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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末農民成爭的爆發

第三節 張獻忠、李自成參加起義

在崇禎初年群雄并起的歷史條件下，張獻忠、李自成這兩位后來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人物也先后參加了起義。關于他們的家庭早期經歷和參加起義的情況，各種史籍的記載很不一致。由于起義農民的領袖人物大抵出身于社會底層，在舊王朝統治下他們是被人忽視的蕓蕓眾生，因此要弄清他們“微時”的經歷相當困難

張獻忠，陜西延安人，一說屬軍籍延安衛柳樹澗人[1)，出生于明萬歷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年)九月十八日12]。他的家庭情況眾說紛紜，但都缺乏

可靠的根據。有的記載:“張獻忠，亦秦人。父業履，母織席。獻忠自少讀書不售，遂與逃兵三百人起而為盜。轉掠豫楚間，號八大王。”[3]有的說他“兒時隨父販棗至四川內江。以驢系紳坊，糞溺污其石柱。紳仆罵之，鞭其父，令以手掬他所。時獻在邊，怒目不敢爭，誓云:'我后來時盡殺爾等，方泄吾恨。’后入蜀，內江民無噍類。[4]還有的記載說，"張獻忠，陜西膚施人，陰謀多狡。父快，屠沽而賤，母沈，并早死。獻忠依丐徐大為活。

崇竊鄰人雞，偶見詈之。獻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雞焉。其殘忍之

心，少年已萌。及長，益無賴。適流賊王嘉胤作亂，獻忠投之，號八大王，又號黃虎。”[5]另一種說法是:“張獻忠，本鐵匠子，年少剛狠，承造軍器，

[1]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借國列傳》

[2]《綏寇紀略》卷九云，李自成生于萬歷三十四年，又說與獻忠同歲。余瑞紫:《流賊陷廬

州府紀》說，九月十八日為獻忠生日。又，《明季北略》卷十六,《張獻忠圍桐城》條云:“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但這條記載，說崇頓十三年九月張獻忠在安徽桐城慶壽，實際上那時獻忠在四川，所記有誤。[3]《續編綏寇紀略》卷五。

[4]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中，《張獻忘》條[5]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卷七,《張獻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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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之形，身初胸痛之痛。”!”看了上面的兩段引文可以知道，這絕不是無根之訴，而是如實地反映了他在明王朝統治下所經歷過的苦難生涯。

崇禎二年，明趕下令裁減驛站經費，作為驛站馬夫的李自成又身受其害，被道離開了驛站。次年，陜西災荒更趨嚴重，隔河的山西省又以“防庭”為名，禁止把糧食賣往陜西。陜北的米價漲到六錢銀子才能買到一斗米。饑民們大批流亡外地，參加起義的不少。“米脂人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12]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領著本村一批走投無路的群眾，參加了不沾泥領導的隊伍，踏上了農民革命的征途[3)。康熙《米脂縣志》中說:“明末李自成，銀川驛之一馬夫耳。因裁驛站、饑荒，無所得食，奮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4]這段話多少說明了明朝末年反動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導致了勞苦群眾的揭竿而起，為自身的滅亡造就了一大批掘墓人。

在起義農民的隊伍里，李自成號稱闖將，他領導的那一支部隊稱為

[1]《平冠志》卷九。2]《經宛紀略》卷一

[3]各種文籍取迷車自成參加起義的時間很不一致。邊大段塘報中，引還與李自成同里的一個名叫李成的人的話說，李自成“自親禎三年，西川城卜(不)沾混作亂，流入減管。不知下落。”康照二十年《采脂縣志》，記“崇順三年，大早，廈秋無放。本自成以驛華張公文，盜起。(卷一,《賓地》第一)可以大致確定事在崇禎三年。[4]康然二十年《米酯縣志》卷五,《郵傳》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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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最高統治者出謀劃策，主張把錢花到招撫賑濟上面，幫助農民復業。這樣做不僅可以彈患消萌，而且農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還可以繼續征收賦稅，所以說“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錢用于軍費，不僅無法恢復社會生產，花掉的錢不能通過賦稅形式收回來，而且他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不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參加起義的人勢必越來越多，剿局既不易結，后患也更加嚴重。這就是楊鶴建議以撫為主的主要原因。

楊鶴的主張得到相當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員的支持，崇禎皇帝也一度認可。崇禎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對當中，朱由檢就明確指示陜西參政劉嘉遇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劉嘉遇連忙答應道:“今正用撫。”[1]同月，朱由檢在內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強拿出帑金十萬兩，派御史吳甡赍往陜西放賑12)，“招撫流盜”。為此發布詔書說:

陜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至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癇痛，可勝憫側。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之處，次第販給。仍曉諭愚民，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斷，一體收恤。13]

楊鶴的主張既經朝廷批準，就有恃無恐地在陜西大力推行。當時東路起義軍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馬守應、李自成、蝎子塊等部，都已經渡河進入山西。留在陜西的主要是西路各支起義軍，其中神一魁所部力量

