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楊煦生:上帝如何在中國“隱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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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14年8月初,弘道書院約請三位儒學思想背景學者,在北京天則研究所圍繞“上帝、天道與儒家”這個主題,繼續討論“上帝在中國”這一話題。作者楊鵬現場發言“回到上帝之道”,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副院長梁濤針鋒相對,“有必要從中國歷史上找出上帝來嗎?”(詳見周六推送)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與普世倫理中心主任楊煦生表達了對楊鵬研究的認同,他指出上帝在中國的隱遁,是一個被大家習慣了的精神事件。“超越性”的“隱遁”的過程,是孔子以后發生的。宋儒的新興儒學,極大程度地強化了這個“隱遁”,現代儒學,某種意義上乃宋儒的深化。以下為演講實錄:


“上帝”的“隱遁”大家慢慢習慣的精神事件


我與楊鵬兄就這個問題的溝通,在兩三年前就開始了,我還讀過他正在記錄的另一部宗教作品的一部分,中國頌詩的一部分。上帝主題,是大主題,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極有忌諱的重大主題。這個問題從哪個角度都可切入,一個是回應西方,一個是回應當前全面的精神困境,回應我們對傳統起碼一百年的誤讀等等。我最贊同的,正是秋風兄反對的。


孔子以后,在儒學內部或者在中國文化內部,有一個對“超越性”部分的遺忘的問題。不說被拋棄或者被忘記,但確實有一個對“天”、對“帝”,對孔子作為依據的那些超越背景的慢慢遺忘的問題。1992-2003年,我做了一個題目,探討上古“超越性”的問題,也就是“超越性”在中國思想史上“隱遁”的問題。 我并不覺得“超越性”就消失了或者消解了,而是覺得被什么東西遮蔽了,以一些形式“隱遁”了。具體的歷史發展中,“超越性”用別的形式寄生、轉型、變形,最后到現在,成為大家所看到“超越性”的似乎接近消失。這是我們要看到的。


“隱遁”的概念,不是惡意的,僅僅是遮蔽的問題,可能是一個精神事件,是大家慢慢習慣的精神事件。“超越性”的“隱遁”的過程,是孔子以后發生的。然后宋儒搞新興儒學,極大程度地強化了這個“隱遁”過程。現代儒學,某種意義上就是宋儒的深化。


解決中國信仰問題,起碼要回到孔子與董仲舒


我們要回到孔子與董仲舒心中的問題,要解決中國信仰問題,從儒學這條線上,起碼要回到孔子跟董仲舒。儒學史上,有一個難度很大的變化,理性化變革,這是從周公到孔子之間所發生的路徑,我理解為早期的理性化進程。理性化是無數次的,是多次的,多次反復的。秋風講的“天”和“帝”的區分很精彩,從“帝”到“天”,可能在這段時間里,跟當時整個經濟社會情況有關系,可能是有一個新的變種。起碼,在我們中國的傳統里,理性化很早就發生了。所以追溯“天道”、“性”、“上帝”信仰或者“天”的信仰的衰微、被遮蔽的問題,我想,這個轉變過程中最重要的節點,發生在周公跟孔子之間,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很關注的一點。參加本次活動后,我深覺自己有義務盡快把我多年前的作業重新做出跟大家討論。


“上帝崇拜”僅存在于帝王家是精神霸權的問題


考慮到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到宗教問題,核心是宗教被壟斷的問題,是合法性被壟斷的問題。楊鵬兄這本書,揭示了上帝崇拜普遍存在于帝王家,這里頭有一個政治合法性的壟斷。除此之外,有一個精神的壟斷,精神霸權的問題。


毛澤東就講君師合一。毛澤東在四個偉大里,只挑了一個。偉大領袖不要講,偉大統帥已經是過去的事,沒有人敢造反,毛澤東只要“偉大導師”。為什么?清代異族的自卑感或者毛的焦灼感,需要合法性,這是從消極角度講的。當一個人的政治權力集中到最高形態后,可能就只有兩個愿望,一個是魯迅講的,當了皇帝想成仙,生命的物理意義的延長;另外一個愿望是當世人師。君王要成為精神導師,這與中國傳統君王壟斷上帝祭祀有關。


“上帝”在“六經”里脈絡清晰


“上帝”在“六經”里這么清晰,從思想脈絡來講,經過春秋戰國一直到辛亥,與“上帝”相關的思想脈絡是清楚的。學者認為“上帝”更多是商人的信仰,“天”是一種周人的信仰,其實這個劃分講不清楚。但確實有秋風講的形態上的區別。假如要跟一神教宗教相比較,從猶太教、基督教到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里,首先上帝是說話的,第二更關鍵的一點,還需要清清楚楚的一批先知。上帝之言,上帝的律法,是通過先知之口傳出的,這些律法成為人類社會政治的基礎、法律的基礎、社會的基礎。律法是由上帝頒布的,通過先知之口傳達的,這一點圣人與先知之間,是有差別的。


古代君王祭祀上天時以祖先配祭,升上去的祖宗最多是配天,配上帝,所以過去祖先崇拜僅僅是上帝崇拜一個別支。但為什么在后來的中國,祖先崇拜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東西?


看各種法律節目訪談,問那些罪犯,你這么做對不起誰?回答多是“對不起父母”,血緣最重要。父母延伸一點,就是祖先。


對一個虛無主義者來講,今天社會上他什么都無所謂,但對父母,對祖先,有一份超越不了的情感。一個人是光宗耀祖還是辱沒先人,這成為榮譽感跟恥辱感的分界點。祖先崇拜本來在商及周初期,是從屬上帝崇拜的輔助,但后來怎么變成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一個主導性東西?


楊鵬說,祖先配天的傳統,是君王壟斷的,對皇家一直很重要,但現在隨著君王的消失而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祖先崇拜的傳統。這是一種解釋,但還需要再討論。


上帝崇拜如何隱遁了?是值得追究的精神事件


上帝崇拜,中華文明之開端,這個東西后來怎么就隱遁了?或者怎么就被隱遁了?還有周公制禮作樂,到今天為止還是我們文明的基礎,這與上帝隱遁有關系嗎?現在被大家公認的中國文明,從社會學角度,從古史角度,真正奠基時期是周公時代。周公時代,大變局之時代,那種曾有過的“超越性”追求,是不是在那個時代突然內化了?然后通過宗教權力的壟斷來確立政治的合法性,來保障政治的合法性。這種政治做法,過去就開始,以后不斷發生,直到今天。但為什么,超越性的東西在文明中的地位,突然發生轉型了?這是需要我們從不同角度,從古史角度、社會學角度、人類學角度,當然首先是從精神角度看這個問題。這部分研究,對我們今天意義重大。我們面對的,剛好是三千年以來的天崩地裂的大變局,我們很悲哀地生活在這個時代,體會到這可能是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后無來者的時代,亂七八糟的時代。這樣的混亂時代,正需要重新探索和梳理我們的精神生活結構,重新思考我們生活的根基,并且是在本民族現有的思想傳統的框架里。所以楊鵬兄的工作非常重要,值得很多朋友一起來參與,從各自角度思考。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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