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簡體傳統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余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復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并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于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于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于“鑒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干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于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于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于歷史知識者，又不僅于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向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斗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斗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于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于是，彼豈復于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胸而不顧，以效死于前敵者，彼則尚于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于記誦，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于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后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于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于世，亦將有益于己。至“考訂派”則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收，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于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識，而怠于問材料。其甚者，對于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于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于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于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于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于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于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于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癥，一切歸罪于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于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于“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于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于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莫如并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后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于‘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于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于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于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于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了解，以相應于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于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無知，何愿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于是有志于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于后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后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干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鑒紀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鑒，則貌變而實未變也。于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愿國人之治史。明其間，光輝乍辟，翳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于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愿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于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于我先民對于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于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于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間乎？抑兼羅并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復，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于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于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夸道者，我乃一無有。于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于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后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于諸異中見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于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于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于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于其間。故曰：仍當于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于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于“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蕩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余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藥，耶穌死于十字架，孔子則夢奠于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于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于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于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干。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于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于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干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于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于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于建設。所以國史常于和平中得進展，而于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于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附：《國史大綱．前言》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于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系。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