，尚且如此，嚴峻的彈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寫這種文章，都是競相辱罵，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謾罵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開辟禮的大門和義的道路，就可以此為準則，對不通過“禮門”越墻而過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義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斷他的腳；何須用暴躁丑惡的言辭，以無理謾罵為工巧呢？所以，確立規范，衡量取舍，應以表達要義為主。必須做到說理有常規，用辭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斷精神，用儒家的文辭采飾，不畏強暴的權勢，使盛氣流貫于筆墨之中；也不放任詭詐欺騙的人，使聲勢振動于竹簡之外，這就可說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壯舉了。

  （三）　　所謂“啟”，就是開。商王武丁曾說，“打開你的心竅，澆灌我的心靈”；“啟”就是取這個意思。西漢景帝名“啟”，為了避諱，所以兩漢時期的奏啟不用“啟”這個名稱。到魏代的箋表中，才開始用“啟聞”，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說“謹啟”。晉代以后，“啟”的運用相當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陳述政見、議論國事上，“啟”是“奏”的分支；在辭讓封爵、感謝恩典方面，“啟”是“表”的枝干。奏啟的寫作，必須整飭得合于法度，緊縮音節，抓住要害，簡明輕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這就是“啟”的基本要領了。此外，因為表奏文有須要寫得準確切實的特點，所以又稱為“讜言”。所謂“讜”，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頗，就不可能有廣闊遠大的氣象；正因為是沒有偏頗的話，所以叫做“讜言”。漢代設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陰陽變化；因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簡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錯向秦博士學習《尚書》回來后，向帝王陳述應辦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為了保守機密。作為帝王的臣下，辦事不是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須說直話，這都事實俱在，就沒有必要多說了。

  （四）　　總之，要整頓必講直話的監察機構，以肅清政教風紀。奏啟的寫作，筆要如寶劍那樣銳利，墨要像劇毒的鴆酒那樣猛烈。雖應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讒言傷人。這樣，用奏啟來提供政見，陳述事宜，就一定能勝任其事。

2022-12-08 18: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