[3]《國雄》卷九一。楊鶴在《微臣負不白之冤事題本》中說:“伙短皇上召對計史，臨御平臺，圣諭有言:流藏原是中愿赤子，不可純以到為事。”見《明末農民起義更科》第二三[2]《蒙被長編》惠四二載: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告以進鎮歲授民饑，命戶。

十萬兩，建腳史吳絲前往狐濟。仍今府州縣有可設法湊濟。 、兵二部發銀

這十萬兩鋒子白自戶部和工部。其他更能都只說走發幫全，沒有相出是部幫，

7、以社亂源。《崇禎實錄》說

131《回雄)龍丸一。媽就在崇梅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題本中用用這個話飯的文容略有不同:“新

，還是屬于

及的念機室，種竹眼夤、嗟爾百姓，何致不餐不分，甘作容為?都有已被脅從，誤投或元，若黃歸正，但為良民，是與橡斷，一體收。 見《明末教鎮的生文料》第十一頁。

相來農民戰爭史

眼，聚此無為也。”賊眾諾而退。11)

吳甡所說“道路皆怨”，當然是指家有余糧的富室。他的記故表明，撫局群縻下的起義農民，一方面對政府懷有希望;另一方面為了眼到大餓死，又不得不四處打糧。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呼之為"魯

賊”，對招撫政策展開猛烈攻擊。

楊鶴的撫局沒有推行多久，就以失敗告終。撫局的失敗表現為兩點一是進入山西的起義軍聲勢越來越大;二是在陜西的起義軍出現所謂""

撫旋叛”的問題。

關于起義農民“旋撫旋叛”的原因，本來是非常簡單的。農民們的起義是由于天災、人禍，衣食無著，與其坐而待斃不如鋌而走險。明廷雖然宣布了招撫政策，并沒有解決農民們迫在眉睫的生活問題。史料記載，吳甡赍來的賑銀十萬兩，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萬兩和糧食二萬石，“所教不及十一”121，無異于杯水車薪。崇禎四年七月，李繼貞的疏中說得很明白”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3)李繼貞在這里給朱由檢算了一筆賬，指出朝廷發放的賑金遠不足以解決農民的生活和安置問題。所以，他勸告皇帝要從大處著眼不要顧惜內帑。這種話對于好貨成癖的朱由檢，是很難人耳的。饑民饑軍既然無以為生，要他們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種幻想。這一點，楊鶴本人又何嘗不清楚。他在崇禎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說:“諸賊窮餓之極，無處生活，兵至則稽首歸降，兵去則搶掠如故。此必然之勢。”[4]他費盡心機，勉強維持著對神一魁部的撫局。可是，從山西返回的點燈子、上天猴、渾天猴等

[1]吳姓:《憶記》卷一。[2]《綏寇紀略》卷一[3]《按寇紀略》卷一

4]《秘鶴對詔獄供狀》，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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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在明末官僚上紳的著述中，常有楊鶴主撫遺禍天下的說法。他們認為，“流寇”初起的時候力量并不大，只要調集官軍一鼓而殲之，就可以把農民起義扼殺在搖籃之中。只是由于楊鶴一意主撫，才使農民起義得以發展起來，以至于不可收拾。因此，在主剿派的心目中，楊鶴成了眾矢之的，被視為罪魁鍋首。這種看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一、楊鶴并不是單純主撫的，在任職期間他也曾多次組織官軍對起義農民進行攻剿。只是由于精銳部隊被調去京畿勤王，在力不從心的情況下，才更多地采用招撫的辦法。二、在明廷這個反動營壘中，楊鶴是比較能夠正視現實的。他看到單純軍事追剿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主張通過招撫安插的辦法，使起義農民解散歸農，本來是從反動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著想，并不是出于對農民的同情。然而，楊鶴的主張畢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職、下獄、遣戍面宣告失敗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農民的覺悟已經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協的程度，而是由于朱由檢之流的鄙吝和短視。

朱由檢的為人，頗有點乃祖萬歷皇帝朱翊鈞之風。史家說他“言脧削則喜，請兵食則怒”1，“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2，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農民已經被迫拿起武器來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的時候他不僅沒有設法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加緊了壓榨。崇禎二年七月，戶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見催征餉銀實在難以足額，建議以九分為率，朱由檢卻仍堅持按十分通解[3]。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應期要求豁免陜西一省的欠賦，朱由檢拖到這年年底，才勉強答應免去崇禎元年和二年積欠在民的稅額，當年的欠稅仍不準免。四年二月，戶部無錢發兵餉，向皇帝乞討內帑，朱

1]《環隆流冠始終錄》自片，

(2]順靈武:《天下彩國利病書》券二八[3]《國椎》卷九口。

[4]《懷險流意始終錄》卷王

2022-12-08 19: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