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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兵入關208年，即公元1852年清咸豐二年，廣西永安突然出現了一篇蕩氣回腸的《奉天討胡》檄文。文中內容足以令聽著驚駭：

　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予總料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余萬，以五千余萬之眾，受制于十萬，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征。公等苦滿州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于高天乎？

  這篇檄文，歷數了滿清政權奴役漢民族的累累血債，喚醒了華夏人麻木的恥辱感和久違的民族自尊感。檄文的發布者是太平天國起義軍的二號人物東王楊秀清與三號人物西王蕭朝貴。

一年后，太平軍攻克南京，席卷南中國，建立起與清政府分庭抗禮的太平天國政權。清史《賊情匯纂》稱“金陵建都，精兵六十萬”。

此時一號人物洪秀全，開始發布另一篇祭祖雄文——《祭明太祖陵寢文》。文中，他以明太祖朱元璋“不肖子孫”自居，向500年前帶領漢民族復國的朱元璋匯報工作：

“昔以漢族不幸，皇綱覆墜，亂臣賊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國，遂使大地陸沈，中原板蕩。朝堂之地，行省之間，非復吾有，異族因得以盤據，靈秀之胄，雜以腥膻，種族淪亡，二百年矣。今藉吾皇在天之靈，默為呵護，君臣用命，百姓歸心，東南各省，次第收復。東南既定，指日北征，驅除異族，還我神州。”

此兩文前后問世，立刻在全國撒布開來：博得了廣大漢族人的同情，甚至左宗棠這樣的民間漢族精英人物也有意來投，清王朝政府遙遙欲墜，太平天國勝利碩果觸手可及。洪秀全做一把朱元璋二世，率領漢民族復國，大有希望。

但是，偏偏此時，湖南殺出另一支漢族武裝，為首者成為洪秀全一生的苦主。早在太平軍起事之初，他就組織民兵，演練湘勇，發誓絞殺這場起義。

此人就是曾國藩。當時漢族學者型官員的代表人物。

同族起義，他為何不幫同族幫外族？

答案就藏在20年前的一篇墓志銘中。

公元1844年即道光24年，僅為清國翰林院一講師的曾國藩，在給朋友亡妻所寫的悼詞《陳岱云妻墓志銘》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跡：

民各有天唯所治，燾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其柱茍頹無完瓦。

這段心跡，也可謂是曾國藩的精神寄托所在。在儒者國藩看來，三綱五常是中國大廈的正義擎天支柱，這根柱子倒了，大廈也將片瓦不存。而民族大義，卻可以避而不談了。

盡管就連當時的統治者都自稱“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雍正語，據《大義覺迷錄》），但曾國藩這些漢民族儒家學者，已經養成了“忠君”的習性，無論此君來自何方。這就是滿清統治中國二百年后的實情。“君臣大義”蓋過“民族大義”。與其說，這是一種奴性，不如說這是一種慣性。

想當年清兵入主中原，有著名的“剃發令”，強令漢人改為滿人衣冠。此“剃發令”的附言是“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說白了，就是“征服令”，不服者殺。有多少血性尚存的漢民族仁人志士，為了不留腦后強加的那根辮子或浴血奮戰，或遠走他鄉。明末著名學者朱之渝，為保留漢民族衣冠流亡日本，他遙望大陸，賦詩一首：

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

　　衣冠雖有先朝制，東海幡然認故國。

      廿年家國今何在？又報東胡設偽官。

　　起看漢家天子氣，橫刀大海夜漫漫。

然而，200年過去了，時間改變了一切，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已經習慣于這根先人被強加的辮子，甚至因為有人要剪掉這個辮子而感到痛心，一心為了保住這根辮子而浴血奮戰了。在心理學上，凡此之舉，視為大名鼎鼎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人質被綁匪劫持，卻和綁匪站到一起，與解救他的人作戰。不得不說，曾國藩的“君臣大義”，是一種病態的精神依賴，愿意并習慣于馴養體系下的“平衡”與“穩定”。

二

曾國藩打下南京，徹底絞殺太平天國后,被滿清皇室封為一等伯爵，聲望達到頂峰。于是，有人給曾國藩出了個大主意——讓他趁勢奪取天下，推翻滿人政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據說，這位漢族優秀知識分子，當時也確實想過推翻滿廷的事。但思來想去，結果卻是：主動向清廷上奏“裁軍”，表示“臣統軍太多，即擬裁撤三四萬人，以節靡費”。

這一請求自然得到了清廷批準。

事后，曾國藩與幾位幕僚閑談，煮酒論英雄。他說：“彭玉麟、李鴻章都是大才，為我所不及。”一個幕僚說：“各有所長，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國藩問：“你們以為我怎么樣？”眾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個管抄寫的后生，他插話道：“曾帥是仁德，人不忍欺。”眾人聽了，一齊拍手。曾國藩得意地說：“不敢當，不敢當。”后生告退，曾氏問：“此是何人？”幕僚告訴他：“此人是揚州人，入過學，家貧，辦事還謹慎。”曾國藩說：“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沒。”不久，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后，派這位后生去揚州任鹽運使。

