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外籍教授:我在中國教授西方價值觀從未受到過政治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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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在國內看到貝淡寧教授的成名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時,小編想不到沒多久他就會來中國生活。上周日,小編剛在上海遇見貝教授。他坦言相告,社群主義在西方的傳統遠不如儒家中國。他喜歡中國人的政治關懷,寄希望于中國式的賢能政治。在本文中,他談及中國高校的開放氣氛與價值觀導向之間的有趣關系。本文4月16日原載紐約時報中文網,陳亦亭、許欣翻譯。】


沒人會對中國政府限制“西方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感到驚訝。但政府最近要求大學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并下令禁止“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對一些人來說可能就是新聞了。從表面上看,這種規定實屬荒謬。它意味著不僅要禁止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想,還要禁止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思想家的思想。


排斥西方價值觀影響的聲明,有悖于中國高等教育真實發生的情況。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反對外國干涉的運動反復出現,但有一種趨勢始終沒變:與西方大學之間的國際交流越來越多;在選拔和提升教授時,更加重視才能,政治意識形態考量減少;在文科教育中嘗試運用不同的模式。


當然,政府可以扭轉這些趨勢,但中國領導人清楚地知道,現代教育制度需要盡可能多地向外國學習。



以我為例,我在中國的頂尖高校之一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學理論已經有十多年了,但教室里的自由度依然會讓我感到驚喜。


我會經常性地討論政治上敏感的話題。如果嚴格執行官方的警告,我教的很多東西都屬于“違禁”類別。這學期,我們在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一開始就是他1989年的那篇名作。那篇文章宣稱,有關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已經以自由民主的勝利而告終。學生們像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學里一樣,說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我會盡可能以最正面的闡述,來講解偉大政治理論家的思想,并讓學生互相討論其優缺點。如果課堂上講的是密爾的《論自由》(On Liberty),我會盡可能為言論自由做出最好的辯護。如果課上介紹的是孔子的《論語》,我也會為和諧的價值觀做出同樣的努力。我會邀請中國和西方的知名思想家發表客座演講,不論他們持何種政治主張。好消息是,我的課堂幾乎從未受到過政治干預。


唯一的一次例外發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當時,我想教授一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但卻被告知這個想法不可取,因為我的解讀可能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人權和民主都可以,但馬克思主義不行。后來,我學會了繞開限制的辦法,就是在教授相關內容時,不要在課程名字中出現“馬克思主義”的字眼。


研究工作受到的挑戰則更大。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用英語發表著作和文章。但當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后,審查機構就會履行它們的職責。


較早前一本有關政治儒學崛起的書,原定于2008年出版,但我被告知由于北京將要舉行奧運會,這本書不能出版:全世界都在注視中國的時候,任何對中國當代政治稍加批評的內容都無法發表。2009年是現代中國成立60周年,因此這一年成為又一個“敏感”年。在2010年初,即將在上海舉行的世博會又為延期出版提供了借口。令我驚訝的是,這本書的確在2010年秋天,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短暫時期內得以出版。


近來,審查力度加強了。這次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展的反腐行動,該行動樹立了真正的敵人,他們很想削弱當前領導層的權威。因此,目前對政治出版物的限制比平時更嚴苛,無論是多么學術的內容。


我通過亞馬遜(Amazon)訂購的書籍在邊境遭到沒收。長期以來,我一直要通過虛擬專用網絡(VPN)才能打開《紐約時報》及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網站,但審查機構一直干擾VPN的使用。我那些精通科技的學生幫我繞過限制,但這是一個貓捉老鼠的游戲,而且貓變得越來越聰明。我的情緒幾乎直接隨著網絡狀況的好壞而變化,最近我經常感到非常低落。


我為了查找資料撰寫新書,經歷了非常艱難的過程,諷刺的是,這本書基本上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離開中國幾個月,搜集闡明觀點所需的網絡資料和被禁的中英文書籍。

貝淡寧與家人


有人會問我,為什么繼續留在這個受到諸多限制的學術環境中工作,這是一個好問題。我的家人有一半是中國人,我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此外,我在中國有很多非常棒的學生和同事。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文,確切地指出了另一個關鍵原因:無人爭論政治理想的世界可能是和平的,但卻是乏味的。中國并不乏味。


中國式的民主賢能政治,是自由民主體制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制度。我能親身體驗中國的試驗,對一個政治理論家來說,夫復何求?


即便如此,我還是支持大學保障言論自由。中國學術界普遍同意我的觀點:無論在公開場合說些什么,我沒有遇到一個在私底下也贊成審查學術作品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還是儒家學者。審查制度只會疏遠知識分子。

我自己的學生常說,政治改革應該在現有政治制度的基礎上開展。但他們越被禁止討論這些觀點,越是會不再抱幻想,從長期來看,這會帶來問題。我認為,開放只會讓中國的政治體制受益。


我有信心,限制最終會放松。然而我要承認,十年前的我甚至更有信心。


綜合 2022-01-09 18: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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