 可見，這“仁德”乃至“人不忍欺”的評語還是點到了曾國藩的癢處，他很是受用。曾國藩給自己的定位，是賢人，而非民族英雄。

那么，這“賢”是怎樣一個“賢”？他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呢？

我們把鏡頭搖回19世紀六十年代、那場早于日軍八十年的南京大屠殺。

公元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結過長達十年的鏖戰，曾國藩的湘軍終于攻破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南京）。史料記載，湘軍進入天京后，見人就殺，見屋就燒。直殺得天京城內血流成河，尸體涌進長江，幾乎使江水不流。

史料記載：“金陵之役，伏尸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尸百萬，除了戰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這次屠殺最保守估計也應該在50萬人以上，時人所說的伏尸百萬也是有可能的。屠城對城市的毀壞程度也是歷史之冠。屠城、焚城后，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了。

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城最多有100萬人。但到光緒登基的1875年，人口還不到50萬。后來李鴻章署理兩江，認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復。

據傳，由于曾國藩在南京的屠殺手段殘暴，博得了“曾剃頭”的恐怖別名。當時南京小孩夜哭，媽媽說“曾剃頭來了”，小孩就立刻收聲。

而曾國藩的老對手，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早已于城破前夕服毒而死，可以說間接死于曾國藩之手。看著湘軍與太平軍這兩路漢軍殺得昏天黑地，不知北京紫禁城里的愛新覺羅及葉赫那拉那幫滿清權貴做何感慨，他們或許真是慶幸，天賜曾國藩這等“漢才”，挽大清狂瀾于既倒，滿人的政權得以再活五十年。

雖然慶幸，但他們對漢族官員的表揚，還是非常吝嗇的。太平天國風起云涌時，咸豐皇帝曾炫耀天下，許諾“收復江寧者封王”，而同治三年六月，湘軍事成，慈禧把持的朝廷卻閉口不提“封王”承諾，僅賜曾國藩一等侯爵。曾國藩兄弟對同族的瘋狂屠殺，沒有換來滿清皇室的半點垂愛，朝廷頒旨，以嚴厲口吻警告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等人，不可“驟勝而驕”，顯然這是打狗給主人看。

湘軍與滿清皇室的關系，在分享鎮壓太平天國的勝利成果時，一度驟然緊張起來，曾國藩有一種“卸磨殺驢”的心涼與不安，怎么辦？

八旗子弟雖然對外已經沒有戰斗力了，但在“內戰”上，八旗子弟的總代表滿清皇室較之中原漢族王朝，已經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當曾氏兄弟同太平軍作最后的決戰時，清廷已在天京四周布下重兵，蒙古悍將僧格林沁手握蒙古戰刀，虎視眈眈地盯著曾國藩的后脊背。

有人勸曾國藩做民族英雄的事就發生在這個階段。清史專家蕭一山對此做了描述，說曾國荃及其部下將領曾集體勸進曾國藩，來個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擁立曾國藩為帝。

此時的曾國藩，其內心五味雜陳。為滿清皇室服務卻遭歧視的屈辱感不斷涌上心頭。一年后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曾吐露心聲：“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當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而攻陷天京后，“部中新例甚多，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責備尤苛，措詞嚴厲，令人寒心。”

與其說滿人不信任漢人，不如說，滿漢之間本來就界線分明——在滿人打下的江山里，廣大漢民族是“戰利品”，沒有與滿人平起平坐的平等可言。

那么，竟然他們如此對待我們，我們為什么不能順勢起事，奪回漢家江山，做一回民族英雄，豈不大快人心？

人言從能力和才干而言，曾國藩比咸豐慈禧等高出一籌，打倒腐朽清廷或者形成南北對峙之局，綽綽有余。但是曾本人的自我估量卻沒有那么高。他沒有那么大的雄心，也沒有那么強的自信。

是起兵造反，還是殺羽自保？曾國藩選擇的是后路：殺羽自保。

在攻陷天京后，曾國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屠城。二就是裁軍。

隨后，曾國藩要做的事，是馬放南山，閉門寫書。此書就是令他平穩度過余生的《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家書到底是寫給誰看的？一般人認為，當然寫給家人看的。但是，并不需要過度解讀，明眼人看出，曾國藩家書的特定讀者，是滿清皇室。

這部書有兩個中心思想，一個是有型的，另一個是隱形的。

有型的思想是“修齊治平”，踐行儒家道統。

無形的思想是什么呢？這或許才是《家書》深意——通過向兒孫布道，曾國藩上傳一顆“忠心”于慈禧為首的滿清皇室：“奴才沒有野心，老佛爺不要殺我”。

看《曾國藩家書》，感覺這不是一個英雄抒懷, 更像是一個先生布道——自我精神的獨白。這是一種什么精神呢？此書“關鍵詞”，在曾國藩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盡現：“打掉牙齒和血吞。”這句話譯成白話就四個字：受氣，要忍。

  受誰的氣？忍誰的氣？怎么忍呢？

首先當然是至高無上的滿清皇室。甚至無故被皇帝責罵，也打掉牙齒往肚子里咽下去。咸豐四年，湘軍攻克武漢，朝廷賞賜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曾國藩上書向朝廷辭官，本以為咸豐皇帝會表揚一番，沒想到一道諭旨戳破老曾的假謙虛：“朕料汝必辭。” “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直接罵曾國藩好名，而且性質很嚴重。

  其次是滿清權貴的氣。曾國藩處處被地方清室大佬鄙視：“余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遭遇的都是唾罵，在京城被權貴罵，不能還嘴；在長沙被綠營兵罵，還是不能還嘴，還嘴就必死無疑；在江西籌集糧草，像叫花子一樣被人罵，又是不能還嘴。

  受了氣，說不得，只能“徐自圖強”，怎么才叫圖強？就是自籌資金練民兵，鎮壓同族起義，贏得滿清權貴的“信任”與“尊重”：

  “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

   “能速將江面肅清，蕩平此賊。”

曾國藩其志可嘆，其情可泯。作為漢民族優秀知識分子代表的曾國藩，與太平軍作戰時，表現了很“血性”的一面；但當回到朝廷后，卻露出了“溫服”的一面。這種精神底色，稱為“奴賢”“犬儒”并不為過。

但，這卻是其時大多數漢民族心向往之的精神狀態。

作為清人，僅從民族氣質來說，此時的漢民族出現了嚴重退化。在“滿人有累（資本），漢人無累”的社會環境下，廣大漢民族形成了極為猥瑣的氣質：膽怯、順從、卑躬屈膝，茍且偷安。曾經無比榮耀的華夏人品質，進一步被降低為“奴隸品格的集大成”。

自元清兩代，華夏被外族征服后，一些人總是津津樂道漢族漢化外族之功，而我以為，此功有些自欺欺人，應屬“精神勝利法”的一種。清兵入關，師從漢家儒教，但可曾改變滿清權貴統治壓迫漢民族的格局嗎？這好比一個家長向家丁學門手藝，但主與奴的關系依然沒有改變。作為師奴，有何沾沾自喜？

況且，剃發去服，初使為奴。這些到底還是漢化，還是胡化呢？

很多人欣賞將儒教濃縮為家規的《曾國藩家書》，但是太平天國的討胡檄文一語道破儒教對漢民族精神的雌化利害：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余萬，以五千余萬之眾，受制于十萬，亦孔之丑矣！

毋庸諱言，南宋以降，套上理學緊箍咒的儒教，以天理為據，大跳忠君舞，已經異變為精神閹割術，抽取了信眾的脊梁骨，令其失去了反抗精神和創造精神，而沒有骨頭的人物所表現的“才能”，是一種什么樣的“才能”？“無骨之才”只堪奴！世上恐怕再無第二個這樣的民族，對諸如曾國藩之類“無骨漢才”津津樂道，奴順得令人發冷。

三 

曾國藩死后22年，即公元1894年，孫中山組織興中會，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對于曾國藩對手洪秀全，孫中山給出了與世人截然不同的評價。

關于洪秀全，清末民初的政治精英大都持否定態度。但令人驚訝的是，作為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卻對洪秀全一直持肯定態度。

1902年，孫中山指導手下編撰《太平天國戰史》，欲使“洪門諸君子手此一編”。其目的是要利用其書作為“吾黨宣傳排滿的好資料”“揚漢之武功”，“俾讀者識……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

1905年以后，孫對太平天國的評價仍不乏贊揚。1907年，他在同盟會所辦《民報》上發表《哀太平天國》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國）之所志。”

可見，在孫中山革命初期，明擺著要做“洪秀全第二”。

同時，孫中山也尖銳地指出其不足。他認為，太平天國“只以驅除韃虜自任，此外無所轉移”。 1912年4月，孫于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后在同盟會會員餞別會上又說：“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他認為，太平天國“不懂外交”、“不北伐”、“讀書人不贊成”、“大家想做皇帝”，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引為政治革命的“前車之鑒”。

顯然，孫中山肯定的是洪秀全的民族精神，沒肯定洪秀全的信仰與政治訴求。如果將政治訴求與民族精神拆開說話，那么，前一個洪秀全應該否定，后一個洪秀全卻值得肯定。

作為被壓迫民族一份子，就民族血性而言，曾國藩不如洪秀全。

綜合 2022-01-09